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北面
离开渭河之后我们折返了一段路，在那个岔路口拐上了往北的路。路况比来的时候更差，柏油早就剥干净了，只剩下压实的碎石子，车轮碾过去嘎吱嘎吱响。孙铁柱的皮卡在前面，车斗颠得哐啷哐啷的，后排那些工具碰来碰去，一路没停过。
钱红缨坐在副驾驶上，手里捧著那幅描下来的图，但没怎么看。她大部分时候都是把图摊在腿上，低头盯着，目光却不落在图上，像在想别的事。我坐在后排，从后面能看到她的侧脸，下巴绷著，嘴唇抿成一条线。
“你在想什么？”我问。
她过了一会儿才开口：“我爷爷那本日记。‘渭水南岸’四个字写在那一页的上方，下面的内容全部划掉了。但划掉之前他写了多少，我不确定。可能只有一行，也可能写了好几行。”
“划掉的东西能看出来吗？”
“看不出来。他用毛笔划的，墨很浓，来回涂了好几遍，纸都破了。我试过对着光看，透过去也看不清，背面全糊了。”
“那除了‘渭水南岸’，他还留了什么？”
“留了一句话。”钱红缨说，“就在那一页的最下面，划掉的东西下面，隔了两行空白，他写了一句：‘北面还有。’”
赵大伟在后视镜里看了一眼，没说话。
“‘北面还有’——说的是北面还有一处？”我问。
“应该是。”钱红缨把图折起来放回外套内袋，“渭河以南是南岸，他去了南岸。然后他在北面又写了一句。所以他应该是去了两个地方，南岸一处，北面一处。”
“北面是哪里？”
“不知道。他写的是‘北面’，不是地名。可能他自己也没弄清楚那是什么地方，只是到了那里，看到了什么东西，然后记下来了。”
车开了大约两个钟头，路两边从开阔的庄稼地慢慢变成了土丘和沟壑。土是黄的，干得发白，沟底长著矮小的荆棘，叶子灰扑扑的，风吹过去纹丝不动。又开了一阵子，前面出现了一个村子，不大，二三十户人家，房子都是土坯的，屋顶盖著灰瓦，有的瓦片已经碎了，露出黑漆漆的屋梁。
孙铁柱在村口停了车。他下了车站在路边，面朝村子看了一会儿，然后朝我们招了一下手。赵大伟停好车也下去了，我跟着下去，钱红缨最后。
村口蹲著一个老头，穿着灰布褂子，手里拿着一根旱烟杆，正在往烟锅里按烟丝。看到我们几个生人从车上下来，他抬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动作没停。孙铁柱走上去问他能不能在村里歇个脚，老头点了点头，用旱烟杆朝村尾的方向指了指，说那边有个空院子，以前是供销社，早就关门了，门没锁。
我们沿着村子里的土路往里走。路不宽，两边是土墙，墙上爬著干枯的藤蔓，风一吹就簌簌落灰。村尾确实有一间院子，门敞着，里面有一排平房，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几块，但屋顶还在。孙铁柱推门进去看了看，出来说能住。
钱红缨没有进屋。她站在院子门口，往北面看。
“你爷爷说的‘北面’，”我走到她旁边，“可能就是那边。”
“嗯。”她说，“过了那道山梁，后面是什么，地图上没有。”
那天夜里我们住在那间废弃的供销社里。孙铁柱把后斗里的睡袋搬出来铺在地上，赵大伟坐在门槛上，面朝北面，一声不吭。我睡不着，从帆布包里翻出爷爷的笔记，从头到尾又翻了一遍。翻到中间画著镇蛟印的那一页，光线太暗，看不清楚，我点了一根蜡烛放在旁边。烛火摇摇晃晃的，照得纸页上的字忽明忽暗。我翻到最后一页，“还有六处”那四个字还是那样，潦草，匆忙。我合上笔记本，吹了蜡烛。窗外的夜色里，那道山梁的轮廓隐约可见，像一道长长的脊背趴在地面上，一动不动。
