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看了一眼，盖了章，递回来。她接过证件，走出关口。
陈志远也过了关。我最后一个。走出关口时，阿敏站在大厅外面等着我。她站在码头的出口处，背后是澳门半岛的天空。早晨的阳光从她身后照过来，把她的轮廓勾成一道金色的边。
“哥，”她说，“到了。”
我走到她旁边。我们站在码头上，面对着澳门。面前是宽阔的马路，车来车往，行人匆匆。马路对面是一排旧式骑楼，底层是商铺，楼上是住宅，阳台上晾着衣服。更远处是澳门半岛密密麻麻的楼群，高高的新葡京从楼群中探出头来。
陈志远站在我们身后。他看着面前的城市，目光在那些楼群之间游移，像是在找什么。三十年前，他来过这里。他和月明一起，抱着婴儿，从这里走过。他们在澳门待了多久？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从哪里坐船去了欧洲？
“爸，”阿敏转过身来，“福隆新街怎么走？”
陈志远从口袋里摸出那张罗伯逊给的地址表。上面有阿萍写的几个地址，其中一条是福隆新街。地址旁边画了一幅简略的地图，标着从妈阁码头到福隆新街的路线。
“从这边走过去大约二十分钟。”他指着地图上的路线。“沿着河边走，走到新马路，再往里面拐，就到福隆新街。”
我们沿着码头外面的马路往前走。经过妈阁庙，经过海事博物馆，经过一片老旧的住宅区。街边的榕树很大，气根垂下来，遮住了半个路面。人行道上铺着碎石子，脚踩上去沙沙作响。
走了十几分钟，穿过一条窄巷，面前豁然开朗。一条不宽的街道出现在眼前，两侧是两层高的旧式楼房，窗框漆成绿色，阳台上挂着晾晒的衣服。街口的牌坊上写着三个字：福隆新街。
阿敏站在街口，看着那条街。街不长，大约几百米，两侧的建筑都是同样的风格——绿色窗框、白色墙壁、灰色瓦顶。街上有几家茶楼和餐馆，门口挂着旧式的招牌，红底金字，有些字已经褪色了。街上的行人不多，几个老人坐在门口的小凳上聊天，几只猫趴在台阶上晒太阳。
“就是这里。”阿敏说。
她走进福隆新街。我跟在她身后。陈志远走在最后。我们沿着窄窄的街道往前走，经过一间又一间的茶楼和商铺。阿敏一边走一边看着两侧的门牌号。双号在左边，单号在右边。她数着号数，从街头走到街尾。
“荣记。”她忽然停住了。
福隆新街的中间偏西的位置，一栋三层高的旧式建筑矗立在街边。底层是一间茶楼，门口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招牌，上面写着“荣记茶楼”四个字。招牌很旧了，但字还很清楚。茶楼的门开着，里面传出粤曲的声音，有人用二胡拉着《平湖秋月》。门口摆着几张方桌，几个老人坐在桌旁喝茶，桌上摆着蒸笼和茶壶。
阿敏站在茶楼门口，抬头看着二楼的窗户。二楼和三楼的窗户都关着，绿色的窗框被雨水侵蚀得斑驳，窗台上落了一层灰。三楼的窗户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看不到里面的任何动静。
“荣记三楼。”阿敏低声说。
她走上台阶，走进茶楼。我跟进去。茶楼不大，十几张方桌摆得整整齐齐，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摆着青花瓷的茶杯和竹制的筷子筒。几个老人在喝茶，看见我们进来，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喝。柜台上坐着一个中年女人，正在算账，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
“几位？”她问。
“我们不喝茶。”阿敏说。“请问三楼怎么上去？”
中年女人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她身后的我和陈志远。“三楼是私人地方，不对外开放。”
“我们找人。”阿敏说。“找月明。”
中年女人的手停了一下。她放下手里的笔，重新打量了阿敏一眼。她的目光从阿敏的脸移到她胸前的铜钥匙和玉片上，然后移到陈志远下巴上的痣上。她的表情变了。
