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里的东北农村黑得早，刚过酉时，天就像被墨汁浸透过似的，黑沉沉地压下来，呼啸的北风卷着雪粒子砸在土坯房的窗纸上，发出“噗噗”的闷响，像有什么东西在外面一下下叩着窗棂。我裹着打了补丁的花棉被，缩在奶奶热乎乎的炕头，后背贴着烧得烫人的火炕，芦苇炕席硌着后背，却抵不过怀里奶奶的粗布棉袄暖得踏实。炕梢的爷爷盘腿坐着，铜烟袋锅子在昏黄的煤油灯里泛着暗铜色的光，烟丝燃烧的火星一明一暗，呛人的旱烟味混着屋里的柴火味、皂角味，成了东北冬夜最踏实的气息，可我总觉得那忽明忽暗的灯火，把墙上的影子扯得奇形怪状，像藏着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就在我盯着窗纸缝里漏进来的风雪发呆时，院门外传来“吱呀”一声，是篱笆门被风雪推开的声音，紧接着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踩雪声，“咯吱、咯吱”，在静悄悄的冬夜里格外刺耳，还伴着女人裹着寒气的咳嗽声。奶奶抬手拍了拍我的后背，低声说：“是西屋的王婶子，这大冷天的，指定是有啥嚼舌根的事儿来了。”话音刚落，屋门就被推开，一股刺骨的寒风裹着雪沫子灌进来，吹得煤油灯的火苗猛地一窜，差点灭了，我下意识地往奶奶怀里缩了缩，手紧紧攥住了奶奶衣襟上的盘扣。
王婶子裹着藏青色的旧棉袍，棉裤腰上沾了厚厚的雪，裤脚冻得硬邦邦的，头发上挂着霜花，一进屋就使劲搓着通红的手，哈着白气往炕沿上坐，屁股刚沾到炕沿，就急吼吼地往前探身子，声音压得极低，带着藏不住的惊惧，像怕被什么东西听了去：“他婶子，你听说了吗？村东头的老张头，前几天没了，昨儿个后半夜送火葬场停尸，愣是在冷柜里坐起来了！给那火葬场打更的老周吓得出了疯病，现在还在镇医院躺着，口吐白沫胡言乱语，连家都不认得了！”
奶奶手里的针线活顿了顿，纳了一半的鞋底落在炕席上，眉头一下子皱紧，往我这边拢了拢被子，轻声道：“别瞎说，人都没了，哪能坐起来？别是老周年纪大了，眼花看错了？”
“看错？那可是好几个人亲眼见的！”王婶子脖子一梗，声音压得更低，几乎是贴着奶奶的耳朵说，唾沫星子都喷在了奶奶的耳尖上，“老张头你也知道，一辈子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种了四十年地，养了两头老黄牛，冬天就靠上山捡烧柴过日子，这辈子没跟人红过脸，没占过别人一点便宜，就是性子倔，认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前几天刮大烟泡，那风刮得能把人卷走，雪没到膝盖根子，村里谁都不敢出门，他倒好，说家里柴火烧完了，孙女儿炕头睡不热，非要上山捡干柴，家里人拦都拦不住，扛着爬犁就往北山走，这一去，就差点没回来！”
我缩在奶奶怀里，听得心脏突突直跳，连呼吸都不敢太重，只觉得窗外的风雪更急了，风灌进烟囱里，发出“呜呜”的哀鸣，像女人在哭。
王婶子接着说，那天的大烟泡是入冬以来最凶的，北风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跟小刀子割似的，睁不开眼，迈不开步。老张头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裹着羊肚巾，深一脚浅一脚往北山的松林里走，松林里的雪更厚，埋到了大腿根，他捡了半爬犁的干松枝，往回走的时候就撑不住了，年纪大了，气血弱，在雪地里冻得浑身僵硬，腿一软就栽倒在雪窝里，爬不起来了。雪不停地下，落在他的头上、身上，很快就埋了小半截身子，要不是同村的老李头也上山找被风吹跑的柴禾，发现了雪窝里的老张头，怕是当场就冻成冰坨子了。
老李头拼了老命把老张头背回村，送到他家土坯房的堂屋里，老张头已经浑身冰凉，嘴唇发紫，眼睛闭得死死的，喊他不应，推他不动。家里人慌了神，赶紧跑着去请村医，村医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中医，眼神花了，耳朵也背，背着药箱踩着雪过来，摸了摸老张头的颈动脉，又探了探鼻息，手指在他心口按了半天，摇着头叹了口气：“没气了，脉也停了，身子都开始发僵了，人走了，准备后事吧。”
