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拍到半边肩膀和一只搁在椅背上的手。那只手旁边，长椅的木条上放着一台相机，机身上隐约能看到一个“N”字——尼康。
我和林惠欣对着这六张照片看了很久。阳光从窗外移了进来，落在桌面上，把照片上的黑白影子染上一层暖色。茶楼里人渐渐多了，推车的阿嫂喊着“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在我们身边来回走过，蒸汽一团一团地升起又散开。但我和她谁也没动，像是被那几帧凝固的时间钉在了原地。
“你手上的疤，”我忽然问，视线从照片移到她搁在桌面上的左手腕，“怎么回事？”
她的左手腕内侧，在白衬衫袖口的边缘下方，有一道浅浅的旧疤，约莫两寸长，颜色比周围的皮肤要淡一些，像一条极细的虚线。我刚才就注意到了，一直没问。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没缩回去，反而把袖子往上推了推，让那道疤更完整地露出来。“小时候弄的，”她说，“五岁还是六岁，记不太清了。我妈说我在楼梯上摔了一跤，手腕磕在碎玻璃上。我自己没印象，只记得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总做一个梦——梦见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坐在码头边上，浪很大，我朝她跑过去，喊她，但她听不见。”
她说完，轻轻把袖子放下来，重新端起茶杯。我注意到她端杯子的手很稳，没有发抖。
“你信那个梦吗？”我问。
“我不知道。”她说，“我爸从来没提过我小时候的事，我妈也不说。我问我妈那个梦，她说小孩子胡思乱想。但我长大以后翻了家里的旧相册，没有一张我五岁以前的照片。一张都没有。好像我五岁那年之前，不存在一样。”
茶楼里有人起身结账，椅子腿在地砖上拉出刺耳的一声。窗外有一群鸽子飞过屋顶，翅膀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又消失在楼宇之间。我盯着桌上那六张照片里的第五张，那个白裙子的侧影，和她此刻坐在我对面的样子重叠在一起。眉眼、发梢、下颌的弧线，像是同一个人被印在了不同的时间层里，隔着一道叫做“三十年”的薄玻璃。
“我想去码头看看。”我说。
“现在？”
“嗯。你跟我一起吗？”
她看着我问出这句话的眼神，停了两秒，然后站了起来。“走吧。”她把桌上的照片和乐谱收进帆布袋，铁皮盒“咔”地合上，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我把父亲的信封也收好，两个牛皮纸信封并排塞进背包里，像两本待解的账簿。
下楼的时候，楼梯拐角处有一面大镜子，嵌在老旧的木框里，镜面上有几道细裂纹。我们一前一后经过，镜子里映出我们两个人的身影——她走在前面半步，蓝色的衬衫，深色长裤；我背着包跟在后面，手里攥着相机。我在镜子里看了一眼我们俩的侧影，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在哪里见过。
下楼出了门，威灵顿街的阳光猛地打下来，明晃晃的，把所有的影子都压得很短。我们并肩朝码头方向走去，一路没怎么说话。电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叮叮当当的，车厢里坐着几个游客，举着手机拍窗外的街景。八月末的热风裹着城市的气味——油烟、汽车尾气、海水的咸，还有不知从哪家铺子飘出来的烧腊香。
走到皇后像广场边上的时候，林惠欣突然停了一下。我跟着停下，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广场边的一棵榕树下，坐着一个穿灰色对襟衫的老人，面前摆着一张小折叠桌，桌上摊着几张手绘的明信片和一本旧相册。老人低着头，似乎在打盹。
林惠欣走了过去，弯下腰看了看桌上那本相册。我跟过去，发现相册是翻开着的，其中一页上贴着一张照片——黑白，有些褪色。照片里是一个街角，站着一个穿白裙子的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一束不知名的花，侧过头，正朝着镜头笑。
照片右下角有一行极小的手写字，模糊得几乎看不清。我凑近了才勉强辨认出来——“云生摄，1987，秋”。
我抬起头，打盹的老人不知什么时候醒了，浑浊的眼睛正看着我们，嘴角有一丝似有若无的笑意。阳光从榕树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碎碎的，落在他的皱纹和那本旧相册上，像撒了一把旧时光的碎银子。
