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前。
铁柱坐在绿皮火车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田野。
天刚蒙蒙亮，晨雾还没散，远处的村庄像一幅水墨画，模模糊糊的。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夹克，脚上一双解放鞋，裤腿上还沾着没洗干净的泥点子——出门太急，昨天晚上在田里干活沾的，没来得及搓。
一米八八的个头，在拥挤的车厢里显得有些局促，长手长脚不知道往哪放。对面的座位太窄，他的膝盖顶着前面的椅背，坐直了怕顶到别人的腰，缩着又憋屈。旁边放着一个蛇皮袋，红白蓝相间的那种，村里人进城都用这个。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两罐自家腌的咸菜，还有母亲塞给他的两百块钱。
那是家里大半年的积蓄。
母亲把钱塞进他手里的时候，手在抖。他知道那些钱是怎么来的——父亲吃药要钱，家里吃饭要钱，母亲一个人种地，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子儿。这二百块，是母亲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他没推，因为推了母亲会更难受。他只是把钱包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确认不会掉。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爷爷活着的时候常这么说。
铁柱现在才体会到这话的分量。
老人说“父母在，不远游”，可不远游，家里那三亩薄地能刨出什么名堂？就算把自己累死，一年到头也攒不下五百块。他必须走。
走的时候他没哭。不是不想哭，是不能哭。爷爷说过，“男人的眼泪比血贵，流了就捡不回来”。
车窗开着一道缝，初秋的风灌进来，带着田野里庄稼成熟的味道，还有火车特有的煤烟味。两种味道混在一起，像他此刻的心情——一半是对家乡的不舍，一半是对远方的向往。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
村子不大，从村头走到村尾用不了一根烟的功夫。他在那里活了十八年，以为自己会像父亲一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坐在这列火车上，去一个只在电视里见过的地方。
江城。省城。表哥信里说“遍地是黄金”的地方。
对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灰色夹克，脚边放着一个大皮箱，上面贴满了各地火车站的标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花花绿绿的，像一本打开的旅行日志。男人抽着两块钱一包的红梅烟，烟雾在车厢里弥漫，也不管旁边人受不受得了。
“小伙子，头一回出门？”男人主动搭话，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嗯，去江城投奔我表哥。”铁柱老实回答。
“江城好啊，遍地是黄金。”男人弹了弹烟灰，烟灰飘到过道上，被走过去的乘客带起一阵风，“我在那边做了五年生意了，只要肯吃苦，一个月千把块钱不成问题。”
铁柱眼睛一亮：“真能挣那么多？”
他在村里种地，一年到头也就攒下几百块。一个月一千块，对他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要是真能挣这么多，父亲的药钱就不用愁了，母亲也不用一个人扛那么多地。
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接话，手里拿着一本《家电维修入门》，封面都翻卷了：“别听他的，打工能有什么出息？要学门技术。我就是在江城学的家电维修，现在一个月一千二。”
“一千二？”铁柱又算了一笔账。
这数字比一千还多二百。二百块够母亲买多少药？够家里吃多少顿肉？他在心里默默算着，手指在大腿上比划。
“技术是铁饭碗，”眼镜年轻人推了推眼镜，一脸笃定，“出力气吃饭，老了怎么办？”
中年男人不乐意了，把烟头往地上一扔：“出力气怎么了？出力气不丢人。你有技术，我没技术，我还不是活了四十多年？”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起来。一个说“有力气就能吃饭”，一个说“没技术早晚被淘汰”。
铁柱听着，心里更乱了。
他有什么？他有力气。村里人都说他力气大，十五岁就能扛两百斤的麻袋。可他没技术。高中都没毕业，什么手艺都不会。去江城能干什么？搬砖？扛水泥？他倒是不怕吃苦，可万一像那个中年男人说的，“老了怎么办”？
想着想着，铁柱摸了摸口袋里那本皱巴巴的高二课本。
辍学那天，班主任王老师特意骑了十里路的自行车来家里劝他。“铁柱这孩子有潜力，考大学有希望，”王老师对母亲说，嗓门大得半个村子都能听见，“再坚持一年，哪怕考个大专，也比现在就出去打工强。”
