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一早，弄堂口的烟纸店门前多了个生面孔，蹲在那儿修一辆没坏的自行车。
陆行舟拎着旧公文包从他身边走过，眼皮都没抬。
这条尾巴，是他自己来的。三天前，他在家里跟曼丽念叨了一句：这个月的薪水，礼拜四得去虹口领，唉，又得过桥。这话他只说了这一遍，只说给曼丽一个人听。第二天，井台边的米价情报站照常开张，曼丽跟太太们数落丈夫没出息，顺嘴把这句带了出去。对面那位日本太太当时正帮着择豆芽，择得很专心。
今天礼拜四，尾巴到岗了。
链条对上了：他的嘴，曼丽的嘴，太太团，对面二楼，虹口。中间没有第二条路。
再加上这半个月攒下的零碎账——对面那位商社职员天天赶八点的电车去洋行上班，皮鞋却总是干净的，落雨天都干净；订的是两份同一家的日文报；二楼窗帘永远留一指宽的缝，不多不少。账，平了。
对面，是钉子。坐实了。
搁在旁人身上，这时候该出汗了。军统留守组的代组长，家门口蹲了颗日本钉子，窗对窗，抬头不见低头见。可陆行舟蹲在灶披间里刷牙，越刷越觉得这事有意思：人家费这么大劲，搬家、租房、装商社职员，图的就是看他。这么捧场的观众，上海滩打着灯笼都难找。
轰走，可惜了。
当天傍晚，他换了三趟电车，在老周的茶馆后柜坐了一刻钟。
老周问。
不拔。陆行舟给茶缸续上水，这颗钉子笨。笨钉子是好钉子。拔了，日本人会补一颗聪明的来，藏得更深，我还得从头摸，摸不摸得着两说。
那怎么办？
他说，眼睛既然长在我窗户对面，看什么，就得由我说了算。往后我想让日本人信什么，不必动电台，在窗户底下演一遍就行。免费，还包送到特高课案头。
老周擦杯子的手停了停：演砸了呢？
演砸了，无非是让人看出我在演。他把缸盖扣上，可一个小书记员，当着日本人的面装胆小，这本身就很胆小，戏里戏外是一个人。这出戏，砸不了。
老周把擦好的杯子倒扣过来，一只一只码齐了，才说：记着，喂食的人，手不能伸得太近。
晓得。陆行舟起身告辞，再说了，装没出息这一行，我是科班出身。
打第二天起，对面那双眼睛看到的，是这么一个人。
早上七点四十出门，分钟不差——胆小的人不敢迟到。拎一只掉了皮的旧包，包里一只饭盒、一把算盘、半包仙鹤牌，顶多再压一本《尺牍大全》。查一百遍，也查不出第一百零一样东西。
走路贴墙根，肩膀缩着。老远望见巡捕，先把烟掐了；过日本兵的岗哨，鞠躬比谁都快，快得谄媚，谄媚得毫无记忆点。
下雨天绕路。绕开的永远是最短的那条街，理由现成——那条街有宪兵卡子，胆小的人宁可多走一里地。至于留声机行在哪个方向，他半年没朝那边看过一眼。
每月初五，弄堂口有个卖草药的老头挑担路过。他鬼鬼祟祟凑上去，东张西望，买一小包东西揣进怀里，快步回家。对面二楼的窗帘为这事至少动过三回。哪天真有人肯下力气顺着老头一路查到底，查出来的是二两宁夏枸杞，一手钱一手货，童叟无欺。
连步子他都排过。走到弄堂口第几步回一次头——回头这个动作最要紧。回得太熟练，是特务；回得笨手笨脚、回完还险些撞上电线杆，才是个怕老婆又怕死的小书记员。
回家那一段更要紧。几点亮灯，几点熄灯，饭桌上拌几句嘴，全有章程。他甚至给两口子的架都拟过题目：初一吵栗子涨价，十五吵他麻将输掉的两块钱——都是隔着一条弄堂就能听全乎、听完只会摇头一笑的题目。声音要大，内容要小，这是吵给外人听的架的头一条纪律。
