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幡起来了。
七月二十日，礼拜天，上午十点。天桥。竿子三丈，碗口粗的竹子，顶上一面红布幡，幡上一溜黄字，风一扯，哗一声。耍幡的光着膀子，一条褡裢裤，竿子根立在手心里。手一松，竿子往上一蹿，落下来，落在额头上。额头顶住了。人往前三步，往后两步，幡在头顶上晃，不倒。
电车到前门，走过去的。一路往南，人越走越多，过了天桥那座桥，人挤人，肩膀碰肩膀，土是热的。
底下一圈人。前头蹲着，后头站着，再后头踮脚。曼丽在第二排，踮着。陆行舟在她后头半步，没有踮。
竿子从额头换到肩膀，从肩膀换到下巴，从下巴换到牙。牙咬着竿子根，脖子上的筋一根一根的。幡在天上，红的，黄字看不清了。
“好——”
一圈人喊。铜钱往圈里扔，一枚一枚落在土上。耍幡的把竿子接回手心，一躬，拎起一个破笸箩，沿着圈走。曼丽往笸箩里搁了一张票子。
“当家的，这个上海没有。”
“没有。”
摔跤场在隔壁。两个跤手，白布褡裢，腰里一条带子，光脚。两个人先绕，绕三圈，一个伸手扯住褡裢，另一个也扯住。扯住了就不动，头抵头，脚在土上蹭。蹭了半息，一个腰一拧，另一个飞出去，落在土上，一声闷的。
土起来了，黄的。落地的那个爬起来，拍土，再绕。
曼丽往后退了半步，退到他跟前。土落在她的旗袍上，蓝的变灰的。她没有拍。
“摔的疼不疼？”
“疼。”
“疼还摔？”
“摔的是饭。”
拉洋片的箱子在把式场南头。木箱，红漆剥了一半，箱面上一排圆镜头，四个。箱边一面小锣一面小鼓，一根绳子连着。拉片的一个老头，瓜皮帽，坐在箱子后头，绳一拉，片子换一张，锣鼓跟着一响。他唱，一句一句，尾巴拖着。
四个镜头，三个人蹲着看，一个空着。
曼丽蹲下去，眼睛凑到空的那个上头。
里头一张画，上了色的，一座楼，楼前一条街，街上有车。绳一拉，换了。一个穿洋装的女人，脸红的，站在一棵树底下。再拉。一座桥，桥底下船。
“上海。”她说。
“外洋。”老头的唱停了，“太太，外洋的楼。”
“外洋的楼同上海一样。”
老头没有接。绳一拉，锣鼓一响。
她看了六张，站起来。老头的绳停了一停，等着。她给了钱。膝盖上一块土。
相声场子不用箱子。一张条桌，桌上一块醒木，一把扇子，一块手绢。两个人站着，都是长衫，一个胖的，一个瘦的。瘦的讲，胖的接。底下笑，曼丽跟着笑，笑完了问。
“笑啥？”
“笑瘦的。”
“瘦的讲啥？”
“讲他丈母娘。”
她再听。瘦的讲一句，胖的接一句，底下笑的是接的那一句。她听出来了。再笑，笑的是对的地方。
陆行舟没有笑。他看的是场子外头，道上走过去的人，一个一个。
爆肚摊在三角市场口。一口大锅，水滚着，白气往上。案上一盆肚，切好了，一条一条。摊主拿漏勺抓一把，往锅里一按，数三个数，提起来，倒进碗里。碗里先浇麻酱，再撒韭菜花，再浇辣油。
纸牌子插在案边，一碗一千二。
曼丽站在案前头，先不要。她看摊主澥麻酱。一只粗瓷盆，麻酱一坨，摊主拿勺子舀水，一勺一勺，边舀边搅。搅到一坨变一汪，勺子提起来，往下淌，一条线，不断。
“麻酱要澥。”她说。
“太太懂行。”
“前儿澥稠了。一坨。”
摊主笑了，勺子搁下。
“水少了。一勺一勺加，加到淌线。”
“晓得了。”曼丽看那块牌子，“一千二。”
“一千二。”
“六月里一千。”
“六月里一千。太太，肚涨了，麻酱也涨了——”
“麻酱我前儿买的，多少我晓得。”曼丽说，“您这一碗，肚是肚，麻酱是麻酱，韭菜花白饶。肚涨一成，麻酱涨一成，您涨两成。两成里头有一成是锅里的水，水不涨。一千一。”
摊主看她。又看她后头那个穿中山装的。中山装没有讲话。
“一千一。”摊主抓肚，“太太，您这账比我的牌子细。”
