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 工人的血泪
资本狂欢的盛宴,总有食客,也总有被端上桌的“菜肴”。清源城东南工场区昼夜不息的轰鸣声,是新时代强劲的心跳,也是无数渺小个体被碾磨时发出的、几乎被掩盖的呻吟。
“清源第一纺织工厂”的规模又扩大了。新厂房拔地而起,机器的数量翻了近一倍。招工的牌子常年挂在工场门口,总有人揣着希望或走投无路的绝望,在牌子前排起长队。他们中有像赵石头那样赎身不久的原奴隶,有像赵木根儿子那样放弃祖业的传统手工业者后代,也有从更偏远乡村被“招工头”带来的、懵懂无知却满怀城市梦的农民。
赵石头如今已算是“老工人”了。他手脚麻利,熟悉机器,很少出错,被提拔成了纺纱车间第三小组的副组长,每月能多拿二百文津贴。这在工友眼中,已是了不起的“出息”。他住进了条件稍好一些的私人宿舍,每天下工后,还能就着昏暗的油灯,磕磕绊绊地跟着工场夜校(林清要求设立的扫盲班)的老师认几个字。他对未来充满了朴素的憧憬:攒钱,把还在乡下给原主家做帮佣的老娘接来,租个小屋,再娶个媳妇……
然而,生活的重压,如同工厂里永不停歇的机器,一点点碾碎着这些微薄的希望。
这日,又是连续第七天“赶工”。据说接了一笔海外的大单,工场主(虽然是官营,但具体经营已承包给周文远等商人组成的“清源工贸联合会”)下令,所有车间,三班倒,机器不停,人歇机器不歇。所谓的“六个时辰工作制”和“旬休一日”,在“生产任务”面前,成了一纸空文。工钱倒是每日多了五文“加班费”,但对于动辄十二个时辰(两班倒,每班实际工作超过六个半时辰,加上交接班和吃饭时间)连轴转的工人来说,这点钱更像是买命钱。
赵石头只觉得眼皮有千斤重,耳朵里全是纱锭飞旋和织机咔哒的噪音,震得脑仁嗡嗡作响。空气中飘浮的棉絮,即使戴着简陋的纱布口罩,也直往鼻子喉咙里钻,咳出来的痰都带着灰黑色。他强打精神,在一排排飞速旋转的纱锭间巡查,眼睛要时刻盯着是否有断纱、缠线。
突然,他斜对面一台机器的传动皮带发出一声怪响,紧接着“啪”地断裂!断裂的皮带像鞭子一样甩出,抽在旁边一个正低头接线头的少年工背上!
“啊——!”一声凄厉的惨叫压过了机器轰鸣。
少年工应声倒地,背部衣衫破裂,一道皮开肉绽的血痕触目惊心。他叫水生,才十四岁,是赵石头同村出来的,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为了五两银子的“安家费”和每月说好的一两工钱,把他送到了工场。
“水生!”赵石头和其他几个附近的工友惊呼着冲过去。机器还在空转,但没人顾得上了。
工头骂骂咧咧地跑过来:“怎么回事?怎么搞的?耽误了生产谁负责?!”他先去看机器,然后才瞥了一眼地上痛苦蜷缩、哭都哭不出声的水生,“啧,毛毛躁躁的!抬到后面医务所去!赵石头,你顶他的位子,这几台机器你一起看着!”
所谓的“医务所”,只是车间角落里隔出的一小间屋子,一个半吊子郎中(以前是走街串巷的卖药郎)坐镇,有些简单的止血草药和布条。水生被抬进去,郎中看了一眼,摇摇头:“伤口太深,怕是伤了筋骨,我这里弄不了,得送城里医馆。”
“送医馆?那得多少钱?”水生苍白着脸,颤抖着问。
“先别管钱,命要紧!”赵石头急道,“工头,这算工伤吧?工厂得管吧?”
工头脸色不太好看:“工伤?他自己操作不当,靠近危险区域!工厂条例写得明明白白!医药费……可以先从工钱里预支,以后慢慢扣!赶紧的,别在这儿堵着,影响别人干活!”
