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消息,是通过广东布政使司的奏报送到我手上的。

    那天下午,我正在御书房里审阅新科筹备组送来的算学教材初稿——说是初稿,其实就是把《九章算术》里的内容重新整理了一遍,加了一些注释。我翻了几页,眉头就皱起来了。

    这哪是教材,这是古籍注疏。

    我正想把初稿扔回去让他们重写,王福端着一摞新到的奏折进来了。

    万岁爷,广东布政使司的急报。他把最上面一份单独抽出来递给我,说是关于一个西洋人的。

    我接过来,打开。

    奏折是广东布政使司参议刘继文写的,措辞很谨慎——臣闻有西洋僧人利玛窦者,自澳门北上,经肇庆、韶州,现已抵达广州府。此人自称意大里亚国人,奉其国教皇之命,来华传播天主之教。随行携带大量书籍、仪器及礼物,声称欲赴京城朝贡。臣不敢擅专,特奏报陛下,请旨定夺。

    我放下奏折,靠在椅背上。

    利玛窦。

    终于来了。

    前世读历史的时候,利玛窦这个名字出现在无数本书里。他是明朝最着名的西方传教士,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学会了中文,穿儒服,戴儒冠,和中国的士大夫们交朋友,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着作——《几何原本》就是他和徐光启合译的。

    但在原本的历史上,利玛窦到北京是万历二十九年的事,距离现在还有十八年。

    他提前来了。

    或者说,是我让他提前来的。

    半年前,我通过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给利玛窦传了一个消息——大明皇帝对西洋的学问很感兴趣,欢迎他来京城。这个消息显然起了作用,利玛窦加快了北上的步伐。

    我重新拿起奏折,仔细看了一遍。

    奏折后面附了一份清单——利玛窦随行携带的物品清单。

    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清单上写着:

    西洋自鸣钟一座,高约三尺,以铜铁制成,能自行报时,每隔一个时辰鸣响一次。

    西洋千里镜一具,以铜管制成,内嵌琉璃镜片,可望远处之物如在眼前。

    西洋坤舆万国全图一幅,绘有天下各国之地形山川。

    西洋算学书籍十二册,天文书籍八册,格物书籍六册,皆以西洋文字书写。

    西洋三棱琉璃一块,可将日光分为七色。

    西洋铜制浑天仪一座,可演示日月星辰之运行。

    我的手微微发抖。

    不是激动——是兴奋。

    自鸣钟、望远镜、世界地图、三棱镜、浑天仪——这些东西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已经不算什么稀罕物件了,但在大明,每一样都是划时代的。

    特别是那个望远镜。

    如果是伽利略式的折射望远镜,那就意味着欧洲的光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望远镜不只是用来看风景的——它可以用来观测天文,可以用来军事侦察,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光学原理是整个近代物理学的基础之一。

    还有那二十六册书。

    算学十二册、天文八册、格物六册。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书,但以利玛窦的学识水平,这些书的内容应该涵盖了十六世纪欧洲数学和天文学的主要成果——欧几里得几何、代数学基础、哥白尼的日心说、第谷的天文观测数据……

    这些东西,比黄金还珍贵。

    我把清单放下,拿起笔,开始写回复。

    着广东布政使司善待西洋僧人利玛窦,沿途提供食宿便利,护送其安全北上。利玛窦所携书籍仪器,不得扣押、损毁、遗失,务必完好送达京城。

    写完之后,我又加了一句:另,着沿途各府县驿站,记录利玛窦行程,每五日报送一次。

    我要追踪他的行程。

    不是不信任他,是不放心沿途的地方官。

    大明的地方官对西洋人的态度很复杂——有的好奇,有的排斥,有的想从中捞好处。万一哪个不开眼的地方官把利玛窦的书籍仪器给扣了,或者找个借口把他赶回去,那我的损失就大了。

    所以我要让沿途的地方官知道——这个西洋人是朕要见的人,谁敢动他,朕就动谁。

    写完回复,我把奏折和清单放在一边,又拿起了那份算学教材初稿。

    看了两页,又放下了。

    不行,这个初稿太差了。

    《九章算术》虽然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巅峰之作,但它的体系和现代数学完全不同。它是以问题—解法的形式编排的,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没有公理化的推导过程,更没有代数符号。用它来做教材,就像用算盘来教计算机编程——不是不行,但效率太低了。

    我需要一套全新的教材。

    一套融合了中国传统数学和西方近代数学的教材。

    而利玛窦带来的那二十六册书,就是关键。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最后一缕夕阳消失在城墙后面,天边只剩下一抹淡淡的紫色。远处的宫殿在暮色中变成了一片黑色的剪影,只有屋脊上的琉璃瓦还反射着最后一点光。

    王福。

    奴婢在。

    利玛窦从广州到京城,走陆路的话,大概要多久?