东北农村的规矩，人没了不能立马入棺，更不能立马送火葬场，得先停在堂屋的门板上，头前点上长明灯，那灯是菜籽油点的，灯芯是棉花搓的，必须昼夜不灭，老辈人说，长明灯是给亡人照路的，灭了，魂就找不到回家的路，成了孤魂野鬼。家里人赶紧找了块干净的门板，搭在两条长凳上，把老张头平放在上面，又翻出提前备好的寿衣——那是老张头的老伴前年就给他缝好的，蓝布的褂子，黑布的裤子，千层底的黑布鞋，针脚缝得密密实实，老辈人说寿衣要缝七道线，寓意亡人一路顺顺当当，不受苦。
穿寿衣的时候也有讲究，不能让活人眼泪滴在亡人身上，不然亡人走不安生。老张头的老伴哭得死去活来，被儿子儿媳架着，不敢靠前，两个儿子大奎二奎咬着牙给老爹穿寿衣，手都抖得不成样子，寿衣的扣子是手工缝的布扣，扣了半天都扣不上，指尖碰着老张头的身子，冰得刺骨，那凉不是冬天的冷，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阴寒，碰一下，就像摸在了冰坨子上，冻得人指尖发麻。穿好寿衣，又往老张头嘴里塞了一枚铜钱，老规矩，亡人嘴里含钱，到了阴曹地府不缺钱花，手里再塞两块玉米面做的打狗饼，说是走黄泉路的时候，遇到恶狗，扔块饼就能脱身，这些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民俗禁忌，半分都错不得。
堂屋的长明灯就放在老张头头前的矮桌上，豆大的火苗昏昏沉沉的，照着老张头铁青的脸，他的眼睛闭得紧紧的，脸色灰败，没有一点活人的气息，头发上还沾着没擦干净的雪沫子，冻成了细碎的冰碴。家里人轮流守灵，不敢离开半步，除了换纸烧纸，就是盯着那盏长明灯，生怕风一吹灭了，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烧纸的灰烬飘起来，又落下去，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按村里的规矩，人没了要停灵三天，可现在镇上管得严，不许土葬，必须火葬，而且停灵不能超过一天，不然尸体容易坏，家里人没办法，跟村支书商量了，停灵一天一夜，凌晨三点送火葬场，老辈人说，亡人走夜路，不冲撞活人，凌晨阴气重，送葬最稳妥，其实也是怕白天路上人多，看着晦气。
那天凌晨，天最黑的时候，北风刮得更凶了，天上连颗星星都没有，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家里人找了辆拖拉机，车斗里铺了厚厚的稻草，把老张头抬进薄皮的松木棺材里——因为要火葬，不用好棺材，薄薄的一层松木板子，钉钉子的时候，大奎的手都抖了，钉子砸偏了好几次，砸在手指上，渗出血来，也顾不上疼。拖拉机的引擎“突突”地响，在寂静的冬夜里格外刺耳，车斗上盖着厚厚的棉被，怕老张头的尸体被风雪吹着，大奎二奎坐在车斗里，裹着棉大衣，低着头，一句话都不说，眼泪砸在雪地里，瞬间就冻成了冰珠。
火葬场在镇边上的荒郊野地，四周都是光秃秃的荒地，连棵树都没有，只有几根歪歪扭扭的电线杆，昏黄的路灯一闪一闪的，电线被风吹得“嗡嗡”响，像有人在耳边哼着丧曲。拖拉机开到火葬场门口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半，院子里静悄悄的，连个鬼影都没有，只有西北角的停尸间亮着一盏昏沉沉的白炽灯，灯光透过小窗户漏出来，在雪地上投出一块惨白的影子，看着格外瘆人。
值班打更的是外村的老周，五十多岁，孤身一人，来火葬场打更才半年，本来就胆子小，平时值夜班都要喝二两白酒壮胆，那天晚上雪大，他缩在值班室里，铁炉子烧着煤，一壶水在炉子上滋滋地响，屋里暖烘烘的，可他总觉得心里发慌，总觉得院子里有什么东西在盯着他，眼神瞟向停尸间的方向，就浑身冒冷汗。
家属把老张头的尸体从棺材里抬出来，殡仪馆的值班人员打着哈欠，裹着大衣，把尸体推进停尸间。那停尸间是一排铁皮冷柜，冷冰冰的，一开门，一股刺骨的寒气就涌出来，比外面的风雪还要冷十倍，那是阴嗖嗖的寒气，钻骨头缝的冷，进去的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寒颤，牙齿打颤。冷柜是铁制的，表面结着一层白霜，灯光是十五瓦的白炽灯，昏昏沉沉的，照得冷柜泛着青白色的光，也照得老张头的脸更加铁青，寿衣的蓝布在灯光下显得暗沉，像浸了水的墨。