最终,几个工友凑了点钱,加上赵石头预支了半个月工钱,才把水生送到城里一家小医馆。诊断结果是背部肌肉严重撕裂,脊柱可能也有轻微损伤,需要静养至少两个月,且以后能不能干重活还难说。
水生躺在医馆简陋的床板上,眼泪无声地流。两个月的药费、生活费,还有家里指望他寄回去的钱……全完了。工厂那边,工头已经暗示,他这样“没法干活”的,等伤好了恐怕也回不去了。
赵石头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手心。他想起了《工场管理法》里说的“工伤救治由工场主负担”,想起了太子殿下视察时说的“要让他们成为人,不仅仅是工”。可现实呢?冰冷的机器,更冰冷的工头,还有那看似遥远、无力触及的“朝廷恩典”。
而在织布车间,女工们的处境同样艰难。王婶,就是当初在桑梓镇被钱贵煽动、后来在工场开业时展示“七彩锦”的那位老织匠。她的传统手艺在工场里毫无用武之地,只能从最基础的巡线工做起。年纪大了,眼睛不好,手脚也慢,常常被年轻的工头呵斥。
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车间里的闷热和潮湿。为了保证棉纱的湿度,工厂里几乎不通风,夏天如同蒸笼,汗水浸透粗布工装,紧紧贴在身上。一些年轻女工,难免被某些不怀好意的工头或男工盯上,言语调戏甚至动手动脚,为了保住饭碗,大多敢怒不敢言。王婶曾因为帮一个被欺负的小姑娘说了几句话,当月就被找借口扣了五十文工钱。
她看着自己布满老茧和裂口、因为长期接触劣质染料而发黄发黑的手指,再想起家里那台已经落灰的祖传织机,心中满是酸楚。机器织的布是又多又便宜,可这活儿,真的比在家织布强吗?至少在家,累了能歇会儿,渴了能喝口干净水,受了委屈还能跟邻里念叨念叨。
在工场区边缘,条件更差的私营小工场和手工作坊里,境况更是地狱一般。这里没有“每日七个时辰”的限制,没有“旬休”,没有“医务所”,甚至连基本的工钱拖欠都是常事。
刘老栓就在这样一家私人的小型翻砂厂干活,专门铸造一些工厂机器的粗劣配件。厂房低矮阴暗,熔铁炉散发的高温和有毒烟气充斥每一个角落。没有防护面具,没有耐热手套,工人们赤裸着上身(很快就会被火星烫出疤痕),在令人窒息的热浪和飞舞的火星中,用最原始的工具翻砂、浇铸、清理毛边。
刘老栓干了三年,咳嗽越来越重,胸痛时常发作,眼睛也总是布满血丝、刺痛流泪。他知道这活儿折寿,但一天能挣二十文,还管一顿掺了麸皮的糙米饭,对于他这样一个无儿无女、原本身无分文的老光棍来说,已经是活下去的唯一指望。
这天,他在搬运一块刚冷却些的铸件时,脚下被散落的砂模绊了一下,沉重的铁块脱手,砸在他的左脚上。剧痛钻心,他惨叫着倒下,脚踝以一种不正常的角度扭曲着。
工头闻声赶来,看了一眼,眉头都没皱一下:“晦气!抬到后面去,别在这儿碍事!这个月的工钱扣一半,算赔偿损坏的铸件!能干就干,不能干滚蛋!”
没有医药,没有补偿。两个同样面黄肌瘦的工友,默默地把疼得几乎昏厥的刘老栓抬到厂房后面堆废料的棚子里。其中一人叹了口气,从怀里摸出半块硬得像石头的杂粮饼,塞到刘老栓手里:“老栓哥,先垫垫……这地方,不能待了。”
刘老栓躺在冰冷的废铁堆旁,看着棚顶漏下的、被灰尘染得污浊的光线,脚上的剧痛一阵阵袭来,心中一片死灰。他知道,自己完了。就算脚能好,这翻砂厂的活儿也干不了了。出去?拖着一条废腿,身无分文,能去哪儿?也许,就像之前那个咳血咳死的工友一样,哪天悄无声息地死在某个角落,被当成垃圾清理掉。
童工,更是这片血泪图景中最刺目的一笔。虽然朝廷明令禁止使用十二岁以下童工,但在利益驱动下,监管难以触及的角落,无数瘦小的身影在机器间穿梭。
孙寡妇的闺女小丫,才十岁,就在一家私人开办的“珠花镶嵌作坊”里做工。工作是将细小的、染色的玻璃珠子用特制的胶黏在发簪、钗环上。作坊里光线昏暗,小丫和几十个差不多年纪的孩子,每天要低着头做上千个这样的重复动作。工钱按件计算,做得慢或者出错,不仅没有工钱,还要倒扣。
