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三，宣祖李昖回到了汉城。
消息是李如松的战报里顺带提的，只有短短几行，语气冷淡得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四月二十二日，朝鲜国王李昖自义州启程返回汉城。臣率部分将士于城外十里迎接。二十三日午时，李昖入城。沿途百姓夹道跪迎，但气氛与汉城光复时截然不同——无人欢呼，无人痛哭，只有沉默。
无人欢呼，无人痛哭，只有沉默。
我把这句话读了两遍，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沉默。
这是比谩骂更可怕的东西。百姓骂你，说明他们还对你有期待，还觉得你能改；百姓沉默，说明他们已经对你彻底失望了，连骂都懒得骂。
李如松在战报后面又加了几句，明显是他自己的观感，不是幕僚代笔的。
臣在城门口迎接朝鲜国王时，注意到一个细节——百姓跪迎国王时，跪的姿势和迎接明军时不一样。迎接明军时，百姓是自发地跪下去的，有人磕头，有人哭喊，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迎接国王时，百姓也跪了，但跪得很慢，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跪，最后还是跪了——大概是因为不跪会被治罪。跪下之后，没有人抬头看国王的仪仗，都低着头，像是在看地上的蚂蚁。
像是在看地上的蚂蚁。
李如松这个莽夫，观察力倒是挺细的。
臣还注意到，国王的仪仗经过时，有一个妇人站在路边没有跪。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已经死了——饿死的，身体僵硬了，但她还抱着，像是不知道孩子已经死了。国王的侍卫上前要她跪下，她抬头看了侍卫一眼，那个眼神……臣说不上来，但臣觉得，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那个侍卫已经死了一百次了。
我看到这里，把战报放下了。
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几下，笃笃笃的声音在安静的御书房里回荡。
一个抱着死去孩子的妇人，站在路边，看着国王的仪仗经过。她不跪，不哭，不喊，只是用那种能杀人的眼神看着。
她在想什么？
大概在想——你跑了，你把我们丢给了日本人，我的孩子饿死了，你现在回来了，你凭什么让我跪？
宣祖李昖大概也感受到了这种气氛。李如松在战报里写道：国王入城后面色极为难看，在王宫中闭门不出，拒绝接见任何人。臣派人送去慰问的礼物，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面色难看。闭门不出。
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一个国王，回到自己的都城，迎接他的不是欢呼和拥戴，而是沉默和冷漠。这种感觉大概比被敌人打败还难受——敌人打败你，你还可以说是实力不如人；自己的百姓不认你，那就是你这个人不行。
但我没有同情他。
宣祖李昖在日军入侵时做了什么？他在第一时间弃城而逃，一路从汉城跑到平壤，从平壤跑到义州，恨不得跑到鸭绿江对岸来。他跑的时候，汉城的百姓还在城里等着他组织抵抗。他跑了之后，百姓才知道——国王已经不要他们了。
那种被抛弃的感觉，比日军的刀枪更伤人。
我前世读朝鲜史的时候就对宣祖这个人没什么好感。壬辰倭乱时他跑得比谁都快，等明军把日本人打跑了，他又回来摘桃子。更可笑的是，他回来之后不但不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开始猜忌那些在他逃跑期间坚持抵抗的朝鲜将领——比如李舜臣。在他看来，这些人在他不在的时候积累了太多威望，对王权构成了威胁。
典型的昏君思维。
不过话说回来，宣祖的昏庸对我来说未必是坏事。一个强势的朝鲜国王会试图摆脱大明的影响，一个弱势的朝鲜国王反而会更加依赖大明。从大明的利益出发，宣祖这种又怂又无能的国王，恰恰是最好用的。
阿七。
属下在。
你怎么看宣祖回京这件事？
阿七想了想，说：朝鲜王室的威信已经降到了最低点。百姓不信任国王，国王也控制不了局面。如果我们想在战后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影响力，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我看了他一眼。
这个孩子，越来越像一个政治家了。
你说得对。我点了点头，但不能做得太明显。朝鲜毕竟是藩属国，不是我们的领土。我们可以施加影响，但不能越俎代庖。让李如松在汉城多待一段时间，帮朝鲜恢复秩序，同时和朝鲜的大臣们多接触接触。不用刻意拉拢，就是让他们知道——大明是靠得住的，比他们自己的国王靠得住。
属下明白。
还有一件事。我说，让暗卫在朝鲜的情报网继续运转。战争结束之后，朝鲜的政局会有一段动荡期，我需要随时掌握那边的情况。
阿七退出去之后，我又看了一遍李如松的战报。
