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成都上任后的第七天，做了一件让当地士绅颇感意外的事。他没有召集川省各府的官员来成都议事，也没有颁布新的告示和政令，而是换了一身旧布袍，带了一个随从，沿着成都城内的水渠走了一遍。
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稳了才迈下一步。随从跟在后面，手里捧着一卷纸，在渠边和桥头的拐角处停下来，依次把曾国藩交代的记录和标记逐一记下。他们在城西的一处排水口前面蹲了下来，曾国藩伸手探了一下渠底沉积物的厚度，手指抽出来的时候沾了一层黑泥，他把手指在渠边的石头上蹭了蹭，又蹲着看了一会儿水面的流向和流速。城内的几条主要水渠里，水色发暗，有些渠段的水面几乎静止不动，只有细小的水纹在缓慢推移。城东的渠段略好一些，但渠壁上长满了青苔和杂草，有几处石缝里往外渗水，沿着渠壁往下淌。
他在城门口蹲下来，在随身携带的册子上画了一幅简易的成都城水渠分布图，标注了需要疏浚的地段和可能需要补砌的沟段。他在图边写了一行小字：“渠通则城活。活水入城，百业自兴。”
当天傍晚回到总督衙门，曾国藩让人把城内的旧水渠图翻了出来，和他自己画的那幅草图对照了一遍。对照之后他皱起了眉。旧图上标注的水渠走向跟他在城里看到的实际情况有几处对不上。城西的几条支渠在旧图上是连通到府河的，但他在城里走的时候发现那几条渠已经断流了，渠底的淤泥干裂，有些渠段被居民填平了在上面搭了棚子。他把旧图搁在桌上，坐了一会儿，又把前四川总督留下的旧册子翻了出来。册子里记录着川省各府历年来的田赋、人口、矿藏和商路情况，纸页已经泛黄发脆，有几页边角被虫蛀了，字迹缺了半边。他翻到都江堰那一节时停了下来。
册子上关于都江堰的记载停留在咸丰四年。上面写着：“都江堰岁修银八千两，由灌县、郫县、崇宁三县分摊。咸丰三年岁修停工，堰体淤积严重。四年春灌，内江水路仅通三成，成都平原半数田亩未能按时栽插。”后面的几页是空的，没有咸丰五年和六年的记录。曾国藩把册子合上，在灯下坐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他把善后处负责水利的官员叫到了总督衙门。来的是一个姓吴的通判，原在成都府衙管水利，五十多岁，花白头发，脸上皱纹很深，站在曾国藩面前的时候有些拘谨。曾国藩问他：“都江堰的岁修停了几年了？”
吴通判回答：“回大人，从咸丰三年起就没修过。头两年是兵荒马乱没人管，后来是没钱。灌县那边报了几次，府里拨不出银子，就一直拖着了。”
“现在堰体什么情况？”
“不好。”吴通判说得直接，“咸丰四年春灌的时候，内江的水量只有往年的一半。去年更差，宝瓶口下面淤了一大片，水都进不了内江，有些地方是靠临时扒开的缺口引水。今年如果再不大修，明年春灌的时候成都平原的田有一半得撂荒。”
曾国藩问：“岁修要多少银子？”
“按旧例是八千两。但今年淤积得厉害，恐怕得翻一倍，一万五六千两才够。”
曾国藩没有立刻回答。他在桌边坐了一会儿，手指在册子上叩了两下。善后处的银库里有多少银子他心里有数——四川刚经过战乱，田赋减免了半年，库银只出不进，眼下能动用的现银不到两万两。如果拨一万五六千两去修都江堰，成都城内的水渠疏浚和以工代赈的工钱就没有着落。他正在权衡，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石达开推门走了进来。
石达开看到吴通判在，没有立刻开口。曾国藩让吴通判先回去，把都江堰的情况写成一份详细的呈文报上来。吴通判退出去之后，石达开在曾国藩对面坐下来，问了一句：“都江堰的事？”
