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候才七八岁，刚能坐稳炕头，晚饭啃了半块玉米面饼子，就着咸菜喝了两碗粥，肚子里暖烘烘的。爷爷坐在炕梢，手里攥着竹条，就着煤油灯的光编筐，竹条在他手里翻来折去，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奶奶盘着腿坐在炕头，裹着藏青色的大襟棉袄，手里的旱烟袋在炕沿石头上轻轻磕了磕，烟灰落在地上，我立马就把手里的玩物扔了，麻溜地往她怀里钻，脑袋枕在她的腿上，知道这是要讲老故事了。奶奶的手糙得很，带着常年搓玉米、纳鞋底磨出来的硬茧，还有一股子旱烟和玉米面混在一起的暖乎乎的味道，一下一下摸着我的后脑勺，没等我催，就开了口，说的是早年间，咱们这一片，一个年轻小伙子的事，这事不是瞎编的，是当年实打实发生的，村里上了年纪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那时候刚分田到户没两年，生产队散了，各家种各家的地，日子刚有了点盼头。故事里的小伙子那年二十三，爹妈在他十五岁那年赶上荒年，一场大病没挺过去，双双走了，就给他留下三间土坯房，还有村西头的几亩薄田。小伙子人勤快，能吃苦，身强力壮的，生产队里的活从来没落在人后面，分了地之后更是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忙活，地里的庄稼长得比谁家都旺，日子慢慢有了起色，村里也有媒人给他张罗对象，眼看日子就要往红火里去了，偏偏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把他一辈子都毁了。
小伙子爹妈走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连口像样的棺材都打不起，还是村里的老街坊们凑钱，给打了两口薄皮棺材，埋在了村西头老坟圈子的边上。那片地低洼，紧挨着河沟子，每年夏天一到雨季，河水涨上来，就往坟地里灌，他去上坟，总能看见坟头被水泡得往下塌，坟边上的土都被冲跑了，有一年雨大，甚至露出了棺材的一角，木头被水泡得发胀，黑黢黢的，看着就让人心里揪得慌。
为这事，他心里一直不得劲，总觉得爹妈在底下不安生，跟村里的老人唠嗑的时候，也总念叨这事。老人就说，要是实在不行，就给你爹妈挪个地方，找个地势高、土厚的地方，让老人住得安稳点。他听了这话，就动了迁坟的心思。那时候他年轻，二十出头的年纪，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那些神神叨叨的事，就觉得，只要给爹妈找个好地方，好好安葬了，就是尽了孝，别的都不算事。
村周边的地方，他前前后后转了个遍。村东头是河，地势低，一下雨就淹，不行；村南头全是各家的口粮田，都是刚分到手的熟地，谁家也不会让出来当坟地，不行；村西头就是老坟圈子，他就是想把爹妈从那挪出来，自然不能再选那；算来算去，就剩下村北头的漫岗。
那片漫岗离村子有三四里地，后面连着连绵的山，前面是开阔的草甸子，地势比村子高出一大截，土都是黑油油的腐殖土，厚得很，一脚踩下去能陷进去半指，从来不会积水，而且向阳，冬天的太阳能从早晒到晚，在咱们这苦寒地方，向阳的地方比啥都金贵。他第一次往那去的时候，站在漫岗上往前看，整个村子都尽收眼底，烟筒里冒的烟，街上跑的狗，地里的庄稼，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当时心里就定了，就是这了，把爹妈埋在这，能看着家，能看着他过日子，地势又高，再也不用受水泡的罪了。
头一天去踩点，他天刚蒙蒙亮就出了门，扛着一把铁锹，腰里别了个军用水壶，怀里揣了两个玉米面饼子，就往村北走。那时候刚入秋，地里的庄稼刚收完，地里光秃秃的，漫岗上长着半人高的荒草，还有一片一片的松树林，风一吹，松树枝哗哗响，草叶子蹭着裤腿，沙沙的。他在漫岗上转了整整一上午，踩了不知道多少个地方，每到一处，就用铁锹挖开表层的土，看底下的土厚不厚，有没有石头，有没有沙层。