一碗，两个人分。辣油红的，浮在麻酱上头，一圈。肚脆的，烫的，麻酱裹着，韭菜花咸。她吃一半，碗推过去。他吃另一半。碗搁回案上，摊主拿开水一涮。
三角市场，棚子挨棚子，旧货铺在土上。军毯，绿的，一摞。卡其裤，一捆。皮靴，一双一双，底磨歪的。罐头一溜，纸签掉了，铁皮上一圈锈。一只木箱，箱面烫着洋字，里头手电，皮带扣，水壶。
一张苇席上摆着一排盒子。
铁皮的，扁的，巴掌大。绿漆，剥了几块，露着铁。盒盖上压着一行洋字，凸的。一个挨一个，一排。
七个。
曼丽弯腰拿起一个。沉。她掀盖，盖子涩，掀了两下才开。里头空的，底上一层黑的，不是锈。
“烟盒。”摊主蹲在席子那头，一顶破草帽，“美国人的。一个八百。”
“铁盒子八百。”
“美国货。原先不装烟，装子弹。”摊主说，“美国人的弹药盒，改一改，装烟正好。太太您看这扣，一扣一个响，不漏。”
她扣了一下。响。
陆行舟站在她后头。他看了一眼。
绿漆。盖子上那一行凸的洋字，小的，同前门东站货场墙根那七枚弹壳底火上的一圈字一样小。盒子是装弹药的。弹药在哪里，盒子在哪里。单子上二十四，车上十二。十二箱去了哪里，单子上没有。单子上没有的，在苇席上。不是一箱一箱到的天桥。是一个盒一个盒。一个盒八百，一排七个。
曼丽把盒子搁回席上，搁回原来那个空。
“八百。铁盒子。”
“七百五。”
她走了。他跟上。身后摊主没有再喊。
书场在三角市场西头。一座席棚，棚口一块水牌，白粉笔写着今日的书名。棚里条桌条凳，坐了七八成，大碗茶一人一碗，粗的。前头一张高桌，醒木，折扇，一壶茶。说书的一个中年人，长衫，瘦，嗓子哑的。哑的，也压得住一棚子。
两个人在末一条凳上坐了。
说的是一部老书。说到一处，报上天天在的那两个字从他嘴里出来了。戡乱。
底下笑了。前排笑，后排笑，席棚的席子响。
说书的不笑。他等着。等笑停了，手搭在醒木上，没有拍。
后排两个人站起来了。
一个白布衫，一个灰褂子。布鞋。从人堆里头出来，一个走左边，一个走右边，不快，到高桌两头。一边一个，一人架一条胳膊。说书的那半句话停在嘴里，人让架着从高桌后头出来，长衫下摆扫过凳子。醒木在桌上，茶壶在桌上，还冒气。
棚口一掀。三个人出去了。高桌后头空着，那半句书，没有人接。
没有人喊。棚里头静了一息。凳子响了一声，有人起来，往棚口走。又一声。棚里的人一条凳一条凳往外，不快，不讲话。水牌上的粉笔字还在。
曼丽的手攥住了他的袖子。中山装的袖子，攥着一把，紧的。
布鞋不响。大木仓胡同那座宅子门口，布鞋也不响。
“是你们的人？”
“不是。”
“上回护国寺你也讲不是。”
“上回也不是。”
她没有松手。棚里的人走空了，说书的茶壶还在桌上。她攥着袖子，同他一道出了棚口。
“侯太太讲的另一家？”
“嗯。”
出天桥往北，永定门内大街。日头到头顶了。卖蝈蝈的挑子靠在墙根，秫秸笼子挂了一溜，一只二百，叫成一片。西瓜车在道边，刀搁在车板上，一斤四百，切开的那一半红的，苍蝇围着。
蒲扇摊在电车站跟前。扇子摊在一块布上，蒲葵的，边上缝一圈青布。一把一百。
曼丽拿起一把，扇了两下。风小的。她换一把，扇了两下。
“一百。”摊主说，“太太，一百没有讲头。”
“晓得没有讲头。”她说，“一百的东西，讲一句，掉二十。二十买不着啥。”
她给了一百。扇子拿在手里，不扇，等电车。
电车来了。两个人上去，坐靠窗。车上人满，一车的蒲扇，一车的汗气。车往北，前门楼子从窗外头过去，大栅栏口的人堆过去，车一停一开。她的手里一把蒲扇，膝盖上一块土，旗袍上一片灰。他坐在边上，中山装的袖子让她攥皱了一把，皱在那里。
过了东单，她把扇子打开，摇。风小的。她摇着，看窗外头。
“当家的，你们的人跟他们的人，街上我怎么分？”