“你们，”老人开口，声音沙哑但咬字清晰，“是来找她的吧？”
我和林惠欣对着这六张照片看了很久。阳光从窗外移了进来，落在桌面上，把照片上的黑白影子染上一层暖色。茶楼里人渐渐多了，推车的阿嫂喊着“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在我们身边来回走过，蒸汽一团一团地升起又散开。但我和她谁也没动，像是被那几帧凝固的时间钉在了原地。
“你手上的疤，”我忽然问，视线从照片移到她搁在桌面上的左手腕，“怎么回事？”
她的左手腕内侧，在白衬衫袖口的边缘下方，有一道浅浅的旧疤，约莫两寸长，颜色比周围的皮肤要淡一些，像一条极细的虚线。我刚才就注意到了，一直没问。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没缩回去，反而把袖子往上推了推，让那道疤更完整地露出来。“小时候弄的，”她说，“五岁还是六岁，记不太清了。我妈说我在楼梯上摔了一跤，手腕磕在碎玻璃上。我自己没印象，只记得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总做一个梦——梦见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坐在码头边上，浪很大，我朝她跑过去，喊她，但她听不见。”
她说完，轻轻把袖子放下来，重新端起茶杯。我注意到她端杯子的手很稳，没有发抖。
“你信那个梦吗？”我问。
“我不知道。”她说，“我爸从来没提过我小时候的事，我妈也不说。我问我妈那个梦，她说小孩子胡思乱想。但我长大以后翻了家里的旧相册，没有一张我五岁以前的照片。一张都没有。好像我五岁那年之前，不存在一样。”
茶楼里有人起身结账，椅子腿在地砖上拉出刺耳的一声。窗外有一群鸽子飞过屋顶，翅膀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又消失在楼宇之间。我盯着桌上那六张照片里的第五张，那个白裙子的侧影，和她此刻坐在我对面的样子重叠在一起。眉眼、发梢、下颌的弧线，像是同一个人被印在了不同的时间层里，隔着一道叫做“三十年”的薄玻璃。
“我想去码头看看。”我说。
“现在？”
“嗯。你跟我一起吗？”
她看着我问出这句话的眼神，停了两秒，然后站了起来。“走吧。”她把桌上的照片和乐谱收进帆布袋，铁皮盒“咔”地合上，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我把父亲的信封也收好，两个牛皮纸信封并排塞进背包里，像两本待解的账簿。
下楼的时候，楼梯拐角处有一面大镜子，嵌在老旧的木框里，镜面上有几道细裂纹。我们一前一后经过，镜子里映出我们两个人的身影——她走在前面半步，蓝色的衬衫，深色长裤；我背着包跟在后面，手里攥着相机。我在镜子里看了一眼我们俩的侧影，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在哪里见过。
下楼出了门，威灵顿街的阳光猛地打下来，明晃晃的，把所有的影子都压得很短。我们并肩朝码头方向走去，一路没怎么说话。电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叮叮当当的，车厢里坐着几个游客，举着手机拍窗外的街景。八月末的热风裹着城市的气味——油烟、汽车尾气、海水的咸，还有不知从哪家铺子飘出来的烧腊香。
走到皇后像广场边上的时候，林惠欣突然停了一下。我跟着停下，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广场边的一棵榕树下，坐着一个穿灰色对襟衫的老人，面前摆着一张小折叠桌，桌上摊着几张手绘的明信片和一本旧相册。老人低着头，似乎在打盹。
林惠欣走了过去，弯下腰看了看桌上那本相册。我跟过去，发现相册是翻开着的，其中一页上贴着一张照片——黑白，有些褪色。照片里是一个街角，站着一个穿白裙子的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一束不知名的花，侧过头，正朝着镜头笑。
照片右下角有一行极小的手写字，模糊得几乎看不清。我凑近了才勉强辨认出来——“云生摄，1987，秋”。
我抬起头，打盹的老人不知什么时候醒了，浑浊的眼睛正看着我们，嘴角有一丝似有若无的笑意。阳光从榕树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碎碎的，落在他的皱纹和那本旧相册上，像撒了一把旧时光的碎银子。
“你们，”老人开口，声音沙哑但咬字清晰，“是来找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