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是拿网兜吊下井的。

    麻绳一头拴在井台的石环上,一头拴着网兜,网兜里一只西瓜,青皮,八斤。曼丽把它往井里放,放一截,探头看一眼。井不深,水面上浮着一层光。瓜到了水面,咚一声,沉了半个,又浮起来,在水里打转。

    “三个时辰。”老太太在正房门槛上说,“过了晌午再捞。”

    “三个时辰太长。”

    “三个时辰是井的规矩。多大事啊,你急,瓜不急。”

    曼丽把绳头在石环上绕了两圈,打了一个死结,在井台上坐下来。石头是热的。天井里十六块青石板,早上九点就烫了,到晌午能烙饼。两盆葱早挪到了东厢檐底下,叶子还是黄了尖。

    七月半过了三天,纸灰在墙根还剩一点。那天夫子庙那辆黑车,她回来讲过一回,讲完就不再讲。

    “南京这个火炉,”她说,“听讲是一回事,烙在身上是另一回事。”

    “今年头一年。”老太太说,“往后一年比一年不当回事。”

    晌午的鸭血粉丝,两碗是老太太的,一碗是曼丽自家的。

    老太太的汤清得见碗底。她端起曼丽那一碗,先看碗底,看得见。再看鸭血,薄了,不是骨牌。喝了一口,搁下。

    “成了一半。”她说,“辣油放早了,汤浑了一半。下回最后放。”

    “陆太太到南京三个月,学会了三样。”老太太说,“盐水鸭,鸭血汤,剥蒜。”

    “还有骂人。”

    “骂人是七成。七成不算学会。”

    卖冰的是晌午来的。

    三条营窄,担子进来要侧着身。一担两块冰,稻壳盖着,稻壳上头盖麻袋。走一路,滴一路水。卖冰的在巷子里喊,喊得短,两个字,一个是冰。

    老太太说,买一角冰,砸碎了搁在瓜上头,瓜不用等三个时辰。

    曼丽出去。

    卖冰的把担子搁在陆家门口,掀开麻袋一角。冰是长条的,冒白气。

    “啥价钿?”她问的是上海话。

    卖冰的说一块一角,南京都是这个价。

    “一角一块?侬格冰一角一块?”曼丽拿手比划,“我拉上海,冰厂里出来的,一角能买两块。侬格一块,卖冰厂的价钿?”

    卖冰的听懂了一角,别的没听懂。

    曼丽换了一样。“一角?你就莫开玩笑了嘛。”这一句是川话,尾巴翘起来,“这一块冰,还没得我们朝天门的冰粉大。老板,讲个实价,八分,要得不?”

    卖冰的手在麻袋上停住。他回头往巷口看了一眼,像是看后头还有没有人。

    “一角。”他说。

    “阿拉讲八分。”这一句又换了。宁波话,压着喉咙,“阿拉屋里向当家的是宁波人,宁波人做生意,一分是一分,侬勿要拿阿拉当外路人。八分,成勿成?”

    卖冰的把麻袋盖回去了。

    他盖麻袋的时候,眼睛看着曼丽。三种话,一个人讲的,一句比一句快。他扁担还在肩上,嘴张着,讲了半个字,没讲下去。

    “太太。”他说,“你是哪里人?”

    “江上来的。”

    卖冰的拿冰凿子往冰上凿,凿下来一块,比一角的大,拿稻壳一裹,递过来。

    “九分。”他说,“太太,我一句没听懂。少你一分,你别讲了。”

    老太太在门槛里头笑出了声。

    曼丽付了九分。卖冰的挑起担子侧着身出巷子,走了三步,回头又看了一眼,摇了摇头。

    “三样话,一样都不是南京的。”老太太说,“九分,值。”

    “下回讲南京的。”

    “你那句犯嫌,”老太太说,“讲出去人家要涨一分。”

    方太太是下午来的。

    她后头跟着钟太太,钟太太肩上扛着一卷席子,像扛一根竹竿。

    “陆太太,我把钟太太也带来了。”方太太进门先往天井里看,看见井,眼睛亮了一下,“她那一楼三间,进门跟灶膛一样。我们那二楼更不要讲,楼下煎带鱼,楼上蒸人。我讲,陆太太家有井,走。”

    竹榻是老太太的,老竹子,磨得发红,一头搁在井台边。方太太一屁股坐上去,坐了一下,又站起来。

    “你这榻凉。”

    “井边上,凉。”

    “不对。”方太太拿手摸竹榻,摸了两把,“这是竹子凉,不是井凉。老竹子才凉。我家那一张是新的,越睡越热。”

    钟太太把肩上那卷席子放下来,解绳子。“听说凉不凉要看席子,不看榻。听说苏州的篾席最凉,细篾,跟头发一样。听说我这一张就是苏州的。”

