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后第三年，我开始整理她一直锁在衣柜顶层的那只樟木箱。箱子不大，朱红色的漆面已经龟裂，锁扣是黄铜的，生了绿锈。我撬开锁的时候还在想，母亲这辈子到底藏了什么，连我都不让看。
箱子里是父亲的遗物。
父亲走的时候我七岁，对他的记忆只剩几个模糊的片段——他坐在窗边摆弄相机的侧影，他手指上洗不掉的定影液味道，还有他弯腰把我举起来看海港对岸的烟花时，下巴上硬硬的胡茬。母亲很少提起他，只在每年他忌日那天，她会从这只箱子里取出一样东西，独自坐在阳台上看很久，看完又锁回去。
我一样一样往外拿。几本摄影集，封面印着他的名字Edward chan，出版年份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一叠底片，用硫酸纸袋分装，上面用铅笔标注了日期和地点。一台徕卡，快门布帘上破了一个小洞，镜头盖不知去向。然后是几本笔记本，硬壳的，黑色布面，书脊上贴着白色标签，手写着年份。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
六本日记，按年份排好，整整齐齐。
我翻开第一本。扉页上是他用钢笔写的名字，字迹工整到近乎印刷体，下面是一行英文小字：For what I saw, and what I was afraid to see. 我看到的东西，以及我不敢看的东西。
日记从1990年1月写起。那一年父亲三十四岁，自由摄影师，替几家英国杂志供稿。他租住在赤柱一栋唐楼的顶层，月租三百八十块，窗外能望见海和码头，天气好的时候还能看到南丫岛模糊的轮廓。他每天背着相机出门，拍街市、渔船、榕树下的老人、穿校服的学生、晾在竹竿上的衣服和被单。他拍的东西很杂，但有一种统一的底色，像是镜头后面那个人在注视着某种正在逝去的东西。
1990年6月，他接到《伦敦画报》的委托。杂志想做一个系列专题，题目叫香港末代殖民地生活，他要拍三组照片：港岛的政治建筑、离岛的渔村生态、以及英军驻港部队的日常。最后一组需要采访赤柱军营和周边设施。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名字是在1990年8月。那天父亲去赤柱灯塔附近拍摄，在那片礁石滩上遇见了一个画画的女孩。日记里是这么写的：
海边的礁石上坐着一个女孩，速写本摊在膝上，铅笔在纸上走得很快。我走近了，她从本子上抬起头来，眼睛被日光照得眯起一半。她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画她的。我问她在画什么，她把本子翻过来给我看——画的是我。我端着相机的样子，只用了四五分钟就勾出来了，线条极简，但抓得很准。她说她叫月明，住在大澳，放假来赤柱写生。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拍照。她歪着头看了看我手里的徕卡，说你的相机比我见过的大。后来她走了，沿着海边往码头的方向去，裙摆被风吹得鼓起来。我在原地站了很久，忘了继续拍灯塔。
后面的日记里，月明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她来赤柱的日子没有规律，有时周末来，有时平日也来。父亲写完今天又见到她了的时候，笔迹总是比平常潦草一些，像是急着往下记，又像是想多写几句但不知道该写什么。1990年秋天的一页写着：
她问我为什么老拍那些快要消失的东西。我说它们快要消失了才值得拍。她说她画画也画这些东西，棚屋、渔船、老榕树，但她的想法跟我相反——她画它们是因为它们还在，不是因为它们会消失。我们争了一会儿，没争出结果。然后她笑了一下，说那我们拍和画的东西是一样的人，只是方向相反。我看着她笑的样子，忽然觉得她说得对。
1991年春天，月明带父亲去了大澳。那应该是她第一次把外面的什么人带回银姨的棚屋。日记里的描述很简略，但父亲特意画了一幅小速写在旁边——棚屋的轮廓、伸进水里的木桩、晾在铁丝上的咸鱼。速写的右下角写着：她长大的地方。水很咸，风里有海藻和煤油的味道。她站在栈桥尽头朝海里扔石子，扔得很远，比我远。