咱们这盖房、埋人，都讲究土厚，不能有流沙，不能有石头，不然住着不安生。他转了一上午，要么就是底下有碎石子，要么就是土太薄，挖不了两锹就见了底下的砂石，都不满意。一直到中午，太阳升到头顶，他走到松树林子边上的一块平地，那地方方方正正的，背后靠着漫岗的缓坡，前面一眼能望到村子，地势比周边都高出一截，周围的草长得都比别处旺，黑油油的。
他蹲下来，用铁锹挖了一锹土，黑得发亮，攥在手里能成团，松开了也不散，里面一点石头沙子都没有，干松得很，扒开半米深，一点积水的痕迹都没有，连土都是润的，不是湿的。他当时就乐了，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觉得这地方给爹妈住，再好不过了。他蹲在地上，用铁锹尖在地上认认真真画了一个长方形的框，正好是一口棺材的尺寸，四个角都用铁锹扎了半尺深的坑，做了记号，又在旁边的一棵碗口粗的松树上，用砍刀砍了个深深的印子，做了双重标记，这才坐在地上，啃了饼子，喝了水，歇了好半天，才往回走。
往回走的时候，他心里敞亮得很，觉得了却了一桩大心事，脚步都轻快了不少。路过村头的时候，碰见了村里两个跟他关系最好的伙伴，大刘和二勇，都是跟他一起在生产队长大的，年纪差不多，平时一起下地，一起上山砍柴，好得能穿一条裤子。两个人看见他扛着铁锹从北岗下来，就喊住他，问他干啥去了。他就把想给爹妈迁坟，在北岗选了块好地方的事，跟两个人说了，两个人都替他高兴，说这是好事，到时候动土，喊上他们俩，搭把手，他一口就应了，说三天后就动土，先把坑挖好，再去起爹妈原来的坟。
他回到家的时候，天还没擦黑，先去喂了家里的大黄。大黄是他养了三年的土狗，平时凶得很，村里的生人路过门口，都能叫得惊天动地的，就连村里的大狼狗，都怕它三分。可那天他进门，大黄没像往常一样扑上来摇尾巴，就趴在狗窝门口，夹着尾巴，脑袋埋在爪子里，抬都不抬。他以为狗病了，蹲下来摸了摸它的头，不热，身上也没伤，就给它扔了个窝头，它闻了闻，又把头埋了回去，一口没动。他当时没当回事，只当是狗在外面跟别的狗打架受了委屈，笑了骂了一句没出息，就转身进了屋。
晚上他做了点饭，吃了，就坐在炕上擦铁锹和镐头，把刃口磨得锃亮，打算三天后好好干活。天擦黑的时候，外面起了风，吹得窗户纸呼嗒呼嗒响，东北的秋天，晚上已经凉了，他把窗户缝又用纸条糊了糊，把油灯挑亮了一点，刚要躺下，就听见窗户外面，传来了呜呜的哭声。
那哭声是个男人的声音，压得很低，呜呜咽咽的，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又像憋着一股子说不出来的怨气，就在窗户根底下，听得清清楚楚的，连风都盖不住。他当时愣了一下，第一反应是村里谁家的男人喝醉了，在外面哭，就没在意，翻了个身，打算接着睡。可那哭声就不走，一直在窗户外面，来来回回的，呜呜的，一声接着一声，听得人心里发毛，后脊梁骨一阵阵的发凉。
他坐了起来，抄起放在炕边的顶门杠子。那是一根胳膊粗的硬木杠子，是他爹当年留下来的，平时用来顶门，沉得很，一棍子下去，能把狼的骨头打断。他光着脚踩在地上，冰凉的地冻得他一缩脚，还是一步步走到了门口，憋着气，猛地喊了一声：“谁在外面？！”
外面的哭声一下子就停了，静悄悄的，只有风吹着草的声音，连狗叫都没有。他壮着胆子，把门栓拉开，猛地把门拉开，外面的月光亮堂堂的，洒在院子里，雪白雪白的，院子里空荡荡的，鸡窝安安静静的，柴火垛整整齐齐的，墙角里连个影子都没有。他拿着杠子，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每个角落都看了，啥也没有，连个脚印都没留下。
