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人。是需要一个不怕死的人，和一个不怕麻烦的人。都督，您是哪个？”
薛丁山笑了。
“我两个都是。
接下来的日子，薛丁山开始了他对凉州的整治。
他没有急着动兵。因为他知道，以凉州军现在的状态，别说跟吐蕃人打仗，连维持城里的治安都够呛。他必须先解决内部的问题，然后才能考虑外部的威胁。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清点兵马。
他带着亲兵，把凉州城内外所有的军营都走了一遍。每到一个军营，他就让士兵一个一个地站出来报名字、报番号、报入伍时间。报不出来的，没有这个人；报出来但对不上的，是假的。十天之后，他手里有了一份真实的兵册——凉州军现有马步军三千八百人，不是一万二千人。
那消失的八千二百人，有的是战死了没有销籍，有的是逃走了没有追报，有的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空额。而那些空额对应的军饷，都进了某些人的腰包。
薛丁山把那份真实的兵册和那份虚假的兵册放在一起，摆在案桌上，看了一整天。
他没有暴跳如雷，没有拍桌子骂娘，没有连夜抓人。因为他知道，那些吃空饷的人，不是一两个武将，而是凉州军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一张网。这张网织了十几年，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如果现在动手，逼急了那些人，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投敌、哗变、暗杀，没有什么是他们不敢的。
他需要一个更聪明的方式。
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开仓放粮。
凉州仓里的粮食虽然只有八千石，而且大半霉变了，但还是能挑出一些能吃的。他把这些粮食分给了城里最穷的百姓，一人一天一碗粥，不多不少，刚好够活命。
消息传出去，凉州城的百姓轰动了。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官府放粮了。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而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管过他们。在历届都督眼里，凉州的百姓就像路边的野草，死了就死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薛丁山在乎。
他每天早上都会去施粥棚走一圈，站在粥锅旁边，看着百姓拿着破碗来打粥。他跟他们说话，问他们家里几口人，做什么营生，有什么困难。有些老人第一次跟他说话的时候，手都在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不敢相信。一个都督，一个从三品的大员，竟然会跟他们这些泥腿子说话，竟然会叫他们“老伯”“大婶”，竟然会在他们面前蹲下来，平视着他们的眼睛，听他们讲那些琐碎的、鸡毛蒜皮的、在别的官员听来完全不值一提的苦楚。
施粥的第七天，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端着一碗粥，忽然跪在了薛丁山面前。
“薛青天！”老太太的声音沙哑而颤抖，眼泪从布满皱纹的脸上淌下来，“您是薛青天啊！”
薛丁山吓了一跳，赶紧把老太太扶起来。
“老人家，别跪，快起来——”
“薛青天，”老太太不肯起来，跪在地上，抱着薛丁山的腿，“老婆子活了六十五年，在凉州住了六十五年，从没见过您这样的官。以前那些官，只知道刮地皮，只知道往自己腰包里搂，谁管过老百姓的死活？您来了，给我们放粮，给我们做主，您就是我们的青天大老爷啊！”
周围的百姓也跟着跪了下来，黑压压的一片。
“薛青天！薛青天！”喊声此起彼伏，像潮水一样涌过来。
薛丁山站在那里，被这潮水般的喊声淹没了。他的眼睛涩涩的，鼻子酸酸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话来。他不是那种容易动感情的人，在玉门关守了十年，见过太多的生死，流过太多的血，他的心已经硬得像一块石头。但此刻，看着这些跪在地上的百姓，看着他们脸上的泪水和笑容，听着他们喊他“薛青天”，他心里那个硬邦邦的东西，忽然裂开了一条缝。
他没有让他们起来。
因为他知道，他如果让他们起来，他们会觉得他不接受他们的感谢。他必须让他们跪完，必须让他们把心里的感激和委屈都哭出来，必须让他们相信，这个凉州终于来了一个愿意为他们做事的官。
他站在那里，像一个石雕，一动不动。
风沙吹过来，吹得他的衣袍猎猎作响。他的影子投在地上，被那些跪着的百姓的影子的覆盖了。
“薛青天”这三个字，从这一天起，开始在凉州流传。从凉州传到张掖，从张掖传到敦煌，从敦煌传到玉门关。传到最后，连吐蕃人和突厥人都知道了——凉州来了一个姓薛的都督，是个清官，是个好官，是一个会把百姓放在心上的官。
薛丁山做的第三件事，是安置流民。
凉州是河西走廊的咽喉，东来西往的商旅、南来北往的流民，都会经过这里。那些流民，有的是从关中逃荒来的，有的是从陇右避乱来的，有的是从河西更西的地方来的。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房子，没有工作，只能在城外搭窝棚住，靠乞讨和偷窃为生。这些人不安置好，早晚会变成乱源。
