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话:凶手】

    吴渭抱着女儿回到柳镇的时候,是1987年夏天。

    柳镇火车站的站台还是那么短,几间低矮的平房,上面架着“柳镇站”三个大字,红漆褪了色。吴渭把帆布旅行袋挎在肩上,另一只手抱着女儿,站在站台上四下看了看。

    三年了,柳镇没什么变化。但他变了,他不再是那个穿铁路制服的司机学徒了。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皮肤晒得黝黑,肩膀比以前宽了些,但背没以前那么直了,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弯了。

    女儿趴在他肩头,脸埋在他脖子里。她穿着一件碎花裙子,扎着两条细细的辫子,辫梢用红色的毛线扎着,是她奶奶给扎的。她手里抱着一个旧布娃娃,娃娃的胳膊脱了线,露出里面的棉絮。

    老孙在出站口等着。他穿着铁路制服,没有戴帽子,头发比两年前白了很多。看到吴渭走过来,他迎上去,伸手接过那个帆布旅行袋。小女孩从吴渭的肩头微微偏过脸。老孙看着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她的小手。她缩了一下,又伸出来,牵住了老孙的手。

    吴渭轻声对女儿说:“叫爷爷。”

    小女孩用羞怯但甜蜜的声音叫了声:“爷爷。”

    “哎。”老孙答应着,眼眶有些泛红,“走,回家吧。”

    老孙帮吴渭租了房子,在柳镇西边,一室一厅,厨房小得只能转开一个人。吴渭把女儿的床放在卧室里,自己睡在客厅的行军床。

    老孙每个月都来,每次都会带一些菜、水果、小孩的衣服。有时候带一个纸箱子,里面装着几本旧画册,是他在旧书摊上买的。他把画册递给小女孩,指着上面的图案对她说:“这是房子,这是树,这是花,这是鸟。”她点点头,嘴角弯了一下。

    老孙看着她,想起自己的女儿,那个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的孩子。如果她还活着,也该有三十多了。

    文杉那几年在单位里当会计。他每天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工作不出错,也不出彩。他话很少,比以前更少了。

    有一天夜里,温佩君起来上厕所,看到文杉房间的灯还亮着。她透过门缝,看到文杉坐在书桌前,低着头,在翻什么东西。他翻得很认真,一页一页的,像是在找什么。桌上摊着好几本旧书和泛黄的报纸。温佩君没有敲门,她站了一会儿,悄悄走开了。

    在吴渭回到柳镇的那个夏天,文杉通过单位的一个同事,弄到了一份柳镇铁路分局1984年的内部事故通报。通报里详细记录了6月27日晚徐东海死亡的事故经过,包括当事司机的陈述、现场勘查记录。

    记录里写得很清楚,案发的车次是0:30那班,兰州经由柳镇往乌鲁木齐的货列,这是真正轧死徐东海的车。他和吴渭走了之后,这趟车才来,中间隔了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足够徐东海从醉酒中醒来,自己离开铁道,或者,足够另一个人杀死徐东海。文杉确认了一件事——凶手另有其人。不是他和吴渭,是第三个人。

    有一次,文杉被单位派去参加一次联谊会。说是联谊会,其实就是变相的内部相亲,铁路系统好几个单位的单身青年凑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文杉不想去,但温佩君劝他去。

    “文杉啊,你也工作两三年了,你得认识点儿新朋友,你得把那些……旧事,忘掉。”

    文杉没有反驳,去了。

    联谊会在柳镇电影院,文杉上高中的时候,来这儿做过检票员。没有电影放映的时候,这里就是各单位文艺汇演的地方。

    联谊会当天,放映厅里腾出一片空地。拉了几条彩带,从这头扯到那头,松松垮垮地垂着。墙角堆着一套音响,两个大音箱立在两侧,正播放着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火热的气息把整个大厅灌得满满的。

    灯泡上蒙了彩纸,光就变成了红的、蓝的、紫的,落在地上,落在人们身上,像一层薄薄的、会流动的糖果纸。有人在跳舞,有人在聊天,有人在哈哈大笑,空气里有股橘子汽水的甜味。

    文杉坐在角落里,不太想跟人说话。他的目光越过那些晃动的人影,落在墙上那张褪了色的电影海报上。那是《城南旧事》的海报,纸角翘起来了,被风吹得一起一伏。

    他默默想着,这部电影我看过多少遍来着?八遍?也许有十遍。

    一个穿警服的年轻人坐到了文杉身边,他比文杉早到一会儿,刚跟一个姑娘跳了一曲,出了汗,解开了领口的扣子。他端起汽水瓶喝了一大口,打了个嗝,放下瓶子,转过头看了文杉一眼。

    “你怎么不去跳舞?”他问。

    “我不会跳。”文杉说。

    “我也不会,瞎蹦呗。”年轻警察笑了一声,从桌上的搪瓷盘里抓了一把瓜子,递给文杉几颗。“你是哪个单位的?”

    “车务段。”

    “哪个科室啊?”

