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学良坐在书桌后面。桌上摆着四颗扣子。一颗“十”。一颗“四”。一颗“七”。一颗“八”。四颗真的。都在他手里。他面前站着赵四。赵四刚从上海跑回来。浑身是汗。喘着气。嘴唇干裂了。像一块干树皮。
“少帅。毛人凤输了。他手里那六颗。都是假的。他刻的。他镀的。他换的。假的。他做了十八年。他缩了十八年头。他咬了十八年人。他咬到的。都是假的。他输了。阮玲玉活着。她手里有十六颗真的。十六颗。都在她手里。”
“我知道。”
“韩志远。他手里有三十三颗真的。三十三颗。都在他手里。他才是第三只手。”
“我知道。”
“胡宗南手里有两颗真的。一颗‘二十六’。一颗‘三十五’。两颗。都在他手里。”
“我知道。”
赵四的瞳孔缩了。
“少帅。您都知道？”
“我都知道。毛人凤输了。他手里那六颗。都是假的。他刻的。他镀的。他换的。假的。他做了十八年。他缩了十八年头。他咬了十八年人。他咬到的。都是假的。他输了。阮玲玉活着。她手里有十六颗真的。十六颗。都在她手里。韩志远手里有三十三颗真的。三十三颗。都在他手里。他才是第三只手。胡宗南手里有两颗真的。一颗‘二十六’。一颗‘三十五’。两颗。都在他手里。三十六颗真的。都在。只有六颗假的。在毛人凤手里。阮玲玉赢了。韩志远赢了。王亚樵没白死。”
张学良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北平的早上。天亮了。太阳出来了。照在院子里。照在老槐树上。照在光秃秃的枝桠上。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喂。接线员。接上海。找阮玲玉。”
电话通了。阮玲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很轻。很软。像一根线。但今天。那根线不抖了。稳了。
“少帅。什么事？”
“阮玲玉。毛人凤输了。他手里那六颗。都是假的。你赢了。”
阮玲玉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
“少帅。我赢了。但我还没完。毛人凤不会认输。日本人不会认输。他们会报复。他们会来杀我。他们会用别的方法。会用记者。会用小报。会用舆论。会用口水。会用刀子。不是杀我的身。是杀我的心。”
张学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长到阮玲玉以为他挂了。
“阮玲玉。你听我说。你不要怕。你不要一个人。你不要吃任何人给你的东西。你不要喝任何人给你的水。你不要相信任何人。”
阮玲玉攥紧了听筒。指头关节发白。
“少帅。我不怕。”
“你不怕。但你得活着。你活着。真的‘零’和真的‘六’和真的‘八’就在。你活着。毛人凤就睡不着觉。你活着。我就赢。”
阮玲玉在电话那头笑了。很轻。像一根线在抖。
“少帅。我活着。”
电话挂了。阮玲玉把听筒放下。她转过身。看着窗外。窗外是上海的早上。太阳出来了。照在弄堂里。照在晾衣杆上。照在旗袍上。照在衬衫上。照在每一个走过的人身上。她笑了。嘴角往上翘。笑得很难看。但她在笑。她活着。她手里有十六颗真的。她活着。她赢了。
四
1946年4月11日。中午十二点。南京。军统局本部。毛人凤办公室。
毛人凤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摆着六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他一颗一颗地排。第一颗。背面刻着“一”。旁边刻着“张作霖”。第二颗。“二”。“吴俊升”。第三颗。“三”。“刘维周”。第四颗。“四”。“张宗昌”。第五颗。“五”。“仪峨诚也”。第六颗。“三十六”。“毛人凤”。六颗扣子。排成一排。像六只眼睛。看着他。他攥着。攥了很久。他翻过来。看背面。刻痕浅。铜色新。假的。他刻的。他镀的。他换的。假的。六颗。都是假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南京的中午。叶子黄了。风一吹。落了一地。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坐下来。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毛人凤。你输了。你手里那六颗。都是假的。你刻的。你镀的。你换的。假的。你做了十八年。你缩了十八年头。你咬了十八年人。你咬到的。都是假的。你输了。”
他把纸折起来。塞进西装内兜。贴着心脏的位置。和那六颗假扣子放在一起。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南京的中午。他看着那些阳光。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嘴角往上翘。但眼睛没动。像一块石头刻出来的。
五
1946年4月11日。下午两点。上海。新闸路。沁园村。阮玲玉寓所。客厅。