一天两场，风雨无阻。观众只有一位，可这一位身后，坐着整个特高课。
喂过去的不光是人设。留守组穷得快当裤子——他拎着包袱进了两回当铺，当的是曼丽早不戴的一只铜镯子；当完了站在当铺门口数钱，数得很慢，好让对面派来的眼睛把票面看清楚。军统留守人员经费枯竭、士气涣散这句话，不出三天，就会躺进某一份报告里，盖着的戳。
米价情报站也调了个头。从前是太太们往里送消息，如今多了一道往外流的口子——他挑好的话，借曼丽的嘴放出去。曼丽哪天抱怨一句我们家那位又要加夜班，抄什么劳什子船期，抄到眼睛都花了，不出一礼拜，吴淞口外就会多几艘日本人的巡逻艇，围着几条空船转悠。她自己浑然不觉，抱怨得字字血泪，比任何一个受过训的交通员都松弛。
有一回落雨，他察觉身后缀了人，索性领着这条尾巴在河南路一带逛了三条顶无聊的街：绸布庄看料子没买，旧书摊还价没成，末了钻进邮局，给宁波乡下一个查无此人的远房娘舅汇了两块钱。尾巴的鞋全湿透了。他心里挺过意不去——下回挑个晴天。
这出戏里，唯一没拿过剧本的，是曼丽。
四月里一个晚上，她给他刷外套，从口袋里刷出一只火柴盒。百乐门的，上头印着个跳舞的女人。
碗是跟着火柴盒一块儿飞出来的。
陆行舟！你个死没良心的！她的嗓门冲出窗户，整条弄堂都听得见，米都快吃不起了，你有闲钱逛舞厅？！
那火柴盒是琴师捎话时留下的，他没法解释，一个字都不能。
人家硬塞的——
第二只碗起飞。他偏头让过，心里同时过了两件事：一，这碗是成套的，摔了可惜；二，对面的窗帘，动了。
好极了。这一场没排练，本色出演，比他写的哪一版都真。
他从善如流，当场入戏，抱着头绕桌子转，告饶的声音发着抖，词儿现编，句句服软：我错了我错了，火柴盒我这就扔，钱在抽屉第二层，存折在你枕头底下，都归你管——曼丽越打越气——平时多啃她一口都要脸红的人，怎么怂成这副德行！气到后半程，她自己都纳闷，抄起第三只碗，到底没舍得撒手。
隔壁的老阿婆趴在窗口看了全场，啧啧两声，缩回去了。弄堂里这种架，一个月总有七八场，不稀奇。稀奇的是对面二楼——那盏灯，陪着这场架，多亮了半个钟头。
第二天，井台边，日本太太拉着曼丽的手，用一口太过标准的中国话软声安慰。曼丽余怒未消，竹筒倒豆子：我们家那个？胆子比芝麻还小！巡捕咳嗽一声，他半夜都能吓醒！就这号货色还逛舞厅？舞女能看上他，我把锅吞了！
日本太太笑得很得体，一个字一个字，全收走了。
当晚，对面二楼的灯亮到后半夜。陆行舟估摸那份报告不会短：目标胆小、惧内、贪小钱、私德有亏、胸无城府。五条，四条是他喂的，私德有亏这条添头，是曼丽白送的。
他想给这位编外的编剧记一功。编剧还在气头上，三天没起炉子。全上海只有他知道这场架吵得多值钱，也全上海只有他不能说。
日子一场接一场演下去。演过梅雨，演进了夏天。对面二楼的窗帘缝还是一指宽，他早看顺眼了——那不是眼睛，是他架在敌人耳朵里的一只话筒，想让它听什么，它就录什么。有时半夜收工回来，他还会朝那道缝的方向打个哈欠，权当谢幕。
六月末的一个清早，糖粥挑子进了弄堂。小邓的脸色比粥还稀，盛粥的手倒稳，声音压到只有碗底能听见：
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昨天挂牌了，特工总部。当天消息就传遍了孤岛，吃我们这行饭的，脊背全是凉的——头一把交椅，姓万。
