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书记，出大事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里的紧张和慌乱隔着话筒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丁义珍死了。”
田国富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不是震惊，而是一种短暂的、大脑宕机般的空白。他愣了大约两秒钟，才反问道：“你说什么？丁义珍死了？怎么死的？他不是今天上午才刚刚从检察院那边移交到我们纪委吗？这才几个小时？”
他连珠炮般地甩出一串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焦灼。下属在电话那头把事情经过简要地讲了一遍送达双规决定书时突发心脏骤停，抢救无效死亡，初步判断是心肌梗死，但具体原因还要等尸检。
田国富听完，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他握着手机站在原地，大棚里的温度和湿度都偏高，但他脊背上冒出的却是一层冷汗。
田国富调到汉东省担任纪委书记，满打满算也就几个月的时间。这几个月里，他绝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陪沙瑞金跑基层、搞调研、摸情况上面。新书记刚来，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他作为纪委书记，必须要为沙瑞金提供最详实的第一手情报。也正因为如此，他对省纪委内部的整肃和人事调整，还没来得及大规模铺开。只是在几个关键岗位上，做了一些粗略的、最低限度的调整，换上了自己信得过的人。但再往下，那些具体经办事务的普通干部，绝大多数还是前任留下来的班底。这些人谁可靠、谁不可靠，谁和外面有牵扯不清的关系，田国富心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丁义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他的地盘上，突然死于心脏病突发这里面有没有人在做手脚？那个送达双规决定书的工作人员有没有问题？羁押期间的饮食、饮水有没有被做手脚的可能？这些田国富现在统统无法确定。
但问题在于，他是省纪委的一把手。不管这些不确定因素有多少，不管内情有多么复杂，最终需要站出来承担责任的人，只能是他田国富。这是组织原则，也是政治规矩，他推不掉，也赖不了。除非他能证明丁义珍的死纯属意外，或者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把真凶揪出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查个水落石出，否则这项失察失管的帽子，他就必须得戴着。
田国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这个人能在官场混到这个位置，靠的可不仅仅是能力和资历，还有一颗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快速运转的脑子。他站在大棚外的阳光下，眯着眼睛想了几秒钟，很快就从一团乱麻中捋出了一根线头。
丁义珍是今天上午才从检察院反贪局移交到省纪委的。从时间线上看，丁义珍在反贪局那边待了整整一夜。如果他的身体早在反贪局羁押期间就已经出了问题呢？如果导致他心脏骤停的诱因，是在反贪局的审讯或羁押过程中就已经埋下了呢？
这个思路一打开，田国富顿时觉得肩膀上的压力轻了几分。他不需要现在就确定到底是哪边的责任，他只需要先把责任分担出去。在纪委和检察院之间制造一个互相扯皮、彼此推诿的模糊地带，用这种扯皮来争取出足够的处理时间。只要有了时间，他就可以从容地查清真相、替换人员、封堵漏洞。这种操作对他来说并不陌生说好听点叫危机公关，说直白点就是甩锅。
他对着手机，用一种意味深长的语气暗示了一句：“丁义珍是什么时候从检察院那边移交过来的？从昨晚抓捕到现在，他在检察院羁押室待了多长时间？这个时间线，你们要仔仔细细地给我捋清楚。”
电话那头的下属一听就明白了。这种弦外之音，在体制内混过几年的人都能听得懂。很多时候，有些人的业务能力或许平平，但在推卸责任和转移焦点方面，那绝对是无师自通的天才。
挂断电话之后，田国富站在大棚外犹豫了片刻。他知道这件事瞒不住，也不能瞒。丁义珍是最高检直接下令抓捕的要犯，是涉及京州光明峰项目的关键人物，他的死不可能悄无声息地压下去。他必须第一时间向沙瑞金汇报。
