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环叮叮客栈的第三夜，被一阵细微的猫叫声吵醒了。
声音是从窗外传来的，隔着薄薄的纱帘，像一条细细的线从夜幕里垂下来。我翻了个身去看手机，凌晨两点四十七分。楼下的电车轨早没了动静，整条卑路乍街都睡了过去，只有某处水管里偶尔传来一阵咕噜咕噜的流动声，像这栋老楼在做梦。
我没有再睡着。翻来覆去到三点多，听见楼下有人走动的声音——轻而稳的脚步，从走廊那头慢慢走到厨房的方向，然后是一小阵水龙头被拧开的哗啦声。我把被子掀开，套了件外套，也下了楼。
厨房里亮着一盏小灯，淡黄色的光线从吊灯罩子里漏下来，照在林太的侧脸上。她穿一件深蓝的碎花睡裙，外面罩着一件旧开衫，正站在灶台前面烧水。白猫趴在她脚边，尾巴尖在地上轻轻扫着，在灯影里画出一圈又一圈的弧线。
吵醒你啦？她回头看见我，倒没有意外的表情，过来坐，我也睡不着。
我拉开圆桌边的椅子坐下。桌面上放着一碟核桃酥，她用碟子盛着的，旁边是一壶刚泡好的普洱。你俩今天跑了一天吧？晚上又出去。我都看见你们从榕树头那边回来的时候，脚步都是沉的了。
您怎么知道我们去榕树头了？
林太笑了笑，把开水冲进茶壶里，盖上盖子闷了一会儿，才在我对面坐下来。西环就这么大，夜里有个后生仔和一个女仔一前一后走过电车轨，楼上的人看得到。她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捧着杯子暖手，目光落在杯面上浮动的热气里，像是透过那层薄雾在看别的东西。
林太，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普洱在深夜里喝比白天更香，有一股沉下去的醇厚，您其实早就认识月明吧？
她没有立刻回答。白猫从她脚边站起来，跳上她膝盖，在她怀里蜷成一团。她伸手顺着猫的背脊一下一下捋着，猫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厨房里很安静，只有热水壶底残留的水声偶尔滴落一滴，落在热铁上滋地响一下。
你爸寄存那卷胶卷和照片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林太终于说，他拿来那天，我在柜台上打开看了一眼。照片里那个人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她把茶杯放下，双手交叠着搁在桌面上，拇指互相搓着，像在搓掉什么看不见的灰。我等了二十几年，其实等的就是这个。有人来问我关于她的事。
我看着她脸上的纹路在厨房的小灯下显得比白天更深一些。她五十多岁的年纪，眉眼之间有一种很淡的、像是被岁月反复淘洗过的干净。那些纹路一道一道的，每一道都像是记着一个没有说出口的故事。
我是一九九零年从上海来的香港。她说，声音不急不慢，像在讲一个早已讲过多遍的旧事，那时候我刚离婚，自己一个人，带着一个箱子，里面装了几件衣服和一本《红楼梦》。住在北角一个亲戚家的阁楼里，白天帮人缝补衣服，晚上学广东话。后来存了一点钱，在西环盘下了这间铺子——那时候还不是客栈，是一家裁缝铺。
就是那个裁缝铺？我问。我记得她说过，叮叮客栈的前身是间做旗袍的铺子。
她点头，目光里浮起一层暖意，我最拿手的就是旗袍。在上海的时候就学的这门手艺，到了香港还是靠它吃饭。铺子不大，就现在这间大堂的位置，支一张缝纫台，墙上挂几匹料子，门口挂一件我做的样板旗袍，墨绿色的，收腰收得很细，肩线做得服帖。那个年代穿旗袍的人还多，老中环和西环这一带的太太小姐，总有来光顾的。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白猫在她怀里换了个姿势，把下巴搁在她的手肘上。月明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九九零年秋天，我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她推门进来的时候，伞上的水滴滴答答地淌了一地。她穿着一条洗得有些发白的蓝布裙子，头发扎起来，人瘦瘦的，站在那里像一根被风轻轻压弯的芦苇。她说想做一件旗袍，要去重要的地方穿。我量了她的尺寸——腰极细，肩窄，骨架小得像只鸟——我看着她站在那里，心想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瘦，下巴尖得能扎破纸。
