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医生说你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了,病更难治。你吃饭了,医生看不出来你饿。看不出来就以为你营养好,以为你营养好就给你用最好的药。药铺好了,你的病就好了。”

    “知道了,管家公。”苏晴又吃了两口,吃不下了,把杯子放在小桌上。

    火车减速了,车窗外出现高楼。一幢一幢的,玻璃幕墙反射着晨光,亮得晃眼。北京站到了。

    三个人拎着行李下车。站台上人多,人来人往,有接站的,有送站的,有拉客的。铁柱背着旅行袋,左手拉着苏晴,右手拎着表嫂的包。苏晴穿着厚外套,脖子上围着表嫂织的那条灰色围巾,围巾很长,在脖子上绕了两圈。表嫂跟在他们后面,手里提着保温桶,保温桶里还有没喝完的排骨汤。她没扔,想着到了北京热一热还能喝。

    苏晴站在站台上,看着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和江城差不多。一样的灰,一样的高,一样的有云。有的云厚,有的云薄,厚的那朵像一只绵羊,薄的那朵像被风吹散的棉絮。

    “铁柱,你说北京能治好我吗?”她的声音不大。

    “能。”铁柱握着她的手。“一定能。北京治不好,我们去上海。上海治不好,我们去广州。广州治不好,我们去国外。国外治不好,我们回家。回家我照顾你。你活着我照顾你,你活着就行了。”

    表嫂站在旁边,拎着包,看着他们。她的包很沉,保温桶里的汤已经不热了,她没倒掉。她把保温桶换到另一只手上,手心被勒出一道红印。

    “走吧,去医院。”她说。

    三个人走出火车站。阳光从头顶照下来,暖洋洋的。十一月的北京阳光不烫人,但亮。苏晴眯起眼睛,用手在额前搭了一个凉棚。她伸出手,阳光落在她的手背上,她的手背上有针眼,密密麻麻的,青紫一片。

    “北京的太阳,比江城大。”她把手缩回袖子里。

    “一样大。”铁柱说。“太阳是一样的,你看到的也是一个太阳。它离你近,你觉得大;离你远,你觉得小。它不远不近,一样大。”

    “不一样。”苏晴笑了笑。那笑容在阳光下很轻很淡。“北京的太阳,是救命用的。江城的太阳是过日子用的。过日子和救命不一样。过日子可以没有太阳,救命不能。救命需要在太阳下面,晒着,照着,暖着。暖着就不冷了,不冷了就不怕了,不怕了病就好得快。”

    铁柱没说话,但握紧了她的手。他的手大,她的手小,他把她的手包在掌心里。表嫂走在他们后面,看着他们的影子。影子投在地上,一长两短,长的在前面,短的在后面。她踩着他们的影子,一步一步地走。她在心里说——北京的太阳,也是我的太阳。我借你们的阳光。你们的阳光照着我,我就不冷了。不冷了就不怕了,不怕了就好过了。日子好过了,病就好了。

    他们的。她的。阳光是他们的,也是她的。她走在后面,她不抢,她只是跟着。跟在后面,踩着影子。影子会疼吗?不会。影子不是人,影子是光。光不会疼,人会疼。她疼了,不说了。说了他们担心,担心了分心,分心了病就好得慢。她不说,她走在后面。后面也有阳光。阳光不分前后,阳光照在前面的人也照在后面的人。她在后面也暖着。暖了好。她握了握自己的手,手心是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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