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个雨点砸在瓦上。

    七月十三日,礼拜天,下晌一点。东四六条。天从晌午就黑下来,黑得发黄,一丝风没有。王妈早上就讲了,要下。她把煤球筐挪进了灶房门里,搭在绳上的衣裳收了一半。曼丽在收另一半。

    第二个雨点砸在井台上。第三个砸在她手背上,一个铜钱大的印子。

    接着就连成了片。

    雨点砸瓦,砸得瓦响,一片一片地响,房顶上像有人倒豆子。檐口的水先是一滴一滴,后来一线一线,后来成了一张帘子,从檐口挂到地上,白的,看不见帘子那头的东屋。院子里的砖地先湿后亮,亮了一会儿,水起来了,砖缝看不见了。

    “门板。”王妈说。

    她没有等。灶房门是两扇,她把西边那一扇从门轴上抬下来,一个人抱着,从檐下过去。门板比她高。曼丽跑过去抬另一头。两个人把门板横在院门门槛里头,门板底下一道缝,王妈拿脚踢,踢不严,回身从灶房门口搬了两块砖,顶在门板后头。

    “俺们通州,河水上来,先堵门槛。”她说,“水从门槛进。”

    门洞里头已经有水了。从门槛底下进来的,一股一股的,门板一堵,成了一线。

    “太太。面!”

    灶房。地上有水了,从后墙根上来的。面袋子搁在地上,粗布的,王妈侄子挑来的新麦面,剩十来斤。曼丽进去,弯腰抱,袋子底湿了一圈,沉的。她抱着出来,檐下的水帘打在她半边身上,褂子湿了半边,头发贴在脸上。面袋子搁上堂屋桌子。她拿手掌抹袋子底下,抹了一手面,湿的,粘的。

    “四千二一斤。”王妈在门口说,“淋不得。”

    井台。

    水从井口平着漫出来。不是喷,是漫。井台一圈的砖先湿,再亮,再没了。井口同院子里的水齐了。一个圆的口,一片平的水,分不出哪里是井。

    井台边上蛤蟆叫起来了。一只,接着两只。不晓得从哪里来的。叫得短,一声一声,隔着雨声听得见。

    曼丽站在堂屋门口。鞋湿了。

    “蛤蟆。”

    “雨蛤蟆。”王妈说,“水上来就叫。水下去就没了。”

    雨歇是三点。

    不是停。是小了,从帘子变成线,从线变成丝。檐口还在滴,一滴一滴,滴在水里,一个圈一个圈。院子里的水没有下去。门板后头那两块砖泡在水里,只露一个角。

    胡同里有人蹚水。水声一步一步,慢的。

    “陆太太!您呐,开门!”

    曼丽去抬门板。王妈先到了,两个人把门板抬开一条缝。

    侯太太在门洞外头。蓝布褂子湿到肩膀,裤腿挽到膝盖上头,两条腿白的,泥到脚脖子。一只手拎着两只鞋,一只手拎着蒲扇,蒲扇没有用,湿的,耷拉着。胡同里的水到她小腿肚子。

    “门墩淹了。”她说,“我是蹚来的。七条口那边一辆洋车趴窝了,车夫在水里推。”

    她跨过门板,进了门洞。鞋搁在门墩里头那块干砖上。王妈端了一盆水来,她坐在门洞的石头上,把脚伸进盆里,洗。洗完了,王妈递了一块布。她擦脚,擦腿,擦到膝盖。

    “您呐,我是来讲会的。”她说,“头一标,昨儿下晌在骆太太那里收的。十家,一家十万,一百万。”

    “收齐了?”

    “齐了。一张一张堆在桌上,这么高。”侯太太的手离桌面一尺,“骆太太当场点。点了一遍,数对了。又点一遍。又点一遍。三遍。点完了拿绳子捆,一捆一捆,十捆。”

    “三遍。”曼丽说。

    “三遍。您呐,苏州人的手,一张一张,不快,也不漏。”侯太太把那块布搭在膝盖上,“郑太太看着,方太太看着。没人讲话。点完了骆太太讲,照章,一标一标来。”

    “我那十万。”

    “在里头。前儿我拿去的。”侯太太从褂子里头掏出一张纸,折着,折成一小方,干的。她褂子湿到肩膀,这张纸干的,“抓阄。您第三。”

    曼丽接了纸。打开。一个字,三。墨的,骆太太的字,小的,一笔一笔分开。

    “第三标。”

    “九月。”侯太太说,“八月是方太太。九月是您。十家,十个月,到明年四月。您呐,这一百万到您手里,是九月的一百万。”

    “九月的一百万。”曼丽把纸折回去。

    王妈在门洞里头站着,盆端在手里。她没有讲话。她看那张纸,看了一眼,看胡同里的水。

    “还得下。”她说。

    “还得下。”侯太太站起来,鞋拎在手里,不穿,“我得走。西四那头的煤,淋了一场,得去看看。煤球五千一百斤,淋碎了,五千就是四千。”

    她蹚出去了。水到小腿肚子,一步一步,往东。蒲扇拎在手里,没有扇。

    门板重新堵上。砖顶上。

    第二场是四点半来的。

    比头一场大。雨点砸瓦,砸出白的雾,房顶看不清了。檐口的帘子厚了一倍,从檐口到地上,一道白墙。院子里的水起到堂屋门槛,门槛是石头的,高一寸,水在门槛外头,一寸。

    曼丽把堂屋的东西往高处挪。面袋子上了柜顶。

    六点。

    门板那头有人拍。

    “当家的?”

