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三年正月二十三，赵世卿送来了一份报告。
我拿到手的时候，他就站在御书房里，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像是想笑又不敢笑，嘴角抽了好几下，最后还是绷住了。
我说。
赵世卿清了清嗓子，声音有些发颤：回陛下，自十二月初三首例疫病至今，历时五十一天。累计染病者七百八十三人，死亡者一百一十七人。自正月初十起，连续十三天无新增病例。臣……臣以为，疫情已得控制。
他念完了，弯腰等着。
我没有立刻说话。
御书房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窗外的风声和远处隐约的鸟叫声。正月底了，天气还是冷，但风里已经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湿润——像是冬天终于松了口气。
七百八十三人染病，一百一十七人死亡。我重复了一遍这两个数字。
赵世卿的身子微微缩了一下，大概以为我要发火。
赵世卿，你知道嘉靖三十四年京城那场大疫，死了多少人吗？
赵世卿犹豫了一下：臣……臣记得，约有万余人。
一万两千四百人。我说，那场疫情持续了四个月，染病者不计其数。隆庆三年山东大疫，死者十二万。万历二年河南大疫，死者八万。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灰蒙蒙的天，但比前几个月亮了一些。远处的屋顶上有几只麻雀在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叫着，声音清脆得像是在敲小铃铛。
这一次，死了一百一十七人。我转过身看着赵世卿，你觉得，这个数字是多还是少？
赵世卿的眼眶忽然红了。
他跪了下去，额头贴着地砖，声音闷闷的：陛下圣明……臣、臣替那些活下来的百姓，谢陛下。
我看着他跪在地上的样子，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不是骄傲，不是欣慰，更像是一种沉甸甸的疲惫。五十一天，我几乎每天都在和瘟疫较劲——和疫情较劲，和太医院较劲，和朝臣较劲，和这个时代的所有较劲。
一百一十七条人命。
这个数字比历史上同类疫情少了七成以上。如果放在前世，这大概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但在这里，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名字，有家人，有想活下去的念头。
一百一十七个人，我没能救回来。
起来吧。我说，传旨，解除封门，三座城门恢复通行。隔离棚再维持半个月，确认没有新病例之后再撤。石灰消毒继续执行，直到开春。
臣遵旨。赵世卿站起来，擦了擦