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跟以前用缝纫机的时候,一模一样。

    有时候,是晚上,奶奶睡着睡着,就感觉有人在摸她的脸,冰凉的,像冰块一样。她猛地睁开眼,屋里亮堂堂的,什么都没有,可脸上的冰凉感,却清清楚楚的。

    爷爷也开始遇到怪事了。他晚上睡觉,总觉得有人压在他身上,喘不过气,浑身都动不了。他猛地睁开眼,就看见一个女人,披散着头发,脸白得像纸,脖子上有个圆圆的血窟窿,正趴在他身上,对着他的脸,滴着黑血。爷爷每次都抄起身边的烟袋锅子,狠狠的砸过去,可每次,烟袋锅子都砸在墙上,掉一大块墙皮,眼前什么都没有。

    有一天,奶奶收拾柜子,打开柜门的那一刻,浑身的血都凉了。

    那件被撕得稀烂、扔到河里的蓝布褂子,好好的叠在柜子里,整整齐齐的,领口的那个血洞,清清楚楚,就在那里,跟新的一样。

    奶奶当时就吓得尖叫起来,爷爷跑进来,看见那件褂子,眼睛都红了,拿起剪刀,把褂子剪得稀碎,一片一片的,比指甲盖还小,然后抱到灶坑里,点上火就烧。

    可烧了半天,那些布片,一点都没烧着,火一碰到布片,就灭了,不管怎么烧,都烧不起来。爷爷急了,拿起煤油灯,倒了半瓶煤油在布片上,才终于点着了。火一下子就窜了起来,烧得很旺,就在这时候,灶坑里传来了女人的哭声,凄厉尖锐,整个院子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那堆布片,烧了整整一个小时,才终于烧成了灰。

    还有一次,奶奶在院子里喂鸡,一抬头,就看见堂屋的窗户玻璃上,贴着一张女人的脸。白森森的,两个黑洞洞的眼窝,正死死地盯着她。奶奶当时就吓得手里的鸡食盆掉在了地上,大喊着爷爷的名字。

    爷爷从屋里跑出来,顺着奶奶指的方向看,窗户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湿乎乎的手印,五个指头清清楚楚,冰凉冰凉的,印在玻璃上。爷爷用抹布使劲擦,怎么擦都擦不掉,过了好几天,那个手印,才慢慢的消失了。

    最吓人的,是晚上的煤油灯。总是好好的,挑得很亮,没有风,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突然之间,啪的一下,就灭了。

    屋里瞬间就陷入了一片漆黑,浓浓的血腥味和浆糊味,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屋子。缝纫机的咔哒声,就在耳边,围着他们转。爷爷赶紧划火柴,想点煤油灯,可划十几根火柴,都划不着,要么刚划着就灭了,要么根本就划不出火星。好不容易划着了一根,点上了煤油灯,屋里一下子亮了,什么都没有,声音没了,味道也没了,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的过,怪事从来没有停过。奶奶被折磨得瘦得不成样子,原来一百一十多斤的人,瘦得只剩七十多斤,脸色蜡黄,眼窝深陷,整天精神恍惚,晚上不敢睡觉,白天不敢一个人在家,不管去哪里,都要跟着爷爷。

    爷爷也愁白了头,才二十多岁的人,头发白了一半,烟袋锅子不离手,整天唉声叹气,生产队的活也干不好,整天心神不宁的。村里人都不敢跟他们家来往,看见他们,就赶紧躲着走,背后都议论,说他们家招了厉鬼,早晚要被缠死。

    他们俩,就像被整个村子抛弃了一样,困在那三间土坯房里,每天面对着无尽的恐惧,走投无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下了整整三天,雪都齐腰深了,院子里的雪,扫了又积,积了又扫,根本扫不完。家里的柴火,快烧完了,再不补充,这个冬天,就熬不过去了。

    爷爷早上起来,套上牛车,跟奶奶说,他去后山拉柴火,下午就回来,让奶奶在家好好待着,别出去。奶奶当时就拽着他的胳膊,不让他去,说雪太大了,后山有狼,太危险了。可爷爷说,不去不行,再不拉柴火,家里就没的烧了,我们俩都得冻死。

    说完,他戴上棉帽子,赶着牛车,就出门了。

    奶奶坐在炕上,盯着门口,坐立不安,从早上等到中午,从中午等到下午。天慢慢的黑了,太阳落山了,外面的天,黑沉沉的,鹅毛大雪还在下,根本看不见路,爷爷还是没回来。

    奶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越想越怕。后山雪大,很容易迷路,还有狼群,要是爷爷在山里待一整夜,非冻死不可,就算不冻死,也会被狼掏了。

    她越想越急,最后,咬了咬牙,穿上厚棉袄,围上厚围脖,戴上棉帽子,拿上手电筒,锁上门,就冲进了大雪里,去找爷爷。

    外面的雪,真的太大了,齐腰深,走一步,陷进去一步,根本走不动。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疼得厉害。手电筒的光,在漫天大雪里,只能照出去几步远,就被雪挡住了。奶奶深一脚浅一脚的,沿着去后山的路,慢慢的往前走,走了半个多小时,才走到村外的河边。