薛丁山在城外划了一片地，让流民们搭房子住下。他让人从山里运来木头，从河里运来石头，从官府里拨出工具，一家一户地帮着建房子。他还把城外的荒地分给流民耕种，不收租税，只要求他们在收成之后，拿出一成的粮食交给官府，作为军粮储备。
这个政策，叫“屯田养民”。
不是一个新政策。早在汉朝的时候，就在河西走廊实行过。但后来的历代官员，要么不知道，要么知道也不愿意做——因为做这件事太麻烦了，要跟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要协调军队、官府、百姓之间的关系，要防着那些地头蛇从中作梗，要处理各种各样你意想不到的破事。
但薛丁山不怕麻烦。
他跟城外的地主们谈，从他们手里买地。地主们一开始不愿意，但薛丁山给的价格公道，而且承诺他们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减免一部分赋税，慢慢地就松了口。他跟军队的将领们谈，调用士兵帮忙建房子、修水渠。将领们一开始也不愿意，觉得士兵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盖房子的。但薛丁山说了一句话，让他们闭上了嘴——“兵也是人，人得吃饭，吃饭得有地种。你让你的兵去种地，既锻炼了身体，又有了粮食吃，比在操场上跑圈强一百倍。”
三个月后，城外的窝棚变成了一片整齐的土坯房。土坯房外面，是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那些曾经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流民，脸上开始有了血色，眼睛里开始有了光。
一个从关陇地区逃荒来的老农，蹲在自己分到的地头，抓了一把土，放在鼻子跟前闻了闻，哭了。
“好土，”他说，“是好土。”
薛丁山从他身后走过，听到了这句话，脚步停了一下。他没有回头，继续往前走，但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薛丁山做的第四件事，是整顿市场。
凉州城里的市场，长期以来被胡商把持着。不是因为他们多有钱，而是因为凉州的地方官员不敢管他们。胡商们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缺斤短两，以次充好，无所不为。汉人商贩敢怒不敢言，只能忍气吞声，或者干脆关门不做生意了。
薛丁山让人在市场里设了一个公平秤，任何人买了东西，都可以拿到公平秤上称一称。如果分量不足，卖家要双倍赔偿。他还让人在市场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买卖公平，童叟无欺。违者重罚，绝不姑息。”
胡商们一开始不以为然。一个突厥商人，仗着自己跟城外的突厥部落有关系，在卖布的时候断了人家三尺布，被顾客告到了公平秤那里。薛丁山派人去查，证据确凿，当场罚了他五十两银子，还让他向顾客赔礼道歉。
这个突厥商人咽不下这口气，去找城外的突厥部落，想让部落首领向薛丁山施压。部落首领派人来跟薛丁山说，说这个商人是他们部落的人，希望都督大人看在两家交好的份上，网开一面。
薛丁山对来人说了一句话：“在我凉州的地盘上，就得守我凉州的规矩。你是突厥人也好，吐蕃人也好，回纥人也好，只要你在我凉州做生意，就得公平买卖。不守规矩的，不管是突厥人还是汉人，一样的罚。回去告诉你们首领，这是我的底线，没得商量。”
那个突厥商人最后乖乖地交了罚款，在市场里老老实实地做起了生意。
这件事传开后，凉州市场的风气为之一变。胡商们收敛了很多，汉人商贩的生意也渐渐好了起来。市场上的人气一天比一天旺，街道上开始热闹了，驼铃声、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像一首嘈杂但生机勃勃的交响乐。
薛丁山做的第五件事，也是最难的一件事——重建凉州军。
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凉州军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那些吃空饷的、贪污腐败的、克扣军饷的、作威作福的，该撤的撤，该换的换，该抓的抓。他没有大开杀戒，因为杀人解决不了问题。他只是把那些最坏的人拿掉，换上一些相对好一些的人，然后慢慢地把风气扭过来。
新兵的招募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他让人在凉州各州县贴出告示，招募青壮年入伍。告示上写得很清楚——入伍之后，每人每月发粮两石，军饷一贯，家属分地二十亩，免税三年。
这个条件，在当时的凉州，极具吸引力。那些没有土地的流民、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农、那些在市场里混日子的无业游民，纷纷前来报名。不到一个月，就招了四千多人。
新兵入伍后，薛丁山亲自带着他们训练。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跑步、列队、射箭、刀法、阵法，一项一项地练。他不是一个好脾气的教官，看到谁动作不标准，上去就是一脚，骂得狗血淋头。但他也是一个好教官，骂完之后会手把手地教，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十遍，直到对方完全掌握为止。
士兵们又怕他又服他。怕他是因为他凶，服他是因为他比他们还苦——每天早上他第一个到操场，每天晚上他最后一个离开。他吃的跟他们一样，睡的跟他们一样，从来不搞特殊化。