离开渭河之后我们折返了一段路，在那个岔路口拐上了往
北的路。路况比来的时候更差，柏油早就剥干净了，只剩下压实的碎石子，车轮碾过去嘎吱嘎吱响。孙铁柱的皮卡在前面，车斗颠得哐啷哐啷的，后排那些工具碰来碰去，一路没停过。
钱红缨坐在副驾驶上，手里捧著那幅描下来的图，但没怎么看。她大部分时候都是把图摊在腿上，低头盯着，目光却不落在图上，像在想别的事。我坐在后排，从后面能看到她的侧脸，下巴绷著，嘴唇抿成一条线。
“你在想什么？”我问。
她过了一会儿才开口：“我爷爷那本日记。‘渭水南岸’四个字写在那一页的上方，下面的内容全部划掉了。但划掉之前他写了多少，我不确定。可能只有一行，也可能写了好几行。”
“划掉的东西能看出来吗？”
“看不出来。他用毛笔划的，墨很浓，来回涂了好几遍，纸都破了。我试过对着光看，透过去也看不清，背面全糊了。”
“那除了‘渭水南岸’，他还留了什么？”
“留了一句话。”钱红缨说，“就在那一页的最下面，划掉的东西下面，隔了两行空白，他写了一句：‘北面还有。’”
赵大伟在后视镜里看了一眼，没说话。
“‘北面还有’——说的是北面还有一处？”我问。
“应该是。”钱红缨把图折起来放回外套内袋，“渭河以南是南岸，他去了南岸。然后他在北面又写了一句。所以他应该是去了两个地方，南岸一处，北面一处。”
“北面是哪里？”
“不知道。他写的是‘北面’，不是地名。可能他自己也没弄清楚那是什么地方，只是到了那里，看到了什么东西，然后记下来了。”
车开了大约两个钟头，路两边从开阔的庄稼地慢慢变成了土丘和沟壑。土是黄的，干得发白，沟底长著矮小的荆棘，叶子灰扑扑的，风吹过去纹丝不动。又开了一阵子，前面出现了一个村子，不大，二三十户人家，房子都是土坯的，屋顶盖著灰瓦，有的瓦片已经碎了，露出黑漆漆的屋梁。
孙铁柱在村口停了车。他下了车站在路边，面朝村子看了一会儿，然后朝我们招了一下手。赵大伟停好车也下去了，我跟着下去，钱红缨最后。
村口蹲著一个老头，穿着灰布褂子，手里拿着一根旱烟杆，正在往烟锅里按烟丝。看到我们几个生人从车上下来，他抬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动作没停。孙铁柱走上去问他能不能在村里歇个脚，老头点了点头，用旱烟杆朝村尾的方向指了指，说那边有个空院子，以前是供销社，早就关门了，门没锁。
我们沿着村子里的土路往里走。路不宽，两边是土墙，墙上爬著干枯的藤蔓，风一吹就簌簌落灰。村尾确实有一间院子，门敞着，里面有一排平房，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几块，但屋顶还在。孙铁柱推门进去看了看，出来说能住。
钱红缨没有进屋。她站在院子门口，往北面看。
“你爷爷说的‘北面’，”我走到她旁边，“可能就是那边。”
“嗯。”她说，“过了那道山梁，后面是什么，地图上没有。”
那天夜里我们住在那间废弃的供销社里。孙铁柱把后斗里的睡袋搬出来铺在地上，赵大伟坐在门槛上，面朝北面，一声不吭。我睡不着，从帆布包里翻出爷爷的笔记，从头到尾又翻了一遍。翻到中间画著镇蛟印的那一页，光线太暗，看不清楚，我点了一根蜡烛放在旁边。烛火摇摇晃晃的，照得纸页上的字忽明忽暗。我翻到最后一页，“还有六处”那四个字还是那样，潦草，匆忙。我合上笔记本，吹了蜡烛。窗外的夜色里，那道山梁的轮廓隐约可见，像一道长长的脊背趴在地面上，一动不动。