长期保持一个姿势,眼睛过度疲劳,手指被胶水和粗糙的珠子弹得红肿溃烂。小丫的眼睛已经有些近视模糊,手指也常常疼得睡不着觉。但她不敢停下来,也不敢告诉母亲。她知道,母亲在洗衣房干活更累,挣得更少,家里还有更小的弟弟要养活。她那点微薄的工钱,是家里买米下锅的重要来源。
这天,她因为头晕眼花,不小心将几颗珠子黏错了位置。监工的婆子发现后,二话不说,拿起尺子就狠狠抽打她的手心,骂她是“赔钱货”、“瞎了眼”。小丫咬着嘴唇不敢哭出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手心火辣辣地疼,心里却是一片冰冷的麻木。她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偶尔有飞鸟掠过,心中生出一种模糊的渴望:如果能变成鸟,飞走就好了,飞得远远的,再也不用黏这些珠子,再也不用挨打……
夜晚,工厂区渐渐安静下来,只有锅炉房和少数车间还亮着灯。疲惫不堪的工人们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拥挤、肮脏、散发着各种气味的宿舍或窝棚。赵石头躺在床上,听着上铺工友痛苦的咳嗽声和隔壁婴儿的啼哭声,久久无法入睡。水生伤残的脸,王婶枯黄的手,刘老栓绝望的眼神,小丫手心的红痕……像走马灯一样在他眼前晃动。
朝廷的新政,废奴、限田、建工场,确实给了他们一条活路,一条比起以前当牛做马、朝不保夕要“好”得多的活路。但这条路,为什么走得如此艰难,如此鲜血淋漓?那些坐在明亮大厅里数着国债凭证、谈论着工厂股份的老爷们,知道机器下面流淌的汗与血吗?太子殿下,他还记得当初说过的话吗?
一种混杂着疲惫、麻木、不甘和隐隐愤怒的情绪,如同地下的暗流,在无数个“赵石头”、“王婶”、“刘老栓”、“小丫”的心中悄然汇聚。他们不懂什么“阶级矛盾”,不懂什么“剩余价值”,他们只知道,活得太累,太苦,太没有盼头。
与此同时,在工场区外围一处隐蔽的货栈里,一场秘密的交易正在进行。买方是周文远商行的一名得力管事,卖方则是一个裹在厚斗篷里、看不清面目、说话带着奇怪口音的男子。交易的物品
“清源第一纺织工厂”的规模又扩大了。新厂房拔地而起,机器的数量翻了近一倍。招工的牌子常年挂在工场门口,总有人揣着希望或走投无路的绝望,在牌子前排起长队。他们中有像赵石头那样赎身不久的原奴隶,有像赵木根儿子那样放弃祖业的传统手工业者后代,也有从更偏远乡村被“招工头”带来的、懵懂无知却满怀城市梦的农民。
赵石头如今已算是“老工人”了。他手脚麻利,熟悉机器,很少出错,被提拔成了纺纱车间第三小组的副组长,每月能多拿二百文津贴。这在工友眼中,已是了不起的“出息”。他住进了条件稍好一些的私人宿舍,每天下工后,还能就着昏暗的油灯,磕磕绊绊地跟着工场夜校(林清要求设立的扫盲班)的老师认几个字。他对未来充满了朴素的憧憬:攒钱,把还在乡下给原主家做帮佣的老娘接来,租个小屋,再娶个媳妇……
然而,生活的重压,如同工厂里永不停歇的机器,一点点碾碎着这些微薄的希望。
这日,又是连续第七天“赶工”。据说接了一笔海外的大单,工场主(虽然是官营,但具体经营已承包给周文远等商人组成的“清源工贸联合会”)下令,所有车间,三班倒,机器不停,人歇机器不歇。所谓的“六个时辰工作制”和“旬休一日”,在“生产任务”面前,成了一纸空文。工钱倒是每日多了五文“加班费”,但对于动辄十二个时辰(两班倒,每班实际工作超过六个半时辰,加上交接班和吃饭时间)连轴转的工人来说,这点钱更像是买命钱。
赵石头只觉得眼皮有千斤重,耳朵里全是纱锭飞旋和织机咔哒的噪音,震得脑仁嗡嗡作响。空气中飘浮的棉絮,即使戴着简陋的纱布口罩,也直往鼻子喉咙里钻,咳出来的痰都带着灰黑色。他强打精神,在一排排飞速旋转的纱锭间巡查,眼睛要时刻盯着是否有断纱、缠线。
突然,他斜对面一台机器的传动皮带发出一声怪响,紧接着“啪”地断裂!断裂的皮带像鞭子一样甩出,抽在旁边一个正低头接线头的少年工背上!