林太的表情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柔和了下来，眉眼间的细纹舒展开，整个人像是被那段记忆浸泡过了，从里面透出年轻时的光。白猫在她怀里发出满意的咕噜声，一下接一下，像一台小小的发动机。
后来她就常来了。做一件旗袍哪需要来那么多次，但她隔几天就来一回，有时候改个领口、调个腰线、换颗扣子，有时候根本没什么事，就坐在旁边看我缝衣服，跟我说话。她说她叫月明，在庙街一间歌厅拉二胡，晚上上班，白天没事。我问她一个人在香港？她说嗯，一个人。我就没再问了。
你们成了朋友？
朋友？林太想了想，低头摸了摸猫的耳朵，她管我叫林姐姐，我管她叫阿月。那件墨绿色的旗袍做好之后她穿来过一次，拉着我在店门口拍了张照，她站在左边，我站在右边。那张照片我一直收着——她朝柜台方向偏了偏下巴，就在那个铁皮柜子底下的相册里。但我从没拿出来给人看过。
为什么？
林太沉默了一会儿。因为后来发生的事，让我觉得那张照片像是某种证据。月明那天站在裁缝铺门口笑的样子，和她后来慌慌张张跑来找我的那个晚上的样子……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我有时候翻相册看到那张照片，都觉得那不是同一个人。
窗外有什么东西轻轻响了一声——大概是风掀动了铁皮招牌的边角，啪嗒啪嗒的，像有人在轻轻拍着窗户。白猫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又懒懒地垂下头去。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林太继续说，声音低了一些，那天晚上大概十一点多，我已经关了铺门上了楼。楼下忽然有人拍门，拍得又急又重。我披了衣服下来，从门缝里看见是月明。她头发湿漉漉的，身上那件白裙子沾着一块一块深色的水渍——不是雨，那天晚上没下雨。她抱着一卷东西，用旧报纸裹着，湿淋淋的，还在往下滴水。
照片？
林太点了点头。报纸打开，里面是一卷胶卷印出来的照片，还没干透，显影液的味道很重。她把照片摊在我缝纫台上，一张一张铺开，手在抖，但铺得很小心，生怕碰坏了。她指了指自己面前的那张圆桌，就像我们现在坐的这张桌子，当时她的照片铺满了整个台面，我就站在这边，看她一张一张把那些黑白照片抚平。
照片上拍的什么？
林太抬起眼来看我。灯下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滚动，浑浊的、亮晶晶的。都是她和一个男人的照片。她抱着孩子，男人站在旁边。还有一个——她停了一下，还有一张，是她和一个男人在码头边的，那个男人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台相机。月明指着那张照片跟我说——林姐，你看这个背影，我找了很久了。我当时不明白她说什么，后来才知道她说的找，是字面意义上的找。
她是在找一个拍照的人？我问。我的声音有些紧，连我自己都听出来了。
她说那个人拍了她好多年，从她刚来香港的时候就开始拍。有时候她知道他在拍她，有时候不知道。但她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个人——那个人总是在远处、在暗处、在人群背后。她每次回头都只能看到一个拿着相机的模糊身影，等她再认真去看，那个人已经不见了。她说她为了看清他到底长什么样，故意在那个码头站了很久。她每天下午都去，站在同一个位置，等那台尼康相机的快门声响起来。
我下意识摸了摸背包里的相机。尼康F，就静静地待在里面，隔着薄薄的帆布层触到我的掌心。
那天晚上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林太的声音又低了半度，低到和猫的咕噜声几乎混在一起，她说：林姐，他们发现了。我问她谁发现了，她说拍我的人，和找我的人，是一起的。然后她把那些湿照片裹回报纸里，抱在胸口，跟我说她要走了，让我等她。我说等什么？她说等我回来找你，如果我不回来，你就帮我守住这些照片。她留了两张在我这里——
林太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从铁皮柜子底层取出一个包着手帕的东西。她走回来坐下，当着我的面把手帕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两张黑白照片，边角有些卷翘，像是被反复拿起来看过。