    就是当年,他们扔缝纫机零件的那条河。

    河已经冻住了,厚厚的冰,上面盖着厚厚的雪。奶奶走到河边,刚想踩着冰过河,就看见,河中间的冰面上,坐着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穿着蓝布褂子,披散着头发,背对着她,坐在冰面上,脚一下一下的蹬着,像蹬缝纫机一样,咔哒咔哒的。她的身边,放着一台缝纫机,就是当年被砸得稀碎的那台,此刻完完整整的,摆在冰面上,机头、面板、脚蹬子,都好好的,跟新的一样。

    奶奶当时就浑身冰凉,手里的手电筒哐当一声,掉在了雪地里,光灭了。周围瞬间就陷入了一片漆黑,只有漫天大雪,反射着一点点微弱的光。她转身就想跑,可脚像灌了铅一样,陷在雪地里,动都动不了。

    就在这时候,那个坐在冰面上的女人,慢慢的,转过了头。

    她的脸,白得像雪一样,没有一点血色,两个眼窝,是黑洞洞的,没有眼睛,脖子上,有一个圆圆的血窟窿,正往外冒着黑血。她看着奶奶,咧开嘴,笑了,露出了一口白森森的牙。

    然后,她站了起来,一步一步的,朝着奶奶走过来。她的脚,踩在雪地上,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留下一个脚印。身后的缝纫机,咔哒咔哒的响着,越来越近。奶奶能闻到,浓浓的血腥味,顺着寒风,飘了过来,刺骨的凉。

    奶奶终于反应过来了,拼了命的,把脚从雪地里拔出来,转身就往回跑。她什么都顾不上了,拼了命的跑,雪很深,她摔了好几跤,脸都摔破了,可她顾不上疼,爬起来,继续跑。

    那个女人,就在她的身后追。脚步声,咔哒咔哒的,像缝纫机的针脚声,越来越近,就在她的身后。奶奶能感觉到,冰凉的寒气,已经贴到了她的后背,像有一只手,就要抓到她的头发了。

    她一边跑,一边想喊,可嗓子里,只能发出嗬嗬的声音,根本喊不出声。寒风灌进她的嘴里,呛得她喘不过气,肺里像火烧一样疼。她跑了不知道多久,终于看见了家门口的那棵老榆树,看见了家里窗户透出的一点点微弱的光。

    她拼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冲到了家门口,拉开门,冲了进去,反手就把门插上,顶上了三根扁担,然后,靠在门上,浑身发软,顺着门,滑在了地上,大口大口的喘着气,浑身都被冷汗和雪水湿透了,冻得直打哆嗦。

    她刚滑在地上,就听见门外,传来了剪刀刮门的声音。

    咔嚓,咔嚓。

    一声接着一声,刮得门板直响,木屑哗哗的往下掉。还有女人的哭声,凄厉的,就在门外,一声接着一声,混着风雪声,钻进她的耳朵里。

    奶奶靠在门上,浑身抖,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就那么听着,剪刀刮门的声音,哭喊声,还有缝纫机的咔哒声,就在门外,响了一整夜。

    一直到天蒙蒙亮,远处传来了鸡叫的声音,一声,两声,三声。门外的声音,才慢慢的停了下来,刺骨的寒气,也慢慢的散了。

    天亮了,奶奶才敢慢慢的站起来,打开门。一看,门板上,全是剪刀刮的印子,一道一道的,很深,最深的地方,都快把门板刮穿了,木屑掉了一地。

    就在这时候,院门外,传来了牛车的声音。爷爷赶着牛车,回来了。

    原来,他昨天在后山,遇到了大风雪,迷了路,找不到下山的路了,就在一个山洞里,躲了一整夜,天亮了,雪小了,才找着路,赶着牛车回来了。

    爷爷看见奶奶站在门口,脸色惨白,浑身是伤,又看见门板上的刮痕,赶紧跳下车,跑过来,抱着奶奶。奶奶扑在爷爷怀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跟爷爷说了一遍。爷爷抱着她,手都抖了,眼泪掉在了她的头发上。

    这件事之后,他们俩,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村里没人敢帮他们,也没人懂这些事,他们只能一天天的硬扛着,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直到一个多月之后,天气慢慢的暖和了,雪也化了,村里来了一个外乡人。

    那个外乡人二十多岁,穿着中山装,背着一个军绿色的包,斯斯文文的,挨家挨户的打听,问村里有没有一个叫陈桂兰的人。村里人一听见陈桂兰的名字,都吓得赶紧关门,没人敢跟他多说一句话,都说陈桂兰早就死了几十年了,让他赶紧走,别再打听了。

    那个外乡人打听了半天,没人愿意跟他多说。最后,有个好心的村里人,跟他说,村东头的老李家,也就是奶奶和爷爷家,有陈桂兰当年的缝纫机,让他去那里问问。

    然后,那个外乡人,就找到了奶奶家,敲了门。爷爷开的门,看见是个陌生的外乡人,就警惕地问他,找谁。

    那个外乡人,给爷爷深深的鞠了一躬,说,大哥你好,我叫陈建军,是从南方来的。陈桂兰,是我的亲姑姑,我想打听一下她的下落。

    爷爷一听见陈桂兰的名字,脸一下子就白了,赶紧把他让进了屋,给他倒了一杯热水。

    陈建军坐在炕沿上,跟奶奶和爷爷说,他的父亲,是陈桂兰的亲弟弟。当年,他父亲才十几岁,跟着抗日队伍走了,后来,队伍去了南方,他父亲就留在了南方,结婚生子,安了家。

    这么多年,他父亲一直惦记着自己的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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