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是头一天下午签的，人第二天一早到。
老虎桥的门朝南开。铁门两扇，大门里头套一扇小门。门外排着探监的人，多半是女眷，篮子搁在脚边，篮子上盖一块布。五月底的日头已经毒了，墙根底下只剩一线阴凉，人都挤在那一线里，没有人讲话。
桥在门外头，不宽，桥下的水绿得发黑。桥这一头是探监的人，桥那一头停着一辆黑轿车，车上没下人。
他从人堆边上过去，公文在手里，卷宗夹在腋下。一个老太太拉他袖子，问他是不是里头的官，问她儿子那一间几时放风。他说不是，老太太就松了手。门房看了公文，看了他，又看了公文。
“洪公祠的？”
“洪公祠的。”
“核证词。”门房把公文翻过来看印，“核哪一个？”
“高丽生。”
门房在簿子上记了一行，朝里头喊了一声。小门开了，出来一个穿灰制服的，五十来岁，肚子压在皮带上头。他把公文接过去看了两遍，才把手伸出来。
“廖世坤，看守长。”南京话，“陆长官这边走。”
墙里头比墙外头凉一点，凉的是砖，不是风。
甬道很长，两边是号房的门，门上一个小方窗，窗里黑。走过去的时候，有一扇窗里露出半张脸，看了他一眼，缩回去了。廖世坤在前头走，钥匙串在腰上响。
“汉奸案的，关东监。”他说，“审的那两位，璩、蓟，单间。高丽生原先也单间，上个月改了，改到‘愿供’那一排，四个人一间，饭多一个荤。”
“他愿供？”
“愿得很。”廖世坤笑了一下，“法院来提过三回。三回，头一句都是问，这一条折不折罪。书记官不肯答，他就不讲。书记官答了，他讲得比书记官记得快。”
甬道尽头是一间屋子。屋子当中一道铁栅，栅子这一边一张桌一把椅，那一边一条凳。窗开在高处，日头斜着下来，正落在栅子上，栅子的影子一根一根，铺在桌面上。
“陆长官坐，人马上来。”廖世坤说，“规矩，不递东西，不碰栅子。我在门口。”
门口离桌子有十来步。他坐下，把卷宗打开。供词摘要摆左手，旧档的摘抄摆右手，当中空着，空着的地方等一会儿放笔。
高丽生是从那一边的门进来的。
瘦了一圈。囚衣宽，套在身上晃。头发短了，还是抿过的，拿水抿的，抿得平。他走到凳子跟前不坐，先朝栅子这边弯了弯腰，弯得不深，是从前在书店门口那一弯。
“陆先生。”
“坐。”
他坐了。坐下之后先笑，笑得眼睛眯起来。眼角的纹比从前深，纹里头有灰。
“嫂夫人那四只粢饭糕，我到南京还没吃完，就凉了。”他说，“到今朝，味道还记得。油纸包着，烫手。”
陆行舟没接。他掏出手帕擦了一下额头，擦得慢，擦完叠好，放回去。
“洪公祠派你来核，我晓得。”高丽生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背上一道一道，是牢里的印子，“法院提了三回，贵局提一回。派的是陆先生，我倒不怕了。旁人来核，我讲一句，人家记一句。陆先生来核，我讲一句，陆先生晓得那一句底下压着几句。”
“我是核对的，不是判的。”
“晓得晓得。”
他把供词摘要翻到第二页，念。一条一条念。
民国二十八年七月，极司菲尔路登记处，登记自新者名册几本。高丽生答：三本，牛皮面，登记处先是尚墨林管，后头换人。经手人某某。答：某某，如今在苏州，反正得早，如今是接收委员会的科员。民国二十九年，参议室设，往来公文若干。答：公文我抄的，没有六百也有五百，抄件在行辕散伙那日收了，收到哪里，先生没讲。
每答一条，他在当中那一处记一个字。对，或者缺。
高丽生每答一条之前，先问一句：“这一条，折不折罪？”
头两回他不答，笔照记。第三回，高丽生问完不讲了，等着。栅子影子里的那张脸等得很有耐性，像从前在书店等他包书。
“折不折，法院定。”陆行舟说，“我记的是对不对。”