    “财务科。”

    “哦,那你是会计?那好啊,会算账。”年轻警察磕了一颗瓜子,转过头看着文杉。灯光把他的脸照得忽红忽蓝,他的眼睛不大,但眉毛很浓。“我的管片儿就在你们那片,柳镇东边那一带。”

    文杉没有接话。

    “你们财务是不是挺忙的?”年轻警察问。

    “还行,月底月初会忙一些。”

    “那是,我们派出所也是,一到月底报表也多。不过比你们强,我们还能出来跑跑,你们整天坐办公室,腿都坐细了。”年轻警察说着,把腿伸了伸,像是在展示他并没有坐细的腿。

    文杉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有些涩。

    “你当警察几年了?”

    “三年多了,分来柳镇就一直在派出所。你呢?在柳镇待了多少年?”

    “我从小就在这里。”

    “那你是老柳镇了。”邱警察眼睛转了转,像是想起了什么。

    “对了,你听说过以前柳镇铁中那个案子吗?一个老师被火车轧死了,大概是三年前的事。”

    文杉的手指微微顿了一下,稳了稳手中的茶杯。

    “听说过。”

    年轻警察把瓜子壳放下,声音压低了半度。“那案子挺蹊跷的。我跟你说,当时我跟着师父去的时候,那人早不行了,就躺在铁轨边上。我那会儿刚分来,啥也不懂,就跟着师傅记笔录。后来听师傅跟法医嘀咕,说死者不像是单纯的醉酒卧轨。那意思,可能是先被人捂死,再放上铁轨的。”

    文杉没有说话,他把茶杯放到桌上,手指慢慢松开。

    “你猜怎么着?”年轻警察的语气变得更低,好像在讲一个不能声张的秘密。“领导去找家属,建议尸检,但他老婆不同意,说‘老徐就是爱喝酒,喝多了迟早出事’。既然家属不追究,这事就按意外结了。我师父当时还嘀咕了几句,说‘这老婆也太冷血了’。”

    “被人捂死?”文杉终于开口了,强忍住声音里的颤抖。

    “对,我师父是老警察,有经验,他说那人不像是自己喝醉了躺上去的,是被人弄晕了擡上去的。”年轻警察说到这里,摇了摇头,“不过后来也没查出来是谁,家属也不配合,案子就搁下了。”

    文杉没有说话,盯着《城南旧事》的海报,故作镇静。

    “你说这人啊,怎么说死就死了呢。”年轻警察感叹了一句,又端起汽水瓶喝了一口。“不过从那以后,我就没接触过什么大案子了,都是一些邻里纠纷,小偷小摸的。”

    文杉垂下目光,落在自己放在桌上的手指上,那几根指节比平时更白一些。

    “对了,你叫什么?”年轻警察问。

    “于文杉。你呢?”

    “我叫邱磊,叫我小邱就行。”邱磊拍了拍手,站起来。“我去倒杯水,你要不要?”

    “不要,谢谢。”

    邱磊端着搪瓷缸子走了。文杉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彩色的灯光落在他的肩膀上,没有温度。

    他想起了那本笔记本。那是崔晓燕的数学笔记本,蓝色封皮,里面有几页写满了“徐东海”名字,又被狠狠划掉。他从她的桌斗里,偷偷拿走了那本笔记本。

    得知崔晓燕自杀后,有一个晚上,他骑着自行车去了苇子峡。他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把车停在村口的老榆树下,走到崔晓燕家门前。院门关着,他没有敲门,蹲下来,把笔记本从门下面的缝隙里塞了进去。他听到笔记本落在院子的地上,发出一声闷响。

    他站起来,推起自行车,骑上了回柳镇的路。他没有回头。

    他想,崔剑武拿起了那本笔记本,翻开它。他看懂了。

    过了几天,文杉又偷偷去了一次苇子峡。

    他骑了四十分钟的车,到了崔晓燕家门前。院门开着,一个男孩在院子里劈柴。文杉认得,他就是崔晓虎,他比三年前长大了一些,看起来像个大男孩了,胳膊上已经有了肌肉的线条。

    崔晓虎听到脚步声,擡起头,认出了文杉。

    “你是……你以前来过我家?”

    “嗯,我是你姐姐的同学。”文杉犹豫了一下,在柴堆旁边蹲下来,帮他捡起散落的木柴。“你叫崔晓虎,对吧?我想问你一些事。”

    崔晓虎没有说话,把斧头靠在柴堆上,在台阶上坐下来。

    “你问吧。”

    “你姐去世后,你爸……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崔晓虎沉默了很久,盯着文杉的脸看,像是想看穿他的用意。

    “我爸每天晚上都出去。我睡着了,他走。我醒了,他还没回来。我问他去哪儿了,他不理我。”

    “你有没有发现他身上有什么……”文杉斟酌着措辞,“伤?或者不正常的地方?”

    崔晓虎想了想,“有一天早上我去上学,看到他在院子里打了盆水擦身。我看到他肩膀上有血痕,像是被人用指甲挠的。我问他是怎么伤的,他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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