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盘着腿坐在炕梢,屁股底下是晒了一天的暖乎乎的炕席,炕席的边角已经磨得起了毛,硌得腿肚子有点痒。奶奶坐在炕沿边,手里攥着磨得发亮的针锥,正一下一下纳着鞋底,粗麻线穿过十几层厚的家织布,发出一声接一声的嗤啦响,在静悄悄的夜里,格外清楚。爷爷蹲在炕沿底下的小矮凳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黄铜烟锅里的火星一明一暗,烟味混着炕洞里传出来的柴火味,裹着整个屋子。我拽着奶奶的蓝布袖口晃了半天,把她纳了一半的鞋底都拽歪了,她才放下手里的活计,往手心里啐了口唾沫搓了搓,抬眼往窗外黑沉沉的夜里扫了一眼,又低头看了看我,终于开了口,给我讲了她年轻时候,跟那台老缝纫机有关的,埋了一辈子的事。

    那年奶奶刚十九,经媒人说合,嫁给了我爷爷。爷爷那时候是生产队里最壮的劳力,一米八的个子,肩宽背厚,浑身是使不完的劲,一天能挣十二个工分,是全大队挣工分最多的小伙子。嫁过来之后,两口子住在三间土坯房的东屋,中间是外屋地,搭着两口大铁锅,西边的屋子原本是太爷爷太奶奶住的,两位老人走了之后,就堆了杂物,放些粮食和农具。

    奶奶手巧,十里八乡都有名,针头线脑的活计,没有她拿不起来的。那时候农村人做衣服,全靠手工一针一线地缝,一件新棉袄,从裁布到缝好,快了也要三天,慢了得一个礼拜。谁家姑娘出嫁、小子娶媳妇,都要找奶奶做新衣服,她也从不推辞,熬着夜帮人家赶工,做完了,人家给几个工分,或是送两个鸡蛋、一把粉条,就算是谢礼。

    那时候,一台脚蹬缝纫机,在农村人眼里,比现在的小汽车还金贵。有了缝纫机,做一件衣服,半天就能完工,走线又匀又直,比手工缝的好看十倍不止,还能接更多的活,挣更多的工分。奶奶不止一次跟爷爷念叨,说要是能有台缝纫机,就好了。爷爷听了,没多说什么,只是摸了摸她的头,转身就去队里找队长,把最苦最累的活,全揽到了自己身上。

    从开春到深秋,整整七个月,爷爷没歇过一天。天不亮就扛着工具出门,修水库、上山拉石头、冬天刨粪、夏天割麦子,什么活累、什么活挣工分多,他就干什么。手上的血泡磨破了一层又一层,最后结成了厚厚的茧子,硬得像石头。晚上回来,累得端碗的手都在抖,奶奶给他用热水烫手,看着他满手的裂口,眼泪直掉,劝他别这么拼,爷爷只是笑,说没事,攒够了工分,给你换台缝纫机,你就不用天天熬着夜纳鞋底缝衣服了。

    七个月下来,爷爷整整瘦了十几斤,颧骨都凸了出来,但是他攒够了工分。正好那时候,公社的合作社清理旧仓库,要处理一批积压了多年的旧物资,清单里,就有一台脚蹬缝纫机。合作社的人说,这台机器是伪满时候留下来的,一直放在仓库里,没怎么用过,零件都油亮顺滑,一点毛病都没有,作价正好是爷爷攒下的那些工分。

    爷爷当天就去合作社办了手续,找了队里两个相熟的小伙子,套上牛车,欢天喜地地把缝纫机拉回了家。那台缝纫机是黑色的,机头上面印着烫金的字样,虽然边角的金漆掉了一些,但是擦干净之后,依旧亮得能照见人影。实木的面板磨得光滑温润,脚蹬子踩下去,顺滑得没有一点卡顿,齿轮转动的声音,清脆又均匀。

    奶奶围着缝纫机转了一圈又一圈,手指轻轻摸着冰凉的机身,高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她找了块干净的蓝布,仔仔细细把缝纫机擦了三遍,连齿轮缝里的灰尘都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把它放在了外屋地靠窗的位置,那里阳光足,白天做活的时候亮堂,不用总点煤油灯。

    第二天一早,奶奶就开张了。邻居家的婶子听说她买了缝纫机,特意拎着十个鸡蛋过来,想给自家男人做件新褂子。奶奶满口答应,裁好了布,坐在缝纫机前,踩着脚蹬子就开始缝。一开始好好的,走线又匀又直,婶子在旁边看着,一个劲地夸,说这机器就是好,比手工缝的强百倍。

    可没缝几针,“啪”的一声,线断了。

    奶奶愣了一下,以为是线不好,换了一卷新的棉线,重新纫上针,又开始缝。结果还是一样,没走几针,线又断了。她换了一根新针,调整了线的松紧,把梭子拆出来检查了一遍,没发现任何问题,可只要一踩脚蹬子,走不了三五针,线必断。

    奶奶当时就有点纳闷,也有点着急,好好的机器,怎么会这样?她以为是自己不会调,特意找了队里会修机器的王师傅。王师傅以前在城里的工厂当过学徒,懂机器,过来之后,把缝纫机机头拆开,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齿轮、摆梭、梭床、针杆,每一个零件都看得仔仔细细,最后拍了拍机身,说大妹子,你放心,这机器好得很,比新机器都顺溜,一点毛病没有,各个零件都油润得很,就是放的时间长了点,我给你上点油,调调就好。

    王师傅给机器上了新的机油,重新装好,坐在凳子上试了试,脚蹬子踩下去,咔哒咔哒的,走线又快又稳,半米线都没断。他笑着说,你看,好好的,就是你之前没调好,放心用吧。奶奶千恩万谢,给王师傅装了十个煮鸡蛋,送他出了门。