“你们是——”她站起来。
“我们是月明的家人。”阿敏说。
中年女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从柜台后面走出来，领着我们穿过茶楼，走到后面的一道窄楼梯前。楼梯很陡，木扶手磨得发亮，踏板中间的木头凹了下去，像是被踩了几十年。
“三楼的门锁着。”她说。“钥匙在门框上面。”
阿敏从门框上面摸出一把旧钥匙。钥匙是铜的，齿形和何伯给的那把不一样，更小一些。她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一下。锁开了。
我们沿着楼梯往上走。楼梯很窄，仅容一人通过。三楼的楼梯口有一扇木门，门板上贴着一张泛黄的纸条。阿敏推开门，走进三楼。
三楼是一个不大的房间，大约二十来尺。一扇窗对着福隆新街，窗帘拉着，光线很暗。房间里有一张窄床，一张方桌，一把椅子，一个铁皮衣柜。墙角有一个洗脸盆架，上面放着一个搪瓷盆和一只旧式热水瓶。空气中有一种陈旧的、封闭了很久的味道，像是时间在这里停住了。
阿敏走到窗边，拉开窗帘。阳光从窗外涌进来，照亮了整个房间。窄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被面上印着红色的牡丹花。方桌上铺着一块格子桌布，桌布上放着一个铁盒。铁盒不大，和月明留下的那个一模一样，深绿色的，盒盖上印着一朵红色的花。
阿敏站在桌前，看着那个铁盒，看了很久。然后她伸出手，把铁盒拿起来，放在掌心里。盒子很轻，像是空的。她打开盒盖。
盒子里只有一样东西。一张照片。一张彩色照片，四寸大小，边角有些卷曲。照片上是一个女人，站在一座白色的城堡前面。她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头发扎在脑后，脸上带着一丝很淡的笑容。她的身后是城堡的城墙和蓝天。照片的右下角有一行手写的字，用蓝色圆珠笔写的：
“里斯本，1997。”
阿敏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是月明的笔迹，写得小而用力：
“亨仔，妈妈在这里等过你。后来妈妈走了。但妈妈留下了一把钥匙。钥匙在澳门。”
阿敏把照片放下，在铁盒底部摸了摸。她的手指碰到一个硬物，轻轻一拨。盒底有一个夹层，夹层里藏着一把钥匙。钥匙是银色的，很小，齿形精致，手柄上刻着一行极小的字。阿敏凑近灯光辨认。
“马六甲。郑先生。”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她的眼睛很亮，像是走了很远的路，终于看到了路标。
“哥，”她说，“下一站是马六甲。”
我走到窗边，站在阿敏旁边。窗外是福隆新街，窄窄的街道上，一个老人推着自行车慢慢走过，车后座上绑着一捆青菜。几个小孩在街角踢毽子，毽子上的羽毛在阳光中闪着光。更远处是澳门半岛的楼群，新葡京的圆球在午后的光线中闪闪发亮。
陈志远站在门口，看着我们。他的嘴角有一丝极淡的笑意，像是终于放下了什么。
“马六甲。”他说。“郑先生。”
阿敏把银色钥匙收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她把月明的照片放回铁盒，合上盒盖。然后她转过身来，面对着窗外的澳门。阳光照在她脸上，照出她眼底的疲惫和嘴角的笑意。她胸前的铜钥匙和玉片在光中微微晃动。
“哥，”她说，“走吧。还有最后一站。”
我点点头。我们走出三楼，走下窄楼梯，穿过茶楼，走出福隆新街。街上的粤曲还在拉着，二胡的声音悠长而苍凉，在窄窄的街道间回荡。街口的牌坊上，“福隆新街”四个字在午后的阳光中安静地矗立着。
阿敏站在牌坊下面，回头看了一眼荣记茶楼的三楼窗户。窗帘重新拉上了，看不见里面的任何东西。她转过身来，朝着妈阁码头的方向走去。我跟在她身后。陈志远走在最后。