七月二十日，礼拜天，上午十点。天桥。竿子三丈，碗口粗的竹子，顶上一面红布幡，幡上一溜黄字，风一扯，哗一声。耍幡的光着膀子，一条褡裢裤，竿子根立在手心里。手一松，竿子往上一蹿，落下来，落在额头上。额头顶住了。人往前三步，往后两步，幡在头顶上晃，不倒。
电车到前门，走过去的。一路往南，人越走越多，过了天桥那座桥，人挤人，肩膀碰肩膀，土是热的。
底下一圈人。前头蹲着，后头站着，再后头踮脚。曼丽在第二排，踮着。陆行舟在她后头半步，没有踮。
竿子从额头换到肩膀，从肩膀换到下巴，从下巴换到牙。牙咬着竿子根，脖子上的筋一根一根的。幡在天上，红的，黄字看不清了。
“好——”
一圈人喊。铜钱往圈里扔，一枚一枚落在土上。耍幡的把竿子接回手心，一躬，拎起一个破笸箩，沿着圈走。曼丽往笸箩里搁了一张票子。
“当家的，这个上海没有。”
“没有。”
摔跤场在隔壁。两个跤手，白布褡裢，腰里一条带子，光脚。两个人先绕，绕三圈，一个伸手扯住褡裢，另一个也扯住。扯住了就不动，头抵头，脚在土上蹭。蹭了半息，一个腰一拧，另一个飞出去，落在土上，一声闷的。
土起来了，黄的。落地的那个爬起来，拍土，再绕。
曼丽往后退了半步，退到他跟前。土落在她的旗袍上，蓝的变灰的。她没有拍。
“摔的疼不疼？”
“疼。”
“疼还摔？”
“摔的是饭。”
拉洋片的箱子在把式场南头。木箱，红漆剥了一半，箱面上一排圆镜头，四个。箱边一面小锣一面小鼓，一根绳子连着。拉片的一个老头，瓜皮帽，坐在箱子后头，绳一拉，片子换一张，锣鼓跟着一响。他唱，一句一句，尾巴拖着。
四个镜头，三个人蹲着看，一个空着。
曼丽蹲下去，眼睛凑到空的那个上头。
里头一张画，上了色的，一座楼，楼前一条街，街上有车。绳一拉，换了。一个穿洋装的女人，脸红的，站在一棵树底下。再拉。一座桥，桥底下船。
“上海。”她说。
“外洋。”老头的唱停了，“太太，外洋的楼。”
“外洋的楼同上海一样。”
老头没有接。绳一拉，锣鼓一响。
她看了六张，站起来。老头的绳停了一停，等着。她给了钱。膝盖上一块土。
相声场子不用箱子。一张条桌，桌上一块醒木，一把扇子，一块手绢。两个人站着，都是长衫，一个胖的，一个瘦的。瘦的讲，胖的接。底下笑，曼丽跟着笑，笑完了问。
“笑啥？”
“笑瘦的。”
“瘦的讲啥？”
“讲他丈母娘。”
她再听。瘦的讲一句，胖的接一句，底下笑的是接的那一句。她听出来了。再笑，笑的是对的地方。
陆行舟没有笑。他看的是场子外头，道上走过去的人，一个一个。
爆肚摊在三角市场口。一口大锅，水滚着，白气往上。案上一盆肚，切好了，一条一条。摊主拿漏勺抓一把，往锅里一按，数三个数，提起来，倒进碗里。碗里先浇麻酱，再撒韭菜花，再浇辣油。
纸牌子插在案边，一碗一千二。
曼丽站在案前头，先不要。她看摊主澥麻酱。一只粗瓷盆，麻酱一坨，摊主拿勺子舀水，一勺一勺，边舀边搅。搅到一坨变一汪，勺子提起来，往下淌，一条线，不断。
“麻酱要澥。”她说。
“太太懂行。”
“前儿澥稠了。一坨。”
摊主笑了，勺子搁下。
“水少了。一勺一勺加，加到淌线。”
“晓得了。”曼丽看那块牌子，“一千二。”
“一千二。”
“六月里一千。”
“六月里一千。太太，肚涨了，麻酱也涨了——”
“麻酱我前儿买的，多少我晓得。”曼丽说，“您这一碗，肚是肚，麻酱是麻酱，韭菜花白饶。肚涨一成，麻酱涨一成，您涨两成。两成里头有一成是锅里的水，水不涨。一千一。”
摊主看她。又看她后头那个穿中山装的。中山装没有讲话。
“一千一。”摊主抓肚，“太太，您这账比我的牌子细。”
一碗，两个人分。辣油红的，浮在麻酱上头，一圈。肚脆的，烫的，麻酱裹着，韭菜花咸。她吃一半，碗推过去。他吃另一半。碗搁回案上，摊主拿开水一涮。