万啸卿，到沪了。
陆行舟拎着旧公文包从他身边走过，眼皮都没抬。
这条尾巴，是他自己来的。三天前，他在家里跟曼丽念叨了一句：这个月的薪水，礼拜四得去虹口领，唉，又得过桥。这话他只说了这一遍，只说给曼丽一个人听。第二天，井台边的米价情报站照常开张，曼丽跟太太们数落丈夫没出息，顺嘴把这句带了出去。对面那位日本太太当时正帮着择豆芽，择得很专心。
今天礼拜四，尾巴到岗了。
链条对上了：他的嘴，曼丽的嘴，太太团，对面二楼，虹口。中间没有第二条路。
再加上这半个月攒下的零碎账——对面那位商社职员天天赶八点的电车去洋行上班，皮鞋却总是干净的，落雨天都干净；订的是两份同一家的日文报；二楼窗帘永远留一指宽的缝，不多不少。账，平了。
对面，是钉子。坐实了。
搁在旁人身上，这时候该出汗了。军统留守组的代组长，家门口蹲了颗日本钉子，窗对窗，抬头不见低头见。可陆行舟蹲在灶披间里刷牙，越刷越觉得这事有意思：人家费这么大劲，搬家、租房、装商社职员，图的就是看他。这么捧场的观众，上海滩打着灯笼都难找。
轰走，可惜了。
当天傍晚，他换了三趟电车，在老周的茶馆后柜坐了一刻钟。
老周问。
不拔。陆行舟给茶缸续上水，这颗钉子笨。笨钉子是好钉子。拔了，日本人会补一颗聪明的来，藏得更深，我还得从头摸，摸不摸得着两说。
那怎么办？
他说，眼睛既然长在我窗户对面，看什么，就得由我说了算。往后我想让日本人信什么，不必动电台，在窗户底下演一遍就行。免费，还包送到特高课案头。
老周擦杯子的手停了停：演砸了呢？
演砸了，无非是让人看出我在演。他把缸盖扣上，可一个小书记员，当着日本人的面装胆小，这本身就很胆小，戏里戏外是一个人。这出戏，砸不了。
老周把擦好的杯子倒扣过来，一只一只码齐了，才说：记着，喂食的人，手不能伸得太近。
晓得。陆行舟起身告辞，再说了，装没出息这一行，我是科班出身。
打第二天起，对面那双眼睛看到的，是这么一个人。
早上七点四十出门，分钟不差——胆小的人不敢迟到。拎一只掉了皮的旧包，包里一只饭盒、一把算盘、半包仙鹤牌，顶多再压一本《尺牍大全》。查一百遍，也查不出第一百零一样东西。
走路贴墙根，肩膀缩着。老远望见巡捕，先把烟掐了；过日本兵的岗哨，鞠躬比谁都快，快得谄媚，谄媚得毫无记忆点。
下雨天绕路。绕开的永远是最短的那条街，理由现成——那条街有宪兵卡子，胆小的人宁可多走一里地。至于留声机行在哪个方向，他半年没朝那边看过一眼。
每月初五，弄堂口有个卖草药的老头挑担路过。他鬼鬼祟祟凑上去，东张西望，买一小包东西揣进怀里，快步回家。对面二楼的窗帘为这事至少动过三回。哪天真有人肯下力气顺着老头一路查到底，查出来的是二两宁夏枸杞，一手钱一手货，童叟无欺。
连步子他都排过。走到弄堂口第几步回一次头——回头这个动作最要紧。回得太熟练，是特务；回得笨手笨脚、回完还险些撞上电线杆，才是个怕老婆又怕死的小书记员。
回家那一段更要紧。几点亮灯，几点熄灯，饭桌上拌几句嘴，全有章程。他甚至给两口子的架都拟过题目：初一吵栗子涨价，十五吵他麻将输掉的两块钱——都是隔着一条弄堂就能听全乎、听完只会摇头一笑的题目。声音要大，内容要小，这是吵给外人听的架的头一条纪律。
一天两场，风雨无阻。观众只有一位，可这一位身后，坐着整个特高课。