“对的，法院才拿去折。”高丽生说，“陆先生记一个对，我就多折一分。这个道理，我在牢里想了三个月。”
第三页是专案清查那一年，扣押账目几宗。高丽生答得最细，哪一宗几册，哪一册缺页，缺的是哪几页，一口气讲到底，讲完补一句：“这一宗，蓟连奎经的手。他那时候管抓人，扣账先扣人，人送到极司菲尔路，账留在他自家抽屉里。他抓的人，他抽屉里的账，两样对不上，对不上的那一截，就是他吃了的。”
他记了一个对。
“这一条，陆先生记对，法院拿去，蓟连奎就多一条。”高丽生说，“我在牢里同他隔三间。隔三间，夜里听得见他咳。他不晓得我这条嘴里有他多少。”
“你晓得。”
“我晓得。”高丽生把眼睛眯起来，“我跟先生五六年，先生教我头一句，账上见真章。账我记得，人我也记得。谁递帖子，谁递烟，谁在戏园子包厢里坐过，我一个一个记得。陆先生，记性这样东西，牢里没得用，出了牢，是命。”
念到第二页末一行，他念得跟上头一样快。
“沪上军统内线，开书店者，曾代办路条。”
“对。”高丽生说，“那一条是我供的。”
“路条办给谁？”
“没供。”高丽生看着他，“供了，是一条人命。没供，是我留着的。陆先生，我每一条都问折不折罪，法院的人笑我。他们不晓得，我问的不是罪。我问的是，讲到哪一条，我这条命才算换下来了。”
“记全了再开口。”
高丽生愣了一下。
“你那本账，”陆行舟把笔搁下，“记全了，再开口。半本账，法院拿去，是半本。半本账上，你是汉奸。全本账上，你才是证人。”
高丽生没笑。他把手从膝盖上拿起来，在囚衣上擦了一下，又搁回去。
“陆先生教我。”
“我不教你。我核对。”
“那我讲一桩，陆先生核一核。”高丽生把身子往前倾，栅子的影子落在他脸上，一根一根，“这一桩，档里没有。”
门口的廖世坤动了一下，又站定。
“民国二十八年，先生给陆先生批过八个字。”高丽生压着嗓子，换了上海话，“庸碌怕事，不足为虑。这八个字，是我研的墨。民国三十年秋，行辕散了，牌子摘了，先生回参议室的头一夜，把那份卷子调出来，拿朱笔把八个字勾了。勾的时候我在边上。勾完，先生同我讲了一句。”
他停了。停得很足，像说书的人举着醒木不落。
“讲的啥，陆先生用不着我讲。侬晓得的。那年秋天我带到书店的话，就是那一句。买家跑不了，这一笔他记下了。”
窗上的日头挪了半寸。栅子的影子从供词摘要上挪到旧档摘抄上。
那八个字他见过纸。摘录人在旁边注的那一行，他誊过两回，一笔一画：原卷万逆朱笔勾销，归档。誊的时候笔尖没有多停。勾销两个字，摘录人只记了有，没记为什么。为什么，眼下坐在栅子那一边。
那份卷子他也晓得在哪里。第七箱，沪字结案卷，同尹小九隔着几册。造册那天他抱过那一箱，箱子不重。
八个字没有勾之前，是一道墙，他在墙后头站了七年。勾了，墙还在，只是墙上有一道朱笔的印子，谁走近了看，都看得见那是勾过的。看见了，就要问一句：勾的人，看见了什么。
“万逆一个废人。”陆行舟说，“口不能言。他讲过什么，你替他讲，法院要问你凭据。”
“凭据是没有的。”高丽生把身子退回去，倒像松了口气，“朱笔勾销的卷，如今在洪公祠。勾是勾了，为啥勾，纸上没写。我是唯一一张嘴。”
“一张嘴，一条命。你自家称一称。”
门口的廖世坤咳了一声。“陆长官，半个钟头了。”
“快了。”
廖世坤没再催。栅子那一边的人也没动，等门口静下来，才接着讲。
“称过了。”高丽生笑了，这一回笑得很轻，“我在牢里天天称。称来称去，就一样想勿通。先生那把刀，东洋人的账，东洋人的章，东洋人的免验印，一样一样是真的。递刀的手干干净净。门是先生自家撞的。这样一桩事，落在东洋人手里，是死罪。落在先生手里，是仇。”
他抬眼看栅子那边。看得不长，看完低下头去，声音也低下去，低得门口听不见。
