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是钟敬之自家开的。
铁皮柜，洋行留下的，两道锁。他开了第一道，停一停，再开第二道，把簿子抱出来，搁在桌上。封皮上一行字，三十五年十一月，封发。
雷震虎站在桌那一头。手里一张条子，郑百川的字，两行，准行动队查阅去年十一月电报登记。他把条子搁在簿子边上，手没有离开。
“翻。”
钟敬之翻。一页一页，翻到十一日。
“十一月十一日，下晌四点二十，天津站来电。密本。译电，钟敬之。送阅，站长。”他念簿子上的字，一个不多，“站长批，转行动队接站。传话，雍茂春，四点四十。”
“电文。”
“电文在卷。”钟敬之把眼镜往上推了推，“陆副处长率箱四口，乘本日夜十点车赴平，明晨到。二十个字。”
雷震虎的指头在簿子上点。拍的一个。收的一个。译的一个。看的一个。传的一个。
“收报的是谁。”
“电讯室，那夜值班的。名字在这一栏。”钟敬之说，“人还在一楼。”
“他看得懂？”
“看不懂。他收的是码子。码子到我这儿，才是字。”
雷震虎把条子收回怀里。他没看钟敬之，看门口。陆行舟在门口站着，是雍茂春叫上来的，站了有一会儿了。
“副处长。”
“雷队长。”
“天津那一夜。”雷震虎说，“十点的车，几口箱，哪一节车厢。天津那头，谁晓得。”
“寇站长晓得。接站的那一个晓得，皮帽子，塘沽接的，老龙头送的。货栈门口的兵晓得，天津站的，两个换两个。”陆行舟说，“车上的人晓得。”
“车上几个。”
“四个。牧顺来，三个兵。”
“四个。”
“上车的时候三个。”陆行舟说，“少了一个。”
钟敬之的手在簿子上停住了。
“少了一个。”雷震虎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念得慢，“少在哪儿。”
“老龙头站台。九点半装的箱，我在货车厢门口点人头。三个。牧顺来讲，他去买烟，站外头，半个钟头前。”陆行舟说，“天津站接站的讲，他叫人找，找着了明早头班车送。车不等人。”
“送来了没有。”
“没有。”
“报告上有？”
“报告上一行。天津站回电两封，一封讲找，一封讲没找着。都在卷。”
雷震虎没有再问。他把帽子从桌上拿起来，攥在手里。帽檐上那道折还在。
“寇云舫的电报，是你到北平前头一天发的。”他说，“那个兵去买烟，是电报发了以后。”
“是。”
“电报讲十点的车。那个兵晓得十点的车，晓得四口箱，晓得箱在哪一节。”雷震虎把帽子戴上，“他没上车。”
他转过身，对钟敬之。
“拍电报。天津站，寇云舫。”
钟敬之抽出一张稿纸，铺平，笔蘸了。
“十一月十一日老龙头站失联之押运兵一名，姓名籍贯照卷，现在何处。”雷震虎一句一句往下磨，“速复。”
“署名。”
“雷震虎。”
钟敬之写了。写完把稿纸转过来，看了一遍，转回去。
“机要密本，照章登号。回电来了，过站长的眼。”
“过。”雷震虎说，“过完了送我。”
“名字。”钟敬之说，“卷在情报处。”
陆行舟下楼去取。
二楼东头，抽屉最底下那一夹。
押运报告的底稿，三行的那一份，底下附着天津站两封回电的抄件。他把那一行找出来。押运兵一名，于天津站失联，已请天津站查找。名字在一行的头上，籍贯在名字后头。南京押运队拨的人，下关上船那日点过一回，下关到天津，八天，抬过四口箱。
他抄在一张纸条上，上楼。
三楼的走廊上多了两个人。
铁宝山站在机要科门口，帽子攥在手里，看鞋尖。亓春山在东头那根廊柱边上，还靠着柱子，脸朝窗，两只手插在裤袋里。
雷震虎的嗓子从机要科门里头出来。
“铁宝山。那一夜，你几时晓得车次。”
“队长讲的。”铁宝山说，“五点。队长讲，明早天亮前，前门东站，四口箱。俺去看车。”
“看车看了几个钟头。”
“看到九点。俺灌了水，换了火花，试了一趟，开到货场门口。”
“中间出去过没有。”