第一张是月明和林太的合影，站在裁缝铺门口，墨绿色的旗袍和蓝布裙子，两个人对着镜头笑。月明的笑容年轻而明亮，眼睛弯成两道细细的月牙，完全不像她后来在胶片里留下的那些侧脸——那些侧脸总是望向远方，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画面之外等着她。
第二张让我愣住了。那是在一个码头拍的，月明白裙子的背影，她身边的栏杆上靠着一个男人。男人穿着浅色衬衫，半侧着身，一只手搭在栏杆上，另一只手里握着一台相机，机身上的标志在照片里清晰可辨。月明在照片里侧着头，正看着那个男人的脸，而那个男人——虽然在笑，脸朝着她的方向——但他在笑的同时，眼睛看着镜头。
父亲。那是父亲。我从未见过他那么年轻的脸，但那个轮廓、那个瘦高身形、那个握着相机的姿势，和我在家里相册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这张照片，林太说，月明那晚跟我说，是她好不容易拍到的。那天她在码头，趁他按完快门放下相机的时候转过去用她自己的小相机按了一下。她说她就是想有一个他的样子，哪怕只拍到一次，也够了。
我看着那张照片里父亲的笑脸，忽然想起父亲去世前那几年越来越沉默的模样。他总是坐在阳台上看天，端着一杯茶，能坐一整个下午。我和妹妹有时候问他看什么，他说，然后就笑了，笑得和这张照片里一模一样的弧度。原来他看的不是云。他看的是云后面的什么东西，一个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的、被时间埋进了地下的名字。
那天晚上她走之后，林太说，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第二天我去敲卑路乍街四楼的门，陈先生——就是你爸——已经搬走了。何伯说他天没亮就拎着两个箱子下了楼，上了一辆计程车走了。月明没有回来找我。
后来呢？您一直守着这间铺子？
林太把两张照片重新用手帕包好，放回柜台里。她回来坐下的时候，白猫从她膝盖上跳下来，
声音是从窗外传来的，隔着薄薄的纱帘，像一条细细的线从夜幕里垂下来。我翻了个身去看手机，凌晨两点四十七分。楼下的电车轨早没了动静，整条卑路乍街都睡了过去，只有某处水管里偶尔传来一阵咕噜咕噜的流动声，像这栋老楼在做梦。
我没有再睡着。翻来覆去到三点多，听见楼下有人走动的声音——轻而稳的脚步，从走廊那头慢慢走到厨房的方向，然后是一小阵水龙头被拧开的哗啦声。我把被子掀开，套了件外套，也下了楼。
厨房里亮着一盏小灯，淡黄色的光线从吊灯罩子里漏下来，照在林太的侧脸上。她穿一件深蓝的碎花睡裙，外面罩着一件旧开衫，正站在灶台前面烧水。白猫趴在她脚边，尾巴尖在地上轻轻扫着，在灯影里画出一圈又一圈的弧线。
吵醒你啦？她回头看见我，倒没有意外的表情，过来坐，我也睡不着。
我拉开圆桌边的椅子坐下。桌面上放着一碟核桃酥，她用碟子盛着的，旁边是一壶刚泡好的普洱。你俩今天跑了一天吧？晚上又出去。我都看见你们从榕树头那边回来的时候，脚步都是沉的了。
您怎么知道我们去榕树头了？
林太笑了笑，把开水冲进茶壶里，盖上盖子闷了一会儿，才在我对面坐下来。西环就这么大，夜里有个后生仔和一个女仔一前一后走过电车轨，楼上的人看得到。她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捧着杯子暖手，目光落在杯面上浮动的热气里，像是透过那层薄雾在看别的东西。
林太，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普洱在深夜里喝比白天更香，有一股沉下去的醇厚，您其实早就认识月明吧？
她没有立刻回答。白猫从她脚边站起来，跳上她膝盖，在她怀里蜷成一团。她伸手顺着猫的背脊一下一下捋着，猫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厨房里很安静，只有热水壶底残留的水声偶尔滴落一滴，落在热铁上滋地响一下。
