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彰到任广东省长的第三天，广州城迎来了新年以来第一场大雾。
珠江口的海面上灰蒙蒙一片，码头边的栈桥和货棚在雾中只剩下模糊的轮廓，船影在雾里缓慢移动。吴健彰在省政府正堂里坐着，面前的桌面上摊开着一幅香港岛及九龙半岛的地图，图上的边界线用红笔标注过，旁边的备注栏里写满了铅笔批注。他在桌边坐了一个多时辰，把前任留下的记录和香港方面的情报逐条看了一遍。正堂的门虚掩着，门外偶尔传来文书走动的脚步声，在广州潮湿的空气中发出细碎的声响。
当天上午，他收到了从北京发来的第二份电报。电报确认了香港行政委员会的组成方案和成立日期，并附了一段话：“香港的最终地位由你全权谈判。中央不设具体条款，只划定底线。底线两条：香港主权归属太平天国；英国不在香港保留驻军。”电报的末尾还有一行小字：“英方代表已表示可于数日内会面，希望尽快确定具体时间。”
吴健彰看完电报后没有立即回复，而是让秘书把前任留下的几份关于香港的档案调来，按时间顺序排好。他翻到其中一份，是叶名琛离任前写的备忘录。备忘录的最后一段写的是：“英人善拖。他们在谈判桌上从来不急，等你急。你急了，他们就赢了。”吴健彰把这段话看了两遍，用铅笔在旁边画了一道线。
他放下档案，站起来走到正堂门口。门外的院子里，几个文书正在廊下整理刚到的公文，有人蹲在台阶上把散落的纸页按编号排好，有人用镇纸压住被风吹起的纸角，有人捧着刚校对完的名单往中院送。吴健彰在门槛边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些文书来来往往，然后把何幕僚长叫了进来。
何幕僚长五十出头，在总督府干了二十年，对广东各府县的情况了如指掌。他进门后，吴健彰把英方代表的函件递给他，问：“你了解这个约翰斯顿吗？”
何幕僚长接过函件翻了翻，说：“约翰斯顿在香港住了二十多年，怡和洋行出身，会说广东话，在港岛和九龙都有产业。他不是外交官，是商人。商人谈事情，只认利益，不认面子。你给他留点面子，他给你留点里子。”
吴健彰说：“他提的这个方案，英方要有否决权。这已经不是面子问题了。”
何幕僚长点头：“那就看谁先撑不住。香港的粮食供应已经断了两个月，岛上的粮价涨了三倍。约翰斯顿代表的是在港英商，不是伦敦政府。英商撑得越久，损失越大。约翰斯顿本人就撑不了太久——他在九龙有两间货仓，断供以来已经空了一半。”
吴健彰在桌边坐了片刻，说：“你明天去一趟香港，带一份中方拟定的委员会章程草案，交给约翰斯顿。草案里可以不写席位比例，只写职权划分。让他先看，看完再谈席位。”
何幕僚长问：“如果他问起驻军呢？”
吴健彰说：“照实说。驻军由中方负责，英方不驻军，不设防，不挂旗。这三条不能动。其他都可以谈。”
何幕僚长在第二天上午乘船前往香港。他在香港岛中环的一间旧楼里见到了约翰斯顿。约翰斯顿是个高瘦的中年人，穿着一身深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说话时带着香港口音的广东话，偶尔夹杂几句英文。他在办公室的桌前站起来迎接何幕僚长，倒了两杯茶，然后坐下来翻了翻中方拟定的章程草案。
约翰斯顿看完之后，把草案放在桌上，说：“何先生，这份草案写的是中方单方面派任主席和委员，英方只有两名代表参加讨论，没有表决权。这和协议里写的‘共同管理’不是一回事。”
何幕僚长说：“协议里写的是‘参与日常事务的讨论’，不是‘共同决定’。英方可以讨论，可以提意见，但决定权在中方。这是主权问题，不是管理问题。”
约翰斯顿说：“如果英方没有决定权，那英方在委员会里的存在有什么意义？”
何幕僚长说：“英方的存在有两重意义。第一，代表英方在港的商务和侨民事务，把英方的诉求直接反映到委员会。第二，在委员会作出涉及英方利益的决定时，英方可以提前知道、提前协商。这不是摆设，这是桥梁。”
