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那些总部经济性质的集团搬迁，更多只是涉及管理层和技术骨干的流动，还算是伤筋动骨的话，那么那些实实在在落在土地上的工厂、生产线的整体迁移，其难度和复杂性，简直就是一个呈几何倍数增长的巨大难题。这根本不是一纸行政命令就能轻易摆平的事情，其中缠绕着的人心、利益和地方生态，盘根错节，深不见底。
那些能被李达康看中并想方设法要搬迁到京州的优秀企业、核心工厂，无一例外，全都是当地市县多年以来用各种优惠政策、土地资源和情感纽带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宝贝疙瘩。它们是地方财政的顶梁柱，是名副其实的纳税大户，很多区县全年一半以上的税收都要仰仗这一两家大厂。同时，它们更是当地吸收大量劳动力的巨大蓄水池，一个大型工厂的运转，养活的不仅仅是车间里的几千名工人，还有围绕工厂衍生出来的物流、餐饮、零售等一整条服务产业链上的成千上万个家庭。如果在李达康的运筹帷幄和软硬兼施下，真的把这些工厂连根拔起，一股脑地迁到了京州，那么第一个迎面撞上来的、如同冰山一般庞大而冷硬的问题就是：京州市，能在短时间内提供出如此充足的、匹配这些工厂需求的劳动力吗？这些动辄需要几千上万熟练工人的工厂，京州本地的人力资源池，够不够填这个坑？这是一个足以让整个搬迁计划在第一步就卡壳的现实问题。
其次，退一步讲，就算劳动力的问题通过各种方式勉强解决了，那么另一个更为棘手、更容易引爆社会矛盾的问题便会随之浮出水面：那些因为工厂搬迁，却出于故土难离、家庭牵绊、或者对省城高昂生活成本的恐惧而不愿意拖着家小、跟着一同迁到京州去打工的工人们，他们的安置问题，到底该由谁来负责兜底？这笔庞大的社会成本，究竟要算在谁的头上？是让那些已经元气大伤的各地方正府，捏着鼻子来收拾这个烂摊子？还是说，由省级财政出面，拿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和方案来集中负责？又或者，是把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麻烦问题，像一个皮球一样，一脚踢回给企业本身，让企业自己去消化解决？可问题是，如果最后真的把矛盾全都甩锅给了企业，那这些企业家们又不是来做慈善的，人家放着好好的一亩三分地不待，凭什么要听你李达康的号令，心甘情愿地搬迁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从头再来？失去了利益的驱动，单靠行政压服，这盘棋根本走不长远。
再往深处想一想，这些工人，原本有着一份虽然不算富裕但胜在安稳踏实的工作，每天按时上下班，按部就班地完成每一道工序，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了一个个虽然平凡却充满希望的小日子。可是，一旦工厂搬迁，他们选择了留下，就会瞬间失去这份饭碗，从在岗职工变成一个下岗待业人员。人一旦下了岗，手里再拿到一笔数目虽不多、但在当下却足以支撑一段时日的下岗补贴，手里有了点闲钱，心里却没了着落，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社会角色的断裂，便会使得他们极容易变成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因素。这种因为工厂企业大规模搬迁而造成的、隐藏在冰山之下的巨大隐性危机，就像是埋在地下的一连串火药桶，该用什么方式去提前化解、去温柔地拆除引信？这其中的分寸和火候，稍微拿捏不好，就是一场燎原大火。
总而言之，强省会战略，绝非像它写在纸面上那样，只是一句豪情万丈的口号，它是一个浑身长满了刺的、相当复杂且考验执政者智慧的宏大命题。
高育良看似云淡风轻地将这些顾虑一条条地摆在李达康面前，表面上是善意的提醒，实则是在不动声色之间，为自己和身后的汉大帮提前加注谈判桌上的筹码。他的言下之意，已经通过这番绵里藏针的话，清晰地传递给了李达康：第一，你之前鼓捣出来的那套交换条件，因为李维民即将上调中央，最核心的支撑点已经荡然无存，你的老皇历拿回去自己收好吧，它已经不成立了。第二，既然旧的条件作废了，那么你此番想要换取我们汉大帮的支持，其出价的标准也必须相应地水涨船高。你想要的，已经不是之前那种一次性的、在常委会上举举手那么简单了，你必须把这份支持，从一次性的提议，延伸、拉长到整个战略实施全过程的持续保驾护航与资源维持。你想要我们汉大帮从头到尾、坚定不移的强力支撑，那么你李达康，就必须要拿出与之匹配的、足以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满意的核心利益来交换。