曾国藩点头，把册子推过去。石达开翻了翻，合上放回桌上：“我在重庆的时候听人说过，成都平原的粮仓大半靠都江堰撑着。如果明年春灌出了岔子，川西的秋粮收不上来，我们四万降兵的粮从哪里出？”他顿了一下，“但银库里的钱不够。军务署那边的账我看过了，这个月拨付的军饷和降兵安置费已经把库银支了大半，剩下的还要留作应急。”
曾国藩看着他：“你的意思是先修成都的水渠，都江堰放一放？”
石达开没有直接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在午后的日光下泛着暗绿色的光泽。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来说：“都江堰不能放。成都的水渠可以晚两个月修，但都江堰如果拖到明年春天再动，春灌就赶不上了。到时候川西的田种不下去，成都的粮食就得从湖北调。湖北的粮运过来，走水路要半个月，运费比粮价还贵。这笔账我算过，修都江堰的银子跟从湖北调粮的运费差不多，但修堰是一次的事，调粮是年年的事。”
曾国藩点了点头，但补了一句：“银库里的钱怎么挪，得有个说法。善后处的账要平，不然政务院那边对不上。”
石达开在桌边坐下来，想了一会儿：“军务署那边可以先挪五千两出来，算作军费暂借，明年秋后从川西的田赋里还。剩下的缺口，让灌县、郫县、崇宁三县各出一部分，以工代赈的方式用工，工钱从善后处的粮仓里拨粮抵扣，不动现银。”
曾国藩把算盘拿过来拨了几下，抬头说：“这样能凑出一万两出头，还差几千两。”
“差的几千两，找灌县的士绅捐一部分。都江堰修好了，他们的田最先受益。不愿意捐的，明年春灌的水先分给愿意捐的村。”
曾国藩把算盘放下，站起来说：“我去灌县一趟，当面跟当地的士绅谈。”
曾国藩到灌县的时候是第二天的傍晚。他没有进县城，直接去了都江堰的堰口。堰口在岷江出山口的位置，江水从山峡中奔涌而出，在鱼嘴处分流。他在鱼嘴上游的岸边站了一会儿，蹲下来看堰体的状况。鱼嘴分水堤的迎水面有几处已经塌陷了，石笼散落，竹笼被水流冲得歪斜，有些地方露出了内部的卵石和泥沙。金刚堤的堤身上长满了杂草和灌木，有几棵小树从堤身裂缝里长出来，根须已经扎进了夯土层的深处。飞沙堰的堰面淤积严重，泥沙和碎石堆积在堰口，堰体的溢流断面被堵了大半。离堆前面的宝瓶口，进水口两侧的石壁上布满了冲刷的痕迹和裂缝，有几处石壁已经向外鼓出，看起来随时可能塌落。
他在堰口蹲了半个时辰，站起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随从举着灯笼跟在后面，他在堰口旁边的石头上坐下来，让人把灌县知县和几个当地士绅叫了过来。来的人不多，只有五个，其中三个是灌县本地的士绅，另两个是郫县和崇宁来的代表。几个人站在曾国藩面前，神色各异。灌县本地的士绅还算稳当，郫县和崇宁来的两个代表脸色不太好看。
曾国藩开口先说了一句：“都江堰的堰体已经塌了几处，明年春灌之前必须修好。今天找各位来，是要商量修堰的银子从哪里出。”
灌县本地的士绅先开口，姓张，在灌县有几处田产，是当地最大的地主。他说话不急不缓：“曾大人，都江堰岁修是旧例，往年是灌县、郫县、崇宁三县分摊。我们灌县靠堰最近，受益最大，出银子我们认。但今年灌县的田赋已经减了，库房里没有余钱，要修堰只能从田赋里加派。”
郫县来的代表姓李，是个瘦高个儿，穿着一件半旧的绸袍，站在张姓士绅后面一直没有开口。这时忽然说话了：“张公说得在理，但郫县的田赋也减了。郫县的田靠的是内江的水，都江堰修好了，郫县受益。但要郫县的农户现在拿现银出来，恐怕拿不出。能不能秋后收了粮再交？”
崇宁来的代表姓王，是个矮胖的中年人，一直蹲在旁边的石头上。他站起来拍了拍衣摆上的灰，说了一句：“两位说的都是实情。但我插一句——崇宁在都江堰的下游，水到了崇宁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修堰的时候崇宁出银子，但春灌的时候崇宁的水最少。这笔账怎么算？”
