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李达康的强省会战略，汉大帮内部已经达成共识：不仅要阻击，更要借此机会为己方争取最大的政治利益。然而，当议题从孟德海的入常、李维民的副省长、祁同伟的调任，一步步推演到最核心的人物高育良身上时，房间内的气氛陡然变得比先前任何一刻都要凝重。因为所有人都清楚，前面那些布局，说到底都是在为这最后一步棋服务。
高育良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汉东省委政法委书记，听起来威风八面，执掌一省公检法大权，但对他们这些浸淫官场大半辈子的人来说，这个职位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太容易被架空了，稍有不慎就会沦为有名无实的虚职。政法委书记的权威能够落到实处几分，除了看本人的手腕，更要看他是否能像当年现任省委书记赵立根，以及赵立根的前任梁群峰那样，在担任政法委书记的同时，再牢牢地把“省委专职副书记”这个头衔攥在手里。
关于省委副书记这一职数的设立与裁撤，党内是经历过一系列深思熟虑的重大改革的。倒退一些年，各级组织的副职序列冗员现象非常普遍，从省里到市里，再到县里甚至乡镇，都设有大量的副书记岗位。有些地方，副书记的职数甚至多到一个会议桌都坐不下，出现十几位副书记也不足为奇。而这种叠床架屋的架构，带来的必然是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因此，对副书记职数的裁减与精简，一直是这些年组织架构改革的重中之重。经过持续不断的优化，到现在，各级党委基本就只保留了两个副书记的固定名额。
就拿汉东省委如今的权力排名来说，第一位的自然是省委书记，他是领导班子的核心与灵魂。而排在第二位的，是省长，按照惯例，他同时兼任省委副书记，主抓政府全面工作。这第三号人物，就是专职的省委副书记了。这个职位之所以被称为“专职”，就是为了与兼任省长的副书记区分开来，他的主要精力是协助书记处理省委的日常事务，其分管范围可以涵盖党建、人事、农业、维稳等多个极其要害的领域。
这三个人在省委常委中的排名是铁打不动的，是政治规矩。至于排在后面的其他常委成员，一般是按照他们进入常委会的时间先后来排序的。当然，进入时间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参照坐标，在实际情况中，个人的政治能量、背后派系的权重，都会对这个排名产生微妙的实际影响。就比如李达康，他在汉东省委常委中的正式序列排名，可能只是一个靠后的009号。这个009，仅仅代表他进入常委会的顺序在该届位列第九。可事实上呢？他手中掌握的政治资源和施政手腕，让他这个新晋常委的实际分量，已经足以跟高育良这个排名第三的政法委书记分庭抗礼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下的汉东政坛，高育良是实际上的三号人物，而他李达康，就是紧追其后的四号人物。
因此，对现在的高育良，乃至对整个汉大帮的生死存亡和长远大计来说，让高育良更进一步，拿下这个专职副书记的职位，完全就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回想一下，当年的梁群峰凭什么能在汉东省呼风唤雨，跟如日中天的一把手赵立春抗衡了那么多年？还不就是因为他头上戴着两顶帽子——既是省委政法委书记，又是省委专职副书记。这两顶帽子合在一起，让他在常委会上拥有了可以直接与书记扳手腕的底气和票数。而现任一把手赵立根，他之所以能在赵立春突然调离、王政出事的混乱局面下，越过一众竞争者，顺利接任省委书记，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不也正是因为他最先接过了梁群峰留下的位置，坐稳了那个专职副书记的位子，成为了名正言顺的储君吗？
