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姓周，叫周德胜。
沈岸把他在审讯室安置好之后，查了省政府的干部档案。周德胜，省政府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分管后勤和车辆调度。他能拿到省政府通行证，能调动省政府车队的车。每个月十五号下午，他以“外出办事”的名义把车开出去。没有人会查一个行政处副处长的车去了哪里。
“林默，周德胜。省政府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分管后勤和车辆调度。十二年前成立宏达物业。刘德厚是法人。周德胜是实际控制人。他用省政府通行证和车队的车做掩护。每个月十五号去宏达物业收数据。收了十几年。”
“行政处副处长。分管后勤和车辆调度。他能拿到所有省政府的通行证。能调动所有车队的车。他用省政府的车去收偷拍的数据。十几年。没有人查过。”
“对。他是老板。第二代。他从周德明手里接过来的。周德明是第一代。化工厂保卫科干事。二十年前跑了。跑之前把生意交给了周德胜。周德胜接了。做了十二年。管着十几个城市。赵德强只是他手下的一个区域经理。”
沈岸把档案放在桌上。“林默，周德胜在审讯室里。他承认了大部分事实。但他不肯说周德明在哪。他说他每个月跟周德明通一次电话。周德明在电话里交代收数据的注意事项。但周德明从来不告诉他自己在哪。也从来不让他打电话过来。只单向联系。周德胜不知道周德明的地址。只知道他还在国内。可能在南方的某个城市。”
“周德明单向联系周德胜。每个月一次。周德胜不知道他在哪。也打不回去。周德明是主动方。周德胜是被动方。周德明控制着联系渠道。他比周德胜更谨慎。他跑了二十年。他比所有人都谨慎。”
“对。周德明在第一代的时候就在化工厂保卫科。他比副厂长周德明先跑。他可能知道副厂长会出事。所以提前跑了。跑之前把生意交给了周德胜。周德胜接了。做了十二年。周德明在幕后。单向联系。他可能还在观察。看周德胜会不会出事。”
“周德胜现在出事了。周德明可能已经知道了。或者很快会知道。他可能又要跑了。他跑了二十年。他可能已经习惯跑了。”
沈岸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他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圈。圈里写着“周德明（第一代）”。旁边一个圈，写着“周德胜（第二代）”。下面一个圈，写着“赵德强（第三代）”。三条线。三个圈。三代人。
“林默，周德胜被抓了。赵德强在逃。周德明还在幕后。他每个月跟周德胜通一次电话。现在周德胜进去了。电话打不通。周德明会怎么做？”
“他会跑。也可能他已经跑了。但他跑了二十年。他可能还没跑。他可能还在等周德胜的电话。也可能他已经知道了。但他没有别的联系方式。周德胜是他唯一的联系人。周德胜进去了。他只能等。”
“他如果等不到电话，就会知道出事了。他可能已经在准备跑。也可能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得在他在跑之前找到他。周德胜不知道他的地址。但周德胜每个月跟他通一次电话。电话有记录。那个号码。技术科正在追信号。如果周德明还在用那个号码，就能定位。”
“周德胜每个月跟他通一次电话。那个号码。技术科正在追信号。如果周德明还在用那个号码，就能定位。”
“对。那个号码。周德胜用的那个加密号码。技术科查到了信号源在宏达物业附近。那是周德胜的。但周德胜还有一个号码。他跟周德明通电话用的那个号码。那个号码可能不在他手机里。可能在别的地方。他可能藏了一个备用手机。专门跟周德明联系。”
沈岸打了电话。“帮我查周德胜的备用手机。他可能有两部手机。一部日常用。一部专门跟周德明联系。对，现在。”
挂了电话，他看着我。“林默，周德胜可能有两部手机。一部日常用。一部专门跟周德明联系。那部备用手机可能不在他身上。可能在他办公室。也可能在他家里。我去找。你留在审讯室。继续审他。问他备用手机在哪。”