喂过去的不光是人设。留守组穷得快当裤子——他拎着包袱进了两回当铺，当的是曼丽早不戴的一只铜镯子；当完了站在当铺门口数钱，数得很慢，好让对面派来的眼睛把票面看清楚。军统留守人员经费枯竭、士气涣散这句话，不出三天，就会躺进某一份报告里，盖着的戳。
米价情报站也调了个头。从前是太太们往里送消息，如今多了一道往外流的口子——他挑好的话，借曼丽的嘴放出去。曼丽哪天抱怨一句我们家那位又要加夜班，抄什么劳什子船期，抄到眼睛都花了，不出一礼拜，吴淞口外就会多几艘日本人的巡逻艇，围着几条空船转悠。她自己浑然不觉，抱怨得字字血泪，比任何一个受过训的交通员都松弛。
有一回落雨，他察觉身后缀了人，索性领着这条尾巴在河南路一带逛了三条顶无聊的街：绸布庄看料子没买，旧书摊还价没成，末了钻进邮局，给宁波乡下一个查无此人的远房娘舅汇了两块钱。尾巴的鞋全湿透了。他心里挺过意不去——下回挑个晴天。
这出戏里，唯一没拿过剧本的，是曼丽。
四月里一个晚上，她给他刷外套，从口袋里刷出一只火柴盒。百乐门的，上头印着个跳舞的女人。
碗是跟着火柴盒一块儿飞出来的。
陆行舟！你个死没良心的！她的嗓门冲出窗户，整条弄堂都听得见，米都快吃不起了，你有闲钱逛舞厅？！
那火柴盒是琴师捎话时留下的，他没法解释，一个字都不能。
人家硬塞的——
第二只碗起飞。他偏头让过，心里同时过了两件事：一，这碗是成套的，摔了可惜；二，对面的窗帘，动了。
好极了。这一场没排练，本色出演，比他写的哪一版都真。
他从善如流，当场入戏，抱着头绕桌子转，告饶的声音发着抖，词儿现编，句句服软：我错了我错了，火柴盒我这就扔，钱在抽屉第二层，存折在你枕头底下，都归你管——曼丽越打越气——平时多啃她一口都要脸红的人，怎么怂成这副德行！气到后半程，她自己都纳闷，抄起第三只碗，到底没舍得撒手。
隔壁的老阿婆趴在窗口看了全场，啧啧两声，缩回去了。弄堂里这种架，一个月总有七八场，不稀奇。稀奇的是对面二楼——那盏灯，陪着这场架，多亮了半个钟头。
第二天，井台边，日本太太拉着曼丽的手，用一口太过标准的中国话软声安慰。曼丽余怒未消，竹筒倒豆子：我们家那个？胆子比芝麻还小！巡捕咳嗽一声，他半夜都能吓醒！就这号货色还逛舞厅？舞女能看上他，我把锅吞了！
日本太太笑得很得体，一个字一个字，全收走了。
当晚，对面二楼的灯亮到后半夜。陆行舟估摸那份报告不会短：目标胆小、惧内、贪小钱、私德有亏、胸无城府。五条，四条是他喂的，私德有亏这条添头，是曼丽白送的。
他想给这位编外的编剧记一功。编剧还在气头上，三天没起炉子。全上海只有他知道这场架吵得多值钱，也全上海只有他不能说。
日子一场接一场演下去。演过梅雨，演进了夏天。对面二楼的窗帘缝还是一指宽，他早看顺眼了——那不是眼睛，是他架在敌人耳朵里的一只话筒，想让它听什么，它就录什么。有时半夜收工回来，他还会朝那道缝的方向打个哈欠，权当谢幕。
六月末的一个清早，糖粥挑子进了弄堂。小邓的脸色比粥还稀，盛粥的手倒稳，声音压到只有碗底能听见：
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昨天挂牌了，特工总部。当天消息就传遍了孤岛，吃我们这行饭的，脊背全是凉的——头一把交椅，姓万。
万啸卿，到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