母亲的眼眶红了，看了看躺在床上的父亲，又看了看铁柱，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没说出来。
铁柱当时说了句：“王老师，我不念了。”
就这么简单。五个字，把他念了十一年的书划上了句号。不是不想念，是念不起了。父亲的药费、母亲的白发、家里那间漏雨的瓦房——哪一样都比他的大学梦重。梦想这种东西，在现实面前轻得像一片羽毛，风一吹就没了。
王老师走的时候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说什么。那一下拍得很重，铁柱的肩膀都麻了。
铁柱把那本皱巴巴的高二课本塞了回去，摸了摸，又塞了塞，好像把一段没能过去的坎也一起塞进了口袋。
半个月前，他还在田里割稻子，镰刀磨得锃亮，一刀下去，稻秆齐刷刷地倒。
母亲在田埂上喊他，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柱子——你表哥——来信了——”
信是表哥张建国写的。歪歪扭扭的字，有些地方涂改了，还有些地方写了又划掉，像他这个人一样不修边幅。大意是——他在江城混得不错，开了个旅行，让铁柱来投奔他，管吃管住，工作包在他身上。
“旅行”是什么？铁柱不太懂。表哥初中没毕业就闯社会了，这些年不知道在干什么，逢年过节也不怎么回来。但他信里那句“管吃管住”，让铁柱没法拒绝。
母亲读完信，眼圈红了：“建国这孩子，从小调皮，没想到现在出息了。”
她管“调皮”叫“不省心”，管“出息了”叫“能赚钱了”。在母亲眼里，表哥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上树掏鸟窝摔断胳膊，下河摸鱼差点淹死，在学校打架叫家长叫到老师都烦了。可那些都是小时候的事，也许人会长大，会变好，会像信里写的那样“混得不错”。
父亲躺在床上咳嗽了一声，等那阵咳过去才开口：“柱子，去城里闯闯吧，别像你爹，一辈子窝在山沟里。”
铁柱点头，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在城里站稳脚跟，让爹妈过上好日子。
他没说出来。有些话说出来就不灵了，这是村里的老规矩。
“江城站到了！江城站到了！”
列车员扯着嗓子喊，声音从车厢这头传到那头，又被车轮的“况且”声切得断断续续。
铁柱回过神，拎起蛇皮袋，跟着人流往车门挤。中年男人拍了拍他肩膀：“小伙子，祝你好运。”铁柱点点头，下了火车。
一脚踩上月台，他整个人愣住了。
巨大的车站候车楼，灰白色的墙，高得他要仰头才能看到顶。广场上人山人海，像赶集但比赶集大了不知多少倍。五颜六色的广告牌，花花绿绿的，写着他不认识的牌子——有些认识，有些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住宿！住宿！十块钱一晚！”
“地图地图，江城旅游地图！”
“大哥，要小姐不？”
有人凑过来小声问，声音压得极低，像是在说什么秘密。铁柱没听懂“小姐”什么意思，但看那人鬼鬼祟祟的样子，直觉告诉他不是什么好事。他赶紧躲开，脚步快得像被人追。
他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的楼，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第一次闻到空气中混合着尾气和食物香味的气息。那味道说不上好闻，但很复杂，像是这座城市本身的味道——什么都有，什么都混在一起，分不清是香是臭。
广场上到处都是人。
扛着编织袋的民工，和他们身后的城市一样灰头土脸，但眼睛里都有光。拎着皮箱的商人，行色匆匆，皮鞋踩在地上“哒哒”响。背着书包的学生，三五成群，说说笑笑。还有穿着时髦的年轻男女，衣服的颜色铁柱在村里从没见过——荧光绿、电光紫、亮橘色，扎眼的很。
一个烫着卷发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穿着紧身连衣裙，裙摆短得只到大腿中段，高跟鞋“哒哒”地敲着地砖。
铁柱赶紧移开目光。
脸有点发烫。
他在村里从没见过这样穿的女人。村里女人也穿裙子，但都是到小腿的碎花裙，宽松的，风一吹也不怎么飘。这种裙子——他形容不上来，只觉得多看一眼就会脸红。他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解放鞋，鞋头已经磨得发白了。
铁柱找到车站广场上的大钟，时针指向九点半。
铁皮做的大钟，嵌在候车楼的外墙上，白色表盘黑色数字，秒针一下一下地跳。铁柱盯着看了几秒，觉得这东西像城里人的心脏——永远在走，永远不歇。
表哥在信里说会来接他，让他等在出站口。
他站在出站口旁边，把蛇皮袋放在脚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信纸。信纸叠成小块，边角都磨毛了，上面是表哥的地址和bp机号码。地址写的是“江城xx区xx路xx号”，他认不全，有几个字表哥写得像天书。号码倒是写得清楚，一笔一划的。
他四处张望。
没看到表哥的影子。
等了一会儿，他把信纸叠好放回口袋，又摸了摸。
等了半小时。
再摸。
等了一小时。
再摸。
等了一个半小时。
口袋里那二百块钱还在，信纸还在。可表哥呢？
太阳越升越高，从候车楼后面爬到楼顶，又从楼顶