“好。”
我走进审讯室。周德胜坐在椅子上，双手铐在桌上。他五十多岁。瘦长脸。颧骨很高。戴着一副细框眼镜。他的手指很长，掌心有茧。他看见我进来，没有惊讶。
“林默。你来了。”
“周德胜，你每个月跟周德明通一次电话。用哪部手机？”
周德胜的手指停在桌面上。他没有说话。
“你日常用的手机里没有那个号码。技术科查过了。你还有一部手机。专门跟周德明联系。那部手机在哪？”
周德胜沉默了几秒。“在办公室。行政处的办公桌。最下面那个抽屉。锁着。钥匙在我口袋里。”
我走出审讯室，给沈岸发了消息。“沈警官，周德胜说了。备用手机在他办公室。行政处办公桌最下面那个抽屉。锁着。钥匙在他口袋里。你去拿。”
沈岸回了消息：“我去拿。你继续审他。问他周德明最后一次打电话是什么时候。说了什么。有没有提到地址。有没有提到新的城市。”
我走进审讯室。周德胜坐在椅子上。“林默，你问了也没用。周德明不会告诉我地址。他每个月只打一次电话。每次不超过两分钟。他只说‘数据收好。别让人查。’然后就挂了。”
“最后一次打电话是什么时候？”
“上个月十五号。收完数据之后。他打过来。说‘数据收好了？’我说收好了。他说‘别让人查。’然后就挂了。”
“有没有提到新的城市？”
“没有。他从来不提。他只说数据。不说地址。不说城市。他可能怕我出事之后把他供出来。”
“上个月十五号。收完数据之后。他说‘别让人查。’然后就挂了。他从来不提地址。不说城市。他可能怕你出事之后把他供出来。”
“对。他跑了二十年。他比所有人都谨慎。他不会告诉任何人他的地址。也不会告诉任何人他的新城市。他只单向联系。每个月一次。收数据。然后挂电话。”
我站在审讯室里，看着周德胜。他五十多岁。瘦长脸。颧骨很高。手指很长。掌心有茧。他是第二代。他从周德明手里接过了生意。做了十二年。管着十几个城市。周德明在幕后。单向联系。每个月一次。收数据。然后挂电话。周德胜不知道周德明在哪。也打不回去。周德明控制着联系渠道。他比周德胜更谨慎。他跑了二十年。他可能还在跑。
沈岸把他在审讯室安置好之后，查了省政府的干部档案。周德胜，省政府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分管后勤和车辆调度。他能拿到省政府通行证，能调动省政府车队的车。每个月十五号下午，他以“外出办事”的名义把车开出去。没有人会查一个行政处副处长的车去了哪里。
“林默，周德胜。省政府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分管后勤和车辆调度。十二年前成立宏达物业。刘德厚是法人。周德胜是实际控制人。他用省政府通行证和车队的车做掩护。每个月十五号去宏达物业收数据。收了十几年。”
“行政处副处长。分管后勤和车辆调度。他能拿到所有省政府的通行证。能调动所有车队的车。他用省政府的车去收偷拍的数据。十几年。没有人查过。”
“对。他是老板。第二代。他从周德明手里接过来的。周德明是第一代。化工厂保卫科干事。二十年前跑了。跑之前把生意交给了周德胜。周德胜接了。做了十二年。管着十几个城市。赵德强只是他手下的一个区域经理。”
沈岸把档案放在桌上。“林默，周德胜在审讯室里。他承认了大部分事实。但他不肯说周德明在哪。他说他每个月跟周德明通一次电话。周德明在电话里交代收数据的注意事项。但周德明从来不告诉他自己在哪。也从来不让他打电话过来。只单向联系。周德胜不知道周德明的地址。只知道他还在国内。可能在南方的某个城市。”
“周德明单向联系周德胜。每个月一次。周德胜不知道他在哪。也打不回去。周德明是主动方。周德胜是被动方。周德明控制着联系渠道。他比周德胜更谨慎。他跑了二十年。他比所有人都谨慎。”
“对。周德明在第一代的时候就在化工厂保卫科。他比副厂长周德明先跑。他可能知道副厂长会出事。所以提前跑了。跑之前把生意交给了周德胜。周德胜接了。做了十二年。周德明在幕后。单向联系。他可能还在观察。看周德胜会不会出事。”
“周德胜现在出事了。周德明可能已经知道了。或者很快会知道。他可能又要跑了。他跑了二十年。他可能已经习惯跑了。”