阮玲玉坐在客厅里。面前摆着十六颗扣子。一颗“零”。一颗“六”。一颗“八”。两颗“十”。一颗“十”。一颗“十九”。一颗“二十”。一颗“二十一”。一颗“二十一”。一颗“二十二”。一颗“二十三”。一颗“二十四”。一颗“二十五”。一颗“三十六”。十六颗真的。都在她手里。她攥着。攥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上海的下午。太阳快落了。天边红了一片。像血。她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喂。接线员。接北平。找张学良。”
电话通了。张学良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很沉。像一夜没睡。但今天。那个声音里有一丝笑意。
“阮玲玉。什么事？”
“少帅。我手里有十六颗真的。十六颗。都在我手里。韩志远手里有三十三颗真的。三十三颗。都在他手里。胡宗南手里有两颗真的。一颗‘二十六’。一颗‘三十五’。两颗。都在他手里。三十六颗真的。都在。只有六颗假的。在毛人凤手里。我赢了。”
张学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
“阮玲玉。你赢了。但我还没完。毛人凤不会认输。日本人不会认输。他们会报复。他们会来杀你。他们会用别的方法。会用记者。会用小报。会用舆论。会用口水。会用刀子。不是杀我的身。是杀我的心。”
阮玲玉攥紧了听筒。指头关节发白。
“少帅。我不怕。”
“你不怕。但你得活着。你活着。真的‘零’和真的‘六’和真的‘八’就在。你活着。毛人凤就睡不着觉。你活着。我就赢。”
阮玲玉在电话那头笑了。很轻。像一根线在抖。
“少帅。我活着。”
电话挂了。阮玲玉把听筒放下。她转过身。看着窗外。窗外是上海的下午。天边红了一片。像血。她笑了。嘴角往上翘。笑得很难看。但她在笑。她活着。她手里有十六颗真的。她活着。她赢了。
六
1946年4月11日。下午四点。西安。胡宗南长官公署。书房。
胡宗南坐在书桌后面。桌上摆着两颗扣子。一颗真的“二十六”。一颗真的“三十五”。铜的。圆的。刻着“南满”。他攥着。攥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西安的下午。太阳快落了。天边红了一片。像血。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喂。接线员。接上海。找韩志远。”
电话通了。对面传来一个声音。年轻。干净。嘴角往上翘着。像在笑。
“胡长官。什么事？”
“韩志远。毛人凤输了。他手里那六颗。都是假的。你手里有三十三颗真的。阮玲玉手里有十六颗真的。我手里有两颗真的。三十六颗真的。都在。你赢了。”
韩志远在电话那头笑了。很轻。像一根线在抖。
“胡长官。你手里的‘二十六’。是真的。你手里的‘三十五’。是真的。阮玲玉手里的‘三十六’。是真的。你手里的‘二十六’。是真的。我手里的‘三十三’。是真的。三十六颗真的。都在。只有六颗假的。在毛人凤手里。你赢了。”
胡宗南攥紧了那两颗扣子。铜的。凉的。他攥着。攥了很久。然后他笑了。嘴角往上翘。但眼睛没动。像一块石头刻出来的。
“韩志远。你手里的零号扣子。是假的。”
“你手里的零号扣子。是假的。”
两个人同时说。两个人同时沉默。两个人同时攥着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两个人都以为。自己手里那颗是真的。两个人都不肯放手。两个人都在等。等对方先松手。等对方先认输。等对方先露出破绽。
七
1946年4月11日。晚上八点。上海。新闸路。沁园村。阮玲玉寓所。卧室。
阮玲玉坐在梳妆台前面。面前摆着十六颗扣子。一颗“零”。一颗“六”。一颗“八”。两颗“十”。一颗“十”。一颗“十九”。一颗“二十”。一颗“二十一”。一颗“二十一”。一颗“二十二”。一颗“二十三”。一颗“二十四”。一颗“二十五”。一颗“三十六”。十六颗真的。都在她手里。她攥着。攥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上海的深夜。黑黢黢的。像一口锅底。她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床边。坐下来。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手心里有十六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真的。十六颗。都在她手里。她攥着。攥了很久。
然后她听见了敲门声。很轻。三下。咚。咚。咚。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门口站着一个人。穿灰布长衫。戴礼帽。帽檐压得很低。下巴上有一道疤。那个人看着她。嘴角往上翘着。像一条蜈蚣在爬。他举起右手。手里攥着一样东西。铜的。圆的。刻着“南满”。真的零号扣子。然后他又摸出第二颗。铜的。圆的。刻着“南满”。背面刻着“一”。旁边刻着“张作霖”。真的“一”号扣子。第三颗。铜的。圆的。刻着“南满”。背面刻着“二”。旁边刻着“吴俊升”。真的“二”号扣子
