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柱的海风还粘在衣服上，我们就搭上回程的巴士了。车厢里人不多，我和林惠欣并排坐在最后一排，窗外是快速后退的滨海公路和偶尔露出的海面，蓝得晃眼。她把月明那张坐在礁石上的照片从旧物店买了回来，装在牛皮纸袋里，搁在膝盖上，手指轻轻压着纸袋的封口。
到了中环你下车，她说，我回大学。
查什么？
一九九三年的公立医院出生记录。月明留下的出生证明是复印件，我想看看原件里有没有更多信息——比如说，有没有登记过父亲姓名栏的任何补充说明，或者医院当时有没有留下母亲的就诊记录。我大学里的档案室有老户籍和出生登记的缩微胶片，我导师认识档案科的人，能帮我调阅。
那我去哪？
她把手机地图翻出来，指着九龙城那一带。月明在铁箱里留了那么多东西，但唯独没有留她和父亲认识的经过。她信里说过她一个人来的香港，孤身一人来到这个地方，不可能从一开始就认识林姐、认识阿财、认识你爸。她把手指从九龙城的水泥丛林上移开，她刚来的时候一定住在什么地方，做过什么工。九龙城那一带以前是下层新移民落脚的地方，房租便宜，工坊和食肆多。你去那边的老铺子问问，也许有人还记得她。
我们在中环分了手。她往港岛线的方向走，帆布袋斜挎在肩上，步子很快。我看着她走进地铁站入口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然后转身朝尖沙咀的方向走去，打算从那里搭巴士过海。
九龙城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从巴士上下来，站在衙前围道的路口，面前是一条窄而繁忙的街道，两边挤着老旧的唐楼，楼下铺面一家挨着一家——药材铺、五金店、烧腊档、卖泰国杂货的小超市。招牌密密匝匝地挂在外墙上，繁简交错的中文和泰文在午后的阳光里投下参差的影子。空气里飘着药材的苦香和咖喱的味道，混着车辆的尾气和偶尔一辆小货车经过时带起的尘土。
我沿着衙前围道慢慢走，一家铺子一家铺子地看。月明刚到香港的时候是什么样？林太说她第一次来裁缝铺的时候瘦得像一根芦苇，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裙子。那时候她在九龙城住过，做过工，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摸索着活下来。她是从哪里来的？她为什么来香港？她的父母在哪里？信里从来没有提过，像是她的过去在她踏上香港土地的那一刻就被切断了。
我走进一家海味干货店，向柜台后面正在分装干贝的阿姐打听。她听了摇头：九二年的租客？咁耐之前嘅事我边记得呀。你呢度再行前少少，有间老饼店，开咗三十几年，嗰度老板娘可能记得。
按她指的方向走了一小段路，果然看到一家门面不大的饼店，招牌是白底红字，写着鸿发饼家四个字，漆色有些斑驳了，但看得出用心维护过。橱窗里摆着老婆饼、鸡仔饼和几排菠萝包，金黄色的外皮在午后的光线下泛着温暖的油亮。店门口没有玻璃门，是一排可折叠的铁闸，这会儿全拉开了，从街面上就能看见店里忙碌的情形。
我走进去，迎面扑来一阵烤面包的甜香。店里不大，一个穿碎花围裙的胖女人正在案板前揉面，旁边一个年轻小伙子负责把烤盘推进炉子里。胖女人抬头看见我，手上停了一下：靓仔，食咩咩？
老板娘，我说，我想打听一个人。不知道您记不记得一九九二年的时候，有个叫月明的年轻姑娘在这附近住过？
老板娘揉面的手停住了。她看着我，目光从我的脸慢慢移到我的衣服、我肩上那台相机的背带，然后又回到我的脸上。她把沾着面粉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转身去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拿了一只铁皮饼干盒——和阿婆那只、和昌大押那只都不一样，是圆形的，盖子上印着一朵褪色的牡丹花。
你跟我入嚟，她说。
我跟着她绕到柜台后面，穿过一道挂着塑料门帘的窄门，进了后厨隔壁一间小小的休息室。一张方桌，两把折叠椅，墙角放着一台旧冰箱，冰箱顶上搁着一台屏幕已经发黄的收音机。她让我坐下，自己坐到了对面，把那只牡丹花铁皮盒放在桌面上。