曾国藩听着三个人说话，没有打断。等他们都停下来之后，他才开口：“修堰的银子，不从田赋里加派。今年的田赋已经减了，再加派就是逼人卖地。”他从袖口里抽出一份纸来，上面是他下午在堰口算过的账目，“修堰的银子分三部分出。第一部分，军务署借五千两，明年秋后从川西的田赋里还。第二部分，灌县、郫县、崇宁三县各出两千两，分两年还清，不计利息。第三部分，缺的几千两由善后处以工代赈的方式补足——修堰的工匠和民夫从三县的农户里招募，工钱不发现银，发粮。粮从成都善后处的常平仓调拨。”
张姓士绅听了之后，脸上神色松了一些。他问了一句：“工钱发粮，发多少？”
曾国藩说：“每人每天三斤米，管两顿饭。干满一个月，另发一匹布。这个标准比成都城里的工队高，因为都江堰的活计重，路也远。”
李代表和王代表互相看了一眼，没有再开口反对。但张姓士绅沉默了一阵之后又开了口：“曾大人，修堰的工匠从哪里来？都江堰的岁修要专门的堰工，不是随便找人就能干的。有些活计——比如鱼嘴的竹笼装填、金刚堤的卵石夯筑——需要懂行的老堰工。灌县本地干过堰工的人还有些，但年纪都大了。”
曾国藩点了点头：“这个我晓得了。老堰工你来请，工钱按天算，比普通民夫多一倍。他们要是干不动重活，就在现场教年轻人，带一个徒弟另给一份工钱。”
张姓士绅这才点了头。
修堰的工程在三天后正式开工。曾国藩从成都赶到灌县，在堰口旁边搭了一间简易的工棚作为临时指挥点。从灌县、郫县、崇宁三县招募来的民夫陆续到了堰口，住在工棚旁边的临时帐篷里。老堰工被请来了十几个，年纪最大的已经七十多岁，走路都有些摇晃，但到了鱼嘴旁边蹲下来看堰体的断裂面时，眼睛亮了起来。他伸手摸了摸竹笼的编法，又趴在地上听了一会儿江水的流向，站起来对旁边的年轻人说了一句：“竹笼要重新编，眼子密一些，卵石要选大小均匀的。你们现在编的笼子眼子太大，水一冲就散。”
工程的进展不算快。头几天主要在清理飞沙堰的淤积和修补鱼嘴的竹笼。民夫们在老堰工的指点下
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稳了才迈下一步。随从跟在后面，手里捧着一卷纸，在渠边和桥头的拐角处停下来，依次把曾国藩交代的记录和标记逐一记下。他们在城西的一处排水口前面蹲了下来，曾国藩伸手探了一下渠底沉积物的厚度，手指抽出来的时候沾了一层黑泥，他把手指在渠边的石头上蹭了蹭，又蹲着看了一会儿水面的流向和流速。城内的几条主要水渠里，水色发暗，有些渠段的水面几乎静止不动，只有细小的水纹在缓慢推移。城东的渠段略好一些，但渠壁上长满了青苔和杂草，有几处石缝里往外渗水，沿着渠壁往下淌。
他在城门口蹲下来，在随身携带的册子上画了一幅简易的成都城水渠分布图，标注了需要疏浚的地段和可能需要补砌的沟段。他在图边写了一行小字：“渠通则城活。活水入城，百业自兴。”
当天傍晚回到总督衙门，曾国藩让人把城内的旧水渠图翻了出来，和他自己画的那幅草图对照了一遍。对照之后他皱起了眉。旧图上标注的水渠走向跟他在城里看到的实际情况有几处对不上。城西的几条支渠在旧图上是连通到府河的，但他在城里走的时候发现那几条渠已经断流了，渠底的淤泥干裂，有些渠段被居民填平了在上面搭了棚子。他把旧图搁在桌上，坐了一会儿，又把前四川总督留下的旧册子翻了出来。册子里记录着川省各府历年来的田赋、人口、矿藏和商路情况，纸页已经泛黄发脆，有几页边角被虫蛀了，字迹缺了半边。他翻到都江堰那一节时停了下来。
册子上关于都江堰的记载停留在咸丰四年。上面写着：“都江堰岁修银八千两，由灌县、郫县、崇宁三县分摊。咸丰三年岁修停工，堰体淤积严重。四年春灌，内江水路仅通三成，成都平原半数田亩未能按时栽插。”后面的几页是空的，没有咸丰五年和六年的记录。曾国藩把册子合上，在灯下坐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他把善后处负责水利的官员叫到了总督衙门。来的是一个姓吴的通判，原在成都府衙管水利，五十多岁，花白头发，脸上皱纹很深，站在曾国藩面前的时候有些拘谨。曾国藩问他：“都江堰的岁修停了几年了？”