张学良坐在书桌后面。桌上摆着四颗扣子。一颗“十”。一颗“四”。一颗“七”。一颗“八”。四颗真的。都在他手里。他面前站着赵四。赵四刚从上海跑回来。浑身是汗。喘着气。嘴唇干裂了。像一块干树皮。
“少帅。毛人凤输了。他手里那六颗。都是假的。他刻的。他镀的。他换的。假的。他做了十八年。他缩了十八年头。他咬了十八年人。他咬到的。都是假的。他输了。阮玲玉活着。她手里有十六颗真的。十六颗。都在她手里。”
“我知道。”
“韩志远。他手里有三十三颗真的。三十三颗。都在他手里。他才是第三只手。”
“我知道。”
“胡宗南手里有两颗真的。一颗‘二十六’。一颗‘三十五’。两颗。都在他手里。”
“我知道。”
赵四的瞳孔缩了。
“少帅。您都知道？”
“我都知道。毛人凤输了。他手里那六颗。都是假的。他刻的。他镀的。他换的。假的。他做了十八年。他缩了十八年头。他咬了十八年人。他咬到的。都是假的。他输了。阮玲玉活着。她手里有十六颗真的。十六颗。都在她手里。韩志远手里有三十三颗真的。三十三颗。都在他手里。他才是第三只手。胡宗南手里有两颗真的。一颗‘二十六’。一颗‘三十五’。两颗。都在他手里。三十六颗真的。都在。只有六颗假的。在毛人凤手里。阮玲玉赢了。韩志远赢了。王亚樵没白死。”
张学良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北平的早上。天亮了。太阳出来了。照在院子里。照在老槐树上。照在光秃秃的枝桠上。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喂。接线员。接上海。找阮玲玉。”
电话通了。阮玲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很轻。很软。像一根线。但今天。那根线不抖了。稳了。
“少帅。什么事？”
“阮玲玉。毛人凤输了。他手里那六颗。都是假的。你赢了。”
阮玲玉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
“少帅。我赢了。但我还没完。毛人凤不会认输。日本人不会认输。他们会报复。他们会来杀我。他们会用别的方法。会用记者。会用小报。会用舆论。会用口水。会用刀子。不是杀我的身。是杀我的心。”
张学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长到阮玲玉以为他挂了。
“阮玲玉。你听我说。你不要怕。你不要一个人。你不要吃任何人给你的东西。你不要喝任何人给你的水。你不要相信任何人。”
阮玲玉攥紧了听筒。指头关节发白。
“少帅。我不怕。”
“你不怕。但你得活着。你活着。真的‘零’和真的‘六’和真的‘八’就在。你活着。毛人凤就睡不着觉。你活着。我就赢。”
阮玲玉在电话那头笑了。很轻。像一根线在抖。
“少帅。我活着。”
电话挂了。阮玲玉把听筒放下。她转过身。看着窗外。窗外是上海的早上。太阳出来了。照在弄堂里。照在晾衣杆上。照在旗袍上。照在衬衫上。照在每一个走过的人身上。她笑了。嘴角往上翘。笑得很难看。但她在笑。她活着。她手里有十六颗真的。她活着。她赢了。
四
1946年4月11日。中午十二点。南京。军统局本部。毛人凤办公室。
毛人凤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摆着六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他一颗一颗地排。第一颗。背面刻着“一”。旁边刻着“张作霖”。第二颗。“二”。“吴俊升”。第三颗。“三”。“刘维周”。第四颗。“四”。“张宗昌”。第五颗。“五”。“仪峨诚也”。第六颗。“三十六”。“毛人凤”。六颗扣子。排成一排。像六只眼睛。看着他。他攥着。攥了很久。他翻过来。看背面。刻痕浅。铜色新。假的。他刻的。他镀的。他换的。假的。六颗。都是假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南京的中午。叶子黄了。风一吹。落了一地。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坐下来。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毛人凤。你输了。你手里那六颗。都是假的。你刻的。你镀的。你换的。假的。你做了十八年。你缩了十八年头。你咬了十八年人。你咬到的。都是假的。你输了。”
他把纸折起来。塞进西装内兜。贴着心脏的位置。和那六颗假扣子放在一起。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南京的中午。他看着那些阳光。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嘴角往上翘。但眼睛没动。像一块石头刻出来的。
五
1946年4月11日。下午两点。上海。新闸路。沁园村。阮玲玉寓所。客厅。