你爸寄存那卷胶卷和照片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林太终于说，他拿来那天，我在柜台上打开看了一眼。照片里那个人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她把茶杯放下，双手交叠着搁在桌面上，拇指互相搓着，像在搓掉什么看不见的灰。我等了二十几年，其实等的就是这个。有人来问我关于她的事。
我看着她脸上的纹路在厨房的小灯下显得比白天更深一些。她五十多岁的年纪，眉眼之间有一种很淡的、像是被岁月反复淘洗过的干净。那些纹路一道一道的，每一道都像是记着一个没有说出口的故事。
我是一九九零年从上海来的香港。她说，声音不急不慢，像在讲一个早已讲过多遍的旧事，那时候我刚离婚，自己一个人，带着一个箱子，里面装了几件衣服和一本《红楼梦》。住在北角一个亲戚家的阁楼里，白天帮人缝补衣服，晚上学广东话。后来存了一点钱，在西环盘下了这间铺子——那时候还不是客栈，是一家裁缝铺。
就是那个裁缝铺？我问。我记得她说过，叮叮客栈的前身是间做旗袍的铺子。
她点头，目光里浮起一层暖意，我最拿手的就是旗袍。在上海的时候就学的这门手艺，到了香港还是靠它吃饭。铺子不大，就现在这间大堂的位置，支一张缝纫台，墙上挂几匹料子，门口挂一件我做的样板旗袍，墨绿色的，收腰收得很细，肩线做得服帖。那个年代穿旗袍的人还多，老中环和西环这一带的太太小姐，总有来光顾的。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白猫在她怀里换了个姿势，把下巴搁在她的手肘上。月明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九九零年秋天，我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她推门进来的时候，伞上的水滴滴答答地淌了一地。她穿着一条洗得有些发白的蓝布裙子，头发扎起来，人瘦瘦的，站在那里像一根被风轻轻压弯的芦苇。她说想做一件旗袍，要去重要的地方穿。我量了她的尺寸——腰极细，肩窄，骨架小得像只鸟——我看着她站在那里，心想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瘦，下巴尖得能扎破纸。
林太的表情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柔和了下来，眉眼间的细纹舒展开，整个人像是被那段记忆浸泡过了，从里面透出年轻时的光。白猫在她怀里发出满意的咕噜声，一下接一下，像一台小小的发动机。
后来她就常来了。做一件旗袍哪需要来那么多次，但她隔几天就来一回，有时候改个领口、调个腰线、换颗扣子，有时候根本没什么事，就坐在旁边看我缝衣服，跟我说话。她说她叫月明，在庙街一间歌厅拉二胡，晚上上班，白天没事。我问她一个人在香港？她说嗯，一个人。我就没再问了。
你们成了朋友？
朋友？林太想了想，低头摸了摸猫的耳朵，她管我叫林姐姐，我管她叫阿月。那件墨绿色的旗袍做好之后她穿来过一次，拉着我在店门口拍了张照，她站在左边，我站在右边。那张照片我一直收着——她朝柜台方向偏了偏下巴，就在那个铁皮柜子底下的相册里。但我从没拿出来给人看过。
为什么？
林太沉默了一会儿。因为后来发生的事，让我觉得那张照片像是某种证据。月明那天站在裁缝铺门口笑的样子，和她后来慌慌张张跑来找我的那个晚上的样子……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我有时候翻相册看到那张照片，都觉得那不是同一个人。
窗外有什么东西轻轻响了一声——大概是风掀动了铁皮招牌的边角，啪嗒啪嗒的，像有人在轻轻拍着窗户。白猫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又懒懒地垂下头去。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林太继续说，声音低了一些，那天晚上大概十一点多，我已经关了铺门上了楼。楼下忽然有人拍门，拍得又急又重。我披了衣服下来，从门缝里看见是月明。她头发湿漉漉的，身上那件白裙子沾着一块一块深色的水渍——不是雨，那天晚上没下雨。她抱着一卷东西，用旧报纸裹着，湿淋淋的，还在往下滴水。
照片？
林太点了点头。报纸打开，里面是一卷胶卷印出来的照片，还没干透，显影液的味道很重。她把照片摊在我缝纫台上，一张一张铺开，手在抖，但铺得很小心，生怕碰坏了。她指了指自己面前的那张圆桌，就像我们现在坐的这张桌子，当时她的照片铺满了整个台面，我就站在这边，看她一张一张把那些黑白照片抚平。