“多亏了育良书记的及时提醒啊。”李达康僵硬的面部肌肉抽动了一下，最终化作一声感叹，他缓缓地点了点头，语气中听不出任何情绪，仿佛真的只是老朋友之间的一句闲聊，“如果不是听您这么一说，我还真不知道，维民厅长竟然马上就要高升了。这确实是咱们汉东的一件大事啊，很多事情，看来是得从长计议，仔细掂量掂量了。”
李达康感叹着，大脑却一刻也没有停止高速运转。他在飞快地猜测着，高育良用这些铺垫作为前奏，最终会图穷匕见，提出一个什么样惊天动地的新要求。同时，在他那充满了权力算计的心底，对于李维民走后空出来的那个汉东省公安厅厅长的位置，也难免泛起了一丝难以抑制的涟漪。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它就像是悬在高育良心头的一把锁，谁掌握了这把锁的钥匙，谁就能钳制住政法委书记的命脉。如果……如果自己能趁着这个机会，使出浑身解数，把这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安排上自己信得过的人，那无疑就等于在高育良的心口上，干脆利落地插上了一把尖刀。
不过，这个极其诱人的念头，在李达康的脑海里仅仅是转了几个圈，就被他自己强行压了下去，并迅速放弃掉了。因为理智告诉他，这绝不可行。首先，人家李维民是立功高升，进京赴任，是奔着公安部副部长的位置去的，他圣眷正隆，又不是因为犯了事被组织调查落马了。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官场不成文的规矩，他对于接班人的选择，依旧有着极大的推荐权和话语权，组织上也会充分尊重他的意见。自己一个外人想在这个节骨眼上横插一杠子，把手伸进公安厅，难度本就极大。而且，退一万步讲，就算李维民说了不算，或者他没有强力推荐的人选，最终这个厅长的人选悬而未决，自己也绝对不可能在现在这个时候、用这种公然挖墙脚的方式，去往死里得罪手握关键一票否决权的高育良。那样做，就不是在谈判，而是在宣战了。唉，这个李维民，升职升得可真是掐准了命门的时候，这一走，让自己的盘算全被动了。
“达康书记，其实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我心里，还有一点顾虑。”高育良依旧是那副学者般不紧不慢的姿态，他看着李达康阴晴不定的脸色，继续说道，“这强省会战略，一旦推行起来，大动干戈，难免会动到很多其他地市当家人的奶酪啊。不知道在来找我谈之前，达康书记，有没有跟咱们省里各兄弟地市的一二把手们，都通过气？他们……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和意见，又是怎么样的呢？”
高育良这番话，用意极深，是一次极其巧妙的战略试探。他需要摸清楚李达康的底牌，看看除了向自己寻求合作之外，这条老狐狸还在暗地里串联了多少人。李达康毕竟也是在汉东官场这座深不见底的江湖里混迹了多年的老手，人脉深厚，他背后站着的那尊大神赵立春虽然离开了，但留下的政治遗产依旧可观。有那么几个在关键时刻会跳出来的强力支持者，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官场的关系就是这样，有些私下的勾连，你平时或许一丝一毫都看不出来，但往往在这种足以改变一省格局的关键时刻，就很容易暴露出来。李达康不知道汉大帮这些年通过高育良和祁同伟，到底在汉东的政法系统内安插和渗透了多少人，就像高育良也同样不知道，赵立春在临走之前，到底给李达康留下了多少足以在绝境中翻盘的政治底牌。
“是有一些。”对于这个问题，李达康没有藏着掖着，他微微一笑，坦然地承认了，“如果这么大的事情，没有几个人在背后支持我，那我李达康不就成了一个不顾大局、一意孤行的孤家寡人了吗？育良书记您是知道的，孤家寡人的滋味，可不好受。”他像是在自嘲，也像是在向高育良展示自己的肌肉。
“是啊。”高育良深有感触地认同道，没有再追问具体是哪些人。他知道，李达康不会透露，而他，也只需知道对方并非毫无根基就足够了。