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已经重要到了一个近乎极致的地步。重要到，为了确保能拿下它，汉大帮甚至可以暂时放下让祁同伟去接任公安厅长的决议。因为，如果高育良上不去，那他就必须像现在这样，极度依赖省公安厅厅长的强力支持才能拥有话语权。而一旦高育良成功上位，哪怕省公安厅这块核心阵地暂时拿不到手，他的权力根基也是稳固的，不会出任何问题。祁同伟之所以决定去接李维民的班，其初衷，本就是为了巩固高育良的地位，充当老师手中最锋利的那把刀，从而凝聚整个团队的力量，把高育良往更高的山峰上推。
“老师，”祁同伟将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炯炯地看着自己的恩师，用一种极具穿透力的语气，轻声问道，“您是不是也该想想，怎么才能……更进一步了？”
此话一出，房间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在座的全都是在仕途的惊涛骇浪中闯过来的老油子，祁同伟只是这么轻轻一点，所有人的心头都跟明镜似的，瞬间就清楚了他指的“更进一步”是让高育良去谋取哪一个职位。专职副书记的份量，他们比谁都清楚。对于这个位置的渴望与重视程度，他们甚至不比提出此议的祁同伟差分毫。
可是，难啊。这件事，太难了。
回想当初，高育良以京海市委书记的身份进入省委常委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顺利，水到渠成？这里面藏着两层原因。其一，是高育良自身的资历和政绩确实硬邦邦地摆在那里，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城市建设，京海都交出了一份无可挑剔的答卷，让人挑不出刺来。其二，也是最关键的，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立春，其真实意图是想把高育良从京海那个铁桶江山里给调出来，用一个省委常委的虚名，行明升暗降、调虎离山之实。说白了，从一开始，赵立春就没安好心，从来没想过要让高育良去接任那个至关重要的专职副书记。他所盘算的，不过就是先把高育良高高地架起来，让他离开根基之地，再慢慢炮制罢了。
高育良的思绪在脑海里翻涌了许久，最终缓缓地吐出一句沉重的话：“这个位置，很难。我想，李达康那条老狐狸，是决计不会答应的。”
眼下的局面，汉大帮与现任省委书记赵立根尚处于合作的蜜月期。如果李达康不跳出来竭力反对高育良迈出这一步，那么以赵立根的性格，他是极有可能顺水推舟予以支持的。但问题的死结就在于，正因为这个位置太过重要，重要到足以彻底打破现有的权力天平，他们汉大帮知道重要，李达康的秘书帮同样知道重要。李达康能支持高育良进这一步？这几乎是天方夜谭，比让他放弃强省会战略还不现实。
祁同伟在此之前，早就翻来覆去地想过这件事千百遍，但那个时候的他，也同样是觉得机会渺茫得可怜。即便是赵立春这条强龙被调离了汉东，留下了一个不那么强势、与各方势力关系都还算过得去的赵立根，情况也并没有根本性的好转。要知道，在祁同伟所了解的另一种历史轨迹里，高育良之所以能坐上那个位子，是因为他先是通过了赵瑞龙那个污染严重的美食城项目，相当于纳了一份投名状，随后又收下了赵瑞龙精心安排送来的美人计，主动把一个足以致命的把柄交到了赵立春的手心里。在完成了这一系列屈辱的交易之后，赵立春才把他当作一条听话的棋子，推到了那个位置上。而现在的高育良呢？他是干干净净、昂首挺胸地站在了赵家的对立面，身上没有那些腌臜的把柄。那么，想要拿到这个位置，其难度无疑是陡增了数倍。
“老师，我心里也清楚，这事希望确实不大。”祁同伟的语气平静，但话语中却透着一股箭在弦上的决绝，“但是，咱们很可能就只有眼下这么一次机会了。您想想，像现在这样，能让李达康低头求着我们、被迫出让核心利益的时候，能有几回？错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万一……”
祁同伟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目光凝重地在高育良、孟德海和李维民脸上缓缓扫过，压低了声音：“我是说万一。万一上面的意思，是觉得立根书记的性格终究还是不够强势，手腕偏软，打算在下一届换一个更加强势、更加雷厉风行的一把手空降到咱们汉东来。到了那个时候，这个专职副书记的位置，咱们可就更是难如登天了，恐怕连一点念想都没有了。”