照片上拍的什么？
林太抬起眼来看我。灯下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滚动，浑浊的、亮晶晶的。都是她和一个男人的照片。她抱着孩子，男人站在旁边。还有一个——她停了一下，还有一张，是她和一个男人在码头边的，那个男人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台相机。月明指着那张照片跟我说——林姐，你看这个背影，我找了很久了。我当时不明白她说什么，后来才知道她说的找，是字面意义上的找。
她是在找一个拍照的人？我问。我的声音有些紧，连我自己都听出来了。
她说那个人拍了她好多年，从她刚来香港的时候就开始拍。有时候她知道他在拍她，有时候不知道。但她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个人——那个人总是在远处、在暗处、在人群背后。她每次回头都只能看到一个拿着相机的模糊身影，等她再认真去看，那个人已经不见了。她说她为了看清他到底长什么样，故意在那个码头站了很久。她每天下午都去，站在同一个位置，等那台尼康相机的快门声响起来。
我下意识摸了摸背包里的相机。尼康F，就静静地待在里面，隔着薄薄的帆布层触到我的掌心。
那天晚上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林太的声音又低了半度，低到和猫的咕噜声几乎混在一起，她说：林姐，他们发现了。我问她谁发现了，她说拍我的人，和找我的人，是一起的。然后她把那些湿照片裹回报纸里，抱在胸口，跟我说她要走了，让我等她。我说等什么？她说等我回来找你，如果我不回来，你就帮我守住这些照片。她留了两张在我这里——
林太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从铁皮柜子底层取出一个包着手帕的东西。她走回来坐下，当着我的面把手帕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两张黑白照片，边角有些卷翘，像是被反复拿起来看过。
第一张是月明和林太的合影，站在裁缝铺门口，墨绿色的旗袍和蓝布裙子，两个人对着镜头笑。月明的笑容年轻而明亮，眼睛弯成两道细细的月牙，完全不像她后来在胶片里留下的那些侧脸——那些侧脸总是望向远方，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画面之外等着她。
第二张让我愣住了。那是在一个码头拍的，月明白裙子的背影，她身边的栏杆上靠着一个男人。男人穿着浅色衬衫，半侧着身，一只手搭在栏杆上，另一只手里握着一台相机，机身上的标志在照片里清晰可辨。月明在照片里侧着头，正看着那个男人的脸，而那个男人——虽然在笑，脸朝着她的方向——但他在笑的同时，眼睛看着镜头。
父亲。那是父亲。我从未见过他那么年轻的脸，但那个轮廓、那个瘦高身形、那个握着相机的姿势，和我在家里相册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这张照片，林太说，月明那晚跟我说，是她好不容易拍到的。那天她在码头，趁他按完快门放下相机的时候转过去用她自己的小相机按了一下。她说她就是想有一个他的样子，哪怕只拍到一次，也够了。
我看着那张照片里父亲的笑脸，忽然想起父亲去世前那几年越来越沉默的模样。他总是坐在阳台上看天，端着一杯茶，能坐一整个下午。我和妹妹有时候问他看什么，他说，然后就笑了，笑得和这张照片里一模一样的弧度。原来他看的不是云。他看的是云后面的什么东西，一个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的、被时间埋进了地下的名字。
那天晚上她走之后，林太说，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第二天我去敲卑路乍街四楼的门，陈先生——就是你爸——已经搬走了。何伯说他天没亮就拎着两个箱子下了楼，上了一辆计程车走了。月明没有回来找我。
后来呢？您一直守着这间铺子？
林太把两张照片重新用手帕包好，放回柜台里。她回来坐下的时候，白猫从她膝盖上跳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