1991年夏天，父亲接到了更多拍摄任务。杂志那边要他把赤柱军营和周边设施的素材尽快交稿，他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呆在军营附近。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注意到了一些事。军营东侧围墙外面有一片被九重葛覆盖的荒地，灌木丛后面似乎有扇门，铁丝网有一处被剪开过，又被胡乱缠回去。有几次他半夜从外面拍夜景回来，看到那附近有手电筒的光在移动。
但他没往心里去。日记里只提过一句：也许是走私，也许是偷渡，跟我没关系。
1992年春天，转折来了。那一年的日记格外厚，页角被翻得起了毛边。3月8日的记录只有两行字：月明今天来找我，脸色发白。她说她发现了一个地方。她不肯说是什么地方，只说要带我去看。我跟着她走到那片九重葛后面，她推开了一扇铁皮门。
后面连续好几天的日记都被撕掉了，只剩参差不齐的残根。我不知道被撕掉的那些页写了什么，但从剩下的内容可以推断，月明带父亲进了地下通道，给他看了那些东西。父亲拍了照。他把那些照片冲洗出来之后，才真正明白通道里有什么。
3月15日的日记还在：
我把底片放大了看。那尊铜佛的面部细节让我整夜失眠。底座上的符号我在哪里见过——前年《伦敦画报》某期做过一个关于二战期间文物转移的专题，附录里有一份被截获的电报副本，用照片做过比对，符号的构成方式高度相似。我不是考古学家，但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批东西是有人刻意藏起来的。月明还不知道她发现了什么。她以为这只是某个地下仓库，是英国人撤退时忘了带走的东西。
3月20日：
我今天没告诉她我的猜测。她还在兴头上，跟我说她想把照片寄给港大的一位教授，她说应该让更多人看见。我看着她兴奋的样子，不忍心泼冷水。但我知道这件事不能张扬。那批东西如果真跟战时的某条线索对得上，那它们从被发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危险了。
父亲这时开始做一件奇怪的事。他重新清点了他拍摄的所有底片，把其中一张铜佛特写的底片单独抽了出来，放进一个不透光的底片盒里，盒面上写了一个日期和一个英文缩写。他在日记里解释：以防万一。如果那些照片被泄露出去，至少还有一张能证明它们曾经存在。
1992年的夏天，父亲和月明的关系更深了。日记里开始出现一些亲昵的表述，但他记得很克制，大多数时候只是写今天和她一起吃了晚饭她教我画水彩她在我画室的地板上睡着了，我给她盖了条毯子。他始终没有写出他和月明之间的感情是什么性质的，但那些细碎的日常记录像是某种不愿惊醒的东西。
6月的一页写着：她坐在窗台上看月亮，说南丫岛的月亮比赤柱的圆。我问她去过南丫岛吗，她说没有。我说那你怎么知道。她不答话，只是笑了笑，继续看月亮。月光照在她脸上，她侧脸的样子让我想起第一次见她时她画我的那张速写。她总是在观察别人，却很少让别人观察她。
1992年9月，父亲接到《伦敦画报》编辑的催稿信。他要交的赤柱军营专题已经拖了半年，编辑在信里措辞客气但态度坚定。父亲在日记里写道：我必须尽快交出一批照片来堵住他们的嘴。但我拍的那些军营素材都太平淡了，他们要的是有冲击力的画面。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然后就立刻把它压下去了。我不能教那个。
但他最终还是交了。
我在1992年10月的日记里找到了那一段。父亲写了满满两页，字迹先是端正，后面越来越乱，最后几行几乎是划拉上去的：