他又走到院门口，拉开门往街上看，街上空荡荡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风吹着落叶滚过去，沙沙的响。他心里犯嘀咕，难道是自己听错了？是风刮过窗户缝的声音？可那哭声清清楚楚的，连哽咽的气音都听得明明白白，怎么可能是风声？他摇了摇头，关上门，重新插好门栓，用杠子把门死死顶住，又回到炕上，但是这一晚上，他再也没睡着，耳朵一直竖着，听着外面的动静，可那哭声，再也没响起来过。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他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饭都没吃，就扛着铁锹又往漫岗去，想看看自己昨天做的记号还在不在。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地方，他一下子就愣在原地了，浑身的血好像瞬间就凉了。
昨天他用铁锹画的清清楚楚的长方形框，没了。地上平平整整的，荒草都好好的长在上面，连个被铁锹划过的痕迹都没有，四个角扎的半尺深的坑，也没了，平平整整的黑土，跟周边的地一模一样，就像他昨天从来没来过，从来没在这里画过记号一样。
他当时脑袋嗡的一声，赶紧跑到旁边的松树那，树上的砍刀印子还在，深深的一道，清清楚楚的，说明他根本没找错地方，就是这。他蹲在地上，扒开草，翻来覆去的看，地上确实一点痕迹都没有，那片地硬邦邦的，连一点松土的迹象都没有，就像他昨天来画记号的事，是他自己做的一场梦一样。
他心里一下子就发毛了，后背一阵阵的冒冷汗，手里的铁锹杆都快握不住了。可年轻气盛的人，越是遇到这种邪门的事，越是不肯服软，一股子倔劲就上来了，咬了咬牙，心里想，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肯定是晚上风大，把土刮平了，要么就是山上的野猪、狍子下来，给踩平了，今天我把记号做死，看你还能不能没。
他拿出铁锹，在昨天画框的四个角上，挖了四个半尺多深的坑，每个坑里都塞了一块拳头大的石头，用土填平，再用脚狠狠踩实了，踩得跟周边的地一样硬。然后又在长方形的框里，用铁锹把土全都翻了一遍，翻了有半尺深，松松软软的一大片，黑土翻出来，在太阳底下亮得很。这下，别说牲口踩了，就是刮十天大风，也不可能给刮平了，更别说埋在土里的石头，总不能自己长腿跑了。
他做完这些，又在树边上坐了半天，抽了两根烟，眼睛死死盯着那片地，确定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才扛着铁锹往回走。回去的路上，他又碰见了大刘和二勇，两个人看他脸色不好，就问他咋了。他就把昨天晚上听到哭声，今天早上记号没了的事，跟两个人说了。两个人听了，都有点犯嘀咕，说军子，要不这地方咱别选了，听着就邪门，北岗那么大，再找个别的地方不行吗？
他摇了摇头，说都到这了，记号都重新做了，还能咋
那时候刚分田到户没两年，生产队散了，各家种各家的地，日子刚有了点盼头。故事里的小伙子那年二十三，爹妈在他十五岁那年赶上荒年，一场大病没挺过去，双双走了，就给他留下三间土坯房，还有村西头的几亩薄田。小伙子人勤快，能吃苦，身强力壮的，生产队里的活从来没落在人后面，分了地之后更是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忙活，地里的庄稼长得比谁家都旺，日子慢慢有了起色，村里也有媒人给他张罗对象，眼看日子就要往红火里去了，偏偏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把他一辈子都毁了。
小伙子爹妈走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连口像样的棺材都打不起，还是村里的老街坊们凑钱，给打了两口薄皮棺材，埋在了村西头老坟圈子的边上。那片地低洼，紧挨着河沟子，每年夏天一到雨季，河水涨上来，就往坟地里灌，他去上坟，总能看见坟头被水泡得往下塌，坟边上的土都被冲跑了，有一年雨大，甚至露出了棺材的一角，木头被水泡得发胀，黑黢黢的，看着就让人心里揪得慌。
为这事，他心里一直不得劲，总觉得爹妈在底下不安生，跟村里的老人唠嗑的时候，也总念叨这事。老人就说，要是实在不行，就给你爹妈挪个地方，找个地势高、土厚的地方，让老人住得安稳点。他听了这话，就动了迁坟的心思。那时候他年轻，二十出头的年纪，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那些神神叨叨的事，就觉得，只要给爹妈找个好地方，好好安葬了，就是尽了孝，别的都不算事。