那个抱着死去孩子的妇人，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她的孩子是饿死的。在日军占领期间，汉城的百姓几乎得不到任何食物供给，全靠自己想办法。有门路的逃出了城，没门路的就只能在城里熬着，挖野菜、啃树皮、抓老鼠，和釜山城里的日军一样。
区别在于，日军是侵略者，他们是被侵略的人。日军挨饿是因为被围困，百姓挨饿是因为被抛弃。
被自己的国王抛弃。
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前世在网上看到的，不记得是谁说的了：一个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在灾难来临时保护它的人民。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那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宣祖李昖的朝鲜王室，在日军入侵时没有保护它的人民。
而大明——我的大明——做到了。
至少在朝鲜这件事上，我做到了。
这让我感到一丝安慰。只是一丝。因为我知道，在大明的国土上，还有无数百姓在受苦——旱灾、水灾、瘟疫、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我能保护朝鲜的百姓，却不一定能保护自己的百姓。
这个念头让我有些沮丧。
但沮丧归沮丧，事情还是要做的。
我拿起笔，开始给宣祖李昖写一封信。信的内容很客气，无非是恭贺他回到都城、希望朝鲜早日恢复太平之类的套话。但在信的最后，我加了一句看似随意的话：
朝鲜百姓苦难深重，望贵国上下一心，以民为本，共度时艰。
以民为本。
这四个字是说给宣祖听的，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窗外传来燕子的叫声，唧唧唧的，在屋檐下飞来飞去，衔着泥巴筑窝。春天的阳光暖洋洋地照进来，照在书案上，照在那封还没干透的信上，墨迹在阳光下泛着微光。
我把信封好，交给王福。
送去朝鲜。八百里加急。
王福接过信转身就走。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万岁爷，您今天好像不太高兴？汉城不是光复了吗？
我笑了笑：高兴。只是在想别的事。
什么事？
在想怎么让以后的人，不用再经历这些。
王福眨了眨眼，显然没听懂。但他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
他的脚步声在甬道里渐渐远去，啪嗒啪嗒的，和屋檐下燕子的叫声混在一起，听着倒也不算难听。
我转身回到书案前，拿起另一份奏折。是叶向高从辽东送来的，关于军粮转运的进展报告。这个人办事确实靠谱——转运仓已经在旅顺和皮岛各建了一座，粮草损耗从之前的近半降到了不足两成，和他当初在万言书里预估的一模一样。
好用的人就是好用。
我在奏折上批了个，放到一边，拿起下一份。
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把书案上的影子拉得越来越长。燕子还在屋檐下叫着，唧唧唧的，不知疲倦。
汉城光复了。宣祖回京了。朝鲜的局势正在朝着我预想的方向发展。
但釜山还没拿下来。
加藤清正还在那座城里，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饿得发疯，但还没死。
快了。
我翻开下一份奏折，继续批阅。
而在那一天的汉城街头，沉默的人群中，有一个人比其他人更加沉默。
郭再佑站在街边一棵老槐树的树荫下，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朝鲜式布衣，腰间挂着一把没有鞘的环首刀。刀锋上有好几道豁口——那是和日军肉搏时留下的。他脸上有一道从左眉角一直延伸到下巴的刀疤，已经结了暗红色的痂，看起来像是有人在他脸上画了一条歪歪扭扭的线。
他带来的一百三十个义军兄弟就散在人群里，远远地看着宣祖李昖的仪仗从长街上缓缓经过。
那就是咱们的大王？身旁的义军副首领朴正浩低声道，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愤怒，愤怒太浅了；更像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失望。
郭再佑没有回答。他看着国王的龙辇在仪仗兵簇拥下驶过，辇上垂着明黄色的帘子，帘子后面隐约能看到一个矮胖的身影——那就是在日军渡海的第二天就弃城北逃的朝鲜国王。
他跑的时候，郭再佑正带着村里的二十七个猎户和农民，拿着柴刀和削尖的竹竿，在庆尚道的山里伏击日军辎重队。
二十七个人。三把真刀，剩下全是竹竿。
第一仗他们杀了九个日本兵，缴获了十一支火绳枪。他的义军就是这么一仗一仗打出来的——从二十七个人打到三百人，从三百人打到一千人，再从一千人打到最多时候的三千多人。
他们没有粮饷，没有盔甲，没有朝廷的一两银子。他们靠缴获活着，靠百姓的一口稀饭活着，靠仇恨活着。
而国王，此刻坐在明黄色的帘子后面，被明军的铁甲兵和朝鲜的宫廷侍卫簇拥着，回到了他逃跑前丢弃的都城。
走吧。郭再佑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生了锈的刀刃在磨