你系月明嘅边个？她问，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
我……算是她朋友的儿子。我说，我在找她过去的事情。我刚知道她曾经在九龙城住过。
老板娘把手放在铁盒盖上，但没有打开。她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在考量着什么——那种老式的人与人之间、打量对方值不值得把记忆交出去的审视。沉默了一会儿，她把盖子掀开了。
盒子里有一些零碎的东西：几枚旧发卡、一把塑料梳子、一张褪色的电影票根，还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稿纸。老板娘把稿纸拿出来展开递给我，纸上用铅笔写着几行字，字迹比月明后来的信要生涩一些，笔画的力度没那么稳，像是刚到香港不久时写的：
九龙城的生活像一锅慢火煮着的汤。我在这里住了三个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帮忙揉面团。老板娘人很好，从不多问我为什麽一个人。这里的窗户对着衙前围道，晚上有车经过的时候，整栋楼都会轻轻晃一下。我喜欢那种晃动，像还在船上一样。
佢写嘅，老板娘说，九二年秋天，佢住喺我哋楼上嗰间板间房。三个月。嗰时佢有咗——她用手在肚子前面比了一个小小的弧度，三个几月，着宽松啲嘅衫就睇唔出。但佢成日呕，早上一起身就去洗手间，呕完出嚟脸色白到透明。我问佢使唔使去睇医生，佢话唔使，熬一熬就过。
她一个人住？
一个人。但隔一排就会有一个男人嚟探佢，通常夜晚嚟，坐一阵就走。嗰个男人瘦瘦哋，戴眼镜，攞住一部相机。我见过两三次，月明话佢系。但我识睇人——佢哋之间唔系普通朋友咁简单。老板娘说着把铁盒里那张电影票根也拿了出来，递给我看。票根是九龙的某家老影院，片名已经看不清了，日期是一九九二年十月。背面的空白处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阿亨，这是我第一次看电影不用一个人坐。
我看着那行字，鼻子忽然有些酸。父亲那时候大约也和现在的我差不多年纪，和月明坐在一家老电影院的暗处，屏幕上放着一部什么电影，他们大概谁也没认真看。月明第一次在香港看电影不用一个人坐——她刚来的时候，那些夜晚是怎么过的？一个人回到板间房里，听着楼下衙前围道的车声，在床板上躺下来，用手摸着自己慢慢鼓起来的小腹，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佢嗰阵做紧啲乜嘢？我问。
佢夜晚出去做嘢。我唔知佢做边行，但佢好多时黄昏出门，凌晨先返。有时返嚟手上面有琴弦嘅勒痕——我後嚟先知道佢喺庙街拉二胡。佢好捱得，返嚟瞓几个钟，天光又起身帮我手，话住呢度唔好意思白食白住。我话唔使，佢坚持要。老板娘说着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种对当年那个倔强小姑娘的疼惜，佢帮手整菠萝包，搓面团搓得唔算好，但好认真。有一次佢搓搓吓面团忽然流眼泪，冇声嗰种，眼泪一滴一滴落喺面团上面。我当睇唔到，行开咗。
她有说过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老板娘摇了摇头。冇。一句都没提过。但佢走之前嗰晚同我讲咗一句说话，我一直记得。佢话——她停了停，伸手把那张稿纸又拿起来看了一眼，像是在确认那句话确实写在纸上，佢话，老板娘，如果我将来有咩事，你帮我记住一个名。我问佢咩名，佢话。如果有一日有个叫惠欣嘅女仔嚟搵你，你帮我话畀佢知，佢阿妈好爱佢，但冇办法。
我坐在折叠椅上，安静了很久。后厨里传来炉门打开的声音，年轻小伙在喊阿妈，炉温到了，老板娘应了一声但没有起身。午后的光从休息室那扇小小的窗户透进来，照在桌面那个牡丹花铁皮盒上，把褪色的牡丹照出一点原来的粉红。窗外的衙前围道上有一辆小货车慢吞吞地驶过，整间屋子果然像月明写的那样轻轻晃了一下。
她离开之后，我终于开口，有没有联系过您？
老板娘说，把铁皮盒合上放回架子上，但九七年嗰年，六月三十号，佢寄过一张明信片嚟。冇写地址，邮戳系赤柱。
那张明信片还在吗？
