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曾平正在海淀区的店里核对账目,手机突然响了。

    他看了一眼屏幕,是老家一个堂弟打来的。他有些意外——平时堂弟很少给他打电话。

    “喂,平哥?”堂弟的声音有些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大伯昨晚上中风了,现在人在县医院,医生说情况不太好,可能会瘫。”

    曾平握着手机,愣了大概三秒钟。

    “平哥?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曾平说,“严重吗?”

    “半边身子动不了了,说话也含糊不清,医生说是脑血栓导致的。”堂弟叹了口气,“现在家里都乱了套了,大堂哥他们正在医院守着。”

    “我知道了。”曾平说,“我一会儿再打给你。”

    挂了电话,他坐在椅子上,久久没有说话。窗外,冬天的阳光淡淡地洒进来,店里的机器嗡嗡作响,几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位上忙碌着。但这一切似乎都离他很远。

    他的脑海里翻涌着一些很久远的画面——那是他小时候,大伯站在曾家门口骂他母亲的样子。

    1995年,父亲走了以后,大伯带着两个帮手来到家里,说是要帮忙,其实是来搬东西的。他们把家里仅有的几件像样的家具搬走了,曾波追出去哭着喊“那是我爸打的柜子”,大伯头也不回地说“这是曾家的东西,你一个嫁出去的丫头,没资格说话”。

    后来,欧青梅卖菜攒了钱,想盖新房的时候,大伯又联合爷奶逼她,用大鱼塘换小鱼塘加一块薄田。理由是大鱼塘在他们那一房的名下,分家的时候没扯清楚。欧青梅不答应,大伯就天天上门,坐在门槛上不走,逢人便说:“他们是借钱建的房子,还不起债,就得把鱼塘赔给我们。”

    那些年,大伯一家的所作所为,像一根根刺一样,扎在不断流逝的岁月里,看上去已经被生活磨平了,但偶尔触碰,依然会疼。

    “哥,你怎么了?”曾嘉推开办公室的门,看到他坐在那里发呆,关切地问,“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曾平回过神来,“老家打来的电话,说大伯中风了。”

    曾嘉的表情微妙地变了一下,没有说话。

    “半边身子瘫了,以后可能起不来了。”曾平又说了一句。

    曾嘉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过来,在他对面坐下:“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曾平老实地回答,“我还没想好。”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曾嘉先开口了:“哥,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大伯当年对咱妈做的那些事,换了谁都不可能忘记。但他毕竟是爸的亲大哥,是咱大伯。”

    “我知道。”曾平说,“他不是个多坏的人,是那个年代,那么个环境,他那种人的自私我都懂。可他做的那些事,我总是忘不了。妈那时候,为了建那个房子,吃过的苦受过的罪,你记得吧?”

    “我记得。”曾嘉的声音低了下去,“有一回我跟着妈去镇上拉水泥,来回走了二十多里路,妈的脚都磨破了,路上歇了好几回。那时候我就在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让大伯一家人看看,咱们家不是好欺负的。”

    “后来呢?”曾平问。

    “后来……后来我们都出来了,日子也过好了。”曾嘉轻声说,“其实我有时候也想,如果大伯现在站在我面前,我会不会骂他?可是今天听到他瘫了……我发现自己骂不出来。”

    曾平轻轻叹了口气:“我也是。”

    晚上回到家,客厅里的电视机开着,欧青梅正在织毛衣,曾星和曾宸在房间里做作业。曾平走到阳台上,犹豫了很久,还是拿起手机,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

    “妈,你知道吗?大伯中风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曾平以为母亲是不是挂断了电话。

    “妈?”

    “我听到了。”欧青梅的声音有些沙哑,“是堂弟告诉你的?”

    “嗯。”

    “严重吗?”

    “说是半边身子瘫了,可能起不来床了。”

    欧青梅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然后她说:“知道了。你忙你的吧。”

    “妈,你还好吧?”

