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丁山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书房里看邸报。
天后称制已逾一年，朝中局势日渐明朗。那些反对派被逐一贬黜，不是去了岭南瘴疠之地，就是贬到边远州县做司马、别驾。新提拔上来的，清一色是天后亲自挑选的人。薛丁山看得很明白——这是要把整个朝廷换一遍血。
但他管不了这些。他现在只关心一件事：天后那道召薛家北上的诏书到底什么时候到。
门房老刘头跌跌撞撞跑进来的时候，他正在邸报的空白处批注，写了一半的“危”字最后一笔拉得很长。
“将军！将军——”老刘头上气不接下气，“夫人让人从绛州送信来了，八百里加急！”
薛丁山手里的笔顿住了。八百里加急是军报才用的规格，樊梨花不会不知道这个分寸。她用这个来送家信，只能说明一件事——出大事了。
他接过信，拆开。信封里只有一张纸条，樊梨花的字迹，写得很急，有些笔画都连在了一起：“勇儿走了，去长安。天后密诏三日后到，北上无归路，他独自去的。速追。梨花。”
薛丁山盯着那行字看了三息，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翻倒，砸在地上发出一声巨响。他没有去扶，大步走到墙边摘下挂着的佩刀，朝门外喊了一声：“备马！”
“将、将军，备哪匹马？”
“照夜玉狮子！”薛丁山已经把外袍扯下来扔在地上，从衣架上扯了一件玄色的短打，“再备两匹换乘的，三日的干粮，只带随身的兵器和银两。”
老刘头愣了一下，转身就跑。薛丁山系好腰带，把刀挂在腰间，又折回桌边，把那张纸条再看了一遍。“天后密诏三日后到”——也就是说，勇儿走的时候，诏书还没到。他是提前得到了消息。
谁给他递的消息？
薛丁山来不及细想这个问题。他把纸条塞进怀里，又拉开抽屉，里面放着一面铜制的腰牌，刻着“云州戍所”四个字。这是他当年在云州戍边的遗物，一直没有交回去。他把腰牌也揣上，大步走出书房。
院子里，照夜玉狮子已经被牵了出来，在晨光里打着响鼻，鬃毛如雪。这匹马跟了他十几年，从云州到长安，从长安到绛州，是他最老的兄弟。薛丁山翻身上马，勒住缰绳，对老刘头说了句：“告诉夫人，我把勇儿带回来。”
说完一夹马腹，照夜玉狮子长嘶一声，冲出了薛府大门。
绛州城外，官道向北延伸，到汾水渡口分岔——一路向北往太原，一路向东往潞州，一路向南往陕州、过黄河、入潼关、进长安。
薛丁山在岔路口勒住马，低头看地上的车辙和马蹄印。去长安的那条路上，蹄印很新，像是昨夜刚过。不止一匹马，至少三五匹。他蹲下来仔细看了看，其中一匹马的蹄铁磨损得很厉害，左前蹄的蹄铁缺了一角——这是黑虎寨周彪惯用的马，他认得。
勇儿和周彪在一起。或者至少，周彪在帮他。
薛丁山翻身上马，朝南追去。他没有走官道，而是选了一条沿着汾水南下的路。这条路比官道多绕几十里，但沿途有村镇，可以换马，也更容易找到人问。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条“贼路”——当年他在云州剿匪的时候，对这种路线太熟悉了。走这条路的人，不是贩私盐的，就是逃犯。勇儿选这条路，说明他不想被人发现。
想到这里，薛丁山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这孩子，比他想的要聪明。知道避实就虚，知道绕道而行。可聪明又怎么样？他要去的是长安，是天后眼皮子底下。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单枪匹马，连长安城的大门都未必进得去。