吴通判回答：“回大人，从咸丰三年起就没修过。头两年是兵荒马乱没人管，后来是没钱。灌县那边报了几次，府里拨不出银子，就一直拖着了。”
“现在堰体什么情况？”
“不好。”吴通判说得直接，“咸丰四年春灌的时候，内江的水量只有往年的一半。去年更差，宝瓶口下面淤了一大片，水都进不了内江，有些地方是靠临时扒开的缺口引水。今年如果再不大修，明年春灌的时候成都平原的田有一半得撂荒。”
曾国藩问：“岁修要多少银子？”
“按旧例是八千两。但今年淤积得厉害，恐怕得翻一倍，一万五六千两才够。”
曾国藩没有立刻回答。他在桌边坐了一会儿，手指在册子上叩了两下。善后处的银库里有多少银子他心里有数——四川刚经过战乱，田赋减免了半年，库银只出不进，眼下能动用的现银不到两万两。如果拨一万五六千两去修都江堰，成都城内的水渠疏浚和以工代赈的工钱就没有着落。他正在权衡，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石达开推门走了进来。
石达开看到吴通判在，没有立刻开口。曾国藩让吴通判先回去，把都江堰的情况写成一份详细的呈文报上来。吴通判退出去之后，石达开在曾国藩对面坐下来，问了一句：“都江堰的事？”
曾国藩点头，把册子推过去。石达开翻了翻，合上放回桌上：“我在重庆的时候听人说过，成都平原的粮仓大半靠都江堰撑着。如果明年春灌出了岔子，川西的秋粮收不上来，我们四万降兵的粮从哪里出？”他顿了一下，“但银库里的钱不够。军务署那边的账我看过了，这个月拨付的军饷和降兵安置费已经把库银支了大半，剩下的还要留作应急。”
曾国藩看着他：“你的意思是先修成都的水渠，都江堰放一放？”
石达开没有直接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在午后的日光下泛着暗绿色的光泽。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来说：“都江堰不能放。成都的水渠可以晚两个月修，但都江堰如果拖到明年春天再动，春灌就赶不上了。到时候川西的田种不下去，成都的粮食就得从湖北调。湖北的粮运过来，走水路要半个月，运费比粮价还贵。这笔账我算过，修都江堰的银子跟从湖北调粮的运费差不多，但修堰是一次的事，调粮是年年的事。”
曾国藩点了点头，但补了一句：“银库里的钱怎么挪，得有个说法。善后处的账要平，不然政务院那边对不上。”
石达开在桌边坐下来，想了一会儿：“军务署那边可以先挪五千两出来，算作军费暂借，明年秋后从川西的田赋里还。剩下的缺口，让灌县、郫县、崇宁三县各出一部分，以工代赈的方式用工，工钱从善后处的粮仓里拨粮抵扣，不动现银。”
曾国藩把算盘拿过来拨了几下，抬头说：“这样能凑出一万两出头，还差几千两。”
“差的几千两，找灌县的士绅捐一部分。都江堰修好了，他们的田最先受益。不愿意捐的，明年春灌的水先分给愿意捐的村。”
曾国藩把算盘放下，站起来说：“我去灌县一趟，当面跟当地的士绅谈。”
曾国藩到灌县的时候是第二天的傍晚。他没有进县城，直接去了都江堰的堰口。堰口在岷江出山口的位置，江水从山峡中奔涌而出，在鱼嘴处分流。他在鱼嘴上游的岸边站了一会儿，蹲下来看堰体的状况。鱼嘴分水堤的迎水面有几处已经塌陷了，石笼散落，竹笼被水流冲得歪斜，有些地方露出了内部的卵石和泥沙。金刚堤的堤身上长满了杂草和灌木，有几棵小树从堤身裂缝里长出来，根须已经扎进了夯土层的深处。飞沙堰的堰面淤积严重，泥沙和碎石堆积在堰口，堰体的溢流断面被堵了大半。离堆前面的宝瓶口，进水口两侧的石壁上布满了冲刷的痕迹和裂缝，有几处石壁已经向外鼓出，看起来随时可能塌落。