田国富转身走回大棚，穿过那群还在认真听讲解的干部，走到沙瑞金身边，压低声音说了一句：“瑞金同志，有件急事需要单独向您汇报。”沙瑞金看了他一眼，从田国富的表情和语气中读出了事情的严重性，微微点了点头，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大棚，来到一处空旷的田埂上。
田国富没有绕弯子，开门见山地说：“沙书记，京州那边出事了。丁义珍，死了。”
沙瑞金正背着手眺望远处的田野，听到这句话，他猛地转过头来，目光如电地盯住了田国富，脸上的表情是显而易见的愕然。
“你说谁死了？丁义珍？”沙瑞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
他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把昨晚到今天这条时间线迅速地过了一遍。昨晚，高育良给他打电话，说接到了最高检发来的协查命令，要求汉东省这边协助抓捕一名涉嫌行贿受贿的腐败分子京州市委常委、副市长丁义珍。他因为刚到汉东，对当地干部的情况还不熟悉，担心里面有他不了解的门道，就把最终的决断权交还给了高育良。事后高育良向他汇报，说人已经顺利抓住了。他还觉得这件事处理得挺利索。结果这才过去不到二十四个小时，人就死了。而且死的地方不是看守所，不是监狱，是省纪委的办案点。这简直是在朝他沙瑞金这个新上任的省委书记脸上甩耳光。
沙瑞金忍不住在心里打了个问号丁义珍的死，到底是冲谁来的？是单纯地灭口，还是想通过这件事给刚到任的自己一个下马威？他不相信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巧合。这些年来他辗转多地任职，见过太多太多这种“恰到好处”的死亡事件。一个马上要被深度审讯的腐败分子，突然就在羁押期间死于某种突发疾病这种桥段，他太熟悉了。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离奇的死亡背后，都站着一只急于让死者永远闭嘴的黑手。
“怎么死的？”沙瑞金追问道，语气比刚才沉了几分。他虽然对这件事感到愤怒和意外，但他并不认为田国富会有什么问题。他和田国富共事多年，对这个人的品性和忠诚度还是有把握的。
“现在初步勘验的结果是心脏病突发导致的心脏骤停，”田国富汇报道，然后话锋一转，补充了一句极为关键的信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调取的丁义珍历年体检记录和就医档案来看，丁义珍本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心脏方面的疾病史。他在单位的年度体检报告上，心脏相关的各项指标一直都是正常的。”
沙瑞金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一个没有心脏病史的人，在即将被双规的关键时刻突然心脏病发作死亡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而刺眼的问号。“那就是说，很可能是被人害死的？”
“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田国富点了点头，他一边观察着沙瑞金的表情变化，一边用一种看似不经意、实则经过精心设计的口吻，把另一条信息抛了出来，“沙书记，还有一点我觉得有必要向您汇报一下。根据昨晚参与光明峰项目调度会的人员和酒店服务员的证言，丁义珍在被抓捕之前，曾经在项目会上喝了不少酒。整个会议期间，他谈笑风生，没有表现出任何身体上的不适。这一点得到了多名与会人员的证实。”
田国富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整理思路，实际上是在斟酌措辞，为接下来的话做铺垫。“会议结束后，在省公安厅的协助下，丁义珍被检察院反贪局当场抓获。之后，反贪局局长陈海连夜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据我们了解，审讯持续了很长时间，期间丁义珍态度十分强硬，不仅不配合交代问题，甚至一度激怒了陈海局长。”
田国富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表面上看只是在陈述一个时间线，但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暗藏玄机。他特意点出丁义珍在被反贪局审讯期间态度激怒了陈海，言下之意无非是在暗示丁义珍在检察院那边待的那一整夜，才是最值得追查的时段。他是在隐晦地把怀疑的矛头，不动声色地引向反贪局那边。