“没有。”铁宝山说，“饭是院里吃的。”
雷震虎没有再问。铁宝山退了半步，退到墙根，还是看鞋尖。
亓春山没有动。雷震虎从门里出来，从他跟前过，没有问。走过去了。
陆行舟把纸条递进机要科。钟敬之接了，抄在稿纸上，一笔一笔齐着。抄完，他把纸条还回来，一并还的还有那两张回电的抄件，压在纸条底下。
“陆副座的卷，陆副座收。”
箱房的门开着一半。
薛砚农蹲在门里头，木匣搁在膝上，正把一册纸往匣子里归。陶其昌坐在长凳上，手搭在膝盖上。
雷震虎在门口站住。他没有进去。
“陶先生。”
“讲。”
“内查。站长批了。全站的人，一个一个过。”雷震虎说，“箱房里，两个。造册的，一个。抄册的，一个。”
“三个。”
“陶先生不算。”
“我算。”陶其昌说，“行动队查人，不进箱房。”
“箱房里的人，也是人。”
“箱房里的人，我查。”
薛砚农把匣子盖上了。两只手搭在匣盖上，疤朝上，掌心朝下。他没有抬头。
雷震虎看着长凳上那个人。看了两息，三息。
“查出来呢。”
“查出来，给站长。”陶其昌说，“不给行动队。”
雷震虎退了一步。退到走廊上，退到廊柱那一头。亓春山还靠着柱子，脸朝窗，两只手在裤袋里。雷震虎在他边上站住，也朝窗。两个人肩挨着肩，都不讲话。
陆行舟站在箱房门口。
“造册的。”陶其昌说。
“在。”
“天津少的那一个，你报告上写了。”
“一行。”
“一行，在。”陶其昌说，“进来。念号。”
念到晌午。
旧电底那两口箱，一口念完了，另一口念到一半。薛砚农数卷，陆行舟念号，陶其昌坐着听，不看纸。念到一个号，薛砚农的铅笔在纸边上点一点。点完，下一个。
走廊上一直有人。靴子声不动，也不走。
晌午陆行舟出来。走廊空了，廊柱边没有人，窗台上那一溜烟头还在，一个没添。
楼梯口，雷震虎在那里。不是靠着，是站着，一只脚踩在头一级上。
“副处长。”
陆行舟站住。
“你少了一个兵。”雷震虎说，“报告上一行字。”
“报告一行，天津站两封电，都在卷。”
“卷卷卷。”雷震虎的嗓子磨下来，“你回回都是卷。”
“卷里有。”
“卷里有的，我看得见。”雷震虎把踩着的那只脚收回来，“卷里没有的呢。那个兵下关上船，八天，你回回看火漆。回回看火漆的人，一个兵丢在天津站外头，一行字。”
“车不等人。”
“车不等人。”雷震虎点了一下头，点得短，“箱子等人不等？”
陆行舟没有答。
“我的兵，我自己查。”雷震虎说，“你的兵，南京拨的，到北平归了站里。归了站里，就是站里的。站里的，我查。”
“查。”
“那个兵要是在天津。”雷震虎往下走了一级，回头，“漏的就不是我的兵。是你的。”
他下楼了。靴子重。到二楼，没停，到一楼，楼门开了，关了。
陆行舟站在楼梯口。窗外台基厂头条，吉普发动，开走了。
下晌他在二楼签摘要。
四月的摘要比三月的还薄。前门外南货铺，绸缎庄，崇文门税关。末尾一律四个字，未见异常。他一份一份看，签副字，按印。
窗外槐树的叶子出齐了，嫩的，一片一片，风一过翻白。鸽哨从楼顶上绕过去，一圈，又一圈。街口洋车夫喊价，东四，三千三，四月里涨的。墙根底下一副挑子，两只木桶，吆喝拖得长，臭豆腐——酱豆腐——。东单那头电车的铃，当当，两下。
隔壁方鉴清的门关着。三楼西头站长室的门也关着。
雍茂春上来一回，扶着门框喘。
“副处长，雷队长的车走了。”
“晓得。”
雍茂春等了一息，下去了。
回电是五点到的。
钟敬之抄好上来，先过西头。站长室的门开了一条缝，郑百川看了一眼，没出声。钟敬之再往东头走。
陆行舟是在二楼窗口看见吉普回来的。上到三楼，钟敬之刚把纸递出去。
雷震虎站在廊柱边上。亓春山不在，走廊上就他一个。他看了一遍。看完，他把纸递过来。不是递，是搁在陆行舟手心里，同雪地里那一枚弹壳一样的搁法。
抄件。钢笔字，一笔一笔齐着。
天津站寇云舫复：查该兵现在天津二厅办事处当门房，三月里入的。
