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板搭上塘沽码头的时候,已经过了晌午。

    海船靠的是外档,跳板长,斜着下去,板面上湿的。曼丽头一个下,脚踩在板上,人晃了一晃。她在船上躺了三天,起来还是这一副脚底下有船的样子。

    “地是硬的。”他在后头讲。

    “硬的也晃。”她把桐油灯的包抱紧一点,一步一步往下挪,“陆行舟,我往后不坐海船了。”

    “往后坐火车。”

    四口箱从货舱吊下来,一口一口落在码头上。牧顺来守在吊索底下,箱子落一口,他伸手扶一口。落完四口,他数了一遍,回头看陆行舟,伸出四个指头。

    陆行舟走过去,蹲下,一口一口看。四枚火漆看过,都在,一枚不动。

    码头上等着一个人。呢子中山装,皮帽,帽檐压得低。他走过来,先看箱,后看人。

    “陆副处长?天津站的。寇站长在老龙头等您,叫我先接一接。”他讲话快,“塘沽到天津有小火车,货车厢挂在后头,一个钟头。”

    “箱子随人。”

    “成。货车厢您上,我叫他们搁在您眼皮子底下。”

    海船上一路看箱子的那一个,在跳板底下同他错了肩,往码头另一头去了,没有回头。他记了一下那人的背,记住就够了。

    小火车开的时候,风从车厢的缝里灌进来。曼丽把脸缩进围巾里,缩了一半又探出来。

    “当家的,风里头还是咸的。”

    “出了天津就淡了。”

    老龙头站的铁棚子锈得掉渣。

    车进站,棚顶上的锈随着震动往下落,落在人的帽子上,肩上。柱子上贴着洋行的广告,英文的、日文的、又是英文的,一张摞一张,撕了半张,底下又露出半张。红帽子的脚夫扛着箱笼小跑,卖热切糕的挑子挤在人缝里,一刀一刀切,切一刀报一声价。

    拉洋车的在站口排成一溜,车把一齐翘着,一个一个喊着往哪儿去,头一个字拖得长。曼丽听了一句,回头看他。

    “他讲什么?”

    “问往哪里去。”

    “一个字?”

    “一个字。”

    寇云舫站在站台上,没有往前迎。

    五十上下,呢大衣,皮帽,手背在身后。他等车停稳,等人下来,才往前走了三步。三步,正好到陆行舟跟前。

    “陆副处长。”

    “寇站长。”

    “郑站长来过电话,讲行舟老弟走水,叫我接一接。”寇云舫伸出手,握了一下,握得实,“接到了。”

    他讲话不高,句子短,末尾都往下沉。眼睛在陆行舟领口上停了一停,两颗星,看清了,挪开。

    “箱子几口?”

    “四口。”

    “成。站里的货栈就在这一头,兵我有。抬到货栈,您歇一天,明早头班车走,我派人送。”

    “今夜的车。”陆行舟说,“人随箱走。”

    寇云舫看了他一眼。

    “夜车十点。”他说,“成。北平那边,雷队长在等您。电话打到我这儿,问的是几号的车。”

    四口箱抬进货栈。天津站的兵抬,牧顺来跟着,一口箱走到哪里他走到哪里。货栈是站台东头一间砖房,门口一个天津站的兵,门里一个。箱子落地,陆行舟又蹲下去,一口一口看。抬过一回手,就看一回。

    一枚不动。

    寇云舫站在他身后,看他看完了,讲了一句:“您这一路,回回看?”

    “回回看。”

    “成。”

    饭是寇云舫请的,河沿上一家馆子,二楼,临窗。

    窗外就是海河。河不宽,挤,木船、驳船、挂洋旗的小火轮,桅杆挤在一处,像插了一河的筷子。对岸一片洋楼,尖顶的,圆顶的,带回廊的,红砖,灰石,一栋比一栋气派。曼丽坐下先看窗外,看了半晌。

    “这河,比秦淮河宽,比长江窄。”

    “海河。”寇云舫说,“往东出大沽口,就是海。您坐船来的,走的就是这一条。”

    跑堂上包子,一屉,冒气。跑堂的嘴不停:“三位,包子趁热,凉了皮就塌,塌了可就不是我们家的包子了,是别家的。”

    曼丽拿起一个,咬了一口,汤溅到手背上。她把手背舔了,讲了一句:“这地方的人,嘴倒真俏。”

    “卫嘴子。”寇云舫说,“天津人讲话,三句里头两句是逗,一句是真的。您听得出哪一句是真的,就能在天津住。”

    “哪一句?”