老板娘转身在柜台后面的抽屉里翻了半天，拿出一张已经泛黄的明信片。正面是一幅赤柱海滩的水彩画，背面只有一行字，月明的笔迹：老板娘，我到了。海风很大，但月亮很圆。
邮戳上的日期是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那张旧物店里月明坐在礁石上的照片，也是那一天拍的。她在赤柱度过了香港主权移交前夜，坐在海边的礁石上，拍了那张照片，然后寄出了这张明信片。她一个人在那里，还是会有人陪着她？父亲在不在？那个收养了惠欣的林姓朋友在不在？
我把明信片翻过来又看了一遍正面那幅水彩画，赤柱的海滩和远处的小山在颜料里显得宁静而安详。月明选了这张明信片寄给老板娘，大约是因为看到它的时候想起了自己曾经在九龙城度过的三个月——那些天没亮就起来揉面的清晨，那些从庙街深夜归来后一个人在板间房里躺下的午夜，那些眼泪滴进面团里又被揉匀了的、无声的下午。
我向老板娘道谢。她送我到店门口，站在铁闸边上目送我。我走出一段路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里，碎花围裙上沾着面粉，在午后的阳光里像一棵种在店门口的老树，枝繁叶茂，根扎在衙前围道的旧泥土里。
後生仔！她忽然喊了一声。
我停下来转身。
如果你见到佢个女，她说，声音在午後的街声里有些发颤，同佢讲，鸿发饼家仲喺度，面团仲系嗰只味。叫佢得闲返嚟坐。
我冲她点了点头，转身继续走。九龙城的午后阳光把街道晒出一层浅金色的薄雾，我穿过密集的人潮，经过药材铺门口散发出当归和黄芪的苦涩香气，经过五金店里叮叮当当的敲击声，经过一扇扇开着的或半拉着的铁闸。月明九二年秋天走过同一条路，她穿着蓝裙子，手护着腹部，在人群中穿行，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从哪里来、肚子里那个即将出生的生命将要走上什么样的一条路。
而此刻林惠欣大概正在大学的档案室里，对着一卷缩微胶片，用手指轻轻推着阅读器的摇杆，看
到了中环你下车，她说，我回大学。
查什么？
一九九三年的公立医院出生记录。月明留下的出生证明是复印件，我想看看原件里有没有更多信息——比如说，有没有登记过父亲姓名栏的任何补充说明，或者医院当时有没有留下母亲的就诊记录。我大学里的档案室有老户籍和出生登记的缩微胶片，我导师认识档案科的人，能帮我调阅。
那我去哪？
她把手机地图翻出来，指着九龙城那一带。月明在铁箱里留了那么多东西，但唯独没有留她和父亲认识的经过。她信里说过她一个人来的香港，孤身一人来到这个地方，不可能从一开始就认识林姐、认识阿财、认识你爸。她把手指从九龙城的水泥丛林上移开，她刚来的时候一定住在什么地方，做过什么工。九龙城那一带以前是下层新移民落脚的地方，房租便宜，工坊和食肆多。你去那边的老铺子问问，也许有人还记得她。
我们在中环分了手。她往港岛线的方向走，帆布袋斜挎在肩上，步子很快。我看着她走进地铁站入口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然后转身朝尖沙咀的方向走去，打算从那里搭巴士过海。
九龙城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从巴士上下来，站在衙前围道的路口，面前是一条窄而繁忙的街道，两边挤着老旧的唐楼，楼下铺面一家挨着一家——药材铺、五金店、烧腊档、卖泰国杂货的小超市。招牌密密匝匝地挂在外墙上，繁简交错的中文和泰文在午后的阳光里投下参差的影子。空气里飘着药材的苦香和咖喱的味道，混着车辆的尾气和偶尔一辆小货车经过时带起的尘土。
我沿着衙前围道慢慢走，一家铺子一家铺子地看。月明刚到香港的时候是什么样？林太说她第一次来裁缝铺的时候瘦得像一根芦苇，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裙子。那时候她在九龙城住过，做过工，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摸索着活下来。她是从哪里来的？她为什么来香港？她的父母在哪里？信里从来没有提过，像是她的过去在她踏上香港土地的那一刻就被切断了。