    “我没事。”欧青梅说,“都好几十年前的事了。你去忙你的吧,别操心家里了。晚上早点睡,别老熬夜。”

    “好,妈你也早点休息。”

    挂了电话,曾平依然站在阳台上。外面的北京城华灯初上,车流如织。他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白色的烟雾。他平时很少抽烟,但今天心里乱得慌,需要点什么来平复一下。

    他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父亲死后,母亲在村里的日子。那些明里暗里的欺负,那些指指点点的眼光,那些冷漠和恶意,像无形的网一样,把年幼的他们一家人裹得严严实实。母亲从不抱怨,也从不在他们面前掉眼泪。她总是收拾好一切,默默地熬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

    想起2002年,母亲建新房的时候。她和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抬着石头,拌着水泥,在工地上忙活了一个多月,顶着日晒雨淋,硬是建起了一栋二层小楼。大伯站在远处的田埂上,冷笑着说:“他们孤儿寡母的,能建起房子?别是借了高利贷吧。到时候还不上,有他们好受的。”

    想起2006年,他在北京站稳脚跟后,第一次回老家。他站在自家门口,看着对面大伯家新建的高楼,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走进大伯家的院子,大嫂正在院子里晒谷子,抬头看到他,连一个笑脸都没有,转身就进了屋。

    这几年,村里的情况渐渐变了。他家日子越过越好,这让曾经看不起他们的人,态度悄悄发生了变化。大伯家的人偶尔见到他,也会主动打个招呼了,但那种客套和疏离,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没有怪任何人,只是觉得心寒。

    但此刻,听到大伯中风的消息,他心里除了那些旧事的翻涌,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

    他恨大伯吗?说不上恨,但也不原谅。想原谅吗?也曾试着不去计较,但那些伤害已经刻在了生命里,就像河床上被冲刷出的沟壑,时间可以抚平一些细小的坑洼,但改变不了大致的走向。

    第二天,曾平给堂弟打了一个电话,问了大伯的情况。堂弟说,大伯目前还在县医院观察,医生说恢复的希望不大,大概率以后要卧床了。大堂哥他们正在商量后续的护理方案。

    “需要钱吗?”曾平问。

    “暂时还不用。”堂弟说,“先看看情况。”

    “好,有需要随时跟我说。”

    “知道了,平哥。”

    又过了几天,堂弟打来电话,说大伯已经出院了,回到家里休养。但后续的医疗费用和护理开销不是一笔小数目,大堂哥他们几个人压力很大。

    曾平挂了电话,坐在办公室里想了很久。然后他拿起手机,给堂弟转了两万块钱。

    “平哥,你这是干什么?”堂弟有些惊讶。

    “给大伯的医疗费。”曾平说,“你帮我转给大堂哥。”

    “平哥,你自己也不容易,你……”

    “我给都给了,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曾平打断他,“你让大堂哥好好照顾大伯,有什么事再给我打电话。”

    挂了电话,曾平靠在椅背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晚上回到家,欧青梅正在厨房里做饭。曾平洗了手,走进厨房帮忙。母子俩一边忙活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家常。

    “妈,我给大伯转了两万块钱。”曾平一边择菜一边说。

    欧青梅手上的动作顿了顿,然后继续翻炒着锅里的菜:“嗯。”

    “你不怪我吧?”曾平问。

    “怪你做什么?”欧青梅说,“你做得对。他再不好,也是你爸的亲大哥。你爸不在这么多年了,咱们家……总不能学他做那种无情无义的事。”

    曾平没有接话。他知道,母亲心里有大格局,也有大慈悲。她比任何人都恨大伯,但她比任何人都能放下。

    “平仔,你记住了。”欧青梅关掉火,把菜盛进盘子里,“咱们穷过,被人欺负过,但咱们不能变成跟那些人一样的人。你对别人好,不是为了让别人回报你,是为了让你自己的心里踏实。”

    “我知道了,妈。”曾平说。

    “知道了就好。”欧青梅端起盘子,“吃饭吧。”

    母子俩端着饭菜走出厨房。客厅里,曾星和曾宸已经坐在餐桌前等着了。两个孩子看到桌上的菜,欢快地叫起来:“有红烧肉!太棒了!”

    “爸爸,今天红烧肉做得特别香!”曾宸夹了一块放进嘴里,鼓着腮帮子含糊不清地说。

    曾平坐下来,给两个孩子各夹了一块肉,又给母亲夹了一块:“妈,你也吃。”

    “好,好。”欧青梅笑着说,“大家一起吃。”

    灯光下,一家人围坐在桌边,吃着热腾腾的饭菜,说着琐碎的闲话。外面的北京城渐渐安静下来,万家灯火如繁星洒落。

    曾平看着眼前的场景,忽然觉得,生活给予他的,比他想要的还要多。

    他失去了很多,但得到的更多。

    他经历了很多,但也学会了很多。

    那些年的恩怨,他放不下,但他可以不去计较。

    因为他明白,生活终归是向前走的。

    他不会回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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