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二期通过内部验收的那天，林知夏没发通知。他在测试报告最后一页签了字，把报告放进一个灰色文件夹，搁在实验室靠墙的铁皮柜子里。然后走到窗前站了一会儿。窗外是深圳工业园的院子，几棵榕树，一排水泥路，远处有工人在卸货。
老周在他背后站了半分钟，不知道说什么。最后还是问了：林工，咱们这机器，卖给谁？
林知夏没回头。会有人要的。
但他心里没底。创世纪做了十几年电子产品，从收音机到录像机到电脑，每一样东西都是卖给普通消费者的——有柜台，有广告，有渠道。可路由器这东西不一样。它不摆在商场里。它放在机房里，黑乎乎的铁壳子，嗡嗡响。能决定买它的人，是电信运营商的技术总工，是机房主管，是那些穿着蓝色工装、口袋里揣着万用表的人。
这些人不认识创世纪。他们只认识思科。
九月下旬，一个电话打到了林知夏的办公室。电话是从北京转来的，转了三道——先打到创世纪香港总部，转深圳制造基地，转工业园管理处，最后转到三楼实验室那部老式灰色座机上。
林知夏接起来的时候正焊板子，焊笔夹在耳朵上。
林工吗？我是邮电部南方电信局的，姓赵。
林知夏把焊笔拿下来放在桌上。你说。
我们局里……想看看你们那个路由器。
哪来的消息？
你们李总，前两年跟我们局里一位老领导——对方顿了一下，有旧交。老领导提了一句，说创世纪在做这个。我们正好在搞省内干线网升级。预算紧。
林知夏沉默了几秒。你们知道我们的性能数据吗？
大概知道。百分之七十多。
不够好。林知夏说。
电话那头也沉默了。那——你们有没有更好的？
林知夏低头看了一眼铁皮柜，二期。
十月，南方电信局派了三个人来深圳。一个技术总工，姓赵，四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两个机房工程师，一个姓刘，一个姓陈，都不到三十。他们下了火车，坐公交到工业园门口，发现这地方比他们想象的小。一栋三层楼，底下是注塑代工厂，招牌都快掉了。三楼铁门旁边挂了一块巴掌大的牌子，白底黑字：曙光网络事业部。
赵工站在牌子前面看了几秒钟，没说啥。跟着老周上了三楼。
秦岭二期在机架上。赵工围着它转了一圈，蹲下去看散热口，站起来看端口面板，又回头看了一眼角落墙上那两台退役的十二块风扇。他问：这是什么？
老周说：以前的散热方案。
后来呢？
后来我们自己改了。
赵工没再问。他带来的两个年轻工程师开始做测试。连上测试设备，跑数据包吞吐量，测丢包率，测压力环境下的稳定性。三个小时过去，刘工从终端前抬起头，表情复杂。
赵工，数据挺稳的。功耗比思科低接近两成。
赵工没接话。他从兜里掏出一包牡丹烟，看了一眼墙上贴的禁止吸烟，又把烟揣回去了。然后他走到林知夏面前。
林工，我说实话。
性能可以。但不是最好的。稳定性我们还需要长期观察。他停了停，但价格——你们报的这个数，思科给我们的是你们的二点三倍。我们省里今年通信基建的预算，只够买思科的半台。
林知夏看着他。所以呢？
所以我们想试。赵工说，先买三台。跑三个月。没问题的话，明年全省铺。
老周在旁边差点没绷住。他转头看了一眼铁皮柜——那里面的测试报告签字日期是三天前。三天前他们还在想会有人要吗。三天后，有人从北京转了三道电话找过来，下了三台的订单。
但林知夏脸上没什么表情。他低头想了一会儿，说：三台，可以。但我要加一个条件。
赵工眉头动了一下。你说。
三个月试运行期间，你们的工程师要给我们反馈日志。每一条异常，每一次重启，每一个报警——都要写。原文发给我们。三个月之后，不管买不买，这些数据归我们。
赵工看着他，忽然笑了一下。你要拿我们当测试场。
互惠。林知夏说。
赵工想了几秒钟。行。但你们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三年内，如果我们的网络扩容——只要你们的性能跟得上，优先采购权给创世纪。
林知夏伸出手。赵工握了上去。两个人没有签合同，没有按手印，在一间没有空调的实验室里，用一句口头约定，敲定了第一笔路由器生意。
三台秦岭二期在十月中旬发往南方电信局的省中心机房。老周亲自跟车去的。机器装上车的时候，他用抹布把铁壳子上的灰尘擦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能映出人影。
行了，林知夏在楼梯口说，它不怕脏。
老周说：我知道。但我怕。
