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三，一份来自广东的奏折摆在了我的案头。
奏折是广东巡抚报上来的，说的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有一个西洋传教士，名叫利玛窦，从澳门到了肇庆，在当地住了下来，正在申请进京。
奏折写得很客气，但态度很明确——这个西洋人来路不明，虽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但毕竟是外夷，是否准许进京，请陛下定夺。
我看到利玛窦三个字的时候，手里的茶杯差点没端住。
利玛窦。
tteo Ri。
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1552年生，1610年死。精通数学、天文、地理、制图，是这个时代欧洲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在中国待了二十七年，绘制了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把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带进了中国，也把中国的文化带回了欧洲。
前世读历史的时候，我对这个人印象很深。不是因为他的传教——说实话，他在中国传教的成果很有限——而是因为他带来的知识。在一个信息闭塞的时代，他是东西方之间最重要的知识桥梁之一。
而现在，这个人就在广东。
距离京城两千多里，但已经在申请进京了。
我的心跳加速了。
不是紧张，是兴奋。
穿越一年多了，我一直在做两件事——稳固权力和发展科技。权力的事进展还算顺利，朝堂上的局面基本稳住了。科技的事也有了突破——高炉炼钢成功了，工坊在扩建。但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我太孤独了。
不是那种没人陪的孤独，是那种没人能聊的孤独。
我脑子里装着几百年后的科学知识——物理、化学、数学、工程、医学、天文——但在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能和我讨论这些东西。赵铁柱是个好工匠，但他不懂理论，我跟他解释助燃之气就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更别说热力学、电磁学这些东西。戚继光是个好将军，但他关心的是怎么打仗，不是怎么造枪。王福什么都不懂，但什么都愿意听——可他听完也只会说万岁爷圣明，这不是讨论，这是捧场。
我需要一个能和我对话的人。
一个懂科学的人。
一个能理解我说的地球是圆的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光是一种波的人。
利玛窦可能就是这个人。
他不是现代人，他的知识水平大约相当于十六世纪末的欧洲顶尖学者——比我差了几百年，但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中国人都强。至少，他知道地球是圆的，知道日心说，知道欧几里得几何，知道基本的光学和力学原理。
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是常识，但在1583年的中国，是石破天惊的知识。
我放下奏折，提笔批了一行字：
准利玛窦进京。沿途地方官好生接待，不得刁难。
写完之后我又想了想，加了一句：
此人精通天文历算，朕欲召见。着广东巡抚派人护送进京，路上不可耽搁。
批完之后我把奏折递给王福，让他送去司礼监用印。
王福接过奏折，看了一眼上面的批示，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万岁爷，这个西洋人……
怎么了？
万岁爷怎么知道他精通天文历算？奏折上只说他是传教士，没说别的。
我愣了一下。
确实，奏折上只说了利玛窦是传教士，没有提到他的学术背景。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前世的历史知识。但这个理由我不能说。
朕听人提过。我含糊地说了一句，西洋的传教士，很多都精通天文历算。他们那边的教会办学堂，教的就是这些东西。
这个解释勉强说得通。明朝人对西洋传教士的了解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嘉靖年间就有传教士来过中国，带来过一些西洋器物和书籍。我说听人提过，王福也不好追问。
万岁爷对西洋人的事倒是了解得很。王福嘟囔了一句，但没有再多问。
奏折送走之后，我靠在椅背上，开始盘算。
利玛窦从广东到京城，走陆路的话大约需要两到三个月。如果走水路——沿着运河北上——可能快一些，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也就是说，最快九月底，最迟十月，他就能到京城。