值班人员把老张头推进三号冷柜，“哐当”一声关上冷柜门，又锁上了停尸间的铁门，那铁门是厚铁皮做的，锁头是锈迹斑斑的大铁锁，锁上的时候发出“咔哒”一声脆响，在空旷的停尸间里回荡，听得人心里一紧。大奎给老周塞了一包烟，陪着笑说：“周师傅，麻烦你帮忙照看点，我们天亮就过来火化。”老周接过烟，点点头，眼神都不敢往停尸间瞟，只盼着赶紧天亮，家属们又叮嘱了几句，就坐着拖拉机回村了，院子里瞬间又恢复了死寂，只剩下老周一个人，还有呼啸的北风，和停尸间里那盏昏沉的灯。
家属走后，老周回到值班室，把烟点上，抽了两口，又倒了二两散装白酒，一口灌进肚里，火辣辣的酒液滑进喉咙，才稍微暖了点身子。他坐在小板凳上，盯着铁炉子的火苗，不敢闭眼，耳朵却不由自主地竖着，听着外面的动静。风刮着停尸间的铁皮墙，发出“呜呜”的声音，像女人的哭声，又像野兽的低吼，听得人头皮发麻。
大概凌晨十二点的时候，老周刚有点困意，趴在桌子上打盹，突然听到停尸间里传来一声闷响——“咚！”
那声音很沉，像是人的骨头撞在了铁皮冷柜上，沉闷又清晰，在寂静的火葬场里格外刺耳。
老周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得溜圆，酒劲瞬间醒了大半，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鸡皮疙瘩起了一身。他屏住呼吸，竖着耳朵听，心里安慰自己，是野猫，火葬场里经常有野猫来啃食家属留下的祭品，肯定是野猫踩翻了什么东西。
可紧接着，又传来了声音——“刺啦……刺啦……”
是指甲刮着铁皮冷柜的声音，尖锐、刺耳，像用钝刀子划玻璃，听得人牙根发酸，心脏揪成一团。那声音不是野猫能发出来的，是人的指甲，硬邦邦的，一下下刮在冷柜的铁皮上，力道不大，却格外清晰，一声接着一声，从停尸间里传出来，钻到老周的耳朵里，刻进骨头里。
老周吓得浑身僵硬，坐在小板凳上，动都不敢动，手脚冰凉，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流，流进脖子里，冰得他一哆嗦。他想喊，却发现嗓子发紧，发不出一点声音，想站起来跑，可腿软
就在我盯着窗纸缝里漏进来的风雪发呆时，院门外传来“吱呀”一声，是篱笆门被风雪推开的声音，紧接着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踩雪声，“咯吱、咯吱”，在静悄悄的冬夜里格外刺耳，还伴着女人裹着寒气的咳嗽声。奶奶抬手拍了拍我的后背，低声说：“是西屋的王婶子，这大冷天的，指定是有啥嚼舌根的事儿来了。”话音刚落，屋门就被推开，一股刺骨的寒风裹着雪沫子灌进来，吹得煤油灯的火苗猛地一窜，差点灭了，我下意识地往奶奶怀里缩了缩，手紧紧攥住了奶奶衣襟上的盘扣。
王婶子裹着藏青色的旧棉袍，棉裤腰上沾了厚厚的雪，裤脚冻得硬邦邦的，头发上挂着霜花，一进屋就使劲搓着通红的手，哈着白气往炕沿上坐，屁股刚沾到炕沿，就急吼吼地往前探身子，声音压得极低，带着藏不住的惊惧，像怕被什么东西听了去：“他婶子，你听说了吗？村东头的老张头，前几天没了，昨儿个后半夜送火葬场停尸，愣是在冷柜里坐起来了！给那火葬场打更的老周吓得出了疯病，现在还在镇医院躺着，口吐白沫胡言乱语，连家都不认得了！”
奶奶手里的针线活顿了顿，纳了一半的鞋底落在炕席上，眉头一下子皱紧，往我这边拢了拢被子，轻声道：“别瞎说，人都没了，哪能坐起来？别是老周年纪大了，眼花看错了？”
“看错？那可是好几个人亲眼见的！”王婶子脖子一梗，声音压得更低，几乎是贴着奶奶的耳朵说，唾沫星子都喷在了奶奶的耳尖上，“老张头你也知道，一辈子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种了四十年地，养了两头老黄牛，冬天就靠上山捡烧柴过日子，这辈子没跟人红过脸，没占过别人一点便宜，就是性子倔，认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前几天刮大烟泡，那风刮得能把人卷走，雪没到膝盖根子，村里谁都不敢出门，他倒好，说家里柴火烧完了，孙女儿炕头睡不热，非要上山捡干柴，家里人拦都拦不住，扛着爬犁就往北山走，这一去，就差点没回来！”