钱红缨坐在副驾驶上，手里捧著那幅描下来的图，但没怎么看。她大部分时候都是把图摊在腿上，低头盯着，目光却不落在图上，像在想别的事。我坐在后排，从后面能看到她的侧脸，下巴绷著，嘴唇抿成一条线。
“你在想什么？”我问。
她过了一会儿才开口：“我爷爷那本日记。‘渭水南岸’四个字写在那一页的上方，下面的内容全部划掉了。但划掉之前他写了多少，我不确定。可能只有一行，也可能写了好几行。”
“划掉的东西能看出来吗？”
“看不出来。他用毛笔划的，墨很浓，来回涂了好几遍，纸都破了。我试过对着光看，透过去也看不清，背面全糊了。”
“那除了‘渭水南岸’，他还留了什么？”
“留了一句话。”钱红缨说，“就在那一页的最下面，划掉的东西下面，隔了两行空白，他写了一句：‘北面还有。’”
赵大伟在后视镜里看了一眼，没说话。
“‘北面还有’——说的是北面还有一处？”我问。
“应该是。”钱红缨把图折起来放回外套内袋，“渭河以南是南岸，他去了南岸。然后他在北面又写了一句。所以他应该是去了两个地方，南岸一处，北面一处。”
“北面是哪里？”
“不知道。他写的是‘北面’，不是地名。可能他自己也没弄清楚那是什么地方，只是到了那里，看到了什么东西，然后记下来了。”
车开了大约两个钟头，路两边从开阔的庄稼地慢慢变成了土丘和沟壑。土是黄的，干得发白，沟底长著矮小的荆棘，叶子灰扑扑的，风吹过去纹丝不动。又开了一阵子，前面出现了一个村子，不大，二三十户人家，房子都是土坯的，屋顶盖著灰瓦，有的瓦片已经碎了，露出黑漆漆的屋梁。
孙铁柱在村口停了车。他下了车站在路边，面朝村子看了一会儿，然后朝我们招了一下手。赵大伟停好车也下去了，我跟着下去，钱红缨最后。
村口蹲著一个老头，穿着灰布褂子，手里拿着一根旱烟杆，正在往烟锅里按烟丝。看到我们几个生人从车上下来，他抬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动作没停。孙铁柱走上去问他能不能在村里歇个脚，老头点了点头，用旱烟杆朝村尾的方向指了指，说那边有个空院子，以前是供销社，早就关门了，门没锁。
我们沿着村子里的土路往里走。路不宽，两边是土墙，墙上爬著干枯的藤蔓，风一吹就簌簌落灰。村尾确实有一间院子，门敞着，里面有一排平房，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几块，但屋顶还在。孙铁柱推门进去看了看，出来说能住。
钱红缨没有进屋。她站在院子门口，往北面看。
“你爷爷说的‘北面’，”我走到她旁边，“可能就是那边。”
“嗯。”她说，“过了那道山梁，后面是什么，地图上没有。”
那天夜里我们住在那间废弃的供销社里。孙铁柱把后斗里的睡袋搬出来铺在地上，赵大伟坐在门槛上，面朝北面，一声不吭。我睡不着，从帆布包里翻出爷爷的笔记，从头到尾又翻了一遍。翻到中间画著镇蛟印的那一页，光线太暗，看不清楚，我点了一根蜡烛放在旁边。烛火摇摇晃晃的，照得纸页上的字忽明忽暗。我翻到最后一页，“还有六处”那四个字还是那样，潦草，匆忙。我合上笔记本，吹了蜡烛。窗外的夜色里，那道山梁的轮廓隐约可见，像一道长长的脊背趴在地面上，一动不动。
离开渭河之后我们折返了一段路，在那个岔路口拐上了往