铁柱坐在绿皮火车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田野。
天刚蒙蒙亮，晨雾还没散，远处的村庄像一幅水墨画，模模糊糊的。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夹克，脚上一双解放鞋，裤腿上还沾着没洗干净的泥点子——出门太急，昨天晚上在田里干活沾的，没来得及搓。
一米八八的个头，在拥挤的车厢里显得有些局促，长手长脚不知道往哪放。对面的座位太窄，他的膝盖顶着前面的椅背，坐直了怕顶到别人的腰，缩着又憋屈。旁边放着一个蛇皮袋，红白蓝相间的那种，村里人进城都用这个。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两罐自家腌的咸菜，还有母亲塞给他的两百块钱。
那是家里大半年的积蓄。
母亲把钱塞进他手里的时候，手在抖。他知道那些钱是怎么来的——父亲吃药要钱，家里吃饭要钱，母亲一个人种地，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子儿。这二百块，是母亲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他没推，因为推了母亲会更难受。他只是把钱包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确认不会掉。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爷爷活着的时候常这么说。
铁柱现在才体会到这话的分量。
老人说“父母在，不远游”，可不远游，家里那三亩薄地能刨出什么名堂？就算把自己累死，一年到头也攒不下五百块。他必须走。
走的时候他没哭。不是不想哭，是不能哭。爷爷说过，“男人的眼泪比血贵，流了就捡不回来”。
车窗开着一道缝，初秋的风灌进来，带着田野里庄稼成熟的味道，还有火车特有的煤烟味。两种味道混在一起，像他此刻的心情——一半是对家乡的不舍，一半是对远方的向往。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
村子不大，从村头走到村尾用不了一根烟的功夫。他在那里活了十八年，以为自己会像父亲一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坐在这列火车上，去一个只在电视里见过的地方。
江城。省城。表哥信里说“遍地是黄金”的地方。
对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灰色夹克，脚边放着一个大皮箱，上面贴满了各地火车站的标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花花绿绿的，像一本打开的旅行日志。男人抽着两块钱一包的红梅烟，烟雾在车厢里弥漫，也不管旁边人受不受得了。
“小伙子，头一回出门？”男人主动搭话，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嗯，去江城投奔我表哥。”铁柱老实回答。
“江城好啊，遍地是黄金。”男人弹了弹烟灰，烟灰飘到过道上，被走过去的乘客带起一阵风，“我在那边做了五年生意了，只要肯吃苦，一个月千把块钱不成问题。”
铁柱眼睛一亮：“真能挣那么多？”
他在村里种地，一年到头也就攒下几百块。一个月一千块，对他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要是真能挣这么多，父亲的药钱就不用愁了，母亲也不用一个人扛那么多地。
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接话，手里拿着一本《家电维修入门》，封面都翻卷了：“别听他的，打工能有什么出息？要学门技术。我就是在江城学的家电维修，现在一个月一千二。”
“一千二？”铁柱又算了一笔账。
这数字比一千还多二百。二百块够母亲买多少药？够家里吃多少顿肉？他在心里默默算着，手指在大腿上比划。
“技术是铁饭碗，”眼镜年轻人推了推眼镜，一脸笃定，“出力气吃饭，老了怎么办？”
中年男人不乐意了，把烟头往地上一扔：“出力气怎么了？出力气不丢人。你有技术，我没技术，我还不是活了四十多年？”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起来。一个说“有力气就能吃饭”，一个说“没技术早晚被淘汰”。
铁柱听着，心里更乱了。
他有什么？他有力气。村里人都说他力气大，十五岁就能扛两百斤的麻袋。可他没技术。高中都没毕业，什么手艺都不会。去江城能干什么？搬砖？扛水泥？他倒是不怕吃苦，可万一像那个中年男人说的，“老了怎么办”？
想着想着，铁柱摸了摸口袋里那本皱巴巴的高二课本。
辍学那天，班主任王老师特意骑了十里路的自行车来家里劝他。“铁柱这孩子有潜力，考大学有希望，”王老师对母亲说，嗓门大得半个村子都能听见，“再坚持一年，哪怕考个大专，也比现在就出去打工强。”
母亲的眼眶红了，看了看躺在床上的父亲，又看了看铁柱，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没说出来。
