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春天，日经指数跌破两万点。
东京的樱花开得比往年早。上野公园的染井吉野樱在三月下旬就开了七成，花瓣在风中飘进不忍池，落在水面上，像一场不合时宜的雪。赏樱的人们铺开塑料布，摆上便当和啤酒，仰头看着花瓣从枝头落下来。没有人提股指。没有人提地价。没有人提那些在银座酒吧里签下的、现在变成废纸的物业合同。他们只是喝啤酒，看樱花，说今年的花开得真早。
李家港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楚梦瑶刚从亚洲电视的剪辑房出来。她推门进办公室，把一份收视报告放在他桌上，看了一眼屏幕。
“上野公园。”
“嗯。”
“他们笑得很真。”
李家港没有回答。电视里，一个穿和服的老太太对着镜头说，她今年七十三岁，从上野公园种下第一棵染井吉野樱开始，每年都来看。“今年的花和往年一样美。”老太太说。她没有说的是——她儿子在银座经营一家地产公司，两个月前倒闭了。她来上野公园，不是因为樱花开了。是因为家里已经没有人可以陪她说话了。
“松芝今天股价跌了多少。”李家港关掉电视。
“百分之十一。连续第七个交易日下跌。”楚梦瑶翻开笔记本。“哥伦比亚影业上季度亏损三亿美金。银座三丁目的物业挂牌三个月，没有一家出价。东京股市的杠杆头寸——爆仓了。不是四亿。是六亿。松芝投资部隐瞒了一笔两亿美金的追加杠杆，去年十二月通过离岸基金做的。松本健一昨天在董事会上提出辞职。董事会没有接受。”
“没有接受？”
“他们需要一个扛责任的人。现在让他走，太便宜他了。”
李家港站起身，走到窗前。维多利亚港今天起了一层薄雾。对岸尖沙咀的钟楼在雾里若隐若现。他想起了什么——不是松本辞职的事。是那张餐巾纸。1984年松本画的第一根线，1990年松本在背面写的那两个字。泡沫。松本早知道泡沫会破。但他没有办法。当整个松芝、整个日本、整个时代都在往前冲的时候，一个人往回走，会被踩死的。现在泡沫破了。松本没有被踩死。他只是被捆在松芝株式会社的董事会桌子上，被那群老股东指着鼻子骂。因为他还站着，所以他还得扛。
“他怎么说。”李家港问。
“谁。”
“松本。辞职被拒之后，他说了什么。”
楚梦瑶翻到笔记本最后一页。上面抄了一段《日本经济新闻》的采访。“松芝株式会社社长松本健一在接受本社采访时表示——‘我是社长。我负责。’”六个字，没有解释，没有辩解，没有推卸给投资部或董事会或大藏省或任何一家银行。我是社长。我负责。
李家港没有回头。他看着窗外，维港的雾开始散了。
“沈小姐那边准备得怎么样。”
“东南亚渠道收购方案已经做好了。松芝在曼谷、雅加达、吉隆坡、新加坡一共四条主要渠道和三个仓库。按照现在的市价，估值大概一亿两千万美金。沈嘉仪的意思是出价一亿五千万。比市价高三千万。”楚梦瑶合上笔记本。“她问你什么时候去东京。”
“后天。”
“要带什么。”
“什么都不带。”李家港转过身。他的桌上放着一份传真，是今早沈嘉仪发过来的。上面只有一行字——“松芝投资部隐瞒的两亿美金追加杠杆，松本不知情。他的个人资产已经全部质押给银行，用于偿还公司债务。他现在的个人净资产，大概等于1984年他在拉斯维加斯酒吧买单的那张餐巾纸。”
李家港把这份传真看了三遍。然后他拿起电话，拨了沈嘉仪的号码。
“一亿五千万。但协议里加一条——松芝在东南亚的渠道团队，全部留任。不裁一个人。”
电话那头的沈嘉仪停了一瞬。“松本的人。”
“松本的人。”李家港重复。“他培养的团队，值三千万。”
沈嘉仪没有问为什么。她只是说了一声“知道了”，挂断电话。
窗外，维港的雾彻底散了。对岸的钟楼在午后的阳光下亮得有些刺眼。那口钟是1915年装上去的。它见过日据时期，见过五十年代的难民潮，见过六七十年代的暴动，见过八十年代的中英谈判，见过港元危机、黑色星期一、移民潮。每一次香港被唱衰，那口钟都没有停。每一次泡沫破裂，那口钟的时针都照常走。
李家港忽然想起1978年。那个暴雨夜，他站在灵堂里，面前是父亲的遗照和破产通知书。那年的维港没有这么多高楼，钟楼是尖沙咀最高的建筑。他看着那口钟，在心里说了一句话——“活下来。”
现在他不只是活下来了。他在等。等电话响。等那个从悬崖上掉下来的人打过来。
但他知道松本不会打。
那个人可以在董事会上说“我是社长。我负责”。可以在箱根球场上用颤抖的手指把餐巾纸折好放回内袋。可以在哥伦比亚影业亏损三亿美金之后一个人飞到洛杉矶，面对所有好莱坞高管说——“这是我的责任。和松芝的员工无关。”但他不会打这个电话。
因为他叫松本健一。他父亲在铁皮屋里用借来的五万日元做了第一台收音机。他不能丢这个脸。他可以输。但不能求。
李家港走回桌前，拿起那份东南亚渠道收购方案。第一页是沈嘉仪写的收购条款摘要，最后一页是空白报价栏。他拿起笔，在空白栏里填了一个数字。一亿五千万美金。然后翻到下一页，在备注栏里加了一行字——“松芝东南亚渠道团队全部留任。不裁一人。不换一人。”
他放下笔，把文件放回桌上。
窗外维港的午后阳光落在那行字上。字迹还没干透。