我缩在奶奶怀里，听得心脏突突直跳，连呼吸都不敢太重，只觉得窗外的风雪更急了，风灌进烟囱里，发出“呜呜”的哀鸣，像女人在哭。
王婶子接着说，那天的大烟泡是入冬以来最凶的，北风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跟小刀子割似的，睁不开眼，迈不开步。老张头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裹着羊肚巾，深一脚浅一脚往北山的松林里走，松林里的雪更厚，埋到了大腿根，他捡了半爬犁的干松枝，往回走的时候就撑不住了，年纪大了，气血弱，在雪地里冻得浑身僵硬，腿一软就栽倒在雪窝里，爬不起来了。雪不停地下，落在他的头上、身上，很快就埋了小半截身子，要不是同村的老李头也上山找被风吹跑的柴禾，发现了雪窝里的老张头，怕是当场就冻成冰坨子了。
老李头拼了老命把老张头背回村，送到他家土坯房的堂屋里，老张头已经浑身冰凉，嘴唇发紫，眼睛闭得死死的，喊他不应，推他不动。家里人慌了神，赶紧跑着去请村医，村医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中医，眼神花了，耳朵也背，背着药箱踩着雪过来，摸了摸老张头的颈动脉，又探了探鼻息，手指在他心口按了半天，摇着头叹了口气：“没气了，脉也停了，身子都开始发僵了，人走了，准备后事吧。”
东北农村的规矩，人没了不能立马入棺，更不能立马送火葬场，得先停在堂屋的门板上，头前点上长明灯，那灯是菜籽油点的，灯芯是棉花搓的，必须昼夜不灭，老辈人说，长明灯是给亡人照路的，灭了，魂就找不到回家的路，成了孤魂野鬼。家里人赶紧找了块干净的门板，搭在两条长凳上，把老张头平放在上面，又翻出提前备好的寿衣——那是老张头的老伴前年就给他缝好的，蓝布的褂子，黑布的裤子，千层底的黑布鞋，针脚缝得密密实实，老辈人说寿衣要缝七道线，寓意亡人一路顺顺当当，不受苦。
穿寿衣的时候也有讲究，不能让活人眼泪滴在亡人身上，不然亡人走不安生。老张头的老伴哭得死去活来，被儿子儿媳架着，不敢靠前，两个儿子大奎二奎咬着牙给老爹穿寿衣，手都抖得不成样子，寿衣的扣子是手工缝的布扣，扣了半天都扣不上，指尖碰着老张头的身子，冰得刺骨，那凉不是冬天的冷，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阴寒，碰一下，就像摸在了冰坨子上，冻得人指尖发麻。穿好寿衣，又往老张头嘴里塞了一枚铜钱，老规矩，亡人嘴里含钱，到了阴曹地府不缺钱花，手里再塞两块玉米面做的打狗饼，说是走黄泉路的时候，遇到恶狗，扔块饼就能脱身，这些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民俗禁忌，半分都错不得。
堂屋的长明灯就放在老张头头前的矮桌上，豆大的火苗昏昏沉沉的，照着老张头铁青的脸，他的眼睛闭得紧紧的，脸色灰败，没有一点活人的气息，头发上还沾着没擦干净的雪沫子，冻成了细碎的冰碴。家里人轮流守灵，不敢离开半步，除了换纸烧纸，就是盯着那盏长明灯，生怕风一吹灭了，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烧纸的灰烬飘起来，又落下去，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按村里的规矩，人没了要停灵三天，可现在镇上管得严，不许土葬，必须火葬，而且停灵不能超过一天，不然尸体容易坏，家里人没办法，跟村支书商量了，停灵一天一夜，凌晨三点送火葬场，老辈人说，亡人走夜路，不冲撞活人，凌晨阴气重，送葬最稳妥，其实也是怕白天路上人多，看着晦气。