两个人就这样在林荫道上缓步前行，你一言我一语，话语之中充满了机锋，不断地相互试探着对方的底线。其实，这种最高层级的利益交换，它的过程并不是像拍卖会那样，在短时间内就能一锤定音的。它更像是做生意，讲究的是一个漫天叫价、坐地还钱。这次高育良借着李维民调动的东风，亮明了自己的态度，也隐隐约约地开出了自己的新价码。剩下的，就是给李达康时间，让他回去好好地、翻来覆去地算这笔账，等双方在私下的交锋和摸底中，慢慢地靠拢，最终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捏着鼻子接受的共识。
时光在暗流涌动中悄然流逝。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高育良和李达康又经过了数次或明或暗的接触，双方基本都摸清了对方的真实想法和最后的底线。
于是，就在又一次例行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一件看似水到渠成却又意味深长的事情发生了。高育良在议事的最后阶段，神色如常地提出了一项人事动议：为了加强省委班子的力量，建议让京海市市委书记孟德海同志，正式成为汉东省委常委中新的一员。这项动议一提出来，会场上出现了几秒钟微妙的寂静。紧接着，让不少不知内情的常委们感到意外的是，高育良的老对手，一向在很多事情上都跟他针尖对麦芒的李达康，竟然在沉吟片刻之后，出人意料地表示了支持。有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联手推动，孟德海的入常之路，瞬间变得畅通无阻。表决顺利通过，孟德海以其雄厚的地方实绩和不可撼动的政治地位，正式进入了省委常委班子。
而随着这条消息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出去，汉东省官场上那些嗅觉灵敏的人精们，纷纷在私底下倒吸了一口凉气。李达康力挺孟德海？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吗？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高育良跟李达康，这两位斗了半辈子的宿敌，恐怕是在台面底下，达成了什么极为重大的政治合作。
果不其然，众人的猜测很快就得到了印证。就在孟德海入常的消息热度未减之时，几天后，汉东省委、省
那些能被李达康看中并想方设法要搬迁到京州的优秀企业、核心工厂，无一例外，全都是当地市县多年以来用各种优惠政策、土地资源和情感纽带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宝贝疙瘩。它们是地方财政的顶梁柱，是名副其实的纳税大户，很多区县全年一半以上的税收都要仰仗这一两家大厂。同时，它们更是当地吸收大量劳动力的巨大蓄水池，一个大型工厂的运转，养活的不仅仅是车间里的几千名工人，还有围绕工厂衍生出来的物流、餐饮、零售等一整条服务产业链上的成千上万个家庭。如果在李达康的运筹帷幄和软硬兼施下，真的把这些工厂连根拔起，一股脑地迁到了京州，那么第一个迎面撞上来的、如同冰山一般庞大而冷硬的问题就是：京州市，能在短时间内提供出如此充足的、匹配这些工厂需求的劳动力吗？这些动辄需要几千上万熟练工人的工厂，京州本地的人力资源池，够不够填这个坑？这是一个足以让整个搬迁计划在第一步就卡壳的现实问题。
其次，退一步讲，就算劳动力的问题通过各种方式勉强解决了，那么另一个更为棘手、更容易引爆社会矛盾的问题便会随之浮出水面：那些因为工厂搬迁，却出于故土难离、家庭牵绊、或者对省城高昂生活成本的恐惧而不愿意拖着家小、跟着一同迁到京州去打工的工人们，他们的安置问题，到底该由谁来负责兜底？这笔庞大的社会成本，究竟要算在谁的头上？是让那些已经元气大伤的各地方正府，捏着鼻子来收拾这个烂摊子？还是说，由省级财政出面，拿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和方案来集中负责？又或者，是把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麻烦问题，像一个皮球一样，一脚踢回给企业本身，让企业自己去消化解决？可问题是，如果最后真的把矛盾全都甩锅给了企业，那这些企业家们又不是来做慈善的，人家放着好好的一亩三分地不待，凭什么要听你李达康的号令，心甘情愿地搬迁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从头再来？失去了利益的驱动，单靠行政压服，这盘棋根本走不长远。
