宋振江是坐夜班车到的镇上。

    车从县城出发,开了六个钟头,中间停了四站,上来的人比下去的多。

    车厢里闷,柴油味混着烟草味和汗酸味,座椅靠背松了,脑袋靠上去就往后仰。

    他没睡,手肘撑着车窗边的铁框,额头抵着玻璃,外头黑得什么都看不见,偶尔过一辆对面来的货车,车灯扫过来,一晃,又黑了。

    裤兜里那本黑皮夹子硌着大腿根。

    三天前,叔叔的电话打到县城出租屋。

    话筒那头声音压得低,捂着嘴说的。

    “振江,县检察院重新立案了,矿难的事,要找当年管账的谈话,你回来一趟,按叔教你的说——老矿长签的字,你不知情,叔给你兜着。”

    宋振江攥着话筒没接话。

    “听见没?”

    “叔,账本上有我的签字。”

    话筒那头静了三秒。

    “签字的事叔来处理。你就配合一下,完了就没事了。”

    “配合”。

    宋振江把话筒搁回去,坐在铁架床上,手指头扣着床沿的锈铁管子。

    他不傻。

    叔叔嘴上说兜着,意思是让他按编好的口供说,把瞒报工伤、做假账的事全推到死了的老矿长头上。

    老矿长去年冬天脑溢血走了,死人不会开口。

    可万一检察院不信呢?

    万一翻出那几本有他签名的支出明细呢?

    坐牢的就是他宋振江。

    叔叔不会出事,文件上干净净,经手的脏东西,全挂在“会计”名下。

    所以他兜里一直揣着那本黑皮夹子。

    真实的工时、出勤、每一次伤亡的日期和人名,铅笔记的,字小,一页挤四十多行。

    这东西是他的命。

    没有它,他就是叔叔手里的纸人,用完了烧掉。

    有了它,真查到他头上,他能把叔叔一块儿拉下水。

    同归于尽的牌。

    ---

    检察院的人约在镇政府见面,一间办公室,两个人,一男一女。

    男的四十出头,头发白了一片,脸上肉松,手里转着根圆珠笔。

    女的年轻些,三十左右,戴副眼镜,手里攥着本子记录。

    谈了一个半小时。

    问的都是账面上的事——

    “支出和实际工人数对不对得上”“伤亡报告谁签字的”“矿难赔偿金走的哪条账”。

    宋振江一条一条答。

    答的是叔叔教他的那套——“老矿长负责”“我只管记账”“数字是上头报给我的”。

    话从嗓子里挤出来,干巴巴的,他自己听着都假。

    那个年轻女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圆珠笔在本子上点了两下,没追问。

    谈完了,男的站起来跟他握手。

    “宋同志,今天先到这儿,后续可能还要再谈一次,你这段时间别离开镇上。”

    “别离开镇上”。

    宋振江出了镇政府大门,站在台阶上,日头打在脸上,四月的太阳已经有劲了,晒得额头发烫。

    他没回旅社。

    脚往东走了一段,过了镇街尾那个十字路口,上了通往老井村的土路。

    路面硬,车辙印子干在泥里,深浅浅。

    两边是光秃秃的田埂,远处山坡上有一层薄绿,看不真切。

    走了一里多地,到了岔路口。

    左边那条道绕着山脚走,再过两里就能进村,右边那条往坡上去,通采石场旧址。

    宋振江站在岔路口,帆布包带子勒着肩膀,手插在裤兜里,兜里那本黑皮夹子抵着手背。

    站了多久他自己不清楚。

    过年那几天——

    除夕夜她给他铺的大红碎花被褥,初四他给她缝的那只裂底鞋,针脚歪得没法看。

    走的那天早上他在窗台上放了二十块钱。

    二十块。

    他身上当时就剩那么多。

    后来呢?

    后来他回了县城,每天下了班坐在铁架床上,手里转着那本黑皮夹子,想的全是——

    她这会儿在干什么,面袋空了没有,灶膛里有没有火。

    想了三个月,一封信没写,一个口信没托。

    不是不想,是不敢。

    他算过——叔叔随时能翻脸,检察院随时能传唤。

    他拿什么去找她?拿一个随时可能坐牢的身子?

    可脚底下不听话。

    左脚迈出去了,踩在左边那条道上。

    三里路,走了不到半个时辰。

    进了村口,巷子安静,正午,家户在吃饭,空气里一股玉米粥的味。

    翠兰家在巷子深处,土墙比别家高半截。院门关着,外头一根木棍别着。

    宋振江站在门外。

    没敲门,没出声。

    门板是旧木头的,缝宽,能透光,他偏了偏脑袋,一只眼贴过去。

    院里拉了根麻绳,上晾着东西——一件灰褂子,两条旧裤子,几块碎布。

    最右边那头,挂着一件小褂子。

    很小。

    巴掌大,红底白花的,袖子短,身子也短,风一吹晃了两下。

    宋振江整个人僵住了。

    手从裤兜里抽出来,手指头张着,搭在门板上,没推,没敲,就那么贴着。

    木头被日头晒得温热,粗糙的纹路刮着指腹。

    他盯着那件小褂子。

    风又来了一阵,褂子在绳上转了半圈,露出里头的针脚——粗线,走得不匀,有两处歪了。

    不是买的,是手缝的。

    宋振江的手从门板上滑下来。

    他往后退了一步。

    又退了一步。

    脑子里全是乱的——

    几个月了?什么时候的事?是不是……

    算日子,从年三十到正月初七,他在炕上一直折腾她。

    如今四月,要是真怀了,也该显怀了。

    宋振江的手掌贴在门板上,木头被日头晒得发烫,可他掌心全是冷汗。

    他该怎么办?

    他走的时候身上就剩二十块钱,如今县里检察院天找他谈话,矿难的账本上还按着他的红指印。

    随时可能被人拎走,塞进铁窗户里头去,他连自己的命都兜不住,拿什么养活一个孩子?

    还有,万一……不是他的呢?

    他走了两个多月,翠兰一个人在这穷沟沟里,万一她为了口粮,找了别的男人?

    这念头一冒出来,心口里那根筋拧了一下,得他眼角直抽。

    宋振江站在门外,脑子里乱成一锅粥,太阳穴突地跳。

    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门里那个女人。

    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里头传来了动静。

    脚步声。

    很沉,很慢,一步一步蹭着地面,往门板这边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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