我把那些军营周边的夜景照片整理了一组发过去，大部分是空镜头，围墙、树影、路灯。但中间夹了一张——去年夏天我在那片荒地附近拍的，当时只是随手按的快门，回来整理时发现画面远处有一道被掀开又盖上的铁丝网切口，隐约能看见后面灌木丛里的铁门轮廓。我没有特意选这张，照片太多随手挑了一堆。编辑回信说喜欢这张，说有悬念，决定用于刊首。我才意识到我做了什么。那扇门出现在公开发行的杂志上。所有人都看得见那张照片。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那期《伦敦画报》是1992年12月刊。父亲在杂志出版后买了几本，其中一本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月明，但这本杂志他始终没有送出去。日记里夹着那页用透明胶带粘着的小笺，笺纸已经发黄，上面是父亲的字：我不敢给她看。我怕她从那扇门认出是哪里。我怕她怪我。
1993年春天，父亲离开香港。他在这年的日记开头写了一句：我走了，不能不走。但他们要求我走。没有解释是谁。整本1993年的日记写得断断续续，有时隔了两三个月才有新内容。记录的地点也不再是赤柱——他去了新加坡，然后又去了伦敦。到了1994年，他定居在温哥华，在一家社区报纸做摄影记者，拍的题材从末代殖民地变成了唐人街春节巡游市议会门前的水管爆裂。
1995年的日记是最后一本。已经很薄了，只用了不到三分之一。最后几页上他的字迹比几年前虚弱了很多，笔画发颤，像是握笔的手在抖。最后一篇的日期是1995年11月，上面写着：
我不该把月明的信交给那个人。
后面没有解释，没有补充。整本日记到此结束。
我坐在樟木箱旁边，捧着那本翻到最后一页的日记，天已经黑透了。我按亮台灯再读一遍那行字，纸面上笔迹的颤抖甚至能让我想象他写这几个字时的手——也许像他拍最后那卷底片时一样，快门按下去的那一刻就知道有些东西再也回不来了。
我翻遍了箱子里所有东西，没有找到父亲提到的月明的信。也许那封信是他当年从香港带走的东西之一，后来又被他处理掉了。也许他烧了，也许寄回给了月明，也许交给了那个人之后就没有再见过。箱子的底层有一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张翻拍的照片——月明站在赤柱灯塔前的速写，跟我在南丫岛画室里找到的那张是同一个构图，但
箱子里是父亲的遗物。
父亲走的时候我七岁，对他的记忆只剩几个模糊的片段——他坐在窗边摆弄相机的侧影，他手指上洗不掉的定影液味道，还有他弯腰把我举起来看海港对岸的烟花时，下巴上硬硬的胡茬。母亲很少提起他，只在每年他忌日那天，她会从这只箱子里取出一样东西，独自坐在阳台上看很久，看完又锁回去。
我一样一样往外拿。几本摄影集，封面印着他的名字Edward chan，出版年份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一叠底片，用硫酸纸袋分装，上面用铅笔标注了日期和地点。一台徕卡，快门布帘上破了一个小洞，镜头盖不知去向。然后是几本笔记本，硬壳的，黑色布面，书脊上贴着白色标签，手写着年份。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
六本日记，按年份排好，整整齐齐。
我翻开第一本。扉页上是他用钢笔写的名字，字迹工整到近乎印刷体，下面是一行英文小字：For what I saw, and what I was afraid to see. 我看到的东西，以及我不敢看的东西。
日记从1990年1月写起。那一年父亲三十四岁，自由摄影师，替几家英国杂志供稿。他租住在赤柱一栋唐楼的顶层，月租三百八十块，窗外能望见海和码头，天气好的时候还能看到南丫岛模糊的轮廓。他每天背着相机出门，拍街市、渔船、榕树下的老人、穿校服的学生、晾在竹竿上的衣服和被单。他拍的东西很杂，但有一种统一的底色，像是镜头后面那个人在注视着某种正在逝去的东西。
1990年6月，他接到《伦敦画报》的委托。杂志想做一个系列专题，题目叫香港末代殖民地生活，他要拍三组照片：港岛的政治建筑、离岛的渔村生态、以及英军驻港部队的日常。最后一组需要采访赤柱军营和周边设施。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名字是在1990年8月。那天父亲去赤柱灯塔附近拍摄，在那片礁石滩上遇见了一个画画的女孩。日记里是这么写的：