    可王师傅一走,奶奶自己坐下来缝,还是老样子,走不了几针,线就断了。不管她怎么调,怎么换线换针,都没用,线断得越来越频繁,有时候刚纫上针,踩一下就断了。奶奶气得把针线往面板上一摔,坐在凳子上掉眼泪,觉得自己太笨了,连个机器都摆弄不明白。

    爷爷晚上回来,看见她红着眼睛,赶紧问怎么了。奶奶把断线的事跟他说了,爷爷安慰她,说没事,慢慢学,不着急,新东西总得适应适应,哪能一上手就会。奶奶听了他的话,心里稍微好受了点,可那种莫名的别扭感,还是在心里扎了根。

    真正不对劲,是从那天夜里开始的。

    那天晚上,爷爷干了一天重活,累得不行,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呼噜打得震天响。奶奶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缝纫机断线的事,越想越睡不着。就在这时候,她听见外屋地,传来了很轻的咔哒咔哒声,一下一下,很有规律,中间还夹杂着哒哒哒的轻响,像缝纫机的针杆扎进布里的声音。

    奶奶浑身的汗毛一下子就竖起来了,屏住了呼吸,死死地盯着东屋的门帘,仔细听着。没错,就是缝纫机的声音,脚蹬子转动的咔哒声,针杆上下起落的哒哒声,清清楚楚,就在外屋地,离她只有一门之隔。

    她赶紧推了推身边的爷爷,爷爷迷迷糊糊地醒了,不耐烦地骂她,大半夜不睡觉,推我干啥?奶奶压低了声音,声音都在抖,说你听,外屋地有声音,缝纫机响了。

    爷爷竖起耳朵听了半天,骂道,你是不是有病?哪有声音?外面刮风,吹得窗户纸响,你听错了!奶奶再听,那声音果然没了,外屋地安安静静的,只有外面的风声,刮得窗户纸呼呼作响。爷爷翻了个身,又睡着了,呼噜声再次响了起来。

    可奶奶再也睡不着了,睁着眼睛,死死地盯着门帘,一直到窗外泛起了鱼肚白,天彻底亮了,她才敢轻手轻脚地爬起来,撩开门帘去外屋地看。缝纫机好好地放在那里,她头天晚上盖上去的蓝布,整整齐齐地盖在机身上,一点都没动过。地上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脚印,门窗也都关得好好的,锁得严严实实的,根本不可能有人进来。

    奶奶松了口气,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觉得自己真的是太紧张了,出现了幻听,自己吓自己。

    可她没想到,这只是个开始。

    没过几天,又出了事。头天晚上睡觉前,奶奶仔仔细细把缝纫机擦了一遍,把机头放了下来,盖好了蓝布,线轴从机头上拆了下来,放进了针线筐里,针也拔了下来,跟线轴放在一起。她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做的每一步,甚至还特意拽了拽盖布,确认盖严实了,才回屋睡觉。

    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她一撩开门帘,浑身的血瞬间就凉了。

    缝纫机的机头,好好地掀了起来,她盖的蓝布,被掀到了地上,皱巴巴地团在墙角。针杆上,好好地装着她昨天收起来的那根针,针上还纫着线,线轴套在机头上,里面的线已经空了,好像有人用这台缝纫机,踩了一整夜,把一整卷线都用完了。

    奶奶当时腿就软了,扶着墙才没摔倒,她扯着嗓子喊爷爷,爷爷从屋里跑出来,看见眼前的场景,也愣了。奶奶哭着说,你看,我昨天明明都收好了,怎么会这样?爷爷皱着眉,围着缝纫机转了两圈,弯腰捡起地上的蓝布,说肯定是你昨天晚上忘了放机头,布是被风吹掉的,线轴是老鼠拖出来的,你看你,又大惊小怪的。

    奶奶说不可能,我明明记得清清楚楚,都收好了,门窗都关着,哪来的风?老鼠能把针纫上?爷爷没说话,把布重新盖在缝纫机上,说别胡思乱想了,赶紧做饭,我还要上工呢。说完,转身就去洗漱了,可奶奶看见,他转身的时候,手不自觉地攥成了拳头,后背也绷得紧紧的。

    从那天起,怪事就一件接着一件,再也没停过。

    奶奶给村里二小子做棉袄,二小子那年八岁,要上学了,他妈特意扯了新布,找奶奶做件新棉袄。奶奶量好了尺寸,身长一尺八,袖长一尺二,仔仔细细裁好了布,每一片都量了三遍,确认尺寸分毫不差,才坐在缝纫机前缝。缝的时候,她一边缝一边量,两个袖子都是一尺二,一点差错都没有。可等她把棉袄缝好,翻过来准备锁扣眼的时候,一下子就懵了——两个袖子,一个一尺二,另一个,整整一尺五,差了三寸还多。

    她以为自己裁错了,赶紧把棉袄拆了,拿出裁好的袖片,用尺子量,两片袖片一模一样,都是一尺二,一点都不差。她咬了咬牙,重新缝,缝几针就量一次,确保两个袖子长度完全一样,可等缝完了翻过来,还是老样子,一个一尺二,一个一尺五,就像有人在她缝的时候,偷偷把袖子拉长了一截。

    连续拆了三次,缝了三次,次次都是这样。奶奶坐在缝纫机前,看着拆得稀碎的布片,急得满头大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下午二小子的妈来拿衣服,看见这个样子,脸当时就拉了下来,说大妹子,你这是咋了?以前你手工做的衣服,尺寸准得很,怎么有了缝纫机,反倒出这种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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