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语气里藏着的潜台词李达康听得一清二楚：你不要爬得太快，爬得太快容易失控，失控了对谁都不好。而现在这通电话里，敲打全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毫无保留的支持和鼓励。为什么？不是因为赵立春忽然之间就认同了强省会战略，而是因为高育良上去了。高育良一上专职副书记，赵立春就坐不住了。他怕自己这个老部下在汉东的博弈中落入下风，怕高育良借着专职副书记的位置一步步蚕食掉他留下来的影响力，怕汉东这块经营了一辈子的地盘最终落到别人手里。所以他急不可耐地要把李达康推上去，推得越高越好，推得越强越好，让李达康成为插在汉东政坛心脏地带的一根楔子，替他守住那份已经渐行渐远的掌控力。
老领导啊。李达康在心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人都已经到了帝都，进了庙堂，还不愿意松开攥着汉东的那只手。他忽然觉得赵立春有些可怜，也有些可悲。一个曾经在汉东说一不二的人，如今只能靠给旧部打电话来刷存在感，这种落差，换作他自己恐怕也受不了。但他更清楚的是，死抓着不放的手，迟早会被人一根一根手指地掰开。而且掰开的方式，未必会那么体面。
赵立春在电话里提到了金山县，李达康的思绪被这三个字勾着，不受控制地滑向了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
金山县。那是他仕途真正意义上的起点。从赵立春的秘书任上被放下去，挂职金山县委副书记、县长。名义上是二把手，实际上整个金山县没有一个人敢把他当二把手看。他是市委书记的秘书下来的，背后站着整个汉东省最有权势的人之一，这份背景让他在县里的实际分量远远超出了县长这两个字的含金量。全县当时只有一台公务用的北京吉普车，那台车从早到晚就停在他办公室楼下，车钥匙在他司机手里握着，别人碰都别想碰。县委书记易学习出行办事，骑的是一辆二八大杠的飞鸽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一个磨破了边的公文包。常务副县长王大路更惨，连自行车都没有，天天走路下村，一双解放鞋一个月能磨穿一双底。县里没人觉得这不正常，因为李达康就该坐车他是来修路的。
金山县穷。穷到什么程度？李达康带着赵立春下乡调研的时候，走进过一户人家。那家人住的是土坯房，墙面裂着指头宽的缝，冬天灌风夏天漏雨，屋子里除了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和一口铁锅，几乎什么都没有。全家五口人，只有两件勉强能穿出门的衣服。谁要出门，就把那两件衣服轮流穿。其余的人没有衣服可穿，就只能窝在土炕上，扯着一条露出棉絮的破被子遮住身体。赵立春站在那间屋子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那张三条腿的桌子上。
那笔修路的钱，就是在那次调研之后批下来的。赵立春回到市里，在常委会上拍了桌子，说金山县的路必须修，钱市里出，谁有意见谁就亲自去金山县看看那些连裤子都穿不上的人。
路要修，但市里批的钱只够买材料和请工程队，征地拆迁和人工费用还有一块巨大的缺口。李达康把账算来算去，算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办法集资。说是集资，其实就是一个摊派。按人头收，每家每户固定金额，不管你家里有几亩地、收了多少粮、养了几只鸡，只要你户口在金山县，就得交钱。
后来的悲剧就是在这道命令的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收钱的是基层的干部，面对的是穷得揭不开锅的农民。一方要钱，一方没钱，冲突一触即发。逼出了人命。那个人不是李达康亲手逼死的，但追责追到最后，谁也不能说这件事和李达康没有关系。决议是他签的，命令是他下的，按人头收钱的方案是他拍板的。他跑不掉。