“陈海。”沙瑞金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目光微凝，像是在记忆中搜寻着什么信息。“就是原来那位老检察长，陈岩石同志的儿子，对吧？”
“是的。”田国富点头确认。
田国富并不知道沙瑞金和陈岩石之间那段鲜为人知的渊源。他和沙瑞金虽然搭班子共事过几年，但对于沙瑞金早年间的经历，特别是他出身的根底，其实了解得并不深。沙瑞金这个人一向口风很紧，对自己的私事几乎从不提及，田国富也没有刻意去打探过。
也正因为不知情，田国富在提到陈岩石的时候，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失误。他本想着顺便踩一脚陈岩石，好进一步拉低沙瑞金对陈海的观感，让那个“反贪局可能有问题”的暗示听起来更有说服力。
“这个陈岩石老检察长，”田国富用一种带着几分惋惜又不失批评意味的语气说道，“据说因为对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同志有意见，退休之前没能落实副省级待遇。后来他一气之下，把自己分配到的厅局级改善性住房给卖了，自掏腰包住进了养老院。还在养老院里搞了一个什么‘第二检察院’的名堂，时不时地接一些群众的上访材料，搞得挺有声势的。”
田国富的本意是想说，陈岩石这个老头性格偏执、爱出风头，做事不太按规矩来，所以他的儿子陈海在审讯过程中出点格、办点过火的事，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句话完全说错了对象。
沙瑞金听完之后，脸色未变，但语气却明显地冷了几分。他没有直接批评田国富，而是用一种纠正事实的口吻，不紧不慢地说道：“不对吧，国富同志。我听到的情况可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我来汉东报到之前，赵立春同志可是专门找我谈过话，让我替他当面向陈岩石老检察长道个歉。他说当时是因为不清楚陈老的实际年龄，才没能及时给他落实应有的副省级待遇。这件事上，赵立春同志自己都承认是有责任的。你作为纪委书记，多方探听情况是应该的，但前提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偏听偏信啊。”
这轻轻的一记敲打，让田国富心头猛地一凛。
沙瑞金这番话里的信息量太大了。他不但没有顺着田国富的意思对陈岩石产生负面看法，反而主动替陈岩石说话，甚至搬出了赵立春道歉这件事来为陈岩石正名。这说明什么？说
田国富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不是震惊，而是一种短暂的、大脑宕机般的空白。他愣了大约两秒钟，才反问道：“你说什么？丁义珍死了？怎么死的？他不是今天上午才刚刚从检察院那边移交到我们纪委吗？这才几个小时？”
他连珠炮般地甩出一串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焦灼。下属在电话那头把事情经过简要地讲了一遍送达双规决定书时突发心脏骤停，抢救无效死亡，初步判断是心肌梗死，但具体原因还要等尸检。
田国富听完，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他握着手机站在原地，大棚里的温度和湿度都偏高，但他脊背上冒出的却是一层冷汗。
田国富调到汉东省担任纪委书记，满打满算也就几个月的时间。这几个月里，他绝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陪沙瑞金跑基层、搞调研、摸情况上面。新书记刚来，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他作为纪委书记，必须要为沙瑞金提供最详实的第一手情报。也正因为如此，他对省纪委内部的整肃和人事调整，还没来得及大规模铺开。只是在几个关键岗位上，做了一些粗略的、最低限度的调整，换上了自己信得过的人。但再往下，那些具体经办事务的普通干部，绝大多数还是前任留下来的班底。这些人谁可靠、谁不可靠，谁和外面有牵扯不清的关系，田国富心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丁义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他的地盘上，突然死于心脏病突发这里面有没有人在做手脚？那个送达双规决定书的工作人员有没有问题？羁押期间的饮食、饮水有没有被做手脚的可能？这些田国富现在统统无法确定。