薛丁山催马疾驰，汾水在右边一路相随。秋日的河水很浅，露出大片大片的河滩，芦苇已经枯黄，在风里沙沙作响。他想起勇儿小时候，他带他在汾河边骑马，那孩子才六岁，坐在马背上还够不到马镫，却死死抓着缰绳不肯下来，嘴里喊着“爹爹你看，我也会骑马了”。
那时候他还在云州戍边，一年只能回来一两次。每次回家，勇儿都长高一大截，从“爹爹”叫得含含糊糊到能背整篇《千字文》，他只用了两年。而薛丁山错过了太多。
现在他不想再错过了。
第一天，他追了将近两百里，从绛州追到闻喜。在闻喜的骡马店里，他打听到了勇儿的消息——昨日下午，一个穿黑色短打的少年在此换马，往南去了。店家描述得很详细：那少年十六七岁，腰里别着一把短刀，背上背着一个包袱，走路的步子又大又急，像是有火烧着屁股。
薛丁山给了店家一块碎银，连夜继续赶路。
第二天凌晨，他过了夏县，在中条山脚下的一个驿站里歇了两个时辰，天不亮又出发。照夜玉狮子已经跑得满身是汗，他心疼这匹马，在驿站换了匹快马，把照夜玉狮子留在驿站让人好生照料。临走时拍了拍它的脖子：“老兄弟，对不住，你先歇着。等我带儿子回来，给你喂最好的草料。”
换了马，速度不减。过了张店镇，地势渐渐开阔，中条山在左边连绵起伏，右边是广袤的平原。再往前就是陕州了，过了陕州就是黄河，过了黄河就是潼关——进了潼关，就算入了关中的地界，离长安就只有不到三百里了。
薛丁山的心越收越紧。他必须在潼关之前追到勇儿。一旦过了潼关，事情就麻烦了——潼关是关中门户，天后一定会在这里设卡盘查。勇儿能混过去最好，若混不过去被扣下，那就等于自投罗网。
可是，他能混过去吗？
薛丁山不敢想这个问题。
第二天傍晚，他赶到了陕州城外。黄河已经不远了，空气中能闻到水汽的味道。他在城门口的一家茶棚前勒住马，想进去讨碗水喝，顺便再打听一下。
茶棚很简陋，几根木头撑着一个茅草顶，摆了四五张桌凳。这个时辰客人不多，只有一个老头坐在角落里，面前摆着一壶茶，也不喝，就那么坐着，像是在等什么人。
薛丁山拴好马走进去，冲店家喊了声“来碗茶”，在一张靠路边的桌子坐下来。他刚坐下，就听见角落里那个老头开口了。
“丁山，别来无恙。”
薛丁山浑身一震，猛地转过头去。那老头抬起头来，露出一张被风霜刻满沟壑的脸。花白的胡子，深陷的眼窝，左眉骨上有一道很深的旧疤，把眉毛劈成了两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袍子，脚蹬一双黑布鞋，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乡下老农。
可薛丁山认识那双眼睛。
“刘叔？”薛丁山站起来，声音都有些变了，“您怎么会在这儿？”
那老头——刘守正，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那道旧疤就皱成一团，像一条蜈蚣趴在眉骨上。“我怎么会在这儿？我在这儿等你。”
薛丁山怔住了。“等我？您怎么知道我——”
“坐下说。”刘守正指了指对面的凳子，“别站着，像根木头似的。”
薛丁山坐下了，可屁股刚挨着凳子又忍不住往前探了探身子。茶店家端上一碗粗茶，他也没心思喝，两只手捧着碗，眼睛直直地盯着对面的人。
刘守正，当年薛仁贵麾下的老部下，右军先锋，打起仗来不要命的主儿。薛丁山小时候叫他“刘叔”，叫了十几年。后来薛仁贵在云州去世，刘守正哭得比谁都凶，一个大男人蹲在帐篷外面哭了整整一个时辰。再后来薛丁山接替父亲的位置，刘守正做了他的副将，两人在云州并肩作战了五年。
天后称制那年，刘守正被调回长安做了个闲职，说是“升迁”，其实是明升暗贬。薛丁山和他已经有三年多没见了。
“刘叔，您怎么在这儿？”薛丁山又问了一遍，“您不是在长安任职吗？”
“任职？”刘守正冷笑一声，端起茶碗喝了一口，“三个月前就卸任了。天后嫌我老了，碍事，让我‘荣归故里’。我老家在虢州，离这儿不远，本打算走潼关回去，走到这儿想起一件事，就停下来等了两天。”