易学习和王大路替他跑了。两个人把所有的处分扛到了自己肩上。易学习挨了一个严重警告，从金山县委书记的任上被平调到一个更偏远的县去当县长，实际上等于被贬了。王大路更惨，直接被开除了公职，铁饭碗摔得粉碎，后来走投无路出去闯荡，从摆地摊开始做起，一步一步做成了如今在京州赫赫有名的大陆集团。两个人背处分的那天晚上，三个人在易学习的宿舍里喝了一顿闷酒。李达康端着搪瓷缸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易学习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什么都别说了，路修好了比什么都强。王大路喝红了眼，说老子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这是第一件，也是最后一件，你们俩以后当了再大的官也别来找我办事，老子丢不起那人。
李达康还记得赵立春那时候跟他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一个字都没有。赵立春说，达康，你要记住今天看到的一切。记住那些人过的是什么日子，记住你手里这支笔签下去的分量有多重。你头上的帽子是人民给的，你手里的权力是拿来给他们办事的，不是拿来为自己捞好处的。金山县不是你的地盘，你不过是一个为他们服务的公仆。这些话从当年的赵立春嘴里说出来，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每一句话都让李达康觉得，跟着这样的领导干，值。
可后来呢？说这些话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把汉东省当成了他自己的地盘？
李达康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用一种郑重其事的、挑不出任何毛病的语气回答道：“老领导，我知道了。您的教诲，达康时时刻刻都记在心里，一刻都不敢忘。”
挂了电话之后，李达康在椅子上坐了很久。窗外京州的天际线正在拔节生长，远处有几个新的楼盘在封顶，塔吊的钢臂在夕光中缓缓旋转。这座城市的每一点变化都和他有关，每一条新的马路、每一栋新的高楼、每一块新亮的霓虹灯牌背后，都刻着他李达康的名字。这是他的舞台，也是他的牢笼。他变了很多，他知道。赵立春也变了。人在权力场里滚久了，谁又能一成不变呢。
强省会战略一旦拿到了省委的正式批文，推进的速度就再也不受任何人的控制了。京州像是被按下了一个快进键，整座城市的节奏骤然加速。翻开京州的地图，几乎找不到一块不动工的区域。旧城区在拆迁改造，新城区在开疆拓土，开发区里的标准厂房像韭菜一样一茬接一茬地冒出来。大型机械的轰鸣声从早响到晚，渣土车在主干道上川流不息，空气中永远弥漫着一股水泥和钢铁混合的气味。有人说京州现在就是一个巨大的工地，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每天早晨上班的人走出家门，常常会发现街对面昨天还在营业的店铺今天就已经搬空了，再过一个星期，那栋楼就没了，再过一个季度，原地竖起了一座新的商业综合体。
经济数据跑得比城市的变化还要快。强省会战略实施的第二年，京州市的Gdp总量就已经超越了绿藤市，重新夺回了全省第二的位置。绿藤是汉东省的老牌工业强市，Gdp在全省第二的位置上稳稳当当地坐了十几年，结果被京州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超越了。到了第四年，京州的Gdp总量正式超过了一直稳居榜首的沿海开放城市京海，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拿下了汉东省经济总量第一的宝座。那份统计公报发布的时候，李达康把那张薄薄的打印纸在手里捏了好一会儿，然后面无表情地把它折好，放进了抽屉里。
Gdp增速快，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涨。但收入涨得再快，也远远追不上房价上涨的曲线。京州的房价在短短几年间翻了好几番，那些原本在市中心卖不动的老旧二手房一夜之间身价倍增，一套八十年代建的筒子楼都能卖出让人瞠目结舌的价格。新房更是涨得离谱，开盘价一个比一个高，售楼处里永远挤满了神色焦灼的购房者，很多人甚至连户型都没看清就急着交定金，生怕下一秒价格又要上调。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城市大开发中，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商像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蜂拥而至，在京州的地盘上疯狂圈地。其中获利最丰厚的企业名单里，京海创投集团的名字赫然排在前面。
