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闲到公司的时候,比平时早了二十分钟。

    办公室的窗帘还没拉开,晨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挤进来,在深色的木地板上画出一道一道细长的、明亮的光线,像一把一把被拉直了的、金色的尺子。他走进去的时候没有开灯,在黑暗中站了几秒钟,让那些金色的尺子一寸一寸地丈量着他的脸、他的手、他那身深灰色的西装。然后他走到窗边,拉起了百叶窗。整面玻璃幕墙在阳光下亮了起来,城市的全景在眼前铺展开来——高楼大厦,车流,江面,远处模糊的山际线,和更远处被雾霾笼罩的、灰蓝色的天际。他看着这片他一手打造的商业帝国,看了几秒钟,然后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打开了电脑。

    助理进来送咖啡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坐在那里看文件了。深灰色的西装穿得整整齐齐,领带系得一丝不苟,头发打理得纹丝不乱,桌上摊开的文件已经翻了三分之一,页边空白处用签字笔写了几行批注,字迹凌厉,收笔果断,和他人一样——精准,高效,不留余地。助理把咖啡放在桌角,说了一声“范总,您的咖啡”,他“嗯”了一声,头都没抬,目光继续在那份文件上移动着。助理识趣地退了出去,门关上的时候发出一声很轻的“咔嗒”,像是什么东西被锁上了。

    范闲看完了那份文件,在最后一页签了名,把笔搁在笔架上,端起了咖啡。咖啡是美式,不加糖,不加奶,黑得像墨汁,苦得像他偶尔会在深夜尝到的那种味道——不是味觉的苦,是另一种,从胃里反上来、从骨头里渗出来、从记忆的某个角落里爬出来的,怎么也咽不下去、吐不出来的苦。他喝了一口,苦味在舌尖上炸开,然后迅速蔓延到整个口腔,最后变成了一种麻木的、像被麻醉了一样的、什么都感觉不到的空洞。他把杯子放下,拿起手机,靠在椅背上,打开了那个加密的软件。

    输入十六位密码,人脸识别,指纹识别。九宫格的画面出现在屏幕上,每一个格子都是一栋别墅里的某一个角落——客厅,厨房,走廊,卧室,书房,院子,秋千,和那棵发光的树。他习惯性地先看了客厅——画面里,沙发空着,茶几上放着那本被翻了一半的商业谈判技巧书和一个浅蓝色的杯子,葡萄的食盆里还有早上没吃完的猫粮,窗帘拉着,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细细的、明亮的线。没有人。他看了院子——阳光很好,绣球花开得很盛,秋千在风里轻轻地晃着,彩灯在树枝间无声地闪烁着,草地被晒得发亮,露珠已经全部蒸发了,只留下一片一片深绿色的、被水浸过的痕迹。没有人。他看了书房——书架,书桌,台灯,椅子,飘窗。飘窗上的靠枕整整齐齐地堆着,垫子上没有压痕,那本悬疑小说的续集还在它昨天被放下的位置上,没有人动过。也没有人。

    他的手指在屏幕上顿了一下。然后他点开了走廊的摄像头——走廊很长,壁灯还亮着,昏黄的、温暖的光,把两侧墙上的油画照得像是活的。走廊尽头那扇高高的窗户透进来的白光,和壁灯的黄光在木地板上交汇,形成了一片渐变的、柔和的、像水彩画一样的光晕。没有人。他点开了卧室的摄像头——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拍得蓬蓬松松,窗帘拉到了最大,阳光充满整个房间,衣柜的门关着,洗手间的门开着,里面没有人。他点开了厨房的摄像头——料理台上放着两个洗干净的杯子,一个深蓝色,一个浅蓝色,并排放在沥水架上,杯口朝下,像两个在沉默地对视的、不同颜色的、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在安静地休息的小人。没有人。他点开了——他知道他在哪里。

    他点开了那个他没有标注的、藏在九宫格最右下角的、画面角度最偏、视野最窄、平时最少被点开的摄像头。它被安装在别墅走廊的最高处,角度向下倾斜,能覆盖一楼走廊和客厅入口的一小片区域。在这片狭窄的、不起眼的、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画面的边缘,在那个被楼梯扶手和走廊墙壁切割出来的、三角形的、不规则的角落里,他看到了他想看的东西。

    一双光着的脚。白皙的,纤细的,十个脚趾微微蜷着的,脚背上能看到细细的青色血管的,正踩在楼梯最下面一级台阶上的脚。范闲的目光从那双脚往上移动——脚踝,小腿,膝盖,大腿,腰,那只搭在楼梯扶手上的、手指修长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手,那个穿着一件浅灰色亚麻衬衫的、微微躬着的、正在下楼梯的背影,和那团跟在他脚后跟后面的、白色的、圆滚滚的、尾巴竖得像一根天线一样的毛球。