村周边的地方，他前前后后转了个遍。村东头是河，地势低，一下雨就淹，不行；村南头全是各家的口粮田，都是刚分到手的熟地，谁家也不会让出来当坟地，不行；村西头就是老坟圈子，他就是想把爹妈从那挪出来，自然不能再选那；算来算去，就剩下村北头的漫岗。
那片漫岗离村子有三四里地，后面连着连绵的山，前面是开阔的草甸子，地势比村子高出一大截，土都是黑油油的腐殖土，厚得很，一脚踩下去能陷进去半指，从来不会积水，而且向阳，冬天的太阳能从早晒到晚，在咱们这苦寒地方，向阳的地方比啥都金贵。他第一次往那去的时候，站在漫岗上往前看，整个村子都尽收眼底，烟筒里冒的烟，街上跑的狗，地里的庄稼，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当时心里就定了，就是这了，把爹妈埋在这，能看着家，能看着他过日子，地势又高，再也不用受水泡的罪了。
头一天去踩点，他天刚蒙蒙亮就出了门，扛着一把铁锹，腰里别了个军用水壶，怀里揣了两个玉米面饼子，就往村北走。那时候刚入秋，地里的庄稼刚收完，地里光秃秃的，漫岗上长着半人高的荒草，还有一片一片的松树林，风一吹，松树枝哗哗响，草叶子蹭着裤腿，沙沙的。他在漫岗上转了整整一上午，踩了不知道多少个地方，每到一处，就用铁锹挖开表层的土，看底下的土厚不厚，有没有石头，有没有沙层。
咱们这盖房、埋人，都讲究土厚，不能有流沙，不能有石头，不然住着不安生。他转了一上午，要么就是底下有碎石子，要么就是土太薄，挖不了两锹就见了底下的砂石，都不满意。一直到中午，太阳升到头顶，他走到松树林子边上的一块平地，那地方方方正正的，背后靠着漫岗的缓坡，前面一眼能望到村子，地势比周边都高出一截，周围的草长得都比别处旺，黑油油的。
他蹲下来，用铁锹挖了一锹土，黑得发亮，攥在手里能成团，松开了也不散，里面一点石头沙子都没有，干松得很，扒开半米深，一点积水的痕迹都没有，连土都是润的，不是湿的。他当时就乐了，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觉得这地方给爹妈住，再好不过了。他蹲在地上，用铁锹尖在地上认认真真画了一个长方形的框，正好是一口棺材的尺寸，四个角都用铁锹扎了半尺深的坑，做了记号，又在旁边的一棵碗口粗的松树上，用砍刀砍了个深深的印子，做了双重标记，这才坐在地上，啃了饼子，喝了水，歇了好半天，才往回走。
往回走的时候，他心里敞亮得很，觉得了却了一桩大心事，脚步都轻快了不少。路过村头的时候，碰见了村里两个跟他关系最好的伙伴，大刘和二勇，都是跟他一起在生产队长大的，年纪差不多，平时一起下地，一起上山砍柴，好得能穿一条裤子。两个人看见他扛着铁锹从北岗下来，就喊住他，问他干啥去了。他就把想给爹妈迁坟，在北岗选了块好地方的事，跟两个人说了，两个人都替他高兴，说这是好事，到时候动土，喊上他们俩，搭把手，他一口就应了，说三天后就动土，先把坑挖好，再去起爹妈原来的坟。
他回到家的时候，天还没擦黑，先去喂了家里的大黄。大黄是他养了三年的土狗，平时凶得很，村里的生人路过门口，都能叫得惊天动地的，就连村里的大狼狗，都怕它三分。可那天他进门，大黄没像往常一样扑上来摇尾巴，就趴在狗窝门口，夹着尾巴，脑袋埋在爪子里，抬都不抬。他以为狗病了，蹲下来摸了摸它的头，不热，身上也没伤，就给它扔了个窝头，它闻了闻，又把头埋了回去，一口没动。他当时没当回事，只当是狗在外面跟别的狗打架受了委屈，笑了骂了一句没出息，就转身进了屋。
晚上他做了点饭，吃了，就坐在炕上擦铁锹和镐头，把刃口磨得锃亮，打算三天后好好干活。天擦黑的时候，外面起了风，吹得窗户纸呼嗒呼嗒响，东北的秋天，晚上已经凉了，他把窗户缝又用纸条糊了糊，把油灯挑亮了一点，刚要躺下，就听见窗户外面，传来了呜呜的哭声。