如今的京海创投集团，和几年前的规模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资产总额翻了好几倍，业务版图从单一的房地产开发扩展到了能源、物流、金融、科技制造等多个领域，旗下控股和参股的企业遍布全国各地。在汉东省的民营企业排行榜上，京海创投连续多年稳坐第一把交椅，在全国的排名也一路攀升，成了响当当的行业巨头。
树大招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祁同伟对这个道理的理解，比任何人都要深刻。他坐在那把省公安厅厅长的椅子上，每天经手的案卷里，不知道有多少是曾经风光无限的企业家在一夜之间跌落谷底的故事。财富和风险是一对孪生兄弟，财富积累得越多，被人盯上的概率就越大。所以他早在强省会战略刚刚启动的时候，就让方雪对京海创投进行了一场外人看不到的大手术。
那场改革的力度之大，用“大刀阔斧”来形容都嫌轻了。京海创投集团旗下原本的几十家子公司和业务部门，被按照业务类型和区域分布重新切割、剥离、重组，每一个独立的业务板块都被单独注册成了新的公司。这些新公司在法律上和总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股权隶属关系，从工商登记的信息来看，它们彼此独立，互不关联，各自经营各自的业务。但真正懂得穿透股权架构的人如果耐着性子一层一层地往上追溯，会发现在经过了十几层复杂的交叉持股、代持协议、海外离岸公司控股、国内公司全资控股海外公司的多重架构之后，所有的财富最终还是流向了方雪、高启兰等几个被祁同伟放在绝对安全位置上的女人手里。
方雪和高启兰也在这轮改革中完成了她们的角色转换。她们从公司的日常管理中彻底抽身，不再抛头露面，不再出席签约仪式，不再接受媒体采访。集团的具体运营事务全部交给了几个精心挑选、能力过硬又绝对忠诚的高管来负责，她们只在幕后通过遥控的方式来把握大方向。这种安排让京海创投的实际控制权变得极其隐蔽，外界能看到的只是水面上的冰山尖顶，水面之下的庞然大物，谁也摸不透它的全貌。
在商业版图完成深度布局的同时，汉大帮在政治上的渗透也在同步推进。
政法系统是汉大帮的老根据地，在这方面他们的优势本来就没有人可以撼动。几年的深耕下来，从省公安厅到各地市公安局，从省检察院到各地市检察院，从省高院到各地市中院，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都安插了汉大帮的人。有些是直接从汉东大学政法系毕业后一路培养起来的嫡系，有些是从其
老领导啊。李达康在心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人都已经到了帝都，进了庙堂，还不愿意松开攥着汉东的那只手。他忽然觉得赵立春有些可怜，也有些可悲。一个曾经在汉东说一不二的人，如今只能靠给旧部打电话来刷存在感，这种落差，换作他自己恐怕也受不了。但他更清楚的是，死抓着不放的手，迟早会被人一根一根手指地掰开。而且掰开的方式，未必会那么体面。
赵立春在电话里提到了金山县，李达康的思绪被这三个字勾着，不受控制地滑向了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
金山县。那是他仕途真正意义上的起点。从赵立春的秘书任上被放下去，挂职金山县委副书记、县长。名义上是二把手，实际上整个金山县没有一个人敢把他当二把手看。他是市委书记的秘书下来的，背后站着整个汉东省最有权势的人之一，这份背景让他在县里的实际分量远远超出了县长这两个字的含金量。全县当时只有一台公务用的北京吉普车，那台车从早到晚就停在他办公室楼下，车钥匙在他司机手里握着，别人碰都别想碰。县委书记易学习出行办事，骑的是一辆二八大杠的飞鸽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一个磨破了边的公文包。常务副县长王大路更惨，连自行车都没有，天天走路下村，一双解放鞋一个月能磨穿一双底。县里没人觉得这不正常，因为李达康就该坐车他是来修路的。
金山县穷。穷到什么程度？李达康带着赵立春下乡调研的时候，走进过一户人家。那家人住的是土坯房，墙面裂着指头宽的缝，冬天灌风夏天漏雨，屋子里除了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和一口铁锅，几乎什么都没有。全家五口人，只有两件勉强能穿出门的衣服。谁要出门，就把那两件衣服轮流穿。其余的人没有衣服可穿，就只能窝在土炕上，扯着一条露出棉絮的破被子遮住身体。赵立春站在那间屋子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那张三条腿的桌子上。