他在堰口蹲了半个时辰，站起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随从举着灯笼跟在后面，他在堰口旁边的石头上坐下来，让人把灌县知县和几个当地士绅叫了过来。来的人不多，只有五个，其中三个是灌县本地的士绅，另两个是郫县和崇宁来的代表。几个人站在曾国藩面前，神色各异。灌县本地的士绅还算稳当，郫县和崇宁来的两个代表脸色不太好看。
曾国藩开口先说了一句：“都江堰的堰体已经塌了几处，明年春灌之前必须修好。今天找各位来，是要商量修堰的银子从哪里出。”
灌县本地的士绅先开口，姓张，在灌县有几处田产，是当地最大的地主。他说话不急不缓：“曾大人，都江堰岁修是旧例，往年是灌县、郫县、崇宁三县分摊。我们灌县靠堰最近，受益最大，出银子我们认。但今年灌县的田赋已经减了，库房里没有余钱，要修堰只能从田赋里加派。”
郫县来的代表姓李，是个瘦高个儿，穿着一件半旧的绸袍，站在张姓士绅后面一直没有开口。这时忽然说话了：“张公说得在理，但郫县的田赋也减了。郫县的田靠的是内江的水，都江堰修好了，郫县受益。但要郫县的农户现在拿现银出来，恐怕拿不出。能不能秋后收了粮再交？”
崇宁来的代表姓王，是个矮胖的中年人，一直蹲在旁边的石头上。他站起来拍了拍衣摆上的灰，说了一句：“两位说的都是实情。但我插一句——崇宁在都江堰的下游，水到了崇宁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修堰的时候崇宁出银子，但春灌的时候崇宁的水最少。这笔账怎么算？”
曾国藩听着三个人说话，没有打断。等他们都停下来之后，他才开口：“修堰的银子，不从田赋里加派。今年的田赋已经减了，再加派就是逼人卖地。”他从袖口里抽出一份纸来，上面是他下午在堰口算过的账目，“修堰的银子分三部分出。第一部分，军务署借五千两，明年秋后从川西的田赋里还。第二部分，灌县、郫县、崇宁三县各出两千两，分两年还清，不计利息。第三部分，缺的几千两由善后处以工代赈的方式补足——修堰的工匠和民夫从三县的农户里招募，工钱不发现银，发粮。粮从成都善后处的常平仓调拨。”
张姓士绅听了之后，脸上神色松了一些。他问了一句：“工钱发粮，发多少？”
曾国藩说：“每人每天三斤米，管两顿饭。干满一个月，另发一匹布。这个标准比成都城里的工队高，因为都江堰的活计重，路也远。”
李代表和王代表互相看了一眼，没有再开口反对。但张姓士绅沉默了一阵之后又开了口：“曾大人，修堰的工匠从哪里来？都江堰的岁修要专门的堰工，不是随便找人就能干的。有些活计——比如鱼嘴的竹笼装填、金刚堤的卵石夯筑——需要懂行的老堰工。灌县本地干过堰工的人还有些，但年纪都大了。”
曾国藩点了点头：“这个我晓得了。老堰工你来请，工钱按天算，比普通民夫多一倍。他们要是干不动重活，就在现场教年轻人，带一个徒弟另给一份工钱。”
张姓士绅这才点了头。
修堰的工程在三天后正式开工。曾国藩从成都赶到灌县，在堰口旁边搭了一间简易的工棚作为临时指挥点。从灌县、郫县、崇宁三县招募来的民夫陆续到了堰口，住在工棚旁边的临时帐篷里。老堰工被请来了十几个，年纪最大的已经七十多岁，走路都有些摇晃，但到了鱼嘴旁边蹲下来看堰体的断裂面时，眼睛亮了起来。他伸手摸了摸竹笼的编法，又趴在地上听了一会儿江水的流向，站起来对旁边的年轻人说了一句：“竹笼要重新编，眼子密一些，卵石要选大小均匀的。你们现在编的笼子眼子太大，水一冲就散。”
工程的进展不算快。头几天主要在清理飞沙堰的淤积和修补鱼嘴的竹笼。民夫们在老堰工的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