海边的礁石上坐着一个女孩，速写本摊在膝上，铅笔在纸上走得很快。我走近了，她从本子上抬起头来，眼睛被日光照得眯起一半。她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画她的。我问她在画什么，她把本子翻过来给我看——画的是我。我端着相机的样子，只用了四五分钟就勾出来了，线条极简，但抓得很准。她说她叫月明，住在大澳，放假来赤柱写生。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拍照。她歪着头看了看我手里的徕卡，说你的相机比我见过的大。后来她走了，沿着海边往码头的方向去，裙摆被风吹得鼓起来。我在原地站了很久，忘了继续拍灯塔。
后面的日记里，月明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她来赤柱的日子没有规律，有时周末来，有时平日也来。父亲写完今天又见到她了的时候，笔迹总是比平常潦草一些，像是急着往下记，又像是想多写几句但不知道该写什么。1990年秋天的一页写着：
她问我为什么老拍那些快要消失的东西。我说它们快要消失了才值得拍。她说她画画也画这些东西，棚屋、渔船、老榕树，但她的想法跟我相反——她画它们是因为它们还在，不是因为它们会消失。我们争了一会儿，没争出结果。然后她笑了一下，说那我们拍和画的东西是一样的人，只是方向相反。我看着她笑的样子，忽然觉得她说得对。
1991年春天，月明带父亲去了大澳。那应该是她第一次把外面的什么人带回银姨的棚屋。日记里的描述很简略，但父亲特意画了一幅小速写在旁边——棚屋的轮廓、伸进水里的木桩、晾在铁丝上的咸鱼。速写的右下角写着：她长大的地方。水很咸，风里有海藻和煤油的味道。她站在栈桥尽头朝海里扔石子，扔得很远，比我远。
1991年夏天，父亲接到了更多拍摄任务。杂志那边要他把赤柱军营和周边设施的素材尽快交稿，他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呆在军营附近。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注意到了一些事。军营东侧围墙外面有一片被九重葛覆盖的荒地，灌木丛后面似乎有扇门，铁丝网有一处被剪开过，又被胡乱缠回去。有几次他半夜从外面拍夜景回来，看到那附近有手电筒的光在移动。
但他没往心里去。日记里只提过一句：也许是走私，也许是偷渡，跟我没关系。
1992年春天，转折来了。那一年的日记格外厚，页角被翻得起了毛边。3月8日的记录只有两行字：月明今天来找我，脸色发白。她说她发现了一个地方。她不肯说是什么地方，只说要带我去看。我跟着她走到那片九重葛后面，她推开了一扇铁皮门。
后面连续好几天的日记都被撕掉了，只剩参差不齐的残根。我不知道被撕掉的那些页写了什么，但从剩下的内容可以推断，月明带父亲进了地下通道，给他看了那些东西。父亲拍了照。他把那些照片冲洗出来之后，才真正明白通道里有什么。
3月15日的日记还在：
我把底片放大了看。那尊铜佛的面部细节让我整夜失眠。底座上的符号我在哪里见过——前年《伦敦画报》某期做过一个关于二战期间文物转移的专题，附录里有一份被截获的电报副本，用照片做过比对，符号的构成方式高度相似。我不是考古学家，但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批东西是有人刻意藏起来的。月明还不知道她发现了什么。她以为这只是某个地下仓库，是英国人撤退时忘了带走的东西。
3月20日：
我今天没告诉她我的猜测。她还在兴头上，跟我说她想把照片寄给港大的一位教授，她说应该让更多人看见。我看着她兴奋的样子，不忍心泼冷水。但我知道这件事不能张扬。那批东西如果真跟战时的某条线索对得上，那它们从被发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危险了。