祁同伟的判断，让高育良、孟德海以及李维民都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纵观全国绝大多数的省份，一把手的人选，其实性格底色都偏向于强势。这几乎是这个位置的内在要求，一个不够强势、优柔寡断的人，是很难镇住整个错综复杂的省级班子、管理好数千万人口的民生大计的。在推进一些触及深层利益格局的重大工作时，也极容易感到束手束脚，政令出不了省委大院。赵立根的性格，大家心里都有数，甚至赵立根自己对此也肯定是心知肚明。他个人的特质，从根本上讲，并不适合当这个需要乾纲独断的一把手。他之所以能坐到今天这个位子，完全是一次阴差阳错的政治偶然。是因为赵立春原本选定的接班人、时任常务副省长的王政，在最关键的时刻出了问题，猝然倒台。在这个青黄不接的节骨眼上，赵立春调离的日期又迫在眉睫，他根本来不及去重新物色和扶持一个新的人选。万般无奈之下，为了维持汉东政局的稳定交接，他只能捏着鼻子，选了一个大家各派系都相对能勉强接受的赵立根来过渡。
因此，赵立根在安安稳稳地当完这一届省委书记之后，被调离现任岗位，几乎是板上钉钉、百分之百会发生的事情。他们整个汉大帮，除了要精心谋划眼前的这几步棋之外，还必须得提前把目光放长远，想办法为下一届的变局做准备了。他李达康也不是傻子，他同样看到了这个巨大的危机。他之所以不惜冒着得罪全省同僚的风险，如此急不可耐地主动找汉大帮寻求合作，急吼吼地抛出这个强省会战略，不也是为了在短时间内拼命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省内地位，为自己在下一次权力洗牌时增加筹码吗？
说句诛心的话，如果现在的汉大帮选择按兵不动，什么都不干，高育良也不去奋力谋取那个更好的位置，就坐在现有的位子上坐等下一届。那么，到了那个时候，第一个被新来的强势一把手拿来祭旗、进行清算和整治的，一定会是他李达康。因为，这是权力运行的第一性原理。没有任何一个强势的一把手能够容忍，堂堂的省会京州市，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坐着的不是自己的人，而是另一个政治山头的旗帜人物。赵立春时代是这个样子，赵立根时代，勉强也还算维持这个样子，因为赵立根几乎全盘沿用了赵立春留下的政治格局和人事安排，并没有动过去让汉大帮的高育良，和秘书帮的李达康互相挪挪位置、搞交叉任职的心思。那么
高育良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汉东省委政法委书记，听起来威风八面，执掌一省公检法大权，但对他们这些浸淫官场大半辈子的人来说，这个职位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太容易被架空了，稍有不慎就会沦为有名无实的虚职。政法委书记的权威能够落到实处几分，除了看本人的手腕，更要看他是否能像当年现任省委书记赵立根，以及赵立根的前任梁群峰那样，在担任政法委书记的同时，再牢牢地把“省委专职副书记”这个头衔攥在手里。
关于省委副书记这一职数的设立与裁撤，党内是经历过一系列深思熟虑的重大改革的。倒退一些年，各级组织的副职序列冗员现象非常普遍，从省里到市里，再到县里甚至乡镇，都设有大量的副书记岗位。有些地方，副书记的职数甚至多到一个会议桌都坐不下，出现十几位副书记也不足为奇。而这种叠床架屋的架构，带来的必然是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因此，对副书记职数的裁减与精简，一直是这些年组织架构改革的重中之重。经过持续不断的优化，到现在，各级党委基本就只保留了两个副书记的固定名额。
就拿汉东省委如今的权力排名来说，第一位的自然是省委书记，他是领导班子的核心与灵魂。而排在第二位的，是省长，按照惯例，他同时兼任省委副书记，主抓政府全面工作。这第三号人物，就是专职的省委副书记了。这个职位之所以被称为“专职”，就是为了与兼任省长的副书记区分开来，他的主要精力是协助书记处理省委的日常事务，其分管范围可以涵盖党建、人事、农业、维稳等多个极其要害的领域。