我走进一家海味干货店，向柜台后面正在分装干贝的阿姐打听。她听了摇头：九二年的租客？咁耐之前嘅事我边记得呀。你呢度再行前少少，有间老饼店，开咗三十几年，嗰度老板娘可能记得。
按她指的方向走了一小段路，果然看到一家门面不大的饼店，招牌是白底红字，写着鸿发饼家四个字，漆色有些斑驳了，但看得出用心维护过。橱窗里摆着老婆饼、鸡仔饼和几排菠萝包，金黄色的外皮在午后的光线下泛着温暖的油亮。店门口没有玻璃门，是一排可折叠的铁闸，这会儿全拉开了，从街面上就能看见店里忙碌的情形。
我走进去，迎面扑来一阵烤面包的甜香。店里不大，一个穿碎花围裙的胖女人正在案板前揉面，旁边一个年轻小伙子负责把烤盘推进炉子里。胖女人抬头看见我，手上停了一下：靓仔，食咩咩？
老板娘，我说，我想打听一个人。不知道您记不记得一九九二年的时候，有个叫月明的年轻姑娘在这附近住过？
老板娘揉面的手停住了。她看着我，目光从我的脸慢慢移到我的衣服、我肩上那台相机的背带，然后又回到我的脸上。她把沾着面粉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转身去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拿了一只铁皮饼干盒——和阿婆那只、和昌大押那只都不一样，是圆形的，盖子上印着一朵褪色的牡丹花。
你跟我入嚟，她说。
我跟着她绕到柜台后面，穿过一道挂着塑料门帘的窄门，进了后厨隔壁一间小小的休息室。一张方桌，两把折叠椅，墙角放着一台旧冰箱，冰箱顶上搁着一台屏幕已经发黄的收音机。她让我坐下，自己坐到了对面，把那只牡丹花铁皮盒放在桌面上。
你系月明嘅边个？她问，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
我……算是她朋友的儿子。我说，我在找她过去的事情。我刚知道她曾经在九龙城住过。
老板娘把手放在铁盒盖上，但没有打开。她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在考量着什么——那种老式的人与人之间、打量对方值不值得把记忆交出去的审视。沉默了一会儿，她把盖子掀开了。
盒子里有一些零碎的东西：几枚旧发卡、一把塑料梳子、一张褪色的电影票根，还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稿纸。老板娘把稿纸拿出来展开递给我，纸上用铅笔写着几行字，字迹比月明后来的信要生涩一些，笔画的力度没那么稳，像是刚到香港不久时写的：
九龙城的生活像一锅慢火煮着的汤。我在这里住了三个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帮忙揉面团。老板娘人很好，从不多问我为什麽一个人。这里的窗户对着衙前围道，晚上有车经过的时候，整栋楼都会轻轻晃一下。我喜欢那种晃动，像还在船上一样。
佢写嘅，老板娘说，九二年秋天，佢住喺我哋楼上嗰间板间房。三个月。嗰时佢有咗——她用手在肚子前面比了一个小小的弧度，三个几月，着宽松啲嘅衫就睇唔出。但佢成日呕，早上一起身就去洗手间，呕完出嚟脸色白到透明。我问佢使唔使去睇医生，佢话唔使，熬一熬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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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但隔一排就会有一个男人嚟探佢，通常夜晚嚟，坐一阵就走。嗰个男人瘦瘦哋，戴眼镜，攞住一部相机。我见过两三次，月明话佢系。但我识睇人——佢哋之间唔系普通朋友咁简单。老板娘说着把铁盒里那张电影票根也拿了出来，递给我看。票根是九龙的某家老影院，片名已经看不清了，日期是一九九二年十月。背面的空白处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阿亨，这是我第一次看电影不用一个人坐。
