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候还在替月明传话,还在等一个叫“亨仔”的人来。他等了三十年,最后没有等到。但他把话留给了阿玲,阿玲替他说完了。

    “阿玲,”阿敏转过身来,“谢谢你。谢谢阿财叔。”

    阿玲点点头。她把二胡重新装进琴盒里,合上盖子。“师父这辈子帮过很多人算命,但他从来不算自己的命。他说命是自己的,算不出来。但月明姐的命,他算过一次。”

    “他算出什么了?”

    “他说月明姐的命是‘明月照大江’。他说月亮照在水面上,看着近,其实远。看着亮,其实冷。但月亮一直在那里,从来没有消失过。”

    阿敏把信封收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她走到阿财的遗像前,又拜了三拜。这一次她拜得很慢,额头贴在掌心上,停了好几秒才抬起来。

    我们走出阿玲的单位时,庙街已经开始热闹了。黄昏时分,摊贩们纷纷支起摊位,挂上灯泡,整条街在几分钟之内亮了起来。榕树头下,有几个老人在下棋,围观的人挤得里三层外三层。天后庙前的香火更旺了,青烟弥漫在整条庙街上,和食物的香气混在一起。

    阿玲站在巷口,手里提着二胡。她看着我们走进庙街的人流中,没有说再见。我们也没有回头。

    走到庙街南牌坊时,阿敏停下脚步。她从口袋里摸出那个信封,拆开封口。信封里只有一张纸,薄薄的,叠得整整齐齐。她展开信纸,凑在牌坊下面那盏路灯的光下看。

    信纸上只有两行字,是月明的笔迹:

    “阿亨,妈妈没有死。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这封信,去马六甲找郑先生。他会告诉你一切。”

    马六甲。郑先生。

    阿敏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里。她抬起头来,看着庙街牌坊上那两个字。晚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得飘起来。她脖子上的玉片在风中轻轻晃动,亨字在灯光下泛着微弱的光。

    “马六甲。”她说。“妈去了马六甲。”

    陈志远站在她旁边,看着那张信纸上的字。他的嘴角浮起一丝很淡的笑意,像是冰川最上面一层终于开始融化。

    “欧洲不是终点。”他说。“马六甲才是。”

    庙街的灯光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密密麻麻地铺向远方。卖小吃的摊贩推着车从我们身边经过,锅里的油炸声滋滋作响。一个卖艺的老人拉起了二胡,拉的也是《平湖秋月》,曲调悠长而苍凉。阿玲在巷口也拉起了同样的曲子,两把二胡的声音在空中交织,一个在庙街南头,一个在庙街北头,像两条隔着人群遥遥相望的线。

    阿敏把信收好,转过身,朝着地铁站的方向走去。我跟在她身后。陈志远走在最后,步子比来时轻了一些。

    马六甲。郑先生。

    月明没有死。她在马六甲。或者她在去马六甲的路上。或者她已经离开了马六甲,去了更远的地方。但无论如何,她留下了名字,留下了地址,留下了一个可以追踪的方向。

    三十年。她一个人在走了三十年。从香港到澳门,从澳门到欧洲,从欧洲到马六甲。她一直在走,一直在逃,一直在等。等有一天,她的孩子长大,来找她。

    现在,她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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