那笔修路的钱，就是在那次调研之后批下来的。赵立春回到市里，在常委会上拍了桌子，说金山县的路必须修，钱市里出，谁有意见谁就亲自去金山县看看那些连裤子都穿不上的人。
路要修，但市里批的钱只够买材料和请工程队，征地拆迁和人工费用还有一块巨大的缺口。李达康把账算来算去，算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办法集资。说是集资，其实就是一个摊派。按人头收，每家每户固定金额，不管你家里有几亩地、收了多少粮、养了几只鸡，只要你户口在金山县，就得交钱。
后来的悲剧就是在这道命令的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收钱的是基层的干部，面对的是穷得揭不开锅的农民。一方要钱，一方没钱，冲突一触即发。逼出了人命。那个人不是李达康亲手逼死的，但追责追到最后，谁也不能说这件事和李达康没有关系。决议是他签的，命令是他下的，按人头收钱的方案是他拍板的。他跑不掉。
易学习和王大路替他跑了。两个人把所有的处分扛到了自己肩上。易学习挨了一个严重警告，从金山县委书记的任上被平调到一个更偏远的县去当县长，实际上等于被贬了。王大路更惨，直接被开除了公职，铁饭碗摔得粉碎，后来走投无路出去闯荡，从摆地摊开始做起，一步一步做成了如今在京州赫赫有名的大陆集团。两个人背处分的那天晚上，三个人在易学习的宿舍里喝了一顿闷酒。李达康端着搪瓷缸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易学习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什么都别说了，路修好了比什么都强。王大路喝红了眼，说老子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这是第一件，也是最后一件，你们俩以后当了再大的官也别来找我办事，老子丢不起那人。
李达康还记得赵立春那时候跟他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一个字都没有。赵立春说，达康，你要记住今天看到的一切。记住那些人过的是什么日子，记住你手里这支笔签下去的分量有多重。你头上的帽子是人民给的，你手里的权力是拿来给他们办事的，不是拿来为自己捞好处的。金山县不是你的地盘，你不过是一个为他们服务的公仆。这些话从当年的赵立春嘴里说出来，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每一句话都让李达康觉得，跟着这样的领导干，值。
可后来呢？说这些话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把汉东省当成了他自己的地盘？
李达康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用一种郑重其事的、挑不出任何毛病的语气回答道：“老领导，我知道了。您的教诲，达康时时刻刻都记在心里，一刻都不敢忘。”
挂了电话之后，李达康在椅子上坐了很久。窗外京州的天际线正在拔节生长，远处有几个新的楼盘在封顶，塔吊的钢臂在夕光中缓缓旋转。这座城市的每一点变化都和他有关，每一条新的马路、每一栋新的高楼、每一块新亮的霓虹灯牌背后，都刻着他李达康的名字。这是他的舞台，也是他的牢笼。他变了很多，他知道。赵立春也变了。人在权力场里滚久了，谁又能一成不变呢。
强省会战略一旦拿到了省委的正式批文，推进的速度就再也不受任何人的控制了。京州像是被按下了一个快进键，整座城市的节奏骤然加速。翻开京州的地图，几乎找不到一块不动工的区域。旧城区在拆迁改造，新城区在开疆拓土，开发区里的标准厂房像韭菜一样一茬接一茬地冒出来。大型机械的轰鸣声从早响到晚，渣土车在主干道上川流不息，空气中永远弥漫着一股水泥和钢铁混合的气味。有人说京州现在就是一个巨大的工地，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每天早晨上班的人走出家门，常常会发现街对面昨天还在营业的店铺今天就已经搬空了，再过一个星期，那栋楼就没了，再过一个季度，原地竖起了一座新的商业综合体。