车开走之后，林知夏回到三楼。实验室里比平时安静得多。十七个人的团队，今天来了十一个，剩下的没到。他没问那些人在哪，但每一个人都知道今天是秦岭出门的日子。有人在工位上坐着发呆，有人在翻旧图纸，老周的位置空着。
林知夏走到铁皮柜前，打开柜门，拿出那个灰色文件夹。他把测试报告抽出来翻到最后一页，签字那行还湿着——其实早就干了，但他总觉得墨迹还是新的。
他把文件夹放回去，关上柜门。然后坐回自己的工位，拿起焊笔，继续焊一块新板子。焊了大概十分钟，他停了一下。没抬头，就那么盯着焊点，说了两个字。
成了。
声音很小，小到隔了两张桌子的实习生都没听见。但实习生看见林知夏焊完那个点之后，把焊笔搁下了。焊笔搁得比平时轻。不像以前，用完就一声摔在桌上。
十一月底，赵工从北京打了个电话过来。就一句话：三台，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跑了四十一天。没重启。
林知夏在电话那头没说话。赵工又说了一句：明年全省的预算，我留了给你们的位置。
挂了电话之后，林知夏在便签纸上写了一行字，贴在那台退役的、用扎带绑着十二块风扇的秦岭一期样机上。字很小，潦草，只有五个字：
成了。继续改。
李家港是在十二月初才知道这个事的。他那天在深圳，参加完一个内地分公司的年度会议，司机开车路过工业园的时候，他让停了一下。
他没上去。站在楼下院子里，抬头看了一眼三楼那扇半开的窗。窗户后面没什么特别的——一台旧铁皮柜，一排工位，墙壁上还贴着那张画了两个圈的白纸，一个圆的，一个歪的。
楼下的注塑代工厂还在响。模具闭合的声音一下一下，有节奏，像心跳。他站在那听了一会儿。
上车之后，司机问：李生，不上楼看看？
不上了。他说。
车开出去一段，他又补了一句：他们忙。
那天晚上他给林知夏打了个电话。
听说你们的机器在跑了。
跑的怎么样？
还行。
还行是多行？
比百分之七十八强。
李家港没追问具体数字。他知道林知夏说的时候，数字通常不差。他换了个话题：他们的工程师，反馈日志给得及时吗？
挺及时的。比我们实验室的数据还细。
有用？
有用。林知夏沉默了一会儿，比我们自己闷头改半年都有用。
李家港在电话那头没接话。过了一会儿，他说了一句：那就跑下去。慢慢来。
林知夏说：
电话挂断了。深圳工业园三楼的灯还亮着。那盏灯下面，有人还在改。不是因为机器有问题——是因为它还能更好。
老周在他背后站了半分钟，不知道说什么。最后还是问了：林工，咱们这机器，卖给谁？
林知夏没回头。会有人要的。
但他心里没底。创世纪做了十几年电子产品，从收音机到录像机到电脑，每一样东西都是卖给普通消费者的——有柜台，有广告，有渠道。可路由器这东西不一样。它不摆在商场里。它放在机房里，黑乎乎的铁壳子，嗡嗡响。能决定买它的人，是电信运营商的技术总工，是机房主管，是那些穿着蓝色工装、口袋里揣着万用表的人。
这些人不认识创世纪。他们只认识思科。
九月下旬，一个电话打到了林知夏的办公室。电话是从北京转来的，转了三道——先打到创世纪香港总部，转深圳制造基地，转工业园管理处，最后转到三楼实验室那部老式灰色座机上。
林知夏接起来的时候正焊板子，焊笔夹在耳朵上。
林工吗？我是邮电部南方电信局的，姓赵。
林知夏把焊笔拿下来放在桌上。你说。
我们局里……想看看你们那个路由器。
哪来的消息？
你们李总，前两年跟我们局里一位老领导——对方顿了一下，有旧交。老领导提了一句，说创世纪在做这个。我们正好在搞省内干线网升级。预算紧。
林知夏沉默了几秒。你们知道我们的性能数据吗？
大概知道。百分之七十多。
不够好。林知夏说。
电话那头也沉默了。那——你们有没有更好的？
林知夏低头看了一眼铁皮柜，二期。
十月，南方电信局派了三个人来深圳。一个技术总工，姓赵，四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两个机房工程师，一个姓刘，一个姓陈，都不到三十。他们下了火车，坐公交到工业园门口，发现这地方比他们想象的小。一栋三层楼，底下是注塑代工厂，招牌都快掉了。三楼铁门旁边挂了一块巴掌大的牌子，白底黑字：曙光网络事业部。
赵工站在牌子前面看了几秒钟，没说啥。跟着老周上了三楼。
秦岭二期在机架上。赵工围着它转了一圈，蹲下去看散热口，站起来看端口面板，又回头看了一眼角落墙上那两台退役的十二块风扇。他问：这是什么？
老周说：以前的散热方案。
后来呢？
后来我们自己改了。