约翰斯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需要和香港的英商代表开会讨论。草案留在我这里，三天之内给你答复。”
何幕僚长回到广州后，把情况向吴健彰做了汇报。吴健彰听完之后，当天夜里给北京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谈判的进展。洪启明在回电中指示：“不着急。英方拖，我们也拖。但香港行政委员会要在春节前挂牌，不能再晚。如果英方在三天内不答复，你直接按中方单方面组建的方案推进，把名单报北京备案。”
三天过去了，约翰斯顿没有回复。
吴健彰在第三天下午给香港发了一封正式函件，确认中方将在数日内单方面组建香港行政委员会，并邀请英方在委员会挂牌后派代表参加日常事务的讨论。函件的措辞克制但明确，末尾附了一句：“英方如对委员会章程有具体修改意见，可在挂牌后以书面形式提交，中方将逐条研究。”
函件发出的第二天，约翰斯顿从香港赶到了广州。他在当天下午直接到广东省政府求见吴健彰，没有通过中立渠道，也没有提前预约。吴健彰在正堂里见了他。约翰斯顿进门后没有寒暄，开门见山地说：“吴先生，英方愿意接受中方提出的委员会组成方案。主席由中方派任，英方两名代表参加讨论，没有否决权。”
吴健彰在桌边坐了片刻，然后说：“约翰斯顿先生，你早该做这个决定。”
约翰斯顿说：“英商在香港有大量投资和产业。如果委员会不能正常运作，损失最大的是我们。伦敦政府远在万里之外，他们不急，我们急。”
吴健彰说：“那就签协议。明天上午，在这里签字。”
约翰斯顿在第二天上午签署了《香港行政委员会章程》。章程的内容分五部分：第一，香港主权归中国，治权归中国。第二，委员会设主席一名，由中方派任；副主席一名，由英方派任，参与日常事务讨论，无否决权。第三，委员会下设行政处和秘书处，负责香港的日常行政事务。第四，香港驻军由中方派驻，英方不驻军，不设防，不挂旗。第五，英方在港的居住和贸易权益保留五十年。
签字结束后，约翰斯顿在桌边坐了一会儿，然后把笔放在桌上，说了一句：“吴先生，我在香港住了二十多年。我不希望香港出乱子。”
吴健彰把协议收好，说：“香港是中国领土。出不了乱子。”
香港行政委员会的章程签署后，吴健彰在当天下午给北京发了一封电报。电报只有一句话：“香港章程已签。委员会将在数日内挂牌。”
洪启明在回电中写道：“挂牌之后，香港的事就交给你了。英方不服，让他们找叶名琛。叶名琛现在是外务大臣，专门管这件事。”
同一天，另一件事也在广州发生了。广东沿海的几处港口报告，最近几天有渔船在夜间向香港方向偷运物资，主要是大米和蔬菜。吴健彰在收到报告后没有立即下令封锁港口，而是派人查明了偷运的物资数量、规模和来源，确认了提供物资的渔村和供应商，然后通报广东沿海各府加强夜间巡查和锚地管制，同时对涉案渔村和供应商进行登记，要求其承诺停止向香港方向输送物资。
何幕僚长在当天下午问吴健彰：“为什么不直接抓人？”
吴健彰说：“抓人容易，抓完了呢？渔村的人靠海吃海，香港那边出高价买粮，他们不卖，就得饿肚子。先登记，再警告，给他们一条路走。下次再犯，再抓不迟。”
何幕僚长说：“那香港那边等着的粮船怎么办？”
吴健彰说：“香港的粮船等不了多久。委员会挂牌之后，香港的物资供应要逐步恢复，但恢复多少、什么时候恢复，由委员会决定，不是由英商决定。约翰斯顿今天签字，明天就想让粮船进港，那是做梦。先挂牌，再谈物资，一步一步来。”
何幕僚长在当天傍晚把吴健彰的意见传达到了各府。广东沿海各府在收到通报后，陆续在各自的港口和渔村张贴了公告，要求所有船只不得向香港方向偷运物资。公告张贴后的第二天，偷运活动明显减少。何幕僚长在第三天的报告中确认，广东沿海的港口和锚地已经恢复了正常秩序，偷运活动基本停止。