但问题在于，他是省纪委的一把手。不管这些不确定因素有多少，不管内情有多么复杂，最终需要站出来承担责任的人，只能是他田国富。这是组织原则，也是政治规矩，他推不掉，也赖不了。除非他能证明丁义珍的死纯属意外，或者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把真凶揪出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查个水落石出，否则这项失察失管的帽子，他就必须得戴着。
田国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这个人能在官场混到这个位置，靠的可不仅仅是能力和资历，还有一颗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快速运转的脑子。他站在大棚外的阳光下，眯着眼睛想了几秒钟，很快就从一团乱麻中捋出了一根线头。
丁义珍是今天上午才从检察院反贪局移交到省纪委的。从时间线上看，丁义珍在反贪局那边待了整整一夜。如果他的身体早在反贪局羁押期间就已经出了问题呢？如果导致他心脏骤停的诱因，是在反贪局的审讯或羁押过程中就已经埋下了呢？
这个思路一打开，田国富顿时觉得肩膀上的压力轻了几分。他不需要现在就确定到底是哪边的责任，他只需要先把责任分担出去。在纪委和检察院之间制造一个互相扯皮、彼此推诿的模糊地带，用这种扯皮来争取出足够的处理时间。只要有了时间，他就可以从容地查清真相、替换人员、封堵漏洞。这种操作对他来说并不陌生说好听点叫危机公关，说直白点就是甩锅。
他对着手机，用一种意味深长的语气暗示了一句：“丁义珍是什么时候从检察院那边移交过来的？从昨晚抓捕到现在，他在检察院羁押室待了多长时间？这个时间线，你们要仔仔细细地给我捋清楚。”
电话那头的下属一听就明白了。这种弦外之音，在体制内混过几年的人都能听得懂。很多时候，有些人的业务能力或许平平，但在推卸责任和转移焦点方面，那绝对是无师自通的天才。
挂断电话之后，田国富站在大棚外犹豫了片刻。他知道这件事瞒不住，也不能瞒。丁义珍是最高检直接下令抓捕的要犯，是涉及京州光明峰项目的关键人物，他的死不可能悄无声息地压下去。他必须第一时间向沙瑞金汇报。
田国富转身走回大棚，穿过那群还在认真听讲解的干部，走到沙瑞金身边，压低声音说了一句：“瑞金同志，有件急事需要单独向您汇报。”沙瑞金看了他一眼，从田国富的表情和语气中读出了事情的严重性，微微点了点头，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大棚，来到一处空旷的田埂上。
田国富没有绕弯子，开门见山地说：“沙书记，京州那边出事了。丁义珍，死了。”
沙瑞金正背着手眺望远处的田野，听到这句话，他猛地转过头来，目光如电地盯住了田国富，脸上的表情是显而易见的愕然。
“你说谁死了？丁义珍？”沙瑞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
他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把昨晚到今天这条时间线迅速地过了一遍。昨晚，高育良给他打电话，说接到了最高检发来的协查命令，要求汉东省这边协助抓捕一名涉嫌行贿受贿的腐败分子京州市委常委、副市长丁义珍。他因为刚到汉东，对当地干部的情况还不熟悉，担心里面有他不了解的门道，就把最终的决断权交还给了高育良。事后高育良向他汇报，说人已经顺利抓住了。他还觉得这件事处理得挺利索。结果这才过去不到二十四个小时，人就死了。而且死的地方不是看守所，不是监狱，是省纪委的办案点。这简直是在朝他沙瑞金这个新上任的省委书记脸上甩耳光。
沙瑞金忍不住在心里打了个问号丁义珍的死，到底是冲谁来的？是单纯地灭口，还是想通过这件事给刚到任的自己一个下马威？他不相信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巧合。这些年来他辗转多地任职，见过太多太多这种“恰到好处”的死亡事件。一个马上要被深度审讯的腐败分子，突然就在羁押期间死于某种突发疾病这种桥段，他太熟悉了。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离奇的死亡背后，都站着一只急于让死者永远闭嘴的黑手。
“怎么死的？”沙瑞金追问道，语气比刚才沉了几分。他虽然对这件事感到愤怒和意外，但他并不认为田国富会有什么问题。他和田国富共事多年，对这个人的品性和忠诚度还是有把握的。
“现在初步勘验的结果是心脏病突发导致的心脏骤停，”田国富汇报道，然后话锋一转，补充了一句极为关键的信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调取的丁义珍历年体检记录和就医档案来看，丁义珍本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心脏方面的疾病史。他在单位的年度体检报告上，心脏相关的各项指标一直都是正常的。”