这三个人在省委常委中的排名是铁打不动的，是政治规矩。至于排在后面的其他常委成员，一般是按照他们进入常委会的时间先后来排序的。当然，进入时间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参照坐标，在实际情况中，个人的政治能量、背后派系的权重，都会对这个排名产生微妙的实际影响。就比如李达康，他在汉东省委常委中的正式序列排名，可能只是一个靠后的009号。这个009，仅仅代表他进入常委会的顺序在该届位列第九。可事实上呢？他手中掌握的政治资源和施政手腕，让他这个新晋常委的实际分量，已经足以跟高育良这个排名第三的政法委书记分庭抗礼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下的汉东政坛，高育良是实际上的三号人物，而他李达康，就是紧追其后的四号人物。
因此，对现在的高育良，乃至对整个汉大帮的生死存亡和长远大计来说，让高育良更进一步，拿下这个专职副书记的职位，完全就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回想一下，当年的梁群峰凭什么能在汉东省呼风唤雨，跟如日中天的一把手赵立春抗衡了那么多年？还不就是因为他头上戴着两顶帽子——既是省委政法委书记，又是省委专职副书记。这两顶帽子合在一起，让他在常委会上拥有了可以直接与书记扳手腕的底气和票数。而现任一把手赵立根，他之所以能在赵立春突然调离、王政出事的混乱局面下，越过一众竞争者，顺利接任省委书记，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不也正是因为他最先接过了梁群峰留下的位置，坐稳了那个专职副书记的位子，成为了名正言顺的储君吗？
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已经重要到了一个近乎极致的地步。重要到，为了确保能拿下它，汉大帮甚至可以暂时放下让祁同伟去接任公安厅长的决议。因为，如果高育良上不去，那他就必须像现在这样，极度依赖省公安厅厅长的强力支持才能拥有话语权。而一旦高育良成功上位，哪怕省公安厅这块核心阵地暂时拿不到手，他的权力根基也是稳固的，不会出任何问题。祁同伟之所以决定去接李维民的班，其初衷，本就是为了巩固高育良的地位，充当老师手中最锋利的那把刀，从而凝聚整个团队的力量，把高育良往更高的山峰上推。
“老师，”祁同伟将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炯炯地看着自己的恩师，用一种极具穿透力的语气，轻声问道，“您是不是也该想想，怎么才能……更进一步了？”
此话一出，房间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在座的全都是在仕途的惊涛骇浪中闯过来的老油子，祁同伟只是这么轻轻一点，所有人的心头都跟明镜似的，瞬间就清楚了他指的“更进一步”是让高育良去谋取哪一个职位。专职副书记的份量，他们比谁都清楚。对于这个位置的渴望与重视程度，他们甚至不比提出此议的祁同伟差分毫。
可是，难啊。这件事，太难了。
回想当初，高育良以京海市委书记的身份进入省委常委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顺利，水到渠成？这里面藏着两层原因。其一，是高育良自身的资历和政绩确实硬邦邦地摆在那里，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城市建设，京海都交出了一份无可挑剔的答卷，让人挑不出刺来。其二，也是最关键的，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立春，其真实意图是想把高育良从京海那个铁桶江山里给调出来，用一个省委常委的虚名，行明升暗降、调虎离山之实。说白了，从一开始，赵立春就没安好心，从来没想过要让高育良去接任那个至关重要的专职副书记。他所盘算的，不过就是先把高育良高高地架起来，让他离开根基之地，再慢慢炮制罢了。
高育良的思绪在脑海里翻涌了许久，最终缓缓地吐出一句沉重的话：“这个位置，很难。我想，李达康那条老狐狸，是决计不会答应的。”
眼下的局面，汉大帮与现任省委书记赵立根尚处于合作的蜜月期。如果李达康不跳出来竭力反对高育良迈出这一步，那么以赵立根的性格，他是极有可能顺水推舟予以支持的。但问题的死结就在于，正因为这个位置太过重要，重要到足以彻底打破现有的权力天平，他们汉大帮知道重要，李达康的秘书帮同样知道重要。李达康能支持高育良进这一步？这几乎是天方夜谭，比让他放弃强省会战略还不现实。