赵工没再问。他带来的两个年轻工程师开始做测试。连上测试设备，跑数据包吞吐量，测丢包率，测压力环境下的稳定性。三个小时过去，刘工从终端前抬起头，表情复杂。
赵工，数据挺稳的。功耗比思科低接近两成。
赵工没接话。他从兜里掏出一包牡丹烟，看了一眼墙上贴的禁止吸烟，又把烟揣回去了。然后他走到林知夏面前。
林工，我说实话。
性能可以。但不是最好的。稳定性我们还需要长期观察。他停了停，但价格——你们报的这个数，思科给我们的是你们的二点三倍。我们省里今年通信基建的预算，只够买思科的半台。
林知夏看着他。所以呢？
所以我们想试。赵工说，先买三台。跑三个月。没问题的话，明年全省铺。
老周在旁边差点没绷住。他转头看了一眼铁皮柜——那里面的测试报告签字日期是三天前。三天前他们还在想会有人要吗。三天后，有人从北京转了三道电话找过来，下了三台的订单。
但林知夏脸上没什么表情。他低头想了一会儿，说：三台，可以。但我要加一个条件。
赵工眉头动了一下。你说。
三个月试运行期间，你们的工程师要给我们反馈日志。每一条异常，每一次重启，每一个报警——都要写。原文发给我们。三个月之后，不管买不买，这些数据归我们。
赵工看着他，忽然笑了一下。你要拿我们当测试场。
互惠。林知夏说。
赵工想了几秒钟。行。但你们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三年内，如果我们的网络扩容——只要你们的性能跟得上，优先采购权给创世纪。
林知夏伸出手。赵工握了上去。两个人没有签合同，没有按手印，在一间没有空调的实验室里，用一句口头约定，敲定了第一笔路由器生意。
三台秦岭二期在十月中旬发往南方电信局的省中心机房。老周亲自跟车去的。机器装上车的时候，他用抹布把铁壳子上的灰尘擦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能映出人影。
行了，林知夏在楼梯口说，它不怕脏。
老周说：我知道。但我怕。
车开走之后，林知夏回到三楼。实验室里比平时安静得多。十七个人的团队，今天来了十一个，剩下的没到。他没问那些人在哪，但每一个人都知道今天是秦岭出门的日子。有人在工位上坐着发呆，有人在翻旧图纸，老周的位置空着。
林知夏走到铁皮柜前，打开柜门，拿出那个灰色文件夹。他把测试报告抽出来翻到最后一页，签字那行还湿着——其实早就干了，但他总觉得墨迹还是新的。
他把文件夹放回去，关上柜门。然后坐回自己的工位，拿起焊笔，继续焊一块新板子。焊了大概十分钟，他停了一下。没抬头，就那么盯着焊点，说了两个字。
成了。
声音很小，小到隔了两张桌子的实习生都没听见。但实习生看见林知夏焊完那个点之后，把焊笔搁下了。焊笔搁得比平时轻。不像以前，用完就一声摔在桌上。
十一月底，赵工从北京打了个电话过来。就一句话：三台，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跑了四十一天。没重启。
林知夏在电话那头没说话。赵工又说了一句：明年全省的预算，我留了给你们的位置。
挂了电话之后，林知夏在便签纸上写了一行字，贴在那台退役的、用扎带绑着十二块风扇的秦岭一期样机上。字很小，潦草，只有五个字：
成了。继续改。
李家港是在十二月初才知道这个事的。他那天在深圳，参加完一个内地分公司的年度会议，司机开车路过工业园的时候，他让停了一下。
他没上去。站在楼下院子里，抬头看了一眼三楼那扇半开的窗。窗户后面没什么特别的——一台旧铁皮柜，一排工位，墙壁上还贴着那张画了两个圈的白纸，一个圆的，一个歪的。
楼下的注塑代工厂还在响。模具闭合的声音一下一下，有节奏，像心跳。他站在那听了一会儿。
上车之后，司机问：李生，不上楼看看？
不上了。他说。
车开出去一段，他又补了一句：他们忙。
那天晚上他给林知夏打了个电话。
听说你们的机器在跑了。
跑的怎么样？
还行。
还行是多行？
比百分之七十八强。
李家港没追问具体数字。他知道林知夏说的时候，数字通常不差。他换了个话题：他们的工程师，反馈日志给得及时吗？
挺及时的。比我们实验室的数据还细。
有用？
有用。林知夏沉默了一会儿，比我们自己闷头改半年都有用。
李家港在电话那头没接话。过了一会儿，他说了一句：那就跑下去。慢慢来。
林知夏说：
电话挂断了。深圳工业园三楼的灯还亮着。那盏灯下面，有人还在改。不是因为机器有问题——是因为它还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