那哭声是个男人的声音，压得很低，呜呜咽咽的，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又像憋着一股子说不出来的怨气，就在窗户根底下，听得清清楚楚的，连风都盖不住。他当时愣了一下，第一反应是村里谁家的男人喝醉了，在外面哭，就没在意，翻了个身，打算接着睡。可那哭声就不走，一直在窗户外面，来来回回的，呜呜的，一声接着一声，听得人心里发毛，后脊梁骨一阵阵的发凉。
他坐了起来，抄起放在炕边的顶门杠子。那是一根胳膊粗的硬木杠子，是他爹当年留下来的，平时用来顶门，沉得很，一棍子下去，能把狼的骨头打断。他光着脚踩在地上，冰凉的地冻得他一缩脚，还是一步步走到了门口，憋着气，猛地喊了一声：“谁在外面？！”
外面的哭声一下子就停了，静悄悄的，只有风吹着草的声音，连狗叫都没有。他壮着胆子，把门栓拉开，猛地把门拉开，外面的月光亮堂堂的，洒在院子里，雪白雪白的，院子里空荡荡的，鸡窝安安静静的，柴火垛整整齐齐的，墙角里连个影子都没有。他拿着杠子，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每个角落都看了，啥也没有，连个脚印都没留下。
他又走到院门口，拉开门往街上看，街上空荡荡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风吹着落叶滚过去，沙沙的响。他心里犯嘀咕，难道是自己听错了？是风刮过窗户缝的声音？可那哭声清清楚楚的，连哽咽的气音都听得明明白白，怎么可能是风声？他摇了摇头，关上门，重新插好门栓，用杠子把门死死顶住，又回到炕上，但是这一晚上，他再也没睡着，耳朵一直竖着，听着外面的动静，可那哭声，再也没响起来过。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他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饭都没吃，就扛着铁锹又往漫岗去，想看看自己昨天做的记号还在不在。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地方，他一下子就愣在原地了，浑身的血好像瞬间就凉了。
昨天他用铁锹画的清清楚楚的长方形框，没了。地上平平整整的，荒草都好好的长在上面，连个被铁锹划过的痕迹都没有，四个角扎的半尺深的坑，也没了，平平整整的黑土，跟周边的地一模一样，就像他昨天从来没来过，从来没在这里画过记号一样。
他当时脑袋嗡的一声，赶紧跑到旁边的松树那，树上的砍刀印子还在，深深的一道，清清楚楚的，说明他根本没找错地方，就是这。他蹲在地上，扒开草，翻来覆去的看，地上确实一点痕迹都没有，那片地硬邦邦的，连一点松土的迹象都没有，就像他昨天来画记号的事，是他自己做的一场梦一样。
他心里一下子就发毛了，后背一阵阵的冒冷汗，手里的铁锹杆都快握不住了。可年轻气盛的人，越是遇到这种邪门的事，越是不肯服软，一股子倔劲就上来了，咬了咬牙，心里想，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肯定是晚上风大，把土刮平了，要么就是山上的野猪、狍子下来，给踩平了，今天我把记号做死，看你还能不能没。
他拿出铁锹，在昨天画框的四个角上，挖了四个半尺多深的坑，每个坑里都塞了一块拳头大的石头，用土填平，再用脚狠狠踩实了，踩得跟周边的地一样硬。然后又在长方形的框里，用铁锹把土全都翻了一遍，翻了有半尺深，松松软软的一大片，黑土翻出来，在太阳底下亮得很。这下，别说牲口踩了，就是刮十天大风，也不可能给刮平了，更别说埋在土里的石头，总不能自己长腿跑了。
他做完这些，又在树边上坐了半天，抽了两根烟，眼睛死死盯着那片地，确定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才扛着铁锹往回走。回去的路上，他又碰见了大刘和二勇，两个人看他脸色不好，就问他咋了。他就把昨天晚上听到哭声，今天早上记号没了的事，跟两个人说了。两个人听了，都有点犯嘀咕，说军子，要不这地方咱别选了，听着就邪门，北岗那么大，再找个别的地方不行吗？
他摇了摇头，说都到这了，记号都重新做了，还能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