沙瑞金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一个没有心脏病史的人，在即将被双规的关键时刻突然心脏病发作死亡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而刺眼的问号。“那就是说，很可能是被人害死的？”
“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田国富点了点头，他一边观察着沙瑞金的表情变化，一边用一种看似不经意、实则经过精心设计的口吻，把另一条信息抛了出来，“沙书记，还有一点我觉得有必要向您汇报一下。根据昨晚参与光明峰项目调度会的人员和酒店服务员的证言，丁义珍在被抓捕之前，曾经在项目会上喝了不少酒。整个会议期间，他谈笑风生，没有表现出任何身体上的不适。这一点得到了多名与会人员的证实。”
田国富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整理思路，实际上是在斟酌措辞，为接下来的话做铺垫。“会议结束后，在省公安厅的协助下，丁义珍被检察院反贪局当场抓获。之后，反贪局局长陈海连夜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据我们了解，审讯持续了很长时间，期间丁义珍态度十分强硬，不仅不配合交代问题，甚至一度激怒了陈海局长。”
田国富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表面上看只是在陈述一个时间线，但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暗藏玄机。他特意点出丁义珍在被反贪局审讯期间态度激怒了陈海，言下之意无非是在暗示丁义珍在检察院那边待的那一整夜，才是最值得追查的时段。他是在隐晦地把怀疑的矛头，不动声色地引向反贪局那边。
“陈海。”沙瑞金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目光微凝，像是在记忆中搜寻着什么信息。“就是原来那位老检察长，陈岩石同志的儿子，对吧？”
“是的。”田国富点头确认。
田国富并不知道沙瑞金和陈岩石之间那段鲜为人知的渊源。他和沙瑞金虽然搭班子共事过几年，但对于沙瑞金早年间的经历，特别是他出身的根底，其实了解得并不深。沙瑞金这个人一向口风很紧，对自己的私事几乎从不提及，田国富也没有刻意去打探过。
也正因为不知情，田国富在提到陈岩石的时候，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失误。他本想着顺便踩一脚陈岩石，好进一步拉低沙瑞金对陈海的观感，让那个“反贪局可能有问题”的暗示听起来更有说服力。
“这个陈岩石老检察长，”田国富用一种带着几分惋惜又不失批评意味的语气说道，“据说因为对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同志有意见，退休之前没能落实副省级待遇。后来他一气之下，把自己分配到的厅局级改善性住房给卖了，自掏腰包住进了养老院。还在养老院里搞了一个什么‘第二检察院’的名堂，时不时地接一些群众的上访材料，搞得挺有声势的。”
田国富的本意是想说，陈岩石这个老头性格偏执、爱出风头，做事不太按规矩来，所以他的儿子陈海在审讯过程中出点格、办点过火的事，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句话完全说错了对象。
沙瑞金听完之后，脸色未变，但语气却明显地冷了几分。他没有直接批评田国富，而是用一种纠正事实的口吻，不紧不慢地说道：“不对吧，国富同志。我听到的情况可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我来汉东报到之前，赵立春同志可是专门找我谈过话，让我替他当面向陈岩石老检察长道个歉。他说当时是因为不清楚陈老的实际年龄，才没能及时给他落实应有的副省级待遇。这件事上，赵立春同志自己都承认是有责任的。你作为纪委书记，多方探听情况是应该的，但前提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偏听偏信啊。”
这轻轻的一记敲打，让田国富心头猛地一凛。
沙瑞金这番话里的信息量太大了。他不但没有顺着田国富的意思对陈岩石产生负面看法，反而主动替陈岩石说话，甚至搬出了赵立春道歉这件事来为陈岩石正名。这说明什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