我看着那行字，鼻子忽然有些酸。父亲那时候大约也和现在的我差不多年纪，和月明坐在一家老电影院的暗处，屏幕上放着一部什么电影，他们大概谁也没认真看。月明第一次在香港看电影不用一个人坐——她刚来的时候，那些夜晚是怎么过的？一个人回到板间房里，听着楼下衙前围道的车声，在床板上躺下来，用手摸着自己慢慢鼓起来的小腹，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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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夜晚出去做嘢。我唔知佢做边行，但佢好多时黄昏出门，凌晨先返。有时返嚟手上面有琴弦嘅勒痕——我後嚟先知道佢喺庙街拉二胡。佢好捱得，返嚟瞓几个钟，天光又起身帮我手，话住呢度唔好意思白食白住。我话唔使，佢坚持要。老板娘说着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种对当年那个倔强小姑娘的疼惜，佢帮手整菠萝包，搓面团搓得唔算好，但好认真。有一次佢搓搓吓面团忽然流眼泪，冇声嗰种，眼泪一滴一滴落喺面团上面。我当睇唔到，行开咗。
她有说过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老板娘摇了摇头。冇。一句都没提过。但佢走之前嗰晚同我讲咗一句说话，我一直记得。佢话——她停了停，伸手把那张稿纸又拿起来看了一眼，像是在确认那句话确实写在纸上，佢话，老板娘，如果我将来有咩事，你帮我记住一个名。我问佢咩名，佢话。如果有一日有个叫惠欣嘅女仔嚟搵你，你帮我话畀佢知，佢阿妈好爱佢，但冇办法。
我坐在折叠椅上，安静了很久。后厨里传来炉门打开的声音，年轻小伙在喊阿妈，炉温到了，老板娘应了一声但没有起身。午后的光从休息室那扇小小的窗户透进来，照在桌面那个牡丹花铁皮盒上，把褪色的牡丹照出一点原来的粉红。窗外的衙前围道上有一辆小货车慢吞吞地驶过，整间屋子果然像月明写的那样轻轻晃了一下。
她离开之后，我终于开口，有没有联系过您？
老板娘说，把铁皮盒合上放回架子上，但九七年嗰年，六月三十号，佢寄过一张明信片嚟。冇写地址，邮戳系赤柱。
那张明信片还在吗？
老板娘转身在柜台后面的抽屉里翻了半天，拿出一张已经泛黄的明信片。正面是一幅赤柱海滩的水彩画，背面只有一行字，月明的笔迹：老板娘，我到了。海风很大，但月亮很圆。
邮戳上的日期是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那张旧物店里月明坐在礁石上的照片，也是那一天拍的。她在赤柱度过了香港主权移交前夜，坐在海边的礁石上，拍了那张照片，然后寄出了这张明信片。她一个人在那里，还是会有人陪着她？父亲在不在？那个收养了惠欣的林姓朋友在不在？
我把明信片翻过来又看了一遍正面那幅水彩画，赤柱的海滩和远处的小山在颜料里显得宁静而安详。月明选了这张明信片寄给老板娘，大约是因为看到它的时候想起了自己曾经在九龙城度过的三个月——那些天没亮就起来揉面的清晨，那些从庙街深夜归来后一个人在板间房里躺下的午夜，那些眼泪滴进面团里又被揉匀了的、无声的下午。
我向老板娘道谢。她送我到店门口，站在铁闸边上目送我。我走出一段路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里，碎花围裙上沾着面粉，在午后的阳光里像一棵种在店门口的老树，枝繁叶茂，根扎在衙前围道的旧泥土里。
後生仔！她忽然喊了一声。
我停下来转身。
如果你见到佢个女，她说，声音在午後的街声里有些发颤，同佢讲，鸿发饼家仲喺度，面团仲系嗰只味。叫佢得闲返嚟坐。
我冲她点了点头，转身继续走。九龙城的午后阳光把街道晒出一层浅金色的薄雾，我穿过密集的人潮，经过药材铺门口散发出当归和黄芪的苦涩香气，经过五金店里叮叮当当的敲击声，经过一扇扇开着的或半拉着的铁闸。月明九二年秋天走过同一条路，她穿着蓝裙子，手护着腹部，在人群中穿行，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从哪里来、肚子里那个即将出生的生命将要走上什么样的一条路。
而此刻林惠欣大概正在大学的档案室里，对着一卷缩微胶片，用手指轻轻推着阅读器的摇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