再往深处想一想，这些工人，原本有着一份虽然不算富裕但胜在安稳踏实的工作，每天按时上下班，按部就班地完成每一道工序，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了一个个虽然平凡却充满希望的小日子。可是，一旦工厂搬迁，他们选择了留下，就会瞬间失去这份饭碗，从在岗职工变成一个下岗待业人员。人一旦下了岗，手里再拿到一笔数目虽不多、但在当下却足以支撑一段时日的下岗补贴，手里有了点闲钱，心里却没了着落，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社会角色的断裂，便会使得他们极容易变成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因素。这种因为工厂企业大规模搬迁而造成的、隐藏在冰山之下的巨大隐性危机，就像是埋在地下的一连串火药桶，该用什么方式去提前化解、去温柔地拆除引信？这其中的分寸和火候，稍微拿捏不好，就是一场燎原大火。
总而言之，强省会战略，绝非像它写在纸面上那样，只是一句豪情万丈的口号，它是一个浑身长满了刺的、相当复杂且考验执政者智慧的宏大命题。
高育良看似云淡风轻地将这些顾虑一条条地摆在李达康面前，表面上是善意的提醒，实则是在不动声色之间，为自己和身后的汉大帮提前加注谈判桌上的筹码。他的言下之意，已经通过这番绵里藏针的话，清晰地传递给了李达康：第一，你之前鼓捣出来的那套交换条件，因为李维民即将上调中央，最核心的支撑点已经荡然无存，你的老皇历拿回去自己收好吧，它已经不成立了。第二，既然旧的条件作废了，那么你此番想要换取我们汉大帮的支持，其出价的标准也必须相应地水涨船高。你想要的，已经不是之前那种一次性的、在常委会上举举手那么简单了，你必须把这份支持，从一次性的提议，延伸、拉长到整个战略实施全过程的持续保驾护航与资源维持。你想要我们汉大帮从头到尾、坚定不移的强力支撑，那么你李达康，就必须要拿出与之匹配的、足以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满意的核心利益来交换。
“多亏了育良书记的及时提醒啊。”李达康僵硬的面部肌肉抽动了一下，最终化作一声感叹，他缓缓地点了点头，语气中听不出任何情绪，仿佛真的只是老朋友之间的一句闲聊，“如果不是听您这么一说，我还真不知道，维民厅长竟然马上就要高升了。这确实是咱们汉东的一件大事啊，很多事情，看来是得从长计议，仔细掂量掂量了。”
李达康感叹着，大脑却一刻也没有停止高速运转。他在飞快地猜测着，高育良用这些铺垫作为前奏，最终会图穷匕见，提出一个什么样惊天动地的新要求。同时，在他那充满了权力算计的心底，对于李维民走后空出来的那个汉东省公安厅厅长的位置，也难免泛起了一丝难以抑制的涟漪。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它就像是悬在高育良心头的一把锁，谁掌握了这把锁的钥匙，谁就能钳制住政法委书记的命脉。如果……如果自己能趁着这个机会，使出浑身解数，把这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安排上自己信得过的人，那无疑就等于在高育良的心口上，干脆利落地插上了一把尖刀。
不过，这个极其诱人的念头，在李达康的脑海里仅仅是转了几个圈，就被他自己强行压了下去，并迅速放弃掉了。因为理智告诉他，这绝不可行。首先，人家李维民是立功高升，进京赴任，是奔着公安部副部长的位置去的，他圣眷正隆，又不是因为犯了事被组织调查落马了。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官场不成文的规矩，他对于接班人的选择，依旧有着极大的推荐权和话语权，组织上也会充分尊重他的意见。自己一个外人想在这个节骨眼上横插一杠子，把手伸进公安厅，难度本就极大。而且，退一万步讲，就算李维民说了不算，或者他没有强力推荐的人选，最终这个厅长的人选悬而未决，自己也绝对不可能在现在这个时候、用这种公然挖墙脚的方式，去往死里得罪手握关键一票否决权的高育良。那样做，就不是在谈判，而是在宣战了。唉，这个李维民，升职升得可真是掐准了命门的时候，这一走，让自己的盘算全被动了。