祁同伟在此之前，早就翻来覆去地想过这件事千百遍，但那个时候的他，也同样是觉得机会渺茫得可怜。即便是赵立春这条强龙被调离了汉东，留下了一个不那么强势、与各方势力关系都还算过得去的赵立根，情况也并没有根本性的好转。要知道，在祁同伟所了解的另一种历史轨迹里，高育良之所以能坐上那个位子，是因为他先是通过了赵瑞龙那个污染严重的美食城项目，相当于纳了一份投名状，随后又收下了赵瑞龙精心安排送来的美人计，主动把一个足以致命的把柄交到了赵立春的手心里。在完成了这一系列屈辱的交易之后，赵立春才把他当作一条听话的棋子，推到了那个位置上。而现在的高育良呢？他是干干净净、昂首挺胸地站在了赵家的对立面，身上没有那些腌臜的把柄。那么，想要拿到这个位置，其难度无疑是陡增了数倍。
“老师，我心里也清楚，这事希望确实不大。”祁同伟的语气平静，但话语中却透着一股箭在弦上的决绝，“但是，咱们很可能就只有眼下这么一次机会了。您想想，像现在这样，能让李达康低头求着我们、被迫出让核心利益的时候，能有几回？错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万一……”
祁同伟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目光凝重地在高育良、孟德海和李维民脸上缓缓扫过，压低了声音：“我是说万一。万一上面的意思，是觉得立根书记的性格终究还是不够强势，手腕偏软，打算在下一届换一个更加强势、更加雷厉风行的一把手空降到咱们汉东来。到了那个时候，这个专职副书记的位置，咱们可就更是难如登天了，恐怕连一点念想都没有了。”
祁同伟的判断，让高育良、孟德海以及李维民都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纵观全国绝大多数的省份，一把手的人选，其实性格底色都偏向于强势。这几乎是这个位置的内在要求，一个不够强势、优柔寡断的人，是很难镇住整个错综复杂的省级班子、管理好数千万人口的民生大计的。在推进一些触及深层利益格局的重大工作时，也极容易感到束手束脚，政令出不了省委大院。赵立根的性格，大家心里都有数，甚至赵立根自己对此也肯定是心知肚明。他个人的特质，从根本上讲，并不适合当这个需要乾纲独断的一把手。他之所以能坐到今天这个位子，完全是一次阴差阳错的政治偶然。是因为赵立春原本选定的接班人、时任常务副省长的王政，在最关键的时刻出了问题，猝然倒台。在这个青黄不接的节骨眼上，赵立春调离的日期又迫在眉睫，他根本来不及去重新物色和扶持一个新的人选。万般无奈之下，为了维持汉东政局的稳定交接，他只能捏着鼻子，选了一个大家各派系都相对能勉强接受的赵立根来过渡。
因此，赵立根在安安稳稳地当完这一届省委书记之后，被调离现任岗位，几乎是板上钉钉、百分之百会发生的事情。他们整个汉大帮，除了要精心谋划眼前的这几步棋之外，还必须得提前把目光放长远，想办法为下一届的变局做准备了。他李达康也不是傻子，他同样看到了这个巨大的危机。他之所以不惜冒着得罪全省同僚的风险，如此急不可耐地主动找汉大帮寻求合作，急吼吼地抛出这个强省会战略，不也是为了在短时间内拼命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省内地位，为自己在下一次权力洗牌时增加筹码吗？
说句诛心的话，如果现在的汉大帮选择按兵不动，什么都不干，高育良也不去奋力谋取那个更好的位置，就坐在现有的位子上坐等下一届。那么，到了那个时候，第一个被新来的强势一把手拿来祭旗、进行清算和整治的，一定会是他李达康。因为，这是权力运行的第一性原理。没有任何一个强势的一把手能够容忍，堂堂的省会京州市，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坐着的不是自己的人，而是另一个政治山头的旗帜人物。赵立春时代是这个样子，赵立根时代，勉强也还算维持这个样子，因为赵立根几乎全盘沿用了赵立春留下的政治格局和人事安排，并没有动过去让汉大帮的高育良，和秘书帮的李达康互相挪挪位置、搞交叉任职的心思。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