东京的樱花开得比往年早。上野公园的染井吉野樱在三月下旬就开了七成，花瓣在风中飘进不忍池，落在水面上，像一场不合时宜的雪。赏樱的人们铺开塑料布，摆上便当和啤酒，仰头看着花瓣从枝头落下来。没有人提股指。没有人提地价。没有人提那些在银座酒吧里签下的、现在变成废纸的物业合同。他们只是喝啤酒，看樱花，说今年的花开得真早。
李家港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楚梦瑶刚从亚洲电视的剪辑房出来。她推门进办公室，把一份收视报告放在他桌上，看了一眼屏幕。
“上野公园。”
“嗯。”
“他们笑得很真。”
李家港没有回答。电视里，一个穿和服的老太太对着镜头说，她今年七十三岁，从上野公园种下第一棵染井吉野樱开始，每年都来看。“今年的花和往年一样美。”老太太说。她没有说的是——她儿子在银座经营一家地产公司，两个月前倒闭了。她来上野公园，不是因为樱花开了。是因为家里已经没有人可以陪她说话了。
“松芝今天股价跌了多少。”李家港关掉电视。
“百分之十一。连续第七个交易日下跌。”楚梦瑶翻开笔记本。“哥伦比亚影业上季度亏损三亿美金。银座三丁目的物业挂牌三个月，没有一家出价。东京股市的杠杆头寸——爆仓了。不是四亿。是六亿。松芝投资部隐瞒了一笔两亿美金的追加杠杆，去年十二月通过离岸基金做的。松本健一昨天在董事会上提出辞职。董事会没有接受。”
“没有接受？”
“他们需要一个扛责任的人。现在让他走，太便宜他了。”
李家港站起身，走到窗前。维多利亚港今天起了一层薄雾。对岸尖沙咀的钟楼在雾里若隐若现。他想起了什么——不是松本辞职的事。是那张餐巾纸。1984年松本画的第一根线，1990年松本在背面写的那两个字。泡沫。松本早知道泡沫会破。但他没有办法。当整个松芝、整个日本、整个时代都在往前冲的时候，一个人往回走，会被踩死的。现在泡沫破了。松本没有被踩死。他只是被捆在松芝株式会社的董事会桌子上，被那群老股东指着鼻子骂。因为他还站着，所以他还得扛。
“他怎么说。”李家港问。
“谁。”
“松本。辞职被拒之后，他说了什么。”
楚梦瑶翻到笔记本最后一页。上面抄了一段《日本经济新闻》的采访。“松芝株式会社社长松本健一在接受本社采访时表示——‘我是社长。我负责。’”六个字，没有解释，没有辩解，没有推卸给投资部或董事会或大藏省或任何一家银行。我是社长。我负责。
李家港没有回头。他看着窗外，维港的雾开始散了。
“沈小姐那边准备得怎么样。”
“东南亚渠道收购方案已经做好了。松芝在曼谷、雅加达、吉隆坡、新加坡一共四条主要渠道和三个仓库。按照现在的市价，估值大概一亿两千万美金。沈嘉仪的意思是出价一亿五千万。比市价高三千万。”楚梦瑶合上笔记本。“她问你什么时候去东京。”
“后天。”
“要带什么。”
“什么都不带。”李家港转过身。他的桌上放着一份传真，是今早沈嘉仪发过来的。上面只有一行字——“松芝投资部隐瞒的两亿美金追加杠杆，松本不知情。他的个人资产已经全部质押给银行，用于偿还公司债务。他现在的个人净资产，大概等于1984年他在拉斯维加斯酒吧买单的那张餐巾纸。”
李家港把这份传真看了三遍。然后他拿起电话，拨了沈嘉仪的号码。
“一亿五千万。但协议里加一条——松芝在东南亚的渠道团队，全部留任。不裁一个人。”
电话那头的沈嘉仪停了一瞬。“松本的人。”
“松本的人。”李家港重复。“他培养的团队，值三千万。”
沈嘉仪没有问为什么。她只是说了一声“知道了”，挂断电话。
窗外，维港的雾彻底散了。对岸的钟楼在午后的阳光下亮得有些刺眼。那口钟是1915年装上去的。它见过日据时期，见过五十年代的难民潮，见过六七十年代的暴动，见过八十年代的中英谈判，见过港元危机、黑色星期一、移民潮。每一次香港被唱衰，那口钟都没有停。每一次泡沫破裂，那口钟的时针都照常走。
李家港忽然想起1978年。那个暴雨夜，他站在灵堂里，面前是父亲的遗照和破产通知书。那年的维港没有这么多高楼，钟楼是尖沙咀最高的建筑。他看着那口钟，在心里说了一句话——“活下来。”
现在他不只是活下来了。他在等。等电话响。等那个从悬崖上掉下来的人打过来。
但他知道松本不会打。
那个人可以在董事会上说“我是社长。我负责”。可以在箱根球场上用颤抖的手指把餐巾纸折好放回内袋。可以在哥伦比亚影业亏损三亿美金之后一个人飞到洛杉矶，面对所有好莱坞高管说——“这是我的责任。和松芝的员工无关。”但他不会打这个电话。
因为他叫松本健一。他父亲在铁皮屋里用借来的五万日元做了第一台收音机。他不能丢这个脸。他可以输。但不能求。
李家港走回桌前，拿起那份东南亚渠道收购方案。第一页是沈嘉仪写的收购条款摘要，最后一页是空白报价栏。他拿起笔，在空白栏里填了一个数字。一亿五千万美金。然后翻到下一页，在备注栏里加了一行字——“松芝东南亚渠道团队全部留任。不裁一人。不换一人。”
他放下笔，把文件放回桌上。
窗外维港的午后阳光落在那行字上。字迹还没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