    王福想了想:回万岁爷,从广州走陆路到京城,快的话两个月,慢的话三个月。如果走水路到南京再转陆路,能快半个月。

    两到三个月。

    也就是说,最快三月底,最迟四月底,利玛窦就能到京城。

    给沿途驿站传话,我说,让利玛窦走水路,走快一点。朕等着他。

    我转身回到书案前,把那份算学教材初稿推到一边,铺开一张新纸。

    我要列一份清单——等利玛窦到了之后,我需要从他那里获取的信息。

    第一,欧洲目前的数学发展水平。代数学到了什么程度?解析几何有没有出现?对数有没有发明?

    第二,欧洲目前的天文学发展水平。哥白尼的日心说传播到了什么程度?第谷的观测数据有多精确?开普勒有没有开始研究行星运动?

    第三,欧洲目前的物理学发展水平。力学的基本概念有没有建立?光学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第四,欧洲目前的航海技术。造船技术、导航技术、火炮技术分别到了什么水平?

    第五,欧洲目前的政治格局。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之间的关系如何?谁在扩张?谁在衰落?他们对东方有什么计划?

    最后一条尤其重要。

    因为我知道,再过几十年,荷兰人就会占领台湾,西班牙人已经在菲律宾站稳了脚跟,葡萄牙人控制着澳门和马六甲。这些西方殖民者正在一步步蚕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而大明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利玛窦虽然是传教士,不是间谍,但他从欧洲一路走来,经过了非洲、印度、东南亚,最后到了澳门。他的见闻和经历,就是一份活的全球情报。

    我写完清单,吹干墨迹,折好放进抽屉里。

    然后拿起那份物品清单,又看了一遍。

    西洋千里镜一具,以铜管制成,内嵌琉璃镜片,可望远处之物如在眼前。

    千里镜。

    望远镜。

    我前世是工程师,对光学不算精通,但基本原理还是知道的。望远镜的核心是透镜——凸透镜和凹透镜的组合。如果利玛窦带来的望远镜是伽利略式的,那就是一个凸透镜做物镜、一个凹透镜做目镜的简单组合,放大倍数不会太高,大概三到八倍。

    但这已经够了。

    有了望远镜的实物,我就可以让工匠们拆开来研究,搞清楚透镜的磨制工艺。然后改进设计,提高放大倍数。再然后,把望远镜配发给军队,用于侦察和火炮瞄准。

    一个小小的望远镜,能撬动的东西太多了。

    我把清单放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带着一丝苦涩,但我没在意。

    脑子里在飞速转动。

    利玛窦的到来,不只是一个传教士来访那么简单。

    他带来的东西——书籍、仪器、知识、见闻——是我打开近代科技大门的钥匙。

    前世的历史上,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二十多年,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着作,但这些着作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因为当时的大明朝廷对西方科学不感兴趣,士大夫们把这些东西当成奇技淫巧,看个热闹就扔到一边了。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的大明皇帝是我——一个前世的工程师,一个知道这些奇技淫巧价值的人。

    我不会让利玛窦的知识被浪费。

    我要把他的知识榨干——不是用强迫的方式,而是用合作的方式。给他传教的便利,换他的科学知识。给他朝廷的支持,换他的技术转让。

    这是一笔双赢的买卖。

    我放下茶杯,站起来,走到窗前。

    夜色已经完全降临了。紫禁城的宫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是一条条橘黄色的河流,在黑暗中蜿蜒流淌。远处传来更鼓声,咚——咚——,沉闷而规律,像是这座古老宫城的心跳。

    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带着二月夜晚的寒意,我打了个哆嗦,但没有关窗。

    我抬头看着夜空。

    星星很亮,密密麻麻地铺满了天幕。北斗七星挂在北方,勺柄指向东方——春天快到了。

    利玛窦正在从广州往北走。

    他不知道,在北京,有一个皇帝正在等他。

    一个比他想象中更懂科学的皇帝。

    我嘴角微微翘了一下,关上窗户,回到书案前。

    还有很多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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