三角市场，棚子挨棚子，旧货铺在土上。军毯，绿的，一摞。卡其裤，一捆。皮靴，一双一双，底磨歪的。罐头一溜，纸签掉了，铁皮上一圈锈。一只木箱，箱面烫着洋字，里头手电，皮带扣，水壶。
一张苇席上摆着一排盒子。
铁皮的，扁的，巴掌大。绿漆，剥了几块，露着铁。盒盖上压着一行洋字，凸的。一个挨一个，一排。
七个。
曼丽弯腰拿起一个。沉。她掀盖，盖子涩，掀了两下才开。里头空的，底上一层黑的，不是锈。
“烟盒。”摊主蹲在席子那头，一顶破草帽，“美国人的。一个八百。”
“铁盒子八百。”
“美国货。原先不装烟，装子弹。”摊主说，“美国人的弹药盒，改一改，装烟正好。太太您看这扣，一扣一个响，不漏。”
她扣了一下。响。
陆行舟站在她后头。他看了一眼。
绿漆。盖子上那一行凸的洋字，小的，同前门东站货场墙根那七枚弹壳底火上的一圈字一样小。盒子是装弹药的。弹药在哪里，盒子在哪里。单子上二十四，车上十二。十二箱去了哪里，单子上没有。单子上没有的，在苇席上。不是一箱一箱到的天桥。是一个盒一个盒。一个盒八百，一排七个。
曼丽把盒子搁回席上，搁回原来那个空。
“八百。铁盒子。”
“七百五。”
她走了。他跟上。身后摊主没有再喊。
书场在三角市场西头。一座席棚，棚口一块水牌，白粉笔写着今日的书名。棚里条桌条凳，坐了七八成，大碗茶一人一碗，粗的。前头一张高桌，醒木，折扇，一壶茶。说书的一个中年人，长衫，瘦，嗓子哑的。哑的，也压得住一棚子。
两个人在末一条凳上坐了。
说的是一部老书。说到一处，报上天天在的那两个字从他嘴里出来了。戡乱。
底下笑了。前排笑，后排笑，席棚的席子响。
说书的不笑。他等着。等笑停了，手搭在醒木上，没有拍。
后排两个人站起来了。
一个白布衫，一个灰褂子。布鞋。从人堆里头出来，一个走左边，一个走右边，不快，到高桌两头。一边一个，一人架一条胳膊。说书的那半句话停在嘴里，人让架着从高桌后头出来，长衫下摆扫过凳子。醒木在桌上，茶壶在桌上，还冒气。
棚口一掀。三个人出去了。高桌后头空着，那半句书，没有人接。
没有人喊。棚里头静了一息。凳子响了一声，有人起来，往棚口走。又一声。棚里的人一条凳一条凳往外，不快，不讲话。水牌上的粉笔字还在。
曼丽的手攥住了他的袖子。中山装的袖子，攥着一把，紧的。
布鞋不响。大木仓胡同那座宅子门口，布鞋也不响。
“是你们的人？”
“不是。”
“上回护国寺你也讲不是。”
“上回也不是。”
她没有松手。棚里的人走空了，说书的茶壶还在桌上。她攥着袖子，同他一道出了棚口。
“侯太太讲的另一家？”
“嗯。”
出天桥往北，永定门内大街。日头到头顶了。卖蝈蝈的挑子靠在墙根，秫秸笼子挂了一溜，一只二百，叫成一片。西瓜车在道边，刀搁在车板上，一斤四百，切开的那一半红的，苍蝇围着。
蒲扇摊在电车站跟前。扇子摊在一块布上，蒲葵的，边上缝一圈青布。一把一百。
曼丽拿起一把，扇了两下。风小的。她换一把，扇了两下。
“一百。”摊主说，“太太，一百没有讲头。”
“晓得没有讲头。”她说，“一百的东西，讲一句，掉二十。二十买不着啥。”
她给了一百。扇子拿在手里，不扇，等电车。
电车来了。两个人上去，坐靠窗。车上人满，一车的蒲扇，一车的汗气。车往北，前门楼子从窗外头过去，大栅栏口的人堆过去，车一停一开。她的手里一把蒲扇，膝盖上一块土，旗袍上一片灰。他坐在边上，中山装的袖子让她攥皱了一把，皱在那里。
过了东单，她把扇子打开，摇。风小的。她摇着，看窗外头。
“当家的，你们的人跟他们的人，街上我怎么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