    “我。”

    王妈同她抬开门板。陆行舟在门洞外头,胡同里的水到他膝盖。中山装贴在身上,灰的变成黑的,肩膀上两条白印子,是水流过的印子。帽子没有,头发贴着。手里什么也没有拎。

    他跨过门板。鞋在水里,一步一个泡。

    “电车停了。东四牌楼底下水到轨道上头。”他说,“洋车不走。走的。”

    “从台基厂?”

    “从台基厂。”

    曼丽拿了一块干布。他站在堂屋门里头,中山装脱下来。沉的。水从衣角淌到地上,一道一道。她接过来,左边那一片比右边沉。

    内袋在左边。心口那一块。

    她伸手进去。布湿了。圆的,蓝的,红线边那一块,缝在里头,针脚在里头,外头看不见。她拿手指头按了一下,水从针脚里头出来。

    “湿了。”

    他点了一下头。

    她没有拆。

    她把中山装搭在椅背上,左片朝外。转身进东屋,拉开箱子底下那一层,拿出一只手炉来。铜的,扁的,盖子上一圈孔,上海带来的,冬天的东西,到北平一冬没用过,北平有炉子。她提着手炉进灶房。灶膛里头火还有。她拿火筷子夹了两块煤球进去,红的,半块。盖子盖上。

    堂屋。她坐下来,手炉搁在膝盖上。中山装拿过来,左片翻过来,内袋那一块对着手炉盖子,一寸远。

    铜的热气上来了。布的气,煤的气,中山装的气,湿的。

    “拆了烘得快。”她说。

    “不拆。”

    “晓得你不拆。”她把那一块翻了一个面,“不拆,烘得慢。慢就慢。”

    他坐在对面。两只脚在水里泡了一路,白的,起皱。他看她的手,一面,翻过来,一面。手炉盖子上那一圈孔,红的光从孔里头出来,一点一点,映在蓝的布上,红线边上暗一道。

    王妈在灶房门口。她看了一眼手炉,看了一眼布。回灶房,端出来一碗姜汤,搁在他跟前。

    “通州人淋了雨喝这个。”

    他喝了。辣的。

    七点。雨又小了。

    小得慢。帘子变线,线变丝,丝断了,只剩檐口滴。院子里的水开始往下走。走得慢,砖的边先露出来,一道一道。井台那一圈砖露出来了。井口还是平的,水不溢了,齐着井口。

    蛤蟆不叫了。

    胡同里一声铜碗。

    当。

    又一声。离得远,从东口来的。水声跟着铜碗声,一步一步。

    “酸梅汤!”

    曼丽站起来。手炉搁在桌上,中山装搭在椅背上,内袋那一块半干了,摸上去温的。她拿了一只碗,去门洞。

    门板抬开一条缝。挑子在胡同里,水到挑担的小腿。前头一只木桶,后头一只木桶,木桶上盖着湿布。铜碗在他手里,两只,一敲。

    “一碗多少?”

    “五百。”

    “五百?六月四百。”

    “七月五百。太太,雨后头一个出来的,就我一个。”挑担的掀开布,舀了一碗,琥珀的,凉的,“冰核要不要?一块二百。”

    “六月一百。”王妈在后头说。

    “七月二百。”

    曼丽给了七百。一碗酸梅汤,一块冰核。冰核搁进碗里,沉下去,化出一圈白的。

    挑担的走了。铜碗一敲,往西,水声一步一步。

    她端着碗回堂屋。一碗三个人。她先给他。他喝了一口。酸的,凉的。碗递给王妈。王妈喝了一口。碗回到她手里。

    “五百。”她说。

    “五百。”

    “合会一标一百万。酸梅汤五百。”她把碗搁在桌上,“一百万能买两千碗。”

    王妈拿起手炉。盖子掀开,煤球黑了,灭的。她拿火筷子夹出来,扔进院子里的水里。嗤一声。

    雨停是八点一刻。

    不是一点一点停的。是前头还在滴,后头不滴了。檐口末了一滴落在水里,一个圈。

    胡同里静了。

    静了半息。没有水声,没有铜碗,没有蛤蟆。东口没有人叫。房上没有鸽子。门板后头那两块砖露出来一半,水不动。

    静了半息,槐树上头一声蝉,长的,拖到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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