薛丁山笑了。
“我两个都是。
接下来的日子，薛丁山开始了他对凉州的整治。
他没有急着动兵。因为他知道，以凉州军现在的状态，别说跟吐蕃人打仗，连维持城里的治安都够呛。他必须先解决内部的问题，然后才能考虑外部的威胁。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清点兵马。
他带着亲兵，把凉州城内外所有的军营都走了一遍。每到一个军营，他就让士兵一个一个地站出来报名字、报番号、报入伍时间。报不出来的，没有这个人；报出来但对不上的，是假的。十天之后，他手里有了一份真实的兵册——凉州军现有马步军三千八百人，不是一万二千人。
那消失的八千二百人，有的是战死了没有销籍，有的是逃走了没有追报，有的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空额。而那些空额对应的军饷，都进了某些人的腰包。
薛丁山把那份真实的兵册和那份虚假的兵册放在一起，摆在案桌上，看了一整天。
他没有暴跳如雷，没有拍桌子骂娘，没有连夜抓人。因为他知道，那些吃空饷的人，不是一两个武将，而是凉州军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一张网。这张网织了十几年，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如果现在动手，逼急了那些人，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投敌、哗变、暗杀，没有什么是他们不敢的。
他需要一个更聪明的方式。
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开仓放粮。
凉州仓里的粮食虽然只有八千石，而且大半霉变了，但还是能挑出一些能吃的。他把这些粮食分给了城里最穷的百姓，一人一天一碗粥，不多不少，刚好够活命。
消息传出去，凉州城的百姓轰动了。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官府放粮了。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而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管过他们。在历届都督眼里，凉州的百姓就像路边的野草，死了就死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薛丁山在乎。
他每天早上都会去施粥棚走一圈，站在粥锅旁边，看着百姓拿着破碗来打粥。他跟他们说话，问他们家里几口人，做什么营生，有什么困难。有些老人第一次跟他说话的时候，手都在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不敢相信。一个都督，一个从三品的大员，竟然会跟他们这些泥腿子说话，竟然会叫他们“老伯”“大婶”，竟然会在他们面前蹲下来，平视着他们的眼睛，听他们讲那些琐碎的、鸡毛蒜皮的、在别的官员听来完全不值一提的苦楚。
施粥的第七天，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端着一碗粥，忽然跪在了薛丁山面前。
“薛青天！”老太太的声音沙哑而颤抖，眼泪从布满皱纹的脸上淌下来，“您是薛青天啊！”
薛丁山吓了一跳，赶紧把老太太扶起来。
“老人家，别跪，快起来——”
“薛青天，”老太太不肯起来，跪在地上，抱着薛丁山的腿，“老婆子活了六十五年，在凉州住了六十五年，从没见过您这样的官。以前那些官，只知道刮地皮，只知道往自己腰包里搂，谁管过老百姓的死活？您来了，给我们放粮，给我们做主，您就是我们的青天大老爷啊！”
周围的百姓也跟着跪了下来，黑压压的一片。
“薛青天！薛青天！”喊声此起彼伏，像潮水一样涌过来。
薛丁山站在那里，被这潮水般的喊声淹没了。他的眼睛涩涩的，鼻子酸酸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话来。他不是那种容易动感情的人，在玉门关守了十年，见过太多的生死，流过太多的血，他的心已经硬得像一块石头。但此刻，看着这些跪在地上的百姓，看着他们脸上的泪水和笑容，听着他们喊他“薛青天”，他心里那个硬邦邦的东西，忽然裂开了一条缝。
他没有让他们起来。
因为他知道，他如果让他们起来，他们会觉得他不接受他们的感谢。他必须让他们跪完，必须让他们把心里的感激和委屈都哭出来，必须让他们相信，这个凉州终于来了一个愿意为他们做事的官。
他站在那里，像一个石雕，一动不动。
风沙吹过来，吹得他的衣袍猎猎作响。他的影子投在地上，被那些跪着的百姓的影子的覆盖了。
“薛青天”这三个字，从这一天起，开始在凉州流传。从凉州传到张掖，从张掖传到敦煌，从敦煌传到玉门关。传到最后，连吐蕃人和突厥人都知道了——凉州来了一个姓薛的都督，是个清官，是个好官，是一个会把百姓放在心上的官。
薛丁山做的第三件事，是安置流民。
凉州是河西走廊的咽喉，东来西往的商旅、南来北往的流民，都会经过这里。那些流民，有的是从关中逃荒来的，有的是从陇右避乱来的，有的是从河西更西的地方来的。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房子，没有工作，只能在城外搭窝棚住，靠乞讨和偷窃为生。这些人不安置好，早晚会变成乱源。
薛丁山在城外划了一片地，让流民们搭房子住下。他让人从山里运来木头，从河里运来石头，从官府里拨出工具，一家一户地帮着建房子。他还把城外的荒地分给流民耕种，不收租税，只要求他们在收成之后，拿出一成的粮食交给官府，作为军粮储备。