铁皮柜，洋行留下的，两道锁。他开了第一道，停一停，再开第二道，把簿子抱出来，搁在桌上。封皮上一行字，三十五年十一月，封发。
雷震虎站在桌那一头。手里一张条子，郑百川的字，两行，准行动队查阅去年十一月电报登记。他把条子搁在簿子边上，手没有离开。
“翻。”
钟敬之翻。一页一页，翻到十一日。
“十一月十一日，下晌四点二十，天津站来电。密本。译电，钟敬之。送阅，站长。”他念簿子上的字，一个不多，“站长批，转行动队接站。传话，雍茂春，四点四十。”
“电文。”
“电文在卷。”钟敬之把眼镜往上推了推，“陆副处长率箱四口，乘本日夜十点车赴平，明晨到。二十个字。”
雷震虎的指头在簿子上点。拍的一个。收的一个。译的一个。看的一个。传的一个。
“收报的是谁。”
“电讯室，那夜值班的。名字在这一栏。”钟敬之说，“人还在一楼。”
“他看得懂？”
“看不懂。他收的是码子。码子到我这儿，才是字。”
雷震虎把条子收回怀里。他没看钟敬之，看门口。陆行舟在门口站着，是雍茂春叫上来的，站了有一会儿了。
“副处长。”
“雷队长。”
“天津那一夜。”雷震虎说，“十点的车，几口箱，哪一节车厢。天津那头，谁晓得。”
“寇站长晓得。接站的那一个晓得，皮帽子，塘沽接的，老龙头送的。货栈门口的兵晓得，天津站的，两个换两个。”陆行舟说，“车上的人晓得。”
“车上几个。”
“四个。牧顺来，三个兵。”
“四个。”
“上车的时候三个。”陆行舟说，“少了一个。”
钟敬之的手在簿子上停住了。
“少了一个。”雷震虎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念得慢，“少在哪儿。”
“老龙头站台。九点半装的箱，我在货车厢门口点人头。三个。牧顺来讲，他去买烟，站外头，半个钟头前。”陆行舟说，“天津站接站的讲，他叫人找，找着了明早头班车送。车不等人。”
“送来了没有。”
“没有。”
“报告上有？”
“报告上一行。天津站回电两封，一封讲找，一封讲没找着。都在卷。”
雷震虎没有再问。他把帽子从桌上拿起来，攥在手里。帽檐上那道折还在。
“寇云舫的电报，是你到北平前头一天发的。”他说，“那个兵去买烟，是电报发了以后。”
“是。”
“电报讲十点的车。那个兵晓得十点的车，晓得四口箱，晓得箱在哪一节。”雷震虎把帽子戴上，“他没上车。”
他转过身，对钟敬之。
“拍电报。天津站，寇云舫。”
钟敬之抽出一张稿纸，铺平，笔蘸了。
“十一月十一日老龙头站失联之押运兵一名，姓名籍贯照卷，现在何处。”雷震虎一句一句往下磨，“速复。”
“署名。”
“雷震虎。”
钟敬之写了。写完把稿纸转过来，看了一遍，转回去。
“机要密本，照章登号。回电来了，过站长的眼。”
“过。”雷震虎说，“过完了送我。”
“名字。”钟敬之说，“卷在情报处。”
陆行舟下楼去取。
二楼东头，抽屉最底下那一夹。
押运报告的底稿，三行的那一份，底下附着天津站两封回电的抄件。他把那一行找出来。押运兵一名，于天津站失联，已请天津站查找。名字在一行的头上，籍贯在名字后头。南京押运队拨的人，下关上船那日点过一回，下关到天津，八天，抬过四口箱。
他抄在一张纸条上，上楼。
三楼的走廊上多了两个人。
铁宝山站在机要科门口，帽子攥在手里，看鞋尖。亓春山在东头那根廊柱边上，还靠着柱子，脸朝窗，两只手插在裤袋里。
雷震虎的嗓子从机要科门里头出来。
“铁宝山。那一夜，你几时晓得车次。”
“队长讲的。”铁宝山说，“五点。队长讲，明早天亮前，前门东站，四口箱。俺去看车。”
“看车看了几个钟头。”
“看到九点。俺灌了水，换了火花，试了一趟，开到货场门口。”
“中间出去过没有。”
“没有。”铁宝山说，“饭是院里吃的。”
雷震虎没有再问。铁宝山退了半步，退到墙根，还是看鞋尖。