两个月。
我等得起。
但在等他的这段时间里，我不能闲着。我得做一些准备——不是接待上的准备，而是知识上的准备。
我要想清楚，见到利玛窦之后，跟他聊什么。
不能什么都聊。如果我一上来就跟他讨论牛顿力学和热力学定律，他会觉得我疯了——这些东西要到一百多年后才会被发现。我得控制好知识暴露的程度，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对科学有浓厚兴趣的皇帝，而不是一个来自未来的穿越者。
我可以跟他聊天文——他带来了西方的天文知识，包括哥白尼的日心说。我可以好奇地问他关于地球形状的问题，然后恍然大悟地接受地球是圆的这个事实。这样既不暴露我的知识，又能自然地引出更多话题。
我可以跟他聊数学——他精通欧几里得几何，而中国的数学传统偏重算术和代数，几何方面相对薄弱。我可以让他教我几何，然后举一反三地提出一些更深入的问题。
我可以跟他聊地理——他绘制过世界地图，知道美洲、非洲、欧洲的大致位置和形状。这些信息对我的海外战略至关重要——虽然我前世就知道世界地图长什么样，但我需要一个合理的信息来源，利玛窦就是这个来源。
最重要的是，我可以让他成为我的技术顾问。
不是让他帮我搞科研——他的知识水平还不够——而是让他成为一个中间人。我把一些超前的想法成问题抛给他，让他去思考、去验证、去和欧洲的学者通信讨论。这样，我的知识就有了一个——不是皇帝自己想出来的，是西洋学者研究出来的。
这个计划需要时间来完善，但大方向是对的。
利玛窦，是我穿越以来遇到的第一个真正有用的外援。
不是政治上的外援，是知识上的外援。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御花园，七月底的花园绿意盎然，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远处的琉璃瓦在夕阳下闪着金光，几只鸟从屋檐上飞过，叽叽喳喳地叫着，不知道在吵什么。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桂花香——今年的桂花开得早。
我深吸了一口气，桂花的甜香混着泥土的气息，让人心旷神怡。
两个月。
两个月之后，我就能见到利玛窦了。
到时候，我终于能和一个人——哪怕只是一个十六世纪的欧洲学者——聊一聊科学了。
这种期待感，比炼出第一炉钢水还让我兴奋。
万历十一年七月二十三。
利玛窦，在路上了。
奏折是广东巡抚报上来的，说的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有一个西洋传教士，名叫利玛窦，从澳门到了肇庆，在当地住了下来，正在申请进京。
奏折写得很客气，但态度很明确——这个西洋人来路不明，虽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但毕竟是外夷，是否准许进京，请陛下定夺。
我看到利玛窦三个字的时候，手里的茶杯差点没端住。
利玛窦。
tteo Ri。
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1552年生，1610年死。精通数学、天文、地理、制图，是这个时代欧洲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在中国待了二十七年，绘制了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把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带进了中国，也把中国的文化带回了欧洲。
前世读历史的时候，我对这个人印象很深。不是因为他的传教——说实话，他在中国传教的成果很有限——而是因为他带来的知识。在一个信息闭塞的时代，他是东西方之间最重要的知识桥梁之一。
而现在，这个人就在广东。
距离京城两千多里，但已经在申请进京了。
我的心跳加速了。
不是紧张，是兴奋。
穿越一年多了，我一直在做两件事——稳固权力和发展科技。权力的事进展还算顺利，朝堂上的局面基本稳住了。科技的事也有了突破——高炉炼钢成功了，工坊在扩建。但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我太孤独了。
不是那种没人陪的孤独，是那种没人能聊的孤独。
我脑子里装着几百年后的科学知识——物理、化学、数学、工程、医学、天文——但在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能和我讨论这些东西。赵铁柱是个好工匠，但他不懂理论，我跟他解释助燃之气就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更别说热力学、电磁学这些东西。戚继光是个好将军，但他关心的是怎么打仗，不是怎么造枪。王福什么都不懂，但什么都愿意听——可他听完也只会说万岁爷圣明，这不是讨论，这是捧场。