阮玲玉坐在客厅里。面前摆着十六颗扣子。一颗“零”。一颗“六”。一颗“八”。两颗“十”。一颗“十”。一颗“十九”。一颗“二十”。一颗“二十一”。一颗“二十一”。一颗“二十二”。一颗“二十三”。一颗“二十四”。一颗“二十五”。一颗“三十六”。十六颗真的。都在她手里。她攥着。攥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上海的下午。太阳快落了。天边红了一片。像血。她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喂。接线员。接北平。找张学良。”
电话通了。张学良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很沉。像一夜没睡。但今天。那个声音里有一丝笑意。
“阮玲玉。什么事？”
“少帅。我手里有十六颗真的。十六颗。都在我手里。韩志远手里有三十三颗真的。三十三颗。都在他手里。胡宗南手里有两颗真的。一颗‘二十六’。一颗‘三十五’。两颗。都在他手里。三十六颗真的。都在。只有六颗假的。在毛人凤手里。我赢了。”
张学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
“阮玲玉。你赢了。但我还没完。毛人凤不会认输。日本人不会认输。他们会报复。他们会来杀你。他们会用别的方法。会用记者。会用小报。会用舆论。会用口水。会用刀子。不是杀我的身。是杀我的心。”
阮玲玉攥紧了听筒。指头关节发白。
“少帅。我不怕。”
“你不怕。但你得活着。你活着。真的‘零’和真的‘六’和真的‘八’就在。你活着。毛人凤就睡不着觉。你活着。我就赢。”
阮玲玉在电话那头笑了。很轻。像一根线在抖。
“少帅。我活着。”
电话挂了。阮玲玉把听筒放下。她转过身。看着窗外。窗外是上海的下午。天边红了一片。像血。她笑了。嘴角往上翘。笑得很难看。但她在笑。她活着。她手里有十六颗真的。她活着。她赢了。
六
1946年4月11日。下午四点。西安。胡宗南长官公署。书房。
胡宗南坐在书桌后面。桌上摆着两颗扣子。一颗真的“二十六”。一颗真的“三十五”。铜的。圆的。刻着“南满”。他攥着。攥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西安的下午。太阳快落了。天边红了一片。像血。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喂。接线员。接上海。找韩志远。”
电话通了。对面传来一个声音。年轻。干净。嘴角往上翘着。像在笑。
“胡长官。什么事？”
“韩志远。毛人凤输了。他手里那六颗。都是假的。你手里有三十三颗真的。阮玲玉手里有十六颗真的。我手里有两颗真的。三十六颗真的。都在。你赢了。”
韩志远在电话那头笑了。很轻。像一根线在抖。
“胡长官。你手里的‘二十六’。是真的。你手里的‘三十五’。是真的。阮玲玉手里的‘三十六’。是真的。你手里的‘二十六’。是真的。我手里的‘三十三’。是真的。三十六颗真的。都在。只有六颗假的。在毛人凤手里。你赢了。”
胡宗南攥紧了那两颗扣子。铜的。凉的。他攥着。攥了很久。然后他笑了。嘴角往上翘。但眼睛没动。像一块石头刻出来的。
“韩志远。你手里的零号扣子。是假的。”
“你手里的零号扣子。是假的。”
两个人同时说。两个人同时沉默。两个人同时攥着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两个人都以为。自己手里那颗是真的。两个人都不肯放手。两个人都在等。等对方先松手。等对方先认输。等对方先露出破绽。
七
1946年4月11日。晚上八点。上海。新闸路。沁园村。阮玲玉寓所。卧室。
阮玲玉坐在梳妆台前面。面前摆着十六颗扣子。一颗“零”。一颗“六”。一颗“八”。两颗“十”。一颗“十”。一颗“十九”。一颗“二十”。一颗“二十一”。一颗“二十一”。一颗“二十二”。一颗“二十三”。一颗“二十四”。一颗“二十五”。一颗“三十六”。十六颗真的。都在她手里。她攥着。攥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上海的深夜。黑黢黢的。像一口锅底。她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床边。坐下来。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手心里有十六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真的。十六颗。都在她手里。她攥着。攥了很久。
然后她听见了敲门声。很轻。三下。咚。咚。咚。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门口站着一个人。穿灰布长衫。戴礼帽。帽檐压得很低。下巴上有一道疤。那个人看着她。嘴角往上翘着。像一条蜈蚣在爬。他举起右手。手里攥着一样东西。铜的。圆的。刻着“南满”。真的零号扣子。然后他又摸出第二颗。铜的。圆的。刻着“南满”。背面刻着“一”。旁边刻着“张作霖”。真的“一”号扣子。第三颗。铜的。圆的。刻着“南满”。背面刻着“二”。旁边刻着“吴俊升”。真的“二”号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