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是翻拍的,边缘带着裁剪线的痕迹。照片背面写着1992年5月,南丫岛画室,是父亲的字迹。

    他把这张翻牌带走了。他把那个下午、那个站在灯塔前的女孩带走了。但他把她写给他的那封信交给了别人,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把它要回来。

    我合上日记本,把所有的东西重新码回樟木箱里。那台破了快门帘的徕卡拿在手里掂了掂,机身冰凉,约莫一公斤的分量。父亲就是透过这只眼睛看见了那些东西。地下通道的铁皮门、铜佛的面容、月明坐在窗台上看月亮时的侧脸,还有海对面南丫岛的方向——那轮被他拍下来的、挂在樟木箱里三十多年的月亮。

    我把箱子锁好,放到书架最顶层。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站在窗前往外看。窗外是车水马龙的港岛,灯火通明,没有月亮。但我好像看见了1992年南丫岛的某一夜,一个男人站在画室的墨绿色铁窗前,对面的女孩坐在窗台上,月光照在她脸上。他在日记里写:她侧脸的样子让我想起第一次见她时她画我的那张速写。那张速写现在也在我的抽屉里。被他涂黑的脸,被他描了又描的那只搭在她肩上的手。他画那只手的时候,知不知道那只手的主人有一天会离开她,会把她写给他的信交给一个不该交的人,会用余生的悔恨去填补那个交出去的瞬间?

    我不知道那封信里写了什么。但我猜,如果月明当时愿意写一封信给Edward chan,那信里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也许是她的决定,也许是她的告别,也许是她想告诉他而没能当面告诉他的话。他把那封信交给了别人,也许是为了保护她,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也许仅仅是因为他当时别无选择。但不管因为什么,那封信从他手里离开之后,有些事情就彻底变了。

    杯里的水喝完了。我关了灯,坐在黑暗里,手指尖还残留着日记本布面封皮那种粗糙的触感。窗外的霓虹灯光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斑驳的彩色光斑。我闭上眼睛,耳边仿佛听见快门按下的声音——很轻,咔哒一下,一个瞬间被截停、被固定、被封存在底片的乳剂层里。但人不是照片。人会在快门按下去之后继续走动,继续犯错,继续在后悔和选择之间来回挣扎。父亲拍了一辈子照片,最后也没能把自己从那些定格的瞬间里解救出来。

    那一夜我睡得很少。樟木箱在书架顶层安安静静地待着,里面装着父亲用一生拍下的那些东西。而他最想留下的那张——月明坐在窗台上看月亮的侧脸——他始终没能拍下来。他只是在日记里写了那句话,用钢笔字把它留在纸上,留给我在三十多年后读到。

    南丫岛的月亮比赤柱的圆。月明说。他记住了,记了五年,记进日记里,记进骨子里,然后带着这句话走了那么远的路,再也没有回过南丫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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