但在偷运问题处理的同时，另一桩麻烦事也浮出了水面。广东省政府的一名幕僚在交接时提交了一份清单，清单上列出了总督府的所有资产，包括房产、田产、库银和物资。吴健彰在核对清单时发现，清单上的库银数目比账面上少了将近两万两。他让人把账册调出来逐项核对，发现这笔钱在前任任期内被分三次支出了，支出项目写的是“修城”和“办团练”，但没有附任何明细和收据。吴健彰在当天下午把幕僚叫来问话。幕僚支支吾吾，先说“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又说“可能是账房记错了”。吴健彰没有当场发作，让人把账册封存，然后给北京发了一封电报。洪启明在回电中指示：“查。查到谁就是谁，不管牵涉到谁。广东的库银是百姓的税，不是官员的私房钱。”
吴健彰在接到回电后，当天夜里就派人把那名幕僚控制住，同时调了总督府卫队的一个排查封了幕僚的住宅和账房。第二天上午，他在广东省政府的偏厅里设了一张桌子，亲自审问那名幕僚。幕僚在证据面前最终承认，那两万两库银中的一部分被他用于自家商铺的周转，另一部分被前任总督批给了地方乡绅“办团练”，但团练没有办成，钱也没有退。吴健彰在审问结束后，把幕僚移交给了广州府衙，按律处理。同时给北京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处理结果。
洪启明在回电中只写了四个字：“办得好。”
到了十二月下旬，北京方面发来了确认函，确认了广东各府县的人事调整方案和执行进度。电报的末尾附了一段话：“香港行政委员会需要在春节前挂牌运作。不能再拖了。”
吴健彰看完电报后把它放在桌面上，在灯下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广州城正在夜色中铺展开来，远处的
珠江口的海面上灰蒙蒙一片，码头边的栈桥和货棚在雾中只剩下模糊的轮廓，船影在雾里缓慢移动。吴健彰在省政府正堂里坐着，面前的桌面上摊开着一幅香港岛及九龙半岛的地图，图上的边界线用红笔标注过，旁边的备注栏里写满了铅笔批注。他在桌边坐了一个多时辰，把前任留下的记录和香港方面的情报逐条看了一遍。正堂的门虚掩着，门外偶尔传来文书走动的脚步声，在广州潮湿的空气中发出细碎的声响。
当天上午，他收到了从北京发来的第二份电报。电报确认了香港行政委员会的组成方案和成立日期，并附了一段话：“香港的最终地位由你全权谈判。中央不设具体条款，只划定底线。底线两条：香港主权归属太平天国；英国不在香港保留驻军。”电报的末尾还有一行小字：“英方代表已表示可于数日内会面，希望尽快确定具体时间。”
吴健彰看完电报后没有立即回复，而是让秘书把前任留下的几份关于香港的档案调来，按时间顺序排好。他翻到其中一份，是叶名琛离任前写的备忘录。备忘录的最后一段写的是：“英人善拖。他们在谈判桌上从来不急，等你急。你急了，他们就赢了。”吴健彰把这段话看了两遍，用铅笔在旁边画了一道线。
他放下档案，站起来走到正堂门口。门外的院子里，几个文书正在廊下整理刚到的公文，有人蹲在台阶上把散落的纸页按编号排好，有人用镇纸压住被风吹起的纸角，有人捧着刚校对完的名单往中院送。吴健彰在门槛边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些文书来来往往，然后把何幕僚长叫了进来。
何幕僚长五十出头，在总督府干了二十年，对广东各府县的情况了如指掌。他进门后，吴健彰把英方代表的函件递给他，问：“你了解这个约翰斯顿吗？”
何幕僚长接过函件翻了翻，说：“约翰斯顿在香港住了二十多年，怡和洋行出身，会说广东话，在港岛和九龙都有产业。他不是外交官，是商人。商人谈事情，只认利益，不认面子。你给他留点面子，他给你留点里子。”