那天凌晨，天最黑的时候，北风刮得更凶了，天上连颗星星都没有，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家里人找了辆拖拉机，车斗里铺了厚厚的稻草，把老张头抬进薄皮的松木棺材里——因为要火葬，不用好棺材，薄薄的一层松木板子，钉钉子的时候，大奎的手都抖了，钉子砸偏了好几次，砸在手指上，渗出血来，也顾不上疼。拖拉机的引擎“突突”地响，在寂静的冬夜里格外刺耳，车斗上盖着厚厚的棉被，怕老张头的尸体被风雪吹着，大奎二奎坐在车斗里，裹着棉大衣，低着头，一句话都不说，眼泪砸在雪地里，瞬间就冻成了冰珠。
火葬场在镇边上的荒郊野地，四周都是光秃秃的荒地，连棵树都没有，只有几根歪歪扭扭的电线杆，昏黄的路灯一闪一闪的，电线被风吹得“嗡嗡”响，像有人在耳边哼着丧曲。拖拉机开到火葬场门口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半，院子里静悄悄的，连个鬼影都没有，只有西北角的停尸间亮着一盏昏沉沉的白炽灯，灯光透过小窗户漏出来，在雪地上投出一块惨白的影子，看着格外瘆人。
值班打更的是外村的老周，五十多岁，孤身一人，来火葬场打更才半年，本来就胆子小，平时值夜班都要喝二两白酒壮胆，那天晚上雪大，他缩在值班室里，铁炉子烧着煤，一壶水在炉子上滋滋地响，屋里暖烘烘的，可他总觉得心里发慌，总觉得院子里有什么东西在盯着他，眼神瞟向停尸间的方向，就浑身冒冷汗。
家属把老张头的尸体从棺材里抬出来，殡仪馆的值班人员打着哈欠，裹着大衣，把尸体推进停尸间。那停尸间是一排铁皮冷柜，冷冰冰的，一开门，一股刺骨的寒气就涌出来，比外面的风雪还要冷十倍，那是阴嗖嗖的寒气，钻骨头缝的冷，进去的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寒颤，牙齿打颤。冷柜是铁制的，表面结着一层白霜，灯光是十五瓦的白炽灯，昏昏沉沉的，照得冷柜泛着青白色的光，也照得老张头的脸更加铁青，寿衣的蓝布在灯光下显得暗沉，像浸了水的墨。
值班人员把老张头推进三号冷柜，“哐当”一声关上冷柜门，又锁上了停尸间的铁门，那铁门是厚铁皮做的，锁头是锈迹斑斑的大铁锁，锁上的时候发出“咔哒”一声脆响，在空旷的停尸间里回荡，听得人心里一紧。大奎给老周塞了一包烟，陪着笑说：“周师傅，麻烦你帮忙照看点，我们天亮就过来火化。”老周接过烟，点点头，眼神都不敢往停尸间瞟，只盼着赶紧天亮，家属们又叮嘱了几句，就坐着拖拉机回村了，院子里瞬间又恢复了死寂，只剩下老周一个人，还有呼啸的北风，和停尸间里那盏昏沉的灯。
家属走后，老周回到值班室，把烟点上，抽了两口，又倒了二两散装白酒，一口灌进肚里，火辣辣的酒液滑进喉咙，才稍微暖了点身子。他坐在小板凳上，盯着铁炉子的火苗，不敢闭眼，耳朵却不由自主地竖着，听着外面的动静。风刮着停尸间的铁皮墙，发出“呜呜”的声音，像女人的哭声，又像野兽的低吼，听得人头皮发麻。
大概凌晨十二点的时候，老周刚有点困意，趴在桌子上打盹，突然听到停尸间里传来一声闷响——“咚！”
那声音很沉，像是人的骨头撞在了铁皮冷柜上，沉闷又清晰，在寂静的火葬场里格外刺耳。
老周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得溜圆，酒劲瞬间醒了大半，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鸡皮疙瘩起了一身。他屏住呼吸，竖着耳朵听，心里安慰自己，是野猫，火葬场里经常有野猫来啃食家属留下的祭品，肯定是野猫踩翻了什么东西。
可紧接着，又传来了声音——“刺啦……刺啦……”
是指甲刮着铁皮冷柜的声音，尖锐、刺耳，像用钝刀子划玻璃，听得人牙根发酸，心脏揪成一团。那声音不是野猫能发出来的，是人的指甲，硬邦邦的，一下下刮在冷柜的铁皮上，力道不大，却格外清晰，一声接着一声，从停尸间里传出来，钻到老周的耳朵里，刻进骨头里。
老周吓得浑身僵硬，坐在小板凳上，动都不敢动，手脚冰凉，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流，流进脖子里，冰得他一哆嗦。他想喊，却发现嗓子发紧，发不出一点声音，想站起来跑，可腿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