澳门在身后慢慢退去。渡轮在码头等着我们，下一班去香港的船还有半个钟头。我们过了关，上了船，坐在靠窗的位置。船驶出澳门水域时，太阳正在西沉，把海面染成一片橘红色。澳门的轮廓在暮色中越来越小，最后变成海天之间一排模糊的暗影。
阿敏坐在窗边，把帆布袋放在膝盖上。她摸着胸前的铜钥匙和玉片，看着窗外那片渐渐暗下来的海面。
“哥，”她说，“你说郑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知道。但月明信任他。把最后一站留给了他。”
“马六甲。”阿敏重复了一遍。“她去过里斯本，去过欧洲，最后在马六甲停下来。为什么是马六甲？”
“因为那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七次到过马六甲。那里有很多华人，很多老房子，很多被时间遗忘的东西。月明可能觉得那里够远，够安静。”
阿敏沉默了一会儿。她低下头，看着掌心里的那颗白色石头。石头上的“明”字在暮色中微微发亮。
“哥，”她说，“你记得阿财的《平湖秋月》吗？”
“记得。”
“阿玲说阿财每年中秋都拉这首曲子。他说月明听得见。”
“嗯。”
“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天。再过几天就是中秋。”
我看着她。她的脸在窗外的暮色中显得安静而明亮。
“我们中秋之前能到马六甲吗？”
“能。明天飞吉隆坡，后天到马六甲。中秋之前一定到。”
阿敏点点头。她把石头收好，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渡轮在海上行驶，发动机发出沉闷的轰鸣。窗外的海面漆黑一片，只有远处有渔火在移动。
我闭上眼睛。马六甲在我脑海里浮现。老街、骑楼、庙宇、清真寺、葡萄牙人的城堡、荷兰人的教堂、英国人的钟楼。一座被四种文明雕刻过的城市，在赤道以北两度的地方，守着马六甲海峡的入口。
月明在那里。或者月明曾经在那里。她在那里留下了名字，留给了一个叫郑先生的人。她在明信片上写“妈妈在等你”。她在福隆新街留下了一把银色钥匙，钥匙上刻
陈志远也过了关。我最后一个。走出关口时，阿敏站在大厅外面等着我。她站在码头的出口处，背后是澳门半岛的天空。早晨的阳光从她身后照过来，把她的轮廓勾成一道金色的边。
“哥，”她说，“到了。”
我走到她旁边。我们站在码头上，面对着澳门。面前是宽阔的马路，车来车往，行人匆匆。马路对面是一排旧式骑楼，底层是商铺，楼上是住宅，阳台上晾着衣服。更远处是澳门半岛密密麻麻的楼群，高高的新葡京从楼群中探出头来。
陈志远站在我们身后。他看着面前的城市，目光在那些楼群之间游移，像是在找什么。三十年前，他来过这里。他和月明一起，抱着婴儿，从这里走过。他们在澳门待了多久？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从哪里坐船去了欧洲？
“爸，”阿敏转过身来，“福隆新街怎么走？”
陈志远从口袋里摸出那张罗伯逊给的地址表。上面有阿萍写的几个地址，其中一条是福隆新街。地址旁边画了一幅简略的地图，标着从妈阁码头到福隆新街的路线。
“从这边走过去大约二十分钟。”他指着地图上的路线。“沿着河边走，走到新马路，再往里面拐，就到福隆新街。”
我们沿着码头外面的马路往前走。经过妈阁庙，经过海事博物馆，经过一片老旧的住宅区。街边的榕树很大，气根垂下来，遮住了半个路面。人行道上铺着碎石子，脚踩上去沙沙作响。
走了十几分钟，穿过一条窄巷，面前豁然开朗。一条不宽的街道出现在眼前，两侧是两层高的旧式楼房，窗框漆成绿色，阳台上挂着晾晒的衣服。街口的牌坊上写着三个字：福隆新街。
阿敏站在街口，看着那条街。街不长，大约几百米，两侧的建筑都是同样的风格——绿色窗框、白色墙壁、灰色瓦顶。街上有几家茶楼和餐馆，门口挂着旧式的招牌，红底金字，有些字已经褪色了。街上的行人不多，几个老人坐在门口的小凳上聊天，几只猫趴在台阶上晒太阳。
“就是这里。”阿敏说。
她走进福隆新街。我跟在她身后。陈志远走在最后。我们沿着窄窄的街道往前走，经过一间又一间的茶楼和商铺。阿敏一边走一边看着两侧的门牌号。双号在左边，单号在右边。她数着号数，从街头走到街尾。