沈岸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他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圈。圈里写着“周德明（第一代）”。旁边一个圈，写着“周德胜（第二代）”。下面一个圈，写着“赵德强（第三代）”。三条线。三个圈。三代人。
“林默，周德胜被抓了。赵德强在逃。周德明还在幕后。他每个月跟周德胜通一次电话。现在周德胜进去了。电话打不通。周德明会怎么做？”
“他会跑。也可能他已经跑了。但他跑了二十年。他可能还没跑。他可能还在等周德胜的电话。也可能他已经知道了。但他没有别的联系方式。周德胜是他唯一的联系人。周德胜进去了。他只能等。”
“他如果等不到电话，就会知道出事了。他可能已经在准备跑。也可能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得在他在跑之前找到他。周德胜不知道他的地址。但周德胜每个月跟他通一次电话。电话有记录。那个号码。技术科正在追信号。如果周德明还在用那个号码，就能定位。”
“周德胜每个月跟他通一次电话。那个号码。技术科正在追信号。如果周德明还在用那个号码，就能定位。”
“对。那个号码。周德胜用的那个加密号码。技术科查到了信号源在宏达物业附近。那是周德胜的。但周德胜还有一个号码。他跟周德明通电话用的那个号码。那个号码可能不在他手机里。可能在别的地方。他可能藏了一个备用手机。专门跟周德明联系。”
沈岸打了电话。“帮我查周德胜的备用手机。他可能有两部手机。一部日常用。一部专门跟周德明联系。对，现在。”
挂了电话，他看着我。“林默，周德胜可能有两部手机。一部日常用。一部专门跟周德明联系。那部备用手机可能不在他身上。可能在他办公室。也可能在他家里。我去找。你留在审讯室。继续审他。问他备用手机在哪。”
“好。”
我走进审讯室。周德胜坐在椅子上，双手铐在桌上。他五十多岁。瘦长脸。颧骨很高。戴着一副细框眼镜。他的手指很长，掌心有茧。他看见我进来，没有惊讶。
“林默。你来了。”
“周德胜，你每个月跟周德明通一次电话。用哪部手机？”
周德胜的手指停在桌面上。他没有说话。
“你日常用的手机里没有那个号码。技术科查过了。你还有一部手机。专门跟周德明联系。那部手机在哪？”
周德胜沉默了几秒。“在办公室。行政处的办公桌。最下面那个抽屉。锁着。钥匙在我口袋里。”
我走出审讯室，给沈岸发了消息。“沈警官，周德胜说了。备用手机在他办公室。行政处办公桌最下面那个抽屉。锁着。钥匙在他口袋里。你去拿。”
沈岸回了消息：“我去拿。你继续审他。问他周德明最后一次打电话是什么时候。说了什么。有没有提到地址。有没有提到新的城市。”
我走进审讯室。周德胜坐在椅子上。“林默，你问了也没用。周德明不会告诉我地址。他每个月只打一次电话。每次不超过两分钟。他只说‘数据收好。别让人查。’然后就挂了。”
“最后一次打电话是什么时候？”
“上个月十五号。收完数据之后。他打过来。说‘数据收好了？’我说收好了。他说‘别让人查。’然后就挂了。”
“有没有提到新的城市？”
“没有。他从来不提。他只说数据。不说地址。不说城市。他可能怕我出事之后把他供出来。”
“上个月十五号。收完数据之后。他说‘别让人查。’然后就挂了。他从来不提地址。不说城市。他可能怕你出事之后把他供出来。”
“对。他跑了二十年。他比所有人都谨慎。他不会告诉任何人他的地址。也不会告诉任何人他的新城市。他只单向联系。每个月一次。收数据。然后挂电话。”
我站在审讯室里，看着周德胜。他五十多岁。瘦长脸。颧骨很高。手指很长。掌心有茧。他是第二代。他从周德明手里接过了生意。做了十二年。管着十几个城市。周德明在幕后。单向联系。每个月一次。收数据。然后挂电话。周德胜不知道周德明在哪。也打不回去。周德明控制着联系渠道。他比周德胜更谨慎。他跑了二十年。他可能还在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