我需要一个能和我对话的人。
一个懂科学的人。
一个能理解我说的地球是圆的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光是一种波的人。
利玛窦可能就是这个人。
他不是现代人，他的知识水平大约相当于十六世纪末的欧洲顶尖学者——比我差了几百年，但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中国人都强。至少，他知道地球是圆的，知道日心说，知道欧几里得几何，知道基本的光学和力学原理。
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是常识，但在1583年的中国，是石破天惊的知识。
我放下奏折，提笔批了一行字：
准利玛窦进京。沿途地方官好生接待，不得刁难。
写完之后我又想了想，加了一句：
此人精通天文历算，朕欲召见。着广东巡抚派人护送进京，路上不可耽搁。
批完之后我把奏折递给王福，让他送去司礼监用印。
王福接过奏折，看了一眼上面的批示，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万岁爷，这个西洋人……
怎么了？
万岁爷怎么知道他精通天文历算？奏折上只说他是传教士，没说别的。
我愣了一下。
确实，奏折上只说了利玛窦是传教士，没有提到他的学术背景。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前世的历史知识。但这个理由我不能说。
朕听人提过。我含糊地说了一句，西洋的传教士，很多都精通天文历算。他们那边的教会办学堂，教的就是这些东西。
这个解释勉强说得通。明朝人对西洋传教士的了解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嘉靖年间就有传教士来过中国，带来过一些西洋器物和书籍。我说听人提过，王福也不好追问。
万岁爷对西洋人的事倒是了解得很。王福嘟囔了一句，但没有再多问。
奏折送走之后，我靠在椅背上，开始盘算。
利玛窦从广东到京城，走陆路的话大约需要两到三个月。如果走水路——沿着运河北上——可能快一些，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也就是说，最快九月底，最迟十月，他就能到京城。
两个月。
我等得起。
但在等他的这段时间里，我不能闲着。我得做一些准备——不是接待上的准备，而是知识上的准备。
我要想清楚，见到利玛窦之后，跟他聊什么。
不能什么都聊。如果我一上来就跟他讨论牛顿力学和热力学定律，他会觉得我疯了——这些东西要到一百多年后才会被发现。我得控制好知识暴露的程度，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对科学有浓厚兴趣的皇帝，而不是一个来自未来的穿越者。
我可以跟他聊天文——他带来了西方的天文知识，包括哥白尼的日心说。我可以好奇地问他关于地球形状的问题，然后恍然大悟地接受地球是圆的这个事实。这样既不暴露我的知识，又能自然地引出更多话题。
我可以跟他聊数学——他精通欧几里得几何，而中国的数学传统偏重算术和代数，几何方面相对薄弱。我可以让他教我几何，然后举一反三地提出一些更深入的问题。
我可以跟他聊地理——他绘制过世界地图，知道美洲、非洲、欧洲的大致位置和形状。这些信息对我的海外战略至关重要——虽然我前世就知道世界地图长什么样，但我需要一个合理的信息来源，利玛窦就是这个来源。
最重要的是，我可以让他成为我的技术顾问。
不是让他帮我搞科研——他的知识水平还不够——而是让他成为一个中间人。我把一些超前的想法成问题抛给他，让他去思考、去验证、去和欧洲的学者通信讨论。这样，我的知识就有了一个——不是皇帝自己想出来的，是西洋学者研究出来的。
这个计划需要时间来完善，但大方向是对的。
利玛窦，是我穿越以来遇到的第一个真正有用的外援。
不是政治上的外援，是知识上的外援。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御花园，七月底的花园绿意盎然，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远处的琉璃瓦在夕阳下闪着金光，几只鸟从屋檐上飞过，叽叽喳喳地叫着，不知道在吵什么。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桂花香——今年的桂花开得早。
我深吸了一口气，桂花的甜香混着泥土的气息，让人心旷神怡。
两个月。
两个月之后，我就能见到利玛窦了。
到时候，我终于能和一个人——哪怕只是一个十六世纪的欧洲学者——聊一聊科学了。
这种期待感，比炼出第一炉钢水还让我兴奋。
万历十一年七月二十三。
利玛窦，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