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下午,我和沈岸去了省体育馆。

    体育馆在省城东边,一座白色的圆形建筑,门口停着十几辆车。沈岸把车停在马路对面,没有下车。我们坐在车里,看着体育馆的入口。天阴着,风从东边吹过来,把路边的梧桐叶吹得沙沙响。

    三点十分,一辆黑色奥迪停在体育馆门口。车门开了,下来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中等身材,微胖,头发梳得很整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运动外套,手里拎着一个羽毛球拍包。他的脸很圆,眉毛很淡,走路的时候步子不快不慢,像是每天都在走同一条路。

    “何副秘书长。”沈岸说。

    何副秘书长进了体育馆。沈岸没有动。他坐在驾驶座上,看着体育馆的入口,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着。

    “林默,你说我的能力如果碰一下活人,会看到什么?”

    “不知道。你试过吗?”

    “没有。但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把手伸出来,看着自己的掌心,“周海生的戒指,我碰了,看到了字。李芳的骨灰盒,我碰了,看到了手。赵大勇的遗骸,我碰了,看到了变压器。这些都是物体,不是活人。”

    “活人和物体有什么区别?”

    “物体上残留的是过去的画面。活人身上的画面,可能是过去的,也可能是现在的,甚至可能是未来的。”

    沈岸看了我一眼。“如果碰了何副秘书长,你会看到什么?”

    “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我去碰他,他会察觉。一个副秘书长,不会随便让陌生人碰他的手。”

    沈岸沉默了几秒。“那就不要碰他。今天只是看看。”

    我们在车里坐了一个小时。四点十分,何副秘书长从体育馆里出来。他的运动外套拉链拉到了脖子,额头上有一层薄汗,但脸色很平静。他上了奥迪,车开走了。沈岸发动了车,但没有跟上去。

    “林默,何副秘书长每周三都来打球。打了五年。五年里,他经手了多少工程,签了多少字,批了多少钱。”

    “三十八条命,只是他经手的工程里的一部分。”

    “对。城北、城东、城南三个工地,只是他分管领域里的一小块。全省有多少个工地,多少个工人,多少个‘意外’?”

    沈岸把车开出了体育馆的停车场,汇入主路。“林默,省纪委现在动不了何副秘书长。但我们能动。”

    “怎么动?”

    “周海生留下的名单有三十八个名字。三十八个人,家属大部分还在。如果家属集体上访,省里就压不住了。”

    “集体上访需要时间。而且家属不一定愿意。”

    “我知道。但这是目前唯一的路。”沈岸把车拐上主路,“周海生查了十一个,你找到了三十八个。三十八个人,如果每一个都有家属站出来,这个案子就压不住了。”

    “你打算怎么做?”

    “先联系家属。一个一个地联系。三十八个人,找到所有的家属,把情况说清楚。如果他们愿意,让他们写联名信。如果不愿意,不勉强。”

    “三十八个人。大部分在外地。”

    “对。我派人去。但有一个人的家属,我想让你去。”

    “谁?”

    “周海生的妻子。她是最有理由站出来的。”

    车开回市局的时候,天已经暗了。沈岸把车停在大院里,熄了火,但没有立刻下车。

    “林默,我同学还跟我说了一件事。”

    “什么?”

    “何副秘书长打完羽毛球之后,没有直接回家。他去了城东。”

    “城东?”

    “对。他的车从体育馆出来之后,往城东方向开了。我同学说,他每周三打完球都会去城东。待大概二十分钟,然后回家。”

    “城东有什么?”

    “不知道。但我同学查了那个地址。城东的一个老小区,六楼,没有电梯。”

    “那个小区里住着谁?”

    沈岸没有回答。他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看。照片是一个小区的单元门,门牌号模糊,但能辨认出小区名字——“城东幸福里”。

    “幸福里。”沈岸说,“周志远的妻子住在那里。”

    我愣了一下。“何副秘书长打完球之后,去周志远家?”

    “对。每周三,打完球,去周志远家。待二十分钟,然后回家。周志远被留置之后,他还在去。”

    “他去干什么?”

    “不知道。但周志远被留置之前,可能跟他有过交代。让他照顾家里,或者让他处理什么东西。”

    沈岸把手机收起来。“林默,明天我们去一趟城东幸福里。看看周志远的妻子。看看何副秘书长到底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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