“什么事？”
刘守正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上下打量了薛丁山一番，目光落在他腰间的佩刀上，又落在他风尘仆仆的衣裳上，最后落在他的脸上。“丁山，你是不是在追一个人？”
薛丁山心里一动，没有否认。“是。我在追我儿子。”
“叫薛勇？”
“您怎么知道？”
刘守正把茶碗放下，叹了口气。“我在这儿等了三天，就是等你来。三天前我在潼关歇脚，看见一个少年过关。那少年穿一身黑色夜行衣，腰里别着一把短刀，走路的架势跟你当年一模一样。我多看了两眼，认出那把刀——那是你爹薛仁贵用过的刀，刀鞘上缠着黑绳，刀柄上刻着‘薛家刀，传三代’。整个大周，只有薛家有这把刀。”
薛丁山的呼吸急促起来。“他过关了？”
“过了。”刘守正点点头，“但你听我说完。他过关的时候，守城的校尉拦住了他，把他的包袱翻了个底朝天，问他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孩子说，他是绛州来的商人，去长安卖皮货。校尉又问，商人怎么连货都没有。那孩子说，货在后面的车上，他先来打前站。”
薛丁山攥紧了茶碗。勇儿说谎了——但他说得不差。起码知道编个像样的理由。
“校尉信了？”
“信了。那孩子说话的时候眼睛不闪不闪的，声音也不抖，就跟真的似的。”刘守正说到这里，眼睛里露出一点赞许的神色，“虎父无犬子。”
薛丁山没有心情得意。他追问：“过了潼关之后呢？您知不知道他往哪边去了？”
“出潼关往西，只有一条路——华阴道。那孩子过了关之后在路边的茶摊上买了两个炊饼，边吃边往西走。我骑驴跟了他一段，确认他走的是华阴方向，就没再跟。”刘守正顿了顿，“丁山，你听我说，你现在追上去还来得及。那孩子走得不算快，一天大概七八十里，你骑马赶一赶，明天晚上之前应该能在华阴追上他。”
薛丁山站起来就要走。刘守正一把
天后称制已逾一年，朝中局势日渐明朗。那些反对派被逐一贬黜，不是去了岭南瘴疠之地，就是贬到边远州县做司马、别驾。新提拔上来的，清一色是天后亲自挑选的人。薛丁山看得很明白——这是要把整个朝廷换一遍血。
但他管不了这些。他现在只关心一件事：天后那道召薛家北上的诏书到底什么时候到。
门房老刘头跌跌撞撞跑进来的时候，他正在邸报的空白处批注，写了一半的“危”字最后一笔拉得很长。
“将军！将军——”老刘头上气不接下气，“夫人让人从绛州送信来了，八百里加急！”
薛丁山手里的笔顿住了。八百里加急是军报才用的规格，樊梨花不会不知道这个分寸。她用这个来送家信，只能说明一件事——出大事了。
他接过信，拆开。信封里只有一张纸条，樊梨花的字迹，写得很急，有些笔画都连在了一起：“勇儿走了，去长安。天后密诏三日后到，北上无归路，他独自去的。速追。梨花。”
薛丁山盯着那行字看了三息，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翻倒，砸在地上发出一声巨响。他没有去扶，大步走到墙边摘下挂着的佩刀，朝门外喊了一声：“备马！”
“将、将军，备哪匹马？”
“照夜玉狮子！”薛丁山已经把外袍扯下来扔在地上，从衣架上扯了一件玄色的短打，“再备两匹换乘的，三日的干粮，只带随身的兵器和银两。”
老刘头愣了一下，转身就跑。薛丁山系好腰带，把刀挂在腰间，又折回桌边，把那张纸条再看了一遍。“天后密诏三日后到”——也就是说，勇儿走的时候，诏书还没到。他是提前得到了消息。
谁给他递的消息？
薛丁山来不及细想这个问题。他把纸条塞进怀里，又拉开抽屉，里面放着一面铜制的腰牌，刻着“云州戍所”四个字。这是他当年在云州戍边的遗物，一直没有交回去。他把腰牌也揣上，大步走出书房。