“啊——!”一声凄厉的惨叫压过了机器轰鸣。
少年工应声倒地,背部衣衫破裂,一道皮开肉绽的血痕触目惊心。他叫水生,才十四岁,是赵石头同村出来的,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为了五两银子的“安家费”和每月说好的一两工钱,把他送到了工场。
“水生!”赵石头和其他几个附近的工友惊呼着冲过去。机器还在空转,但没人顾得上了。
工头骂骂咧咧地跑过来:“怎么回事?怎么搞的?耽误了生产谁负责?!”他先去看机器,然后才瞥了一眼地上痛苦蜷缩、哭都哭不出声的水生,“啧,毛毛躁躁的!抬到后面医务所去!赵石头,你顶他的位子,这几台机器你一起看着!”
所谓的“医务所”,只是车间角落里隔出的一小间屋子,一个半吊子郎中(以前是走街串巷的卖药郎)坐镇,有些简单的止血草药和布条。水生被抬进去,郎中看了一眼,摇摇头:“伤口太深,怕是伤了筋骨,我这里弄不了,得送城里医馆。”
“送医馆?那得多少钱?”水生苍白着脸,颤抖着问。
“先别管钱,命要紧!”赵石头急道,“工头,这算工伤吧?工厂得管吧?”
工头脸色不太好看:“工伤?他自己操作不当,靠近危险区域!工厂条例写得明明白白!医药费……可以先从工钱里预支,以后慢慢扣!赶紧的,别在这儿堵着,影响别人干活!”
最终,几个工友凑了点钱,加上赵石头预支了半个月工钱,才把水生送到城里一家小医馆。诊断结果是背部肌肉严重撕裂,脊柱可能也有轻微损伤,需要静养至少两个月,且以后能不能干重活还难说。
水生躺在医馆简陋的床板上,眼泪无声地流。两个月的药费、生活费,还有家里指望他寄回去的钱……全完了。工厂那边,工头已经暗示,他这样“没法干活”的,等伤好了恐怕也回不去了。
赵石头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手心。他想起了《工场管理法》里说的“工伤救治由工场主负担”,想起了太子殿下视察时说的“要让他们成为人,不仅仅是工”。可现实呢?冰冷的机器,更冰冷的工头,还有那看似遥远、无力触及的“朝廷恩典”。
而在织布车间,女工们的处境同样艰难。王婶,就是当初在桑梓镇被钱贵煽动、后来在工场开业时展示“七彩锦”的那位老织匠。她的传统手艺在工场里毫无用武之地,只能从最基础的巡线工做起。年纪大了,眼睛不好,手脚也慢,常常被年轻的工头呵斥。
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车间里的闷热和潮湿。为了保证棉纱的湿度,工厂里几乎不通风,夏天如同蒸笼,汗水浸透粗布工装,紧紧贴在身上。一些年轻女工,难免被某些不怀好意的工头或男工盯上,言语调戏甚至动手动脚,为了保住饭碗,大多敢怒不敢言。王婶曾因为帮一个被欺负的小姑娘说了几句话,当月就被找借口扣了五十文工钱。
她看着自己布满老茧和裂口、因为长期接触劣质染料而发黄发黑的手指,再想起家里那台已经落灰的祖传织机,心中满是酸楚。机器织的布是又多又便宜,可这活儿,真的比在家织布强吗?至少在家,累了能歇会儿,渴了能喝口干净水,受了委屈还能跟邻里念叨念叨。
在工场区边缘,条件更差的私营小工场和手工作坊里,境况更是地狱一般。这里没有“每日七个时辰”的限制,没有“旬休”,没有“医务所”,甚至连基本的工钱拖欠都是常事。
刘老栓就在这样一家私人的小型翻砂厂干活,专门铸造一些工厂机器的粗劣配件。厂房低矮阴暗,熔铁炉散发的高温和有毒烟气充斥每一个角落。没有防护面具,没有耐热手套,工人们赤裸着上身(很快就会被火星烫出疤痕),在令人窒息的热浪和飞舞的火星中,用最原始的工具翻砂、浇铸、清理毛边。
刘老栓干了三年,咳嗽越来越重,胸痛时常发作,眼睛也总是布满血丝、刺痛流泪。他知道这活儿折寿,但一天能挣二十文,还管一顿掺了麸皮的糙米饭,对于他这样一个无儿无女、原本身无分文的老光棍来说,已经是活下去的唯一指望。
这天,他在搬运一块刚冷却些的铸件时,脚下被散落的砂模绊了一下,沉重的铁块脱手,砸在他的左脚上。剧痛钻心,他惨叫着倒下,脚踝以一种不正常的角度扭曲着。
工头闻声赶来,看了一眼,眉头都没皱一下:“晦气!抬到后面去,别在这儿碍事!这个月的工钱扣一半,算赔偿损坏的铸件!能干就干,不能干滚蛋!”