“可那桩，在贵局的档里，是功。对伐，陆先生？”
老虎桥的门朝南开。铁门两扇，大门里头套一扇小门。门外排着探监的人，多半是女眷，篮子搁在脚边，篮子上盖一块布。五月底的日头已经毒了，墙根底下只剩一线阴凉，人都挤在那一线里，没有人讲话。
桥在门外头，不宽，桥下的水绿得发黑。桥这一头是探监的人，桥那一头停着一辆黑轿车，车上没下人。
他从人堆边上过去，公文在手里，卷宗夹在腋下。一个老太太拉他袖子，问他是不是里头的官，问她儿子那一间几时放风。他说不是，老太太就松了手。门房看了公文，看了他，又看了公文。
“洪公祠的？”
“洪公祠的。”
“核证词。”门房把公文翻过来看印，“核哪一个？”
“高丽生。”
门房在簿子上记了一行，朝里头喊了一声。小门开了，出来一个穿灰制服的，五十来岁，肚子压在皮带上头。他把公文接过去看了两遍，才把手伸出来。
“廖世坤，看守长。”南京话，“陆长官这边走。”
墙里头比墙外头凉一点，凉的是砖，不是风。
甬道很长，两边是号房的门，门上一个小方窗，窗里黑。走过去的时候，有一扇窗里露出半张脸，看了他一眼，缩回去了。廖世坤在前头走，钥匙串在腰上响。
“汉奸案的，关东监。”他说，“审的那两位，璩、蓟，单间。高丽生原先也单间，上个月改了，改到‘愿供’那一排，四个人一间，饭多一个荤。”
“他愿供？”
“愿得很。”廖世坤笑了一下，“法院来提过三回。三回，头一句都是问，这一条折不折罪。书记官不肯答，他就不讲。书记官答了，他讲得比书记官记得快。”
甬道尽头是一间屋子。屋子当中一道铁栅，栅子这一边一张桌一把椅，那一边一条凳。窗开在高处，日头斜着下来，正落在栅子上，栅子的影子一根一根，铺在桌面上。
“陆长官坐，人马上来。”廖世坤说，“规矩，不递东西，不碰栅子。我在门口。”
门口离桌子有十来步。他坐下，把卷宗打开。供词摘要摆左手，旧档的摘抄摆右手，当中空着，空着的地方等一会儿放笔。
高丽生是从那一边的门进来的。
瘦了一圈。囚衣宽，套在身上晃。头发短了，还是抿过的，拿水抿的，抿得平。他走到凳子跟前不坐，先朝栅子这边弯了弯腰，弯得不深，是从前在书店门口那一弯。
“陆先生。”
“坐。”
他坐了。坐下之后先笑，笑得眼睛眯起来。眼角的纹比从前深，纹里头有灰。
“嫂夫人那四只粢饭糕，我到南京还没吃完，就凉了。”他说，“到今朝，味道还记得。油纸包着，烫手。”
陆行舟没接。他掏出手帕擦了一下额头，擦得慢，擦完叠好，放回去。
“洪公祠派你来核，我晓得。”高丽生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背上一道一道，是牢里的印子，“法院提了三回，贵局提一回。派的是陆先生，我倒不怕了。旁人来核，我讲一句，人家记一句。陆先生来核，我讲一句，陆先生晓得那一句底下压着几句。”
“我是核对的，不是判的。”
“晓得晓得。”
他把供词摘要翻到第二页，念。一条一条念。
民国二十八年七月，极司菲尔路登记处，登记自新者名册几本。高丽生答：三本，牛皮面，登记处先是尚墨林管，后头换人。经手人某某。答：某某，如今在苏州，反正得早，如今是接收委员会的科员。民国二十九年，参议室设，往来公文若干。答：公文我抄的，没有六百也有五百，抄件在行辕散伙那日收了，收到哪里，先生没讲。
每答一条，他在当中那一处记一个字。对，或者缺。
高丽生每答一条之前，先问一句：“这一条，折不折罪？”
头两回他不答，笔照记。第三回，高丽生问完不讲了，等着。栅子影子里的那张脸等得很有耐性，像从前在书店等他包书。
“折不折，法院定。”陆行舟说，“我记的是对不对。”
“对的，法院才拿去折。”高丽生说，“陆先生记一个对，我就多折一分。这个道理，我在牢里想了三个月。”