经济数据跑得比城市的变化还要快。强省会战略实施的第二年，京州市的Gdp总量就已经超越了绿藤市，重新夺回了全省第二的位置。绿藤是汉东省的老牌工业强市，Gdp在全省第二的位置上稳稳当当地坐了十几年，结果被京州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超越了。到了第四年，京州的Gdp总量正式超过了一直稳居榜首的沿海开放城市京海，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拿下了汉东省经济总量第一的宝座。那份统计公报发布的时候，李达康把那张薄薄的打印纸在手里捏了好一会儿，然后面无表情地把它折好，放进了抽屉里。
Gdp增速快，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涨。但收入涨得再快，也远远追不上房价上涨的曲线。京州的房价在短短几年间翻了好几番，那些原本在市中心卖不动的老旧二手房一夜之间身价倍增，一套八十年代建的筒子楼都能卖出让人瞠目结舌的价格。新房更是涨得离谱，开盘价一个比一个高，售楼处里永远挤满了神色焦灼的购房者，很多人甚至连户型都没看清就急着交定金，生怕下一秒价格又要上调。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城市大开发中，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商像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蜂拥而至，在京州的地盘上疯狂圈地。其中获利最丰厚的企业名单里，京海创投集团的名字赫然排在前面。
如今的京海创投集团，和几年前的规模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资产总额翻了好几倍，业务版图从单一的房地产开发扩展到了能源、物流、金融、科技制造等多个领域，旗下控股和参股的企业遍布全国各地。在汉东省的民营企业排行榜上，京海创投连续多年稳坐第一把交椅，在全国的排名也一路攀升，成了响当当的行业巨头。
树大招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祁同伟对这个道理的理解，比任何人都要深刻。他坐在那把省公安厅厅长的椅子上，每天经手的案卷里，不知道有多少是曾经风光无限的企业家在一夜之间跌落谷底的故事。财富和风险是一对孪生兄弟，财富积累得越多，被人盯上的概率就越大。所以他早在强省会战略刚刚启动的时候，就让方雪对京海创投进行了一场外人看不到的大手术。
那场改革的力度之大，用“大刀阔斧”来形容都嫌轻了。京海创投集团旗下原本的几十家子公司和业务部门，被按照业务类型和区域分布重新切割、剥离、重组，每一个独立的业务板块都被单独注册成了新的公司。这些新公司在法律上和总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股权隶属关系，从工商登记的信息来看，它们彼此独立，互不关联，各自经营各自的业务。但真正懂得穿透股权架构的人如果耐着性子一层一层地往上追溯，会发现在经过了十几层复杂的交叉持股、代持协议、海外离岸公司控股、国内公司全资控股海外公司的多重架构之后，所有的财富最终还是流向了方雪、高启兰等几个被祁同伟放在绝对安全位置上的女人手里。
方雪和高启兰也在这轮改革中完成了她们的角色转换。她们从公司的日常管理中彻底抽身，不再抛头露面，不再出席签约仪式，不再接受媒体采访。集团的具体运营事务全部交给了几个精心挑选、能力过硬又绝对忠诚的高管来负责，她们只在幕后通过遥控的方式来把握大方向。这种安排让京海创投的实际控制权变得极其隐蔽，外界能看到的只是水面上的冰山尖顶，水面之下的庞然大物，谁也摸不透它的全貌。
在商业版图完成深度布局的同时，汉大帮在政治上的渗透也在同步推进。
政法系统是汉大帮的老根据地，在这方面他们的优势本来就没有人可以撼动。几年的深耕下来，从省公安厅到各地市公安局，从省检察院到各地市检察院，从省高院到各地市中院，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都安插了汉大帮的人。有些是直接从汉东大学政法系毕业后一路培养起来的嫡系，有些是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