没有医药,没有补偿。两个同样面黄肌瘦的工友,默默地把疼得几乎昏厥的刘老栓抬到厂房后面堆废料的棚子里。其中一人叹了口气,从怀里摸出半块硬得像石头的杂粮饼,塞到刘老栓手里:“老栓哥,先垫垫……这地方,不能待了。”
刘老栓躺在冰冷的废铁堆旁,看着棚顶漏下的、被灰尘染得污浊的光线,脚上的剧痛一阵阵袭来,心中一片死灰。他知道,自己完了。就算脚能好,这翻砂厂的活儿也干不了了。出去?拖着一条废腿,身无分文,能去哪儿?也许,就像之前那个咳血咳死的工友一样,哪天悄无声息地死在某个角落,被当成垃圾清理掉。
童工,更是这片血泪图景中最刺目的一笔。虽然朝廷明令禁止使用十二岁以下童工,但在利益驱动下,监管难以触及的角落,无数瘦小的身影在机器间穿梭。
孙寡妇的闺女小丫,才十岁,就在一家私人开办的“珠花镶嵌作坊”里做工。工作是将细小的、染色的玻璃珠子用特制的胶黏在发簪、钗环上。作坊里光线昏暗,小丫和几十个差不多年纪的孩子,每天要低着头做上千个这样的重复动作。工钱按件计算,做得慢或者出错,不仅没有工钱,还要倒扣。
长期保持一个姿势,眼睛过度疲劳,手指被胶水和粗糙的珠子弹得红肿溃烂。小丫的眼睛已经有些近视模糊,手指也常常疼得睡不着觉。但她不敢停下来,也不敢告诉母亲。她知道,母亲在洗衣房干活更累,挣得更少,家里还有更小的弟弟要养活。她那点微薄的工钱,是家里买米下锅的重要来源。
这天,她因为头晕眼花,不小心将几颗珠子黏错了位置。监工的婆子发现后,二话不说,拿起尺子就狠狠抽打她的手心,骂她是“赔钱货”、“瞎了眼”。小丫咬着嘴唇不敢哭出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手心火辣辣地疼,心里却是一片冰冷的麻木。她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偶尔有飞鸟掠过,心中生出一种模糊的渴望:如果能变成鸟,飞走就好了,飞得远远的,再也不用黏这些珠子,再也不用挨打……
夜晚,工厂区渐渐安静下来,只有锅炉房和少数车间还亮着灯。疲惫不堪的工人们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拥挤、肮脏、散发着各种气味的宿舍或窝棚。赵石头躺在床上,听着上铺工友痛苦的咳嗽声和隔壁婴儿的啼哭声,久久无法入睡。水生伤残的脸,王婶枯黄的手,刘老栓绝望的眼神,小丫手心的红痕……像走马灯一样在他眼前晃动。
朝廷的新政,废奴、限田、建工场,确实给了他们一条活路,一条比起以前当牛做马、朝不保夕要“好”得多的活路。但这条路,为什么走得如此艰难,如此鲜血淋漓?那些坐在明亮大厅里数着国债凭证、谈论着工厂股份的老爷们,知道机器下面流淌的汗与血吗?太子殿下,他还记得当初说过的话吗?
一种混杂着疲惫、麻木、不甘和隐隐愤怒的情绪,如同地下的暗流,在无数个“赵石头”、“王婶”、“刘老栓”、“小丫”的心中悄然汇聚。他们不懂什么“阶级矛盾”,不懂什么“剩余价值”,他们只知道,活得太累,太苦,太没有盼头。
与此同时,在工场区外围一处隐蔽的货栈里,一场秘密的交易正在进行。买方是周文远商行的一名得力管事,卖方则是一个裹在厚斗篷里、看不清面目、说话带着奇怪口音的男子。交易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