“荣记。”她忽然停住了。
福隆新街的中间偏西的位置，一栋三层高的旧式建筑矗立在街边。底层是一间茶楼，门口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招牌，上面写着“荣记茶楼”四个字。招牌很旧了，但字还很清楚。茶楼的门开着，里面传出粤曲的声音，有人用二胡拉着《平湖秋月》。门口摆着几张方桌，几个老人坐在桌旁喝茶，桌上摆着蒸笼和茶壶。
阿敏站在茶楼门口，抬头看着二楼的窗户。二楼和三楼的窗户都关着，绿色的窗框被雨水侵蚀得斑驳，窗台上落了一层灰。三楼的窗户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看不到里面的任何动静。
“荣记三楼。”阿敏低声说。
她走上台阶，走进茶楼。我跟进去。茶楼不大，十几张方桌摆得整整齐齐，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摆着青花瓷的茶杯和竹制的筷子筒。几个老人在喝茶，看见我们进来，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喝。柜台上坐着一个中年女人，正在算账，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
“几位？”她问。
“我们不喝茶。”阿敏说。“请问三楼怎么上去？”
中年女人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她身后的我和陈志远。“三楼是私人地方，不对外开放。”
“我们找人。”阿敏说。“找月明。”
中年女人的手停了一下。她放下手里的笔，重新打量了阿敏一眼。她的目光从阿敏的脸移到她胸前的铜钥匙和玉片上，然后移到陈志远下巴上的痣上。她的表情变了。
“你们是——”她站起来。
“我们是月明的家人。”阿敏说。
中年女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从柜台后面走出来，领着我们穿过茶楼，走到后面的一道窄楼梯前。楼梯很陡，木扶手磨得发亮，踏板中间的木头凹了下去，像是被踩了几十年。
“三楼的门锁着。”她说。“钥匙在门框上面。”
阿敏从门框上面摸出一把旧钥匙。钥匙是铜的，齿形和何伯给的那把不一样，更小一些。她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一下。锁开了。
我们沿着楼梯往上走。楼梯很窄，仅容一人通过。三楼的楼梯口有一扇木门，门板上贴着一张泛黄的纸条。阿敏推开门，走进三楼。
三楼是一个不大的房间，大约二十来尺。一扇窗对着福隆新街，窗帘拉着，光线很暗。房间里有一张窄床，一张方桌，一把椅子，一个铁皮衣柜。墙角有一个洗脸盆架，上面放着一个搪瓷盆和一只旧式热水瓶。空气中有一种陈旧的、封闭了很久的味道，像是时间在这里停住了。
阿敏走到窗边，拉开窗帘。阳光从窗外涌进来，照亮了整个房间。窄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被面上印着红色的牡丹花。方桌上铺着一块格子桌布，桌布上放着一个铁盒。铁盒不大，和月明留下的那个一模一样，深绿色的，盒盖上印着一朵红色的花。
阿敏站在桌前，看着那个铁盒，看了很久。然后她伸出手，把铁盒拿起来，放在掌心里。盒子很轻，像是空的。她打开盒盖。
盒子里只有一样东西。一张照片。一张彩色照片，四寸大小，边角有些卷曲。照片上是一个女人，站在一座白色的城堡前面。她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头发扎在脑后，脸上带着一丝很淡的笑容。她的身后是城堡的城墙和蓝天。照片的右下角有一行手写的字，用蓝色圆珠笔写的：
“里斯本，1997。”
阿敏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是月明的笔迹，写得小而用力：