    “报价那一句。”

    曼丽笑了。她把包子放下,问跑堂一屉多少。跑堂报了一个数,她把数在心里翻了一遍,翻成南京的米价,脸上不动。

    “南京一屉这个价,我要骂人。”她说,“天津不骂。天津的包子里头有汤。”

    寇云舫抽的是恒大牌。他递过来一支,陆行舟接了,没点,夹在指头上。

    “郑站长讲,行舟老弟是福将。”寇云舫说,“从上海到重庆,郑站长的官一路顺。”

    “抄字的。”陆行舟说,“站长的官顺,是站长的命好。我抄字,抄了十年。”

    “抄字的当副处长。”

    “副的。”

    寇云舫没笑,也没接。他把烟灰弹在窗台上,看着河。

    “天津这地方,钱来得快,去得也快。”他说,“接收那阵,一栋楼一天换三个主人。如今法币早上买一袋面,晚上买一个窝头。码头上、货栈里,人人往南倒、往北倒、往海外倒。您在北平坐得远,看不见。看不见好。”

    这几句讲得同先前一样短。讲完他把烟掐了,站起来。

    “站里还有事。车在楼下,您用到十点。货栈的兵是我的,您的兵也在,两不误。”

    他下楼了。楼梯响了一路。

    曼丽把那一屉包子吃了四个。吃完把油纸铺平,剩下的两个包起来,四个角折进去。

    “你的兵吃了没有?”

    “货栈里有饭,寇站长派的。”

    “寇站长派的。”她重了一遍,没有再讲。

    河沿上的风比船上的硬。

    货栈门口出来,往河边走十几步就是堤。他在堤上站着,隔一会儿回头看一眼货栈的门。门口的兵换过一回,换的还是天津站的。牧顺来在门里,坐在二十九号上头,两只手搭在膝盖上。

    一辆吉普从堤上横过来,喇叭摁得长。行人往两边闪,车斗里两个大兵嚼着东西,嚼一下,冲堤下一个挑水的姑娘吹一声口哨。车过去了,卷起来的土落了一堤。

    曼丽啐了一口。

    “这帮丘八,比东洋人还横。”

    “仗打完了。”

    “打完了就横?”

    “走了一拨,来一拨。”他没往下讲。

    再往前是租界的铁栏杆。栏杆那一边是洋楼、钢琴,栏杆这一边是号子、切糕、卫嘴子。隔着一道铁,两个世界,谁也不进谁。堤上走过去的人,五个里头有一个手里攥着法币,攥得紧,往河沿的钱摊子去。钱摊子上一块木牌,牌上的数一天改三回。

    曼丽看的不是钱摊子。她看的是对岸一栋带回廊的洋楼,楼底下停着一排车。

    “北平也有这个?”

    “北平有城墙。”他说,“洋楼在一条街上。”

    “院子呢?”

    “院子在东四六条。”

    “东四六条。”她重了一遍,“四面都是房。”

    天阴下来了。风里带了冰碴,扑在脸上,一粒一粒的。堤上的人少了,钱摊子收了木牌。他回头看货栈,门口的兵还是两个。

    “回去。”他说。

    “回哪里?”

    “货栈。”

    货栈里点了灯。牧顺来同三个兵坐在箱子边上,饭盒空了,摞在墙根。天津站的兵在门口,两个换两个,不进门。他进去坐了一刻,没讲话。二十九号在最里头,箱角上那一道桓字半边,马灯底下看得清。

    夜车十点。

    九点半,四口箱从货栈抬出来,抬上站台。天津站的兵抬,牧顺来在前头。货车厢挂在客车后头第二节,厢门开着,一盏马灯。箱子一口一口上去,落地,牧顺来一口一口扶。落完,他站在厢门口数。四口。火漆他没有再蹲下去看,货栈里那一回还在眼里。

    曼丽在客车厢靠窗的座上坐下,桐油灯的包搁在膝盖上。她把窗上的霜擦开一块,往站台上看。

    寇云舫没有来。来的是塘沽接站那一个,皮帽压得低,站在站台上,两只手插在袖子里。

    “寇站长讲,路上顺。”

    “谢寇站长。”

    “成。”

    站台上的灯亮着,灯底下站着人。他从货车厢门口往下看,点人头。

    牧顺来。

    一个,是抬箱子的那个矮的。

    一个,是在下关货栈守过夜的那个。

    他往站台两头看了一遍。铁棚子底下人不少,脚夫,卖切糕的,扛行李的,穿军装的。穿军装的里头没有第四个。

    “人呢?”

    牧顺来站起来,往站台上看,看了一圈。

    “他讲去买烟。”牧顺来说,“半个钟头前。站外头。”

    “谁准的?”

    牧顺来不讲话了。

    皮帽那一个走过来,往站外看了一眼,讲了一句:“我叫人找。车不等人,箱子您先走,人找着了明早头班车送。”

    汽笛响了一声,长。

    他站在货车厢门口,又点了一遍。牧顺来,一个,一个。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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