父亲这时开始做一件奇怪的事。他重新清点了他拍摄的所有底片，把其中一张铜佛特写的底片单独抽了出来，放进一个不透光的底片盒里，盒面上写了一个日期和一个英文缩写。他在日记里解释：以防万一。如果那些照片被泄露出去，至少还有一张能证明它们曾经存在。
1992年的夏天，父亲和月明的关系更深了。日记里开始出现一些亲昵的表述，但他记得很克制，大多数时候只是写今天和她一起吃了晚饭她教我画水彩她在我画室的地板上睡着了，我给她盖了条毯子。他始终没有写出他和月明之间的感情是什么性质的，但那些细碎的日常记录像是某种不愿惊醒的东西。
6月的一页写着：她坐在窗台上看月亮，说南丫岛的月亮比赤柱的圆。我问她去过南丫岛吗，她说没有。我说那你怎么知道。她不答话，只是笑了笑，继续看月亮。月光照在她脸上，她侧脸的样子让我想起第一次见她时她画我的那张速写。她总是在观察别人，却很少让别人观察她。
1992年9月，父亲接到《伦敦画报》编辑的催稿信。他要交的赤柱军营专题已经拖了半年，编辑在信里措辞客气但态度坚定。父亲在日记里写道：我必须尽快交出一批照片来堵住他们的嘴。但我拍的那些军营素材都太平淡了，他们要的是有冲击力的画面。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然后就立刻把它压下去了。我不能教那个。
但他最终还是交了。
我在1992年10月的日记里找到了那一段。父亲写了满满两页，字迹先是端正，后面越来越乱，最后几行几乎是划拉上去的：
我把那些军营周边的夜景照片整理了一组发过去，大部分是空镜头，围墙、树影、路灯。但中间夹了一张——去年夏天我在那片荒地附近拍的，当时只是随手按的快门，回来整理时发现画面远处有一道被掀开又盖上的铁丝网切口，隐约能看见后面灌木丛里的铁门轮廓。我没有特意选这张，照片太多随手挑了一堆。编辑回信说喜欢这张，说有悬念，决定用于刊首。我才意识到我做了什么。那扇门出现在公开发行的杂志上。所有人都看得见那张照片。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那期《伦敦画报》是1992年12月刊。父亲在杂志出版后买了几本，其中一本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月明，但这本杂志他始终没有送出去。日记里夹着那页用透明胶带粘着的小笺，笺纸已经发黄，上面是父亲的字：我不敢给她看。我怕她从那扇门认出是哪里。我怕她怪我。
1993年春天，父亲离开香港。他在这年的日记开头写了一句：我走了，不能不走。但他们要求我走。没有解释是谁。整本1993年的日记写得断断续续，有时隔了两三个月才有新内容。记录的地点也不再是赤柱——他去了新加坡，然后又去了伦敦。到了1994年，他定居在温哥华，在一家社区报纸做摄影记者，拍的题材从末代殖民地变成了唐人街春节巡游市议会门前的水管爆裂。
1995年的日记是最后一本。已经很薄了，只用了不到三分之一。最后几页上他的字迹比几年前虚弱了很多，笔画发颤，像是握笔的手在抖。最后一篇的日期是1995年11月，上面写着：
我不该把月明的信交给那个人。
后面没有解释，没有补充。整本日记到此结束。
我坐在樟木箱旁边，捧着那本翻到最后一页的日记，天已经黑透了。我按亮台灯再读一遍那行字，纸面上笔迹的颤抖甚至能让我想象他写这几个字时的手——也许像他拍最后那卷底片时一样，快门按下去的那一刻就知道有些东西再也回不来了。
我翻遍了箱子里所有东西，没有找到父亲提到的月明的信。也许那封信是他当年从香港带走的东西之一，后来又被他处理掉了。也许他烧了，也许寄回给了月明，也许交给了那个人之后就没有再见过。箱子的底层有一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张翻拍的照片——月明站在赤柱灯塔前的速写，跟我在南丫岛画室里找到的那张是同一个构图，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