亓春山没有动。雷震虎从门里出来，从他跟前过，没有问。走过去了。
陆行舟把纸条递进机要科。钟敬之接了，抄在稿纸上，一笔一笔齐着。抄完，他把纸条还回来，一并还的还有那两张回电的抄件，压在纸条底下。
“陆副座的卷，陆副座收。”
箱房的门开着一半。
薛砚农蹲在门里头，木匣搁在膝上，正把一册纸往匣子里归。陶其昌坐在长凳上，手搭在膝盖上。
雷震虎在门口站住。他没有进去。
“陶先生。”
“讲。”
“内查。站长批了。全站的人，一个一个过。”雷震虎说，“箱房里，两个。造册的，一个。抄册的，一个。”
“三个。”
“陶先生不算。”
“我算。”陶其昌说，“行动队查人，不进箱房。”
“箱房里的人，也是人。”
“箱房里的人，我查。”
薛砚农把匣子盖上了。两只手搭在匣盖上，疤朝上，掌心朝下。他没有抬头。
雷震虎看着长凳上那个人。看了两息，三息。
“查出来呢。”
“查出来，给站长。”陶其昌说，“不给行动队。”
雷震虎退了一步。退到走廊上，退到廊柱那一头。亓春山还靠着柱子，脸朝窗，两只手在裤袋里。雷震虎在他边上站住，也朝窗。两个人肩挨着肩，都不讲话。
陆行舟站在箱房门口。
“造册的。”陶其昌说。
“在。”
“天津少的那一个，你报告上写了。”
“一行。”
“一行，在。”陶其昌说，“进来。念号。”
念到晌午。
旧电底那两口箱，一口念完了，另一口念到一半。薛砚农数卷，陆行舟念号，陶其昌坐着听，不看纸。念到一个号，薛砚农的铅笔在纸边上点一点。点完，下一个。
走廊上一直有人。靴子声不动，也不走。
晌午陆行舟出来。走廊空了，廊柱边没有人，窗台上那一溜烟头还在，一个没添。
楼梯口，雷震虎在那里。不是靠着，是站着，一只脚踩在头一级上。
“副处长。”
陆行舟站住。
“你少了一个兵。”雷震虎说，“报告上一行字。”
“报告一行，天津站两封电，都在卷。”
“卷卷卷。”雷震虎的嗓子磨下来，“你回回都是卷。”
“卷里有。”
“卷里有的，我看得见。”雷震虎把踩着的那只脚收回来，“卷里没有的呢。那个兵下关上船，八天，你回回看火漆。回回看火漆的人，一个兵丢在天津站外头，一行字。”
“车不等人。”
“车不等人。”雷震虎点了一下头，点得短，“箱子等人不等？”
陆行舟没有答。
“我的兵，我自己查。”雷震虎说，“你的兵，南京拨的，到北平归了站里。归了站里，就是站里的。站里的，我查。”
“查。”
“那个兵要是在天津。”雷震虎往下走了一级，回头，“漏的就不是我的兵。是你的。”
他下楼了。靴子重。到二楼，没停，到一楼，楼门开了，关了。
陆行舟站在楼梯口。窗外台基厂头条，吉普发动，开走了。
下晌他在二楼签摘要。
四月的摘要比三月的还薄。前门外南货铺，绸缎庄，崇文门税关。末尾一律四个字，未见异常。他一份一份看，签副字，按印。
窗外槐树的叶子出齐了，嫩的，一片一片，风一过翻白。鸽哨从楼顶上绕过去，一圈，又一圈。街口洋车夫喊价，东四，三千三，四月里涨的。墙根底下一副挑子，两只木桶，吆喝拖得长，臭豆腐——酱豆腐——。东单那头电车的铃，当当，两下。
隔壁方鉴清的门关着。三楼西头站长室的门也关着。
雍茂春上来一回，扶着门框喘。
“副处长，雷队长的车走了。”
“晓得。”
雍茂春等了一息，下去了。
回电是五点到的。
钟敬之抄好上来，先过西头。站长室的门开了一条缝，郑百川看了一眼，没出声。钟敬之再往东头走。
陆行舟是在二楼窗口看见吉普回来的。上到三楼，钟敬之刚把纸递出去。
雷震虎站在廊柱边上。亓春山不在，走廊上就他一个。他看了一遍。看完，他把纸递过来。不是递，是搁在陆行舟手心里，同雪地里那一枚弹壳一样的搁法。
抄件。钢笔字，一笔一笔齐着。
天津站寇云舫复：查该兵现在天津二厅办事处当门房，三月里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