“达康书记，其实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我心里，还有一点顾虑。”高育良依旧是那副学者般不紧不慢的姿态，他看着李达康阴晴不定的脸色，继续说道，“这强省会战略，一旦推行起来，大动干戈，难免会动到很多其他地市当家人的奶酪啊。不知道在来找我谈之前，达康书记，有没有跟咱们省里各兄弟地市的一二把手们，都通过气？他们……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和意见，又是怎么样的呢？”
高育良这番话，用意极深，是一次极其巧妙的战略试探。他需要摸清楚李达康的底牌，看看除了向自己寻求合作之外，这条老狐狸还在暗地里串联了多少人。李达康毕竟也是在汉东官场这座深不见底的江湖里混迹了多年的老手，人脉深厚，他背后站着的那尊大神赵立春虽然离开了，但留下的政治遗产依旧可观。有那么几个在关键时刻会跳出来的强力支持者，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官场的关系就是这样，有些私下的勾连，你平时或许一丝一毫都看不出来，但往往在这种足以改变一省格局的关键时刻，就很容易暴露出来。李达康不知道汉大帮这些年通过高育良和祁同伟，到底在汉东的政法系统内安插和渗透了多少人，就像高育良也同样不知道，赵立春在临走之前，到底给李达康留下了多少足以在绝境中翻盘的政治底牌。
“是有一些。”对于这个问题，李达康没有藏着掖着，他微微一笑，坦然地承认了，“如果这么大的事情，没有几个人在背后支持我，那我李达康不就成了一个不顾大局、一意孤行的孤家寡人了吗？育良书记您是知道的，孤家寡人的滋味，可不好受。”他像是在自嘲，也像是在向高育良展示自己的肌肉。
“是啊。”高育良深有感触地认同道，没有再追问具体是哪些人。他知道，李达康不会透露，而他，也只需知道对方并非毫无根基就足够了。
两个人就这样在林荫道上缓步前行，你一言我一语，话语之中充满了机锋，不断地相互试探着对方的底线。其实，这种最高层级的利益交换，它的过程并不是像拍卖会那样，在短时间内就能一锤定音的。它更像是做生意，讲究的是一个漫天叫价、坐地还钱。这次高育良借着李维民调动的东风，亮明了自己的态度，也隐隐约约地开出了自己的新价码。剩下的，就是给李达康时间，让他回去好好地、翻来覆去地算这笔账，等双方在私下的交锋和摸底中，慢慢地靠拢，最终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捏着鼻子接受的共识。
时光在暗流涌动中悄然流逝。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高育良和李达康又经过了数次或明或暗的接触，双方基本都摸清了对方的真实想法和最后的底线。
于是，就在又一次例行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一件看似水到渠成却又意味深长的事情发生了。高育良在议事的最后阶段，神色如常地提出了一项人事动议：为了加强省委班子的力量，建议让京海市市委书记孟德海同志，正式成为汉东省委常委中新的一员。这项动议一提出来，会场上出现了几秒钟微妙的寂静。紧接着，让不少不知内情的常委们感到意外的是，高育良的老对手，一向在很多事情上都跟他针尖对麦芒的李达康，竟然在沉吟片刻之后，出人意料地表示了支持。有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联手推动，孟德海的入常之路，瞬间变得畅通无阻。表决顺利通过，孟德海以其雄厚的地方实绩和不可撼动的政治地位，正式进入了省委常委班子。
而随着这条消息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出去，汉东省官场上那些嗅觉灵敏的人精们，纷纷在私底下倒吸了一口凉气。李达康力挺孟德海？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吗？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高育良跟李达康，这两位斗了半辈子的宿敌，恐怕是在台面底下，达成了什么极为重大的政治合作。
果不其然，众人的猜测很快就得到了印证。就在孟德海入常的消息热度未减之时，几天后，汉东省委、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