院子里，照夜玉狮子已经被牵了出来，在晨光里打着响鼻，鬃毛如雪。这匹马跟了他十几年，从云州到长安，从长安到绛州，是他最老的兄弟。薛丁山翻身上马，勒住缰绳，对老刘头说了句：“告诉夫人，我把勇儿带回来。”
说完一夹马腹，照夜玉狮子长嘶一声，冲出了薛府大门。
绛州城外，官道向北延伸，到汾水渡口分岔——一路向北往太原，一路向东往潞州，一路向南往陕州、过黄河、入潼关、进长安。
薛丁山在岔路口勒住马，低头看地上的车辙和马蹄印。去长安的那条路上，蹄印很新，像是昨夜刚过。不止一匹马，至少三五匹。他蹲下来仔细看了看，其中一匹马的蹄铁磨损得很厉害，左前蹄的蹄铁缺了一角——这是黑虎寨周彪惯用的马，他认得。
勇儿和周彪在一起。或者至少，周彪在帮他。
薛丁山翻身上马，朝南追去。他没有走官道，而是选了一条沿着汾水南下的路。这条路比官道多绕几十里，但沿途有村镇，可以换马，也更容易找到人问。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条“贼路”——当年他在云州剿匪的时候，对这种路线太熟悉了。走这条路的人，不是贩私盐的，就是逃犯。勇儿选这条路，说明他不想被人发现。
想到这里，薛丁山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这孩子，比他想的要聪明。知道避实就虚，知道绕道而行。可聪明又怎么样？他要去的是长安，是天后眼皮子底下。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单枪匹马，连长安城的大门都未必进得去。
薛丁山催马疾驰，汾水在右边一路相随。秋日的河水很浅，露出大片大片的河滩，芦苇已经枯黄，在风里沙沙作响。他想起勇儿小时候，他带他在汾河边骑马，那孩子才六岁，坐在马背上还够不到马镫，却死死抓着缰绳不肯下来，嘴里喊着“爹爹你看，我也会骑马了”。
那时候他还在云州戍边，一年只能回来一两次。每次回家，勇儿都长高一大截，从“爹爹”叫得含含糊糊到能背整篇《千字文》，他只用了两年。而薛丁山错过了太多。
现在他不想再错过了。
第一天，他追了将近两百里，从绛州追到闻喜。在闻喜的骡马店里，他打听到了勇儿的消息——昨日下午，一个穿黑色短打的少年在此换马，往南去了。店家描述得很详细：那少年十六七岁，腰里别着一把短刀，背上背着一个包袱，走路的步子又大又急，像是有火烧着屁股。
薛丁山给了店家一块碎银，连夜继续赶路。
第二天凌晨，他过了夏县，在中条山脚下的一个驿站里歇了两个时辰，天不亮又出发。照夜玉狮子已经跑得满身是汗，他心疼这匹马，在驿站换了匹快马，把照夜玉狮子留在驿站让人好生照料。临走时拍了拍它的脖子：“老兄弟，对不住，你先歇着。等我带儿子回来，给你喂最好的草料。”
换了马，速度不减。过了张店镇，地势渐渐开阔，中条山在左边连绵起伏，右边是广袤的平原。再往前就是陕州了，过了陕州就是黄河，过了黄河就是潼关——进了潼关，就算入了关中的地界，离长安就只有不到三百里了。
薛丁山的心越收越紧。他必须在潼关之前追到勇儿。一旦过了潼关，事情就麻烦了——潼关是关中门户，天后一定会在这里设卡盘查。勇儿能混过去最好，若混不过去被扣下，那就等于自投罗网。
可是，他能混过去吗？
薛丁山不敢想这个问题。
第二天傍晚，他赶到了陕州城外。黄河已经不远了，空气中能闻到水汽的味道。他在城门口的一家茶棚前勒住马，想进去讨碗水喝，顺便再打听一下。
茶棚很简陋，几根木头撑着一个茅草顶，摆了四五张桌凳。这个时辰客人不多，只有一个老头坐在角落里，面前摆着一壶茶，也不喝，就那么坐着，像是在等什么人。
薛丁山拴好马走进去，冲店家喊了声“来碗茶”，在一张靠路边的桌子坐下来。他刚坐下，就听见角落里那个老头开口了。
“丁山，别来无恙。”