吴健彰说：“他提的这个方案，英方要有否决权。这已经不是面子问题了。”
何幕僚长点头：“那就看谁先撑不住。香港的粮食供应已经断了两个月，岛上的粮价涨了三倍。约翰斯顿代表的是在港英商，不是伦敦政府。英商撑得越久，损失越大。约翰斯顿本人就撑不了太久——他在九龙有两间货仓，断供以来已经空了一半。”
吴健彰在桌边坐了片刻，说：“你明天去一趟香港，带一份中方拟定的委员会章程草案，交给约翰斯顿。草案里可以不写席位比例，只写职权划分。让他先看，看完再谈席位。”
何幕僚长问：“如果他问起驻军呢？”
吴健彰说：“照实说。驻军由中方负责，英方不驻军，不设防，不挂旗。这三条不能动。其他都可以谈。”
何幕僚长在第二天上午乘船前往香港。他在香港岛中环的一间旧楼里见到了约翰斯顿。约翰斯顿是个高瘦的中年人，穿着一身深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说话时带着香港口音的广东话，偶尔夹杂几句英文。他在办公室的桌前站起来迎接何幕僚长，倒了两杯茶，然后坐下来翻了翻中方拟定的章程草案。
约翰斯顿看完之后，把草案放在桌上，说：“何先生，这份草案写的是中方单方面派任主席和委员，英方只有两名代表参加讨论，没有表决权。这和协议里写的‘共同管理’不是一回事。”
何幕僚长说：“协议里写的是‘参与日常事务的讨论’，不是‘共同决定’。英方可以讨论，可以提意见，但决定权在中方。这是主权问题，不是管理问题。”
约翰斯顿说：“如果英方没有决定权，那英方在委员会里的存在有什么意义？”
何幕僚长说：“英方的存在有两重意义。第一，代表英方在港的商务和侨民事务，把英方的诉求直接反映到委员会。第二，在委员会作出涉及英方利益的决定时，英方可以提前知道、提前协商。这不是摆设，这是桥梁。”
约翰斯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需要和香港的英商代表开会讨论。草案留在我这里，三天之内给你答复。”
何幕僚长回到广州后，把情况向吴健彰做了汇报。吴健彰听完之后，当天夜里给北京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谈判的进展。洪启明在回电中指示：“不着急。英方拖，我们也拖。但香港行政委员会要在春节前挂牌，不能再晚。如果英方在三天内不答复，你直接按中方单方面组建的方案推进，把名单报北京备案。”
三天过去了，约翰斯顿没有回复。
吴健彰在第三天下午给香港发了一封正式函件，确认中方将在数日内单方面组建香港行政委员会，并邀请英方在委员会挂牌后派代表参加日常事务的讨论。函件的措辞克制但明确，末尾附了一句：“英方如对委员会章程有具体修改意见，可在挂牌后以书面形式提交，中方将逐条研究。”
函件发出的第二天，约翰斯顿从香港赶到了广州。他在当天下午直接到广东省政府求见吴健彰，没有通过中立渠道，也没有提前预约。吴健彰在正堂里见了他。约翰斯顿进门后没有寒暄，开门见山地说：“吴先生，英方愿意接受中方提出的委员会组成方案。主席由中方派任，英方两名代表参加讨论，没有否决权。”
吴健彰在桌边坐了片刻，然后说：“约翰斯顿先生，你早该做这个决定。”
约翰斯顿说：“英商在香港有大量投资和产业。如果委员会不能正常运作，损失最大的是我们。伦敦政府远在万里之外，他们不急，我们急。”
吴健彰说：“那就签协议。明天上午，在这里签字。”
约翰斯顿在第二天上午签署了《香港行政委员会章程》。章程的内容分五部分：第一，香港主权归中国，治权归中国。第二，委员会设主席一名，由中方派任；副主席一名，由英方派任，参与日常事务讨论，无否决权。第三，委员会下设行政处和秘书处，负责香港的日常行政事务。第四，香港驻军由中方派驻，英方不驻军，不设防，不挂旗。第五，英方在港的居住和贸易权益保留五十年。