消息是李如松的战报里顺带提的，只有短短几行，语气冷淡得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四月二十二日，朝鲜国王李昖自义州启程返回汉城。臣率部分将士于城外十里迎接。二十三日午时，李昖入城。沿途百姓夹道跪迎，但气氛与汉城光复时截然不同——无人欢呼，无人痛哭，只有沉默。
无人欢呼，无人痛哭，只有沉默。
我把这句话读了两遍，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沉默。
这是比谩骂更可怕的东西。百姓骂你，说明他们还对你有期待，还觉得你能改；百姓沉默，说明他们已经对你彻底失望了，连骂都懒得骂。
李如松在战报后面又加了几句，明显是他自己的观感，不是幕僚代笔的。
臣在城门口迎接朝鲜国王时，注意到一个细节——百姓跪迎国王时，跪的姿势和迎接明军时不一样。迎接明军时，百姓是自发地跪下去的，有人磕头，有人哭喊，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迎接国王时，百姓也跪了，但跪得很慢，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跪，最后还是跪了——大概是因为不跪会被治罪。跪下之后，没有人抬头看国王的仪仗，都低着头，像是在看地上的蚂蚁。
像是在看地上的蚂蚁。
李如松这个莽夫，观察力倒是挺细的。
臣还注意到，国王的仪仗经过时，有一个妇人站在路边没有跪。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已经死了——饿死的，身体僵硬了，但她还抱着，像是不知道孩子已经死了。国王的侍卫上前要她跪下，她抬头看了侍卫一眼，那个眼神……臣说不上来，但臣觉得，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那个侍卫已经死了一百次了。
我看到这里，把战报放下了。
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几下，笃笃笃的声音在安静的御书房里回荡。
一个抱着死去孩子的妇人，站在路边，看着国王的仪仗经过。她不跪，不哭，不喊，只是用那种能杀人的眼神看着。
她在想什么？
大概在想——你跑了，你把我们丢给了日本人，我的孩子饿死了，你现在回来了，你凭什么让我跪？
宣祖李昖大概也感受到了这种气氛。李如松在战报里写道：国王入城后面色极为难看，在王宫中闭门不出，拒绝接见任何人。臣派人送去慰问的礼物，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面色难看。闭门不出。
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一个国王，回到自己的都城，迎接他的不是欢呼和拥戴，而是沉默和冷漠。这种感觉大概比被敌人打败还难受——敌人打败你，你还可以说是实力不如人；自己的百姓不认你，那就是你这个人不行。
但我没有同情他。
宣祖李昖在日军入侵时做了什么？他在第一时间弃城而逃，一路从汉城跑到平壤，从平壤跑到义州，恨不得跑到鸭绿江对岸来。他跑的时候，汉城的百姓还在城里等着他组织抵抗。他跑了之后，百姓才知道——国王已经不要他们了。
那种被抛弃的感觉，比日军的刀枪更伤人。
我前世读朝鲜史的时候就对宣祖这个人没什么好感。壬辰倭乱时他跑得比谁都快，等明军把日本人打跑了，他又回来摘桃子。更可笑的是，他回来之后不但不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开始猜忌那些在他逃跑期间坚持抵抗的朝鲜将领——比如李舜臣。在他看来，这些人在他不在的时候积累了太多威望，对王权构成了威胁。
典型的昏君思维。
不过话说回来，宣祖的昏庸对我来说未必是坏事。一个强势的朝鲜国王会试图摆脱大明的影响，一个弱势的朝鲜国王反而会更加依赖大明。从大明的利益出发，宣祖这种又怂又无能的国王，恰恰是最好用的。
阿七。
属下在。
你怎么看宣祖回京这件事？
阿七想了想，说：朝鲜王室的威信已经降到了最低点。百姓不信任国王，国王也控制不了局面。如果我们想在战后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影响力，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我看了他一眼。
这个孩子，越来越像一个政治家了。
你说得对。我点了点头，但不能做得太明显。朝鲜毕竟是藩属国，不是我们的领土。我们可以施加影响，但不能越俎代庖。让李如松在汉城多待一段时间，帮朝鲜恢复秩序，同时和朝鲜的大臣们多接触接触。不用刻意拉拢，就是让他们知道——大明是靠得住的，比他们自己的国王靠得住。
属下明白。
还有一件事。我说，让暗卫在朝鲜的情报网继续运转。战争结束之后，朝鲜的政局会有一段动荡期，我需要随时掌握那边的情况。
阿七退出去之后，我又看了一遍李如松的战报。
那个抱着死去孩子的妇人，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她的孩子是饿死的。在日军占领期间，汉城的百姓几乎得不到任何食物供给，全靠自己想办法。有门路的逃出了城，没门路的就只能在城里熬着，挖野菜、啃树皮、抓老鼠，和釜山城里的日军一样。