    席子摊开在青石板上。篾是细,也黄,有几根断了,断头翘着。钟太太在上头坐下来,嘶了一声,又站起来。青石板从早上烫到下午,席子摊上去,等于摊在锅上。

    “井水浇一浇就不烫。”曼丽说。

    她打了一桶井水往石板上泼。水咝一声,白气冒起来,冒完,石板颜色深了一块。钟太太的席子挪到那一块上,她坐上去,这回没嘶。

    “凉了。”钟太太说。

    “是井水凉,不是你席子凉。”方太太说。

    “我席子是苏州的。”

    “苏州的也要泼水。”

    三个人一个坐竹榻,一个坐席子,一个坐井台。老太太端出一壶凉茶搁在井台上,又进屋去了。她讲下午的天井是外路人坐的。

    方太太倒了三碗凉茶。“陆太太,你那西瓜在井里?几时捞?”

    “老太讲三个时辰。还差半个时辰。”

    “半个时辰我等。我们科长今天晚一刻钟吃饭,也只好等。”

    钟太太点点头。她在席子上把腿盘起来,往方太太那边凑了凑。

    “听说秋里定编。”

    “秋里。”方太太说。

    “听说定编要往北边拨人。听说北平站的编制,连总务带机要,郑站长要带二十来个人。”钟太太讲到这里,端起碗喝了一口凉茶。喝的时候她的眼睛从碗沿上头看了方太太一眼,又看了曼丽一眼。“老钟讲的。机要科的纸,北平那边……”

    她停了。碗端在嘴边上,没放下来,也没再喝。

    方太太不讲话。她把凉茶喝了一大口,喝完看天井。天井四四方方,云不过。

    曼丽从井台上站起来,把绳子解开,往上拉。绳子湿的,拉一截,滴一截水。网兜上来了,青皮上一层水珠,凉气直往人脸上扑。

    “差半个时辰。”老太太在正房里讲了一句,“捞早了。”

    “差半个时辰,多大事啊。”曼丽说。

    她把瓜搁在井台上,拿刀。刀是老太太的,切鸭子的,长。一刀下去,咔一声,瓜裂到底,红的,籽黑,水从裂缝里淌出来,淌到井台的石头上。

    “凉的。”方太太先伸手。

    “凉的。”钟太太也伸手。

    三个人一人一块,坐在天井里吃。瓜水顺着手腕往下淌,谁也没顾。钟太太吃了三块,籽吐在席子边上,一颗一颗。

    没有人再讲北平。

    钟太太走的时候把席子卷起来扛回肩上。走到天井门口,回头讲了一句:“陆太太,今天那句话,听说就是听说。”

    “晓得。”曼丽说,“我看牌不晕。”

    方太太跟在后头,走到门口又回来,压低了声:“我们科长讲,北平的事,家里不许讲。”

    “你没讲。”

    “我没讲。”方太太点点头,走了。

    天黑透了,陆行舟才到家。

    洪公祠到门东两刻钟,八月里走下来,衬衫湿了一件。天井里没点灯。

    竹榻挪到了天井当中,四根竹竿绑在榻脚上,罩一顶蚊帐,帐子是上海带来的,一角补过。竹榻旁边两条长凳架一块门板,是东厢那一间的门卸下来的。

    “你睡门板。”曼丽在帐子里说,“榻只有一张。”

    “晓得。”

    他在门板上躺下来。天井里没有风,热气从石板底下往上返。蚊子在帐子外头响成一片,进不去。他在帐子外头,蚊子在他身上。

    “进来。”她说。

    “门板进不来。”

    “人进来。”

    他掀开帐子一角,坐到榻沿上。榻窄,他坐一半,她躺一半。帐子里比外头还闷,蚊子倒是少了。

    “钟太太来过。”她说。

    “嗯。”

    “讲了一句,讲完自家捂嘴。”曼丽把声音压到帐子外头听不见,“北平站的编制,连总务带机要,郑站长要带二十来个人。老钟讲的,机要科的纸。讲到纸就停了。”

    他没接。

    “方太太一句没讲,讲了一句她们科长不许讲。”

    “晓得了。”

    “二十来个人。”曼丽说,“连机要。那就是钟太太也去。”

    “落纸的是站长和处长。别的秋里。”

    “秋里。”她又学了一遍。

    “今天卖冰的少了我一分。”她说,“讲了三样话,他一样没听懂,叫我别讲了。”

    他在黑里笑了一下。帐子里看不见,她听见了。

    “老太讲,三样都不是南京的。讲南京的要涨一分。”

    “那就三样。”

    “三样。”曼丽翻了个身,竹榻响了一声,“你也一样,跟郑站长讲宁波话,跟科长讲上海话,跟棒棒讲川话。到了北平,还要学一样。”

    “学。”

    “学不像。”她说,“你学啥都七成像。”

    巷口有汽车的声音。

    三条营进不来汽车,巷口那头是大街,车到巷口就要停。这一辆停了。引擎响了一阵,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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