“亨仔，妈妈在这里等过你。后来妈妈走了。但妈妈留下了一把钥匙。钥匙在澳门。”
阿敏把照片放下，在铁盒底部摸了摸。她的手指碰到一个硬物，轻轻一拨。盒底有一个夹层，夹层里藏着一把钥匙。钥匙是银色的，很小，齿形精致，手柄上刻着一行极小的字。阿敏凑近灯光辨认。
“马六甲。郑先生。”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她的眼睛很亮，像是走了很远的路，终于看到了路标。
“哥，”她说，“下一站是马六甲。”
我走到窗边，站在阿敏旁边。窗外是福隆新街，窄窄的街道上，一个老人推着自行车慢慢走过，车后座上绑着一捆青菜。几个小孩在街角踢毽子，毽子上的羽毛在阳光中闪着光。更远处是澳门半岛的楼群，新葡京的圆球在午后的光线中闪闪发亮。
陈志远站在门口，看着我们。他的嘴角有一丝极淡的笑意，像是终于放下了什么。
“马六甲。”他说。“郑先生。”
阿敏把银色钥匙收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她把月明的照片放回铁盒，合上盒盖。然后她转过身来，面对着窗外的澳门。阳光照在她脸上，照出她眼底的疲惫和嘴角的笑意。她胸前的铜钥匙和玉片在光中微微晃动。
“哥，”她说，“走吧。还有最后一站。”
我点点头。我们走出三楼，走下窄楼梯，穿过茶楼，走出福隆新街。街上的粤曲还在拉着，二胡的声音悠长而苍凉，在窄窄的街道间回荡。街口的牌坊上，“福隆新街”四个字在午后的阳光中安静地矗立着。
阿敏站在牌坊下面，回头看了一眼荣记茶楼的三楼窗户。窗帘重新拉上了，看不见里面的任何东西。她转过身来，朝着妈阁码头的方向走去。我跟在她身后。陈志远走在最后。
澳门在身后慢慢退去。渡轮在码头等着我们，下一班去香港的船还有半个钟头。我们过了关，上了船，坐在靠窗的位置。船驶出澳门水域时，太阳正在西沉，把海面染成一片橘红色。澳门的轮廓在暮色中越来越小，最后变成海天之间一排模糊的暗影。
阿敏坐在窗边，把帆布袋放在膝盖上。她摸着胸前的铜钥匙和玉片，看着窗外那片渐渐暗下来的海面。
“哥，”她说，“你说郑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知道。但月明信任他。把最后一站留给了他。”
“马六甲。”阿敏重复了一遍。“她去过里斯本，去过欧洲，最后在马六甲停下来。为什么是马六甲？”
“因为那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七次到过马六甲。那里有很多华人，很多老房子，很多被时间遗忘的东西。月明可能觉得那里够远，够安静。”
阿敏沉默了一会儿。她低下头，看着掌心里的那颗白色石头。石头上的“明”字在暮色中微微发亮。
“哥，”她说，“你记得阿财的《平湖秋月》吗？”
“记得。”
“阿玲说阿财每年中秋都拉这首曲子。他说月明听得见。”
“嗯。”
“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天。再过几天就是中秋。”
我看着她。她的脸在窗外的暮色中显得安静而明亮。
“我们中秋之前能到马六甲吗？”
“能。明天飞吉隆坡，后天到马六甲。中秋之前一定到。”
阿敏点点头。她把石头收好，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渡轮在海上行驶，发动机发出沉闷的轰鸣。窗外的海面漆黑一片，只有远处有渔火在移动。
我闭上眼睛。马六甲在我脑海里浮现。老街、骑楼、庙宇、清真寺、葡萄牙人的城堡、荷兰人的教堂、英国人的钟楼。一座被四种文明雕刻过的城市，在赤道以北两度的地方，守着马六甲海峡的入口。
月明在那里。或者月明曾经在那里。她在那里留下了名字，留给了一个叫郑先生的人。她在明信片上写“妈妈在等你”。她在福隆新街留下了一把银色钥匙，钥匙上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