这个政策，叫“屯田养民”。
不是一个新政策。早在汉朝的时候，就在河西走廊实行过。但后来的历代官员，要么不知道，要么知道也不愿意做——因为做这件事太麻烦了，要跟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要协调军队、官府、百姓之间的关系，要防着那些地头蛇从中作梗，要处理各种各样你意想不到的破事。
但薛丁山不怕麻烦。
他跟城外的地主们谈，从他们手里买地。地主们一开始不愿意，但薛丁山给的价格公道，而且承诺他们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减免一部分赋税，慢慢地就松了口。他跟军队的将领们谈，调用士兵帮忙建房子、修水渠。将领们一开始也不愿意，觉得士兵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盖房子的。但薛丁山说了一句话，让他们闭上了嘴——“兵也是人，人得吃饭，吃饭得有地种。你让你的兵去种地，既锻炼了身体，又有了粮食吃，比在操场上跑圈强一百倍。”
三个月后，城外的窝棚变成了一片整齐的土坯房。土坯房外面，是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那些曾经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流民，脸上开始有了血色，眼睛里开始有了光。
一个从关陇地区逃荒来的老农，蹲在自己分到的地头，抓了一把土，放在鼻子跟前闻了闻，哭了。
“好土，”他说，“是好土。”
薛丁山从他身后走过，听到了这句话，脚步停了一下。他没有回头，继续往前走，但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薛丁山做的第四件事，是整顿市场。
凉州城里的市场，长期以来被胡商把持着。不是因为他们多有钱，而是因为凉州的地方官员不敢管他们。胡商们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缺斤短两，以次充好，无所不为。汉人商贩敢怒不敢言，只能忍气吞声，或者干脆关门不做生意了。
薛丁山让人在市场里设了一个公平秤，任何人买了东西，都可以拿到公平秤上称一称。如果分量不足，卖家要双倍赔偿。他还让人在市场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买卖公平，童叟无欺。违者重罚，绝不姑息。”
胡商们一开始不以为然。一个突厥商人，仗着自己跟城外的突厥部落有关系，在卖布的时候断了人家三尺布，被顾客告到了公平秤那里。薛丁山派人去查，证据确凿，当场罚了他五十两银子，还让他向顾客赔礼道歉。
这个突厥商人咽不下这口气，去找城外的突厥部落，想让部落首领向薛丁山施压。部落首领派人来跟薛丁山说，说这个商人是他们部落的人，希望都督大人看在两家交好的份上，网开一面。
薛丁山对来人说了一句话：“在我凉州的地盘上，就得守我凉州的规矩。你是突厥人也好，吐蕃人也好，回纥人也好，只要你在我凉州做生意，就得公平买卖。不守规矩的，不管是突厥人还是汉人，一样的罚。回去告诉你们首领，这是我的底线，没得商量。”
那个突厥商人最后乖乖地交了罚款，在市场里老老实实地做起了生意。
这件事传开后，凉州市场的风气为之一变。胡商们收敛了很多，汉人商贩的生意也渐渐好了起来。市场上的人气一天比一天旺，街道上开始热闹了，驼铃声、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像一首嘈杂但生机勃勃的交响乐。
薛丁山做的第五件事，也是最难的一件事——重建凉州军。
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凉州军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那些吃空饷的、贪污腐败的、克扣军饷的、作威作福的，该撤的撤，该换的换，该抓的抓。他没有大开杀戒，因为杀人解决不了问题。他只是把那些最坏的人拿掉，换上一些相对好一些的人，然后慢慢地把风气扭过来。
新兵的招募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他让人在凉州各州县贴出告示，招募青壮年入伍。告示上写得很清楚——入伍之后，每人每月发粮两石，军饷一贯，家属分地二十亩，免税三年。
这个条件，在当时的凉州，极具吸引力。那些没有土地的流民、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农、那些在市场里混日子的无业游民，纷纷前来报名。不到一个月，就招了四千多人。
新兵入伍后，薛丁山亲自带着他们训练。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跑步、列队、射箭、刀法、阵法，一项一项地练。他不是一个好脾气的教官，看到谁动作不标准，上去就是一脚，骂得狗血淋头。但他也是一个好教官，骂完之后会手把手地教，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十遍，直到对方完全掌握为止。
士兵们又怕他又服他。怕他是因为他凶，服他是因为他比他们还苦——每天早上他第一个到操场，每天晚上他最后一个离开。他吃的跟他们一样，睡的跟他们一样，从来不搞特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