第三页是专案清查那一年，扣押账目几宗。高丽生答得最细，哪一宗几册，哪一册缺页，缺的是哪几页，一口气讲到底，讲完补一句：“这一宗，蓟连奎经的手。他那时候管抓人，扣账先扣人，人送到极司菲尔路，账留在他自家抽屉里。他抓的人，他抽屉里的账，两样对不上，对不上的那一截，就是他吃了的。”
他记了一个对。
“这一条，陆先生记对，法院拿去，蓟连奎就多一条。”高丽生说，“我在牢里同他隔三间。隔三间，夜里听得见他咳。他不晓得我这条嘴里有他多少。”
“你晓得。”
“我晓得。”高丽生把眼睛眯起来，“我跟先生五六年，先生教我头一句，账上见真章。账我记得，人我也记得。谁递帖子，谁递烟，谁在戏园子包厢里坐过，我一个一个记得。陆先生，记性这样东西，牢里没得用，出了牢，是命。”
念到第二页末一行，他念得跟上头一样快。
“沪上军统内线，开书店者，曾代办路条。”
“对。”高丽生说，“那一条是我供的。”
“路条办给谁？”
“没供。”高丽生看着他，“供了，是一条人命。没供，是我留着的。陆先生，我每一条都问折不折罪，法院的人笑我。他们不晓得，我问的不是罪。我问的是，讲到哪一条，我这条命才算换下来了。”
“记全了再开口。”
高丽生愣了一下。
“你那本账，”陆行舟把笔搁下，“记全了，再开口。半本账，法院拿去，是半本。半本账上，你是汉奸。全本账上，你才是证人。”
高丽生没笑。他把手从膝盖上拿起来，在囚衣上擦了一下，又搁回去。
“陆先生教我。”
“我不教你。我核对。”
“那我讲一桩，陆先生核一核。”高丽生把身子往前倾，栅子的影子落在他脸上，一根一根，“这一桩，档里没有。”
门口的廖世坤动了一下，又站定。
“民国二十八年，先生给陆先生批过八个字。”高丽生压着嗓子，换了上海话，“庸碌怕事，不足为虑。这八个字，是我研的墨。民国三十年秋，行辕散了，牌子摘了，先生回参议室的头一夜，把那份卷子调出来，拿朱笔把八个字勾了。勾的时候我在边上。勾完，先生同我讲了一句。”
他停了。停得很足，像说书的人举着醒木不落。
“讲的啥，陆先生用不着我讲。侬晓得的。那年秋天我带到书店的话，就是那一句。买家跑不了，这一笔他记下了。”
窗上的日头挪了半寸。栅子的影子从供词摘要上挪到旧档摘抄上。
那八个字他见过纸。摘录人在旁边注的那一行，他誊过两回，一笔一画：原卷万逆朱笔勾销，归档。誊的时候笔尖没有多停。勾销两个字，摘录人只记了有，没记为什么。为什么，眼下坐在栅子那一边。
那份卷子他也晓得在哪里。第七箱，沪字结案卷，同尹小九隔着几册。造册那天他抱过那一箱，箱子不重。
八个字没有勾之前，是一道墙，他在墙后头站了七年。勾了，墙还在，只是墙上有一道朱笔的印子，谁走近了看，都看得见那是勾过的。看见了，就要问一句：勾的人，看见了什么。
“万逆一个废人。”陆行舟说，“口不能言。他讲过什么，你替他讲，法院要问你凭据。”
“凭据是没有的。”高丽生把身子退回去，倒像松了口气，“朱笔勾销的卷，如今在洪公祠。勾是勾了，为啥勾，纸上没写。我是唯一一张嘴。”
“一张嘴，一条命。你自家称一称。”
门口的廖世坤咳了一声。“陆长官，半个钟头了。”
“快了。”
廖世坤没再催。栅子那一边的人也没动，等门口静下来，才接着讲。
“称过了。”高丽生笑了，这一回笑得很轻，“我在牢里天天称。称来称去，就一样想勿通。先生那把刀，东洋人的账，东洋人的章，东洋人的免验印，一样一样是真的。递刀的手干干净净。门是先生自家撞的。这样一桩事，落在东洋人手里，是死罪。落在先生手里，是仇。”
他抬眼看栅子那边。看得不长，看完低下头去，声音也低下去，低得门口听不见。
“可那桩，在贵局的档里，是功。对伐，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