北的路。路况比来的时候更差，柏油早就剥干净了，只剩下压实的碎石子，车轮碾过去嘎吱嘎吱响。孙铁柱的皮卡在前面，车斗颠得哐啷哐啷的，后排那些工具碰来碰去，一路没停过。
钱红缨坐在副驾驶上，手里捧著那幅描下来的图，但没怎么看。她大部分时候都是把图摊在腿上，低头盯着，目光却不落在图上，像在想别的事。我坐在后排，从后面能看到她的侧脸，下巴绷著，嘴唇抿成一条线。
“你在想什么？”我问。
她过了一会儿才开口：“我爷爷那本日记。‘渭水南岸’四个字写在那一页的上方，下面的内容全部划掉了。但划掉之前他写了多少，我不确定。可能只有一行，也可能写了好几行。”
“划掉的东西能看出来吗？”
“看不出来。他用毛笔划的，墨很浓，来回涂了好几遍，纸都破了。我试过对着光看，透过去也看不清，背面全糊了。”
“那除了‘渭水南岸’，他还留了什么？”
“留了一句话。”钱红缨说，“就在那一页的最下面，划掉的东西下面，隔了两行空白，他写了一句：‘北面还有。’”
赵大伟在后视镜里看了一眼，没说话。
“‘北面还有’——说的是北面还有一处？”我问。
“应该是。”钱红缨把图折起来放回外套内袋，“渭河以南是南岸，他去了南岸。然后他在北面又写了一句。所以他应该是去了两个地方，南岸一处，北面一处。”
“北面是哪里？”
“不知道。他写的是‘北面’，不是地名。可能他自己也没弄清楚那是什么地方，只是到了那里，看到了什么东西，然后记下来了。”
车开了大约两个钟头，路两边从开阔的庄稼地慢慢变成了土丘和沟壑。土是黄的，干得发白，沟底长著矮小的荆棘，叶子灰扑扑的，风吹过去纹丝不动。又开了一阵子，前面出现了一个村子，不大，二三十户人家，房子都是土坯的，屋顶盖著灰瓦，有的瓦片已经碎了，露出黑漆漆的屋梁。
孙铁柱在村口停了车。他下了车站在路边，面朝村子看了一会儿，然后朝我们招了一下手。赵大伟停好车也下去了，我跟着下去，钱红缨最后。
村口蹲著一个老头，穿着灰布褂子，手里拿着一根旱烟杆，正在往烟锅里按烟丝。看到我们几个生人从车上下来，他抬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动作没停。孙铁柱走上去问他能不能在村里歇个脚，老头点了点头，用旱烟杆朝村尾的方向指了指，说那边有个空院子，以前是供销社，早就关门了，门没锁。
我们沿着村子里的土路往里走。路不宽，两边是土墙，墙上爬著干枯的藤蔓，风一吹就簌簌落灰。村尾确实有一间院子，门敞着，里面有一排平房，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几块，但屋顶还在。孙铁柱推门进去看了看，出来说能住。
钱红缨没有进屋。她站在院子门口，往北面看。
“你爷爷说的‘北面’，”我走到她旁边，“可能就是那边。”
“嗯。”她说，“过了那道山梁，后面是什么，地图上没有。”
那天夜里我们住在那间废弃的供销社里。孙铁柱把后斗里的睡袋搬出来铺在地上，赵大伟坐在门槛上，面朝北面，一声不吭。我睡不着，从帆布包里翻出爷爷的笔记，从头到尾又翻了一遍。翻到中间画著镇蛟印的那一页，光线太暗，看不清楚，我点了一根蜡烛放在旁边。烛火摇摇晃晃的，照得纸页上的字忽明忽暗。我翻到最后一页，“还有六处”那四个字还是那样，潦草，匆忙。我合上笔记本，吹了蜡烛。窗外的夜色里，那道山梁的轮廓隐约可见，像一道长长的脊背趴在地面上，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