薛丁山浑身一震，猛地转过头去。那老头抬起头来，露出一张被风霜刻满沟壑的脸。花白的胡子，深陷的眼窝，左眉骨上有一道很深的旧疤，把眉毛劈成了两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袍子，脚蹬一双黑布鞋，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乡下老农。
可薛丁山认识那双眼睛。
“刘叔？”薛丁山站起来，声音都有些变了，“您怎么会在这儿？”
那老头——刘守正，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那道旧疤就皱成一团，像一条蜈蚣趴在眉骨上。“我怎么会在这儿？我在这儿等你。”
薛丁山怔住了。“等我？您怎么知道我——”
“坐下说。”刘守正指了指对面的凳子，“别站着，像根木头似的。”
薛丁山坐下了，可屁股刚挨着凳子又忍不住往前探了探身子。茶店家端上一碗粗茶，他也没心思喝，两只手捧着碗，眼睛直直地盯着对面的人。
刘守正，当年薛仁贵麾下的老部下，右军先锋，打起仗来不要命的主儿。薛丁山小时候叫他“刘叔”，叫了十几年。后来薛仁贵在云州去世，刘守正哭得比谁都凶，一个大男人蹲在帐篷外面哭了整整一个时辰。再后来薛丁山接替父亲的位置，刘守正做了他的副将，两人在云州并肩作战了五年。
天后称制那年，刘守正被调回长安做了个闲职，说是“升迁”，其实是明升暗贬。薛丁山和他已经有三年多没见了。
“刘叔，您怎么在这儿？”薛丁山又问了一遍，“您不是在长安任职吗？”
“任职？”刘守正冷笑一声，端起茶碗喝了一口，“三个月前就卸任了。天后嫌我老了，碍事，让我‘荣归故里’。我老家在虢州，离这儿不远，本打算走潼关回去，走到这儿想起一件事，就停下来等了两天。”
“什么事？”
刘守正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上下打量了薛丁山一番，目光落在他腰间的佩刀上，又落在他风尘仆仆的衣裳上，最后落在他的脸上。“丁山，你是不是在追一个人？”
薛丁山心里一动，没有否认。“是。我在追我儿子。”
“叫薛勇？”
“您怎么知道？”
刘守正把茶碗放下，叹了口气。“我在这儿等了三天，就是等你来。三天前我在潼关歇脚，看见一个少年过关。那少年穿一身黑色夜行衣，腰里别着一把短刀，走路的架势跟你当年一模一样。我多看了两眼，认出那把刀——那是你爹薛仁贵用过的刀，刀鞘上缠着黑绳，刀柄上刻着‘薛家刀，传三代’。整个大周，只有薛家有这把刀。”
薛丁山的呼吸急促起来。“他过关了？”
“过了。”刘守正点点头，“但你听我说完。他过关的时候，守城的校尉拦住了他，把他的包袱翻了个底朝天，问他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孩子说，他是绛州来的商人，去长安卖皮货。校尉又问，商人怎么连货都没有。那孩子说，货在后面的车上，他先来打前站。”
薛丁山攥紧了茶碗。勇儿说谎了——但他说得不差。起码知道编个像样的理由。
“校尉信了？”
“信了。那孩子说话的时候眼睛不闪不闪的，声音也不抖，就跟真的似的。”刘守正说到这里，眼睛里露出一点赞许的神色，“虎父无犬子。”
薛丁山没有心情得意。他追问：“过了潼关之后呢？您知不知道他往哪边去了？”
“出潼关往西，只有一条路——华阴道。那孩子过了关之后在路边的茶摊上买了两个炊饼，边吃边往西走。我骑驴跟了他一段，确认他走的是华阴方向，就没再跟。”刘守正顿了顿，“丁山，你听我说，你现在追上去还来得及。那孩子走得不算快，一天大概七八十里，你骑马赶一赶，明天晚上之前应该能在华阴追上他。”
薛丁山站起来就要走。刘守正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