区别在于，日军是侵略者，他们是被侵略的人。日军挨饿是因为被围困，百姓挨饿是因为被抛弃。
被自己的国王抛弃。
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前世在网上看到的，不记得是谁说的了：一个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在灾难来临时保护它的人民。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那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宣祖李昖的朝鲜王室，在日军入侵时没有保护它的人民。
而大明——我的大明——做到了。
至少在朝鲜这件事上，我做到了。
这让我感到一丝安慰。只是一丝。因为我知道，在大明的国土上，还有无数百姓在受苦——旱灾、水灾、瘟疫、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我能保护朝鲜的百姓，却不一定能保护自己的百姓。
这个念头让我有些沮丧。
但沮丧归沮丧，事情还是要做的。
我拿起笔，开始给宣祖李昖写一封信。信的内容很客气，无非是恭贺他回到都城、希望朝鲜早日恢复太平之类的套话。但在信的最后，我加了一句看似随意的话：
朝鲜百姓苦难深重，望贵国上下一心，以民为本，共度时艰。
以民为本。
这四个字是说给宣祖听的，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窗外传来燕子的叫声，唧唧唧的，在屋檐下飞来飞去，衔着泥巴筑窝。春天的阳光暖洋洋地照进来，照在书案上，照在那封还没干透的信上，墨迹在阳光下泛着微光。
我把信封好，交给王福。
送去朝鲜。八百里加急。
王福接过信转身就走。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万岁爷，您今天好像不太高兴？汉城不是光复了吗？
我笑了笑：高兴。只是在想别的事。
什么事？
在想怎么让以后的人，不用再经历这些。
王福眨了眨眼，显然没听懂。但他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
他的脚步声在甬道里渐渐远去，啪嗒啪嗒的，和屋檐下燕子的叫声混在一起，听着倒也不算难听。
我转身回到书案前，拿起另一份奏折。是叶向高从辽东送来的，关于军粮转运的进展报告。这个人办事确实靠谱——转运仓已经在旅顺和皮岛各建了一座，粮草损耗从之前的近半降到了不足两成，和他当初在万言书里预估的一模一样。
好用的人就是好用。
我在奏折上批了个，放到一边，拿起下一份。
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把书案上的影子拉得越来越长。燕子还在屋檐下叫着，唧唧唧的，不知疲倦。
汉城光复了。宣祖回京了。朝鲜的局势正在朝着我预想的方向发展。
但釜山还没拿下来。
加藤清正还在那座城里，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饿得发疯，但还没死。
快了。
我翻开下一份奏折，继续批阅。
而在那一天的汉城街头，沉默的人群中，有一个人比其他人更加沉默。
郭再佑站在街边一棵老槐树的树荫下，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朝鲜式布衣，腰间挂着一把没有鞘的环首刀。刀锋上有好几道豁口——那是和日军肉搏时留下的。他脸上有一道从左眉角一直延伸到下巴的刀疤，已经结了暗红色的痂，看起来像是有人在他脸上画了一条歪歪扭扭的线。
他带来的一百三十个义军兄弟就散在人群里，远远地看着宣祖李昖的仪仗从长街上缓缓经过。
那就是咱们的大王？身旁的义军副首领朴正浩低声道，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愤怒，愤怒太浅了；更像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失望。
郭再佑没有回答。他看着国王的龙辇在仪仗兵簇拥下驶过，辇上垂着明黄色的帘子，帘子后面隐约能看到一个矮胖的身影——那就是在日军渡海的第二天就弃城北逃的朝鲜国王。
他跑的时候，郭再佑正带着村里的二十七个猎户和农民，拿着柴刀和削尖的竹竿，在庆尚道的山里伏击日军辎重队。
二十七个人。三把真刀，剩下全是竹竿。
第一仗他们杀了九个日本兵，缴获了十一支火绳枪。他的义军就是这么一仗一仗打出来的——从二十七个人打到三百人，从三百人打到一千人，再从一千人打到最多时候的三千多人。
他们没有粮饷，没有盔甲，没有朝廷的一两银子。他们靠缴获活着，靠百姓的一口稀饭活着，靠仇恨活着。
而国王，此刻坐在明黄色的帘子后面，被明军的铁甲兵和朝鲜的宫廷侍卫簇拥着，回到了他逃跑前丢弃的都城。
走吧。郭再佑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生了锈的刀刃在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