铁柱当时说了句：“王老师，我不念了。”
就这么简单。五个字，把他念了十一年的书划上了句号。不是不想念，是念不起了。父亲的药费、母亲的白发、家里那间漏雨的瓦房——哪一样都比他的大学梦重。梦想这种东西，在现实面前轻得像一片羽毛，风一吹就没了。
王老师走的时候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说什么。那一下拍得很重，铁柱的肩膀都麻了。
铁柱把那本皱巴巴的高二课本塞了回去，摸了摸，又塞了塞，好像把一段没能过去的坎也一起塞进了口袋。
半个月前，他还在田里割稻子，镰刀磨得锃亮，一刀下去，稻秆齐刷刷地倒。
母亲在田埂上喊他，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柱子——你表哥——来信了——”
信是表哥张建国写的。歪歪扭扭的字，有些地方涂改了，还有些地方写了又划掉，像他这个人一样不修边幅。大意是——他在江城混得不错，开了个旅行，让铁柱来投奔他，管吃管住，工作包在他身上。
“旅行”是什么？铁柱不太懂。表哥初中没毕业就闯社会了，这些年不知道在干什么，逢年过节也不怎么回来。但他信里那句“管吃管住”，让铁柱没法拒绝。
母亲读完信，眼圈红了：“建国这孩子，从小调皮，没想到现在出息了。”
她管“调皮”叫“不省心”，管“出息了”叫“能赚钱了”。在母亲眼里，表哥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上树掏鸟窝摔断胳膊，下河摸鱼差点淹死，在学校打架叫家长叫到老师都烦了。可那些都是小时候的事，也许人会长大，会变好，会像信里写的那样“混得不错”。
父亲躺在床上咳嗽了一声，等那阵咳过去才开口：“柱子，去城里闯闯吧，别像你爹，一辈子窝在山沟里。”
铁柱点头，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在城里站稳脚跟，让爹妈过上好日子。
他没说出来。有些话说出来就不灵了，这是村里的老规矩。
“江城站到了！江城站到了！”
列车员扯着嗓子喊，声音从车厢这头传到那头，又被车轮的“况且”声切得断断续续。
铁柱回过神，拎起蛇皮袋，跟着人流往车门挤。中年男人拍了拍他肩膀：“小伙子，祝你好运。”铁柱点点头，下了火车。
一脚踩上月台，他整个人愣住了。
巨大的车站候车楼，灰白色的墙，高得他要仰头才能看到顶。广场上人山人海，像赶集但比赶集大了不知多少倍。五颜六色的广告牌，花花绿绿的，写着他不认识的牌子——有些认识，有些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住宿！住宿！十块钱一晚！”
“地图地图，江城旅游地图！”
“大哥，要小姐不？”
有人凑过来小声问，声音压得极低，像是在说什么秘密。铁柱没听懂“小姐”什么意思，但看那人鬼鬼祟祟的样子，直觉告诉他不是什么好事。他赶紧躲开，脚步快得像被人追。
他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的楼，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第一次闻到空气中混合着尾气和食物香味的气息。那味道说不上好闻，但很复杂，像是这座城市本身的味道——什么都有，什么都混在一起，分不清是香是臭。
广场上到处都是人。
扛着编织袋的民工，和他们身后的城市一样灰头土脸，但眼睛里都有光。拎着皮箱的商人，行色匆匆，皮鞋踩在地上“哒哒”响。背着书包的学生，三五成群，说说笑笑。还有穿着时髦的年轻男女，衣服的颜色铁柱在村里从没见过——荧光绿、电光紫、亮橘色，扎眼的很。
一个烫着卷发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穿着紧身连衣裙，裙摆短得只到大腿中段，高跟鞋“哒哒”地敲着地砖。
铁柱赶紧移开目光。
脸有点发烫。
他在村里从没见过这样穿的女人。村里女人也穿裙子，但都是到小腿的碎花裙，宽松的，风一吹也不怎么飘。这种裙子——他形容不上来，只觉得多看一眼就会脸红。他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解放鞋，鞋头已经磨得发白了。
铁柱找到车站广场上的大钟，时针指向九点半。
铁皮做的大钟，嵌在候车楼的外墙上，白色表盘黑色数字，秒针一下一下地跳。铁柱盯着看了几秒，觉得这东西像城里人的心脏——永远在走，永远不歇。
表哥在信里说会来接他，让他等在出站口。
他站在出站口旁边，把蛇皮袋放在脚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信纸。信纸叠成小块，边角都磨毛了，上面是表哥的地址和bp机号码。地址写的是“江城xx区xx路xx号”，他认不全，有几个字表哥写得像天书。号码倒是写得清楚，一笔一划的。
他四处张望。
没看到表哥的影子。
等了一会儿，他把信纸叠好放回口袋，又摸了摸。
等了半小时。
再摸。
等了一小时。
再摸。
等了一个半小时。
口袋里那二百块钱还在，信纸还在。可表哥呢？
太阳越升越高，从候车楼后面爬到楼顶，又从楼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