    李承泽在下楼。葡萄跟在他后面。

    范闲看着这个画面,看着那个正在从二楼走到一楼的、穿着浅灰色亚麻衬衫的、带着一只白色长毛猫的、还不知道自己正在被看着的人,他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轻轻地、慢慢地蹭了一下,像是隔着屏幕、隔着几十公里的距离、隔着密林和高架和城市和无数的墙壁,在触摸那个人的头发、那个人的肩膀、那个人裸露在衬衫领口外面的那截后颈。他的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弯度很微妙——不是笑,不是不笑,不是温柔,不是冷漠,而是一种介于“他在那里”和“他在那里,但他不在我这里”之间的、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只有他自己能体会的东西。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画面还亮着,九宫格还开着,那个最右下角的、画面最偏的、视野最窄的摄像头还在运行着,把那个正在下楼梯的人的一举一动,一帧一帧地、无声地、忠实地传送到这部手机上,传送到范闲的瞳孔里,传送到他那颗正在以七十几下的频率稳定地、持续地、不知疲倦地跳动着的心脏里。

    范闲拿起签字笔,继续看文件。

    时间在他的笔尖和纸面的摩擦声中流走了。一页又一页,一份又一份,一个又一个的条款、数字、签名、日期,在他的手下被处理掉,被归档,被送走,被变成一摞一摞的、码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办公桌右上角的“已完成”文件夹。他处理工作的效率一向很高,高到他的助理有时候会觉得他不是在“工作”,而是在“消灭”工作——像一台专门为处理商业文件而设计的、精密的、不知疲倦的、永远不会出错的机器。

    十点多的时候,他停下来,喝了一口已经凉透的咖啡。苦味更重了,重到像是在喝一杯被浓缩了十倍的、黑色的、粘稠的、带着焦糊味的药。他把杯子放下,拿起手机,又看了一眼那个画面——客厅。画面里,李承泽坐在沙发上,那本商业谈判技巧书翻到了一半,放在他的膝盖上,他的左手放在书页上,右手放在葡萄的背上,目光落在窗外,表情很平静,平静到看不出任何情绪,看不出他是在想什么事情,还是什么都没想,只是在发呆,在晒太阳,在享受着这个安静的、没有范闲在身边的、只有他和猫的上午。葡萄在他手心里翻着肚皮,四只爪子蜷在胸前,尾巴慢悠悠地晃着,发出一声满足的、长长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呼噜声。

    范闲看着这个画面,看了几秒钟。然后他把手机屏幕按灭了,放在桌上,拿起了下一份文件。

    中午,他在办公室吃了一份简餐。三明治,酸奶,一杯新的美式。他吃东西的时候也在看文件,咀嚼的速度和翻页的速度几乎同步,一口,一页,一口,一页,像是一个被编程好的、精确到秒的、不需要任何多余动作的进食程序。吃完之后,他把餐盒扔进垃圾桶,擦了擦手,拿起手机,给李承泽发了一条消息。

    “吃了吗?”

    消息发出去,没有立刻显示“已读”。他等了三秒钟,又等了三秒钟,又等了——没有等。他把手机放在桌上,拿起签字笔,继续看文件。过了大概两分钟,手机震了一下,他拿起来,看到屏幕上李承泽的回复:“吃了,你呢?”“刚吃完。”“吃的什么?”“三明治。”“你就知道吃三明治,不健康。”“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他看着最后这条消息,嘴角弯了一下。这次的笑比刚才那个大了那么一点点,大到能看出来那确实是一个笑,一个被喜欢的人说“不健康”之后、被承诺“晚上给你做好吃的”之后、自然而然地、从心底漫上来的、温暖的、柔软的、带着一点点得意和一点点期待的笑。他看着这条消息看了两秒钟,然后把手机放在桌上,拿起签字笔,继续看文件。但这次他的嘴角没有完全放下来,那个弯度还留在那里,像一道被画在纸上的、浅浅的、但擦不掉的、铅笔的痕迹。

    下午两点,他开了个会。会议室在走廊的另一头,他走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他点了点头,在主座上坐下,翻开面前的文件夹,目光从与会者的脸上一一扫过,然后开始说话。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被精心挑选过的、被反复打磨过的、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就会发出最精准的光芒的宝石。他说话的时候,会议室里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看手机,没有人走神——不是因为害怕他,而是因为他的话值得听,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有信息量,都有逻辑,都有价值,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个多余的字。这就是范闲的会议风格——高效,精准,不留余地。和他做所有事情的方式一样。

    会议结束的时候,一个项目负责人追出来,在他身后喊了一声“范总”。他停下来,转过身,那个负责人跑到他面前,喘了口气,说:“关于华东那个项目,合作方想再谈一下付款周期,您看——”范闲看着那个人,看了两秒钟,然后说了一个方案。不是“我想想”,不是“让下面的人先出个方案”,而是一个完整的、具体的、可执行的方案——付款周期的调整幅度,相应的违约责任修改建议,谈判时的让步顺序和底线数字。他说完之后,那个负责人愣了一下,然后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说了句“好的范总我知道了”,转身跑了。

    范闲走回办公室,关上门,在办公椅上坐下来。他拿起手机,打开了加密软件。九宫格,客厅——沙发空着。院子——秋千在晃,没有人。书房——飘窗上多了一个人。李承泽躺在飘窗上,靠枕被他堆在身后,垫子上铺了一条薄毯,书翻扣在他的胸口,他的手搭在书脊上,眼睛闭着,呼吸很轻很匀。他睡着了。在飘窗上,在午后的阳光里,在那些被靠枕和窗帘和书页的阴影切割得斑驳陆离的光影中,他睡着了。葡萄蜷在他的脚边,白色的毛在阳光下亮得刺眼,像一个毛茸茸的、会呼吸的、白色的小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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