签字结束后，约翰斯顿在桌边坐了一会儿，然后把笔放在桌上，说了一句：“吴先生，我在香港住了二十多年。我不希望香港出乱子。”
吴健彰把协议收好，说：“香港是中国领土。出不了乱子。”
香港行政委员会的章程签署后，吴健彰在当天下午给北京发了一封电报。电报只有一句话：“香港章程已签。委员会将在数日内挂牌。”
洪启明在回电中写道：“挂牌之后，香港的事就交给你了。英方不服，让他们找叶名琛。叶名琛现在是外务大臣，专门管这件事。”
同一天，另一件事也在广州发生了。广东沿海的几处港口报告，最近几天有渔船在夜间向香港方向偷运物资，主要是大米和蔬菜。吴健彰在收到报告后没有立即下令封锁港口，而是派人查明了偷运的物资数量、规模和来源，确认了提供物资的渔村和供应商，然后通报广东沿海各府加强夜间巡查和锚地管制，同时对涉案渔村和供应商进行登记，要求其承诺停止向香港方向输送物资。
何幕僚长在当天下午问吴健彰：“为什么不直接抓人？”
吴健彰说：“抓人容易，抓完了呢？渔村的人靠海吃海，香港那边出高价买粮，他们不卖，就得饿肚子。先登记，再警告，给他们一条路走。下次再犯，再抓不迟。”
何幕僚长说：“那香港那边等着的粮船怎么办？”
吴健彰说：“香港的粮船等不了多久。委员会挂牌之后，香港的物资供应要逐步恢复，但恢复多少、什么时候恢复，由委员会决定，不是由英商决定。约翰斯顿今天签字，明天就想让粮船进港，那是做梦。先挂牌，再谈物资，一步一步来。”
何幕僚长在当天傍晚把吴健彰的意见传达到了各府。广东沿海各府在收到通报后，陆续在各自的港口和渔村张贴了公告，要求所有船只不得向香港方向偷运物资。公告张贴后的第二天，偷运活动明显减少。何幕僚长在第三天的报告中确认，广东沿海的港口和锚地已经恢复了正常秩序，偷运活动基本停止。
但在偷运问题处理的同时，另一桩麻烦事也浮出了水面。广东省政府的一名幕僚在交接时提交了一份清单，清单上列出了总督府的所有资产，包括房产、田产、库银和物资。吴健彰在核对清单时发现，清单上的库银数目比账面上少了将近两万两。他让人把账册调出来逐项核对，发现这笔钱在前任任期内被分三次支出了，支出项目写的是“修城”和“办团练”，但没有附任何明细和收据。吴健彰在当天下午把幕僚叫来问话。幕僚支支吾吾，先说“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又说“可能是账房记错了”。吴健彰没有当场发作，让人把账册封存，然后给北京发了一封电报。洪启明在回电中指示：“查。查到谁就是谁，不管牵涉到谁。广东的库银是百姓的税，不是官员的私房钱。”
吴健彰在接到回电后，当天夜里就派人把那名幕僚控制住，同时调了总督府卫队的一个排查封了幕僚的住宅和账房。第二天上午，他在广东省政府的偏厅里设了一张桌子，亲自审问那名幕僚。幕僚在证据面前最终承认，那两万两库银中的一部分被他用于自家商铺的周转，另一部分被前任总督批给了地方乡绅“办团练”，但团练没有办成，钱也没有退。吴健彰在审问结束后，把幕僚移交给了广州府衙，按律处理。同时给北京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处理结果。
洪启明在回电中只写了四个字：“办得好。”
到了十二月下旬，北京方面发来了确认函，确认了广东各府县的人事调整方案和执行进度。电报的末尾附了一段话：“香港行政委员会需要在春节前挂牌运作。不能再拖了。”
吴健彰看完电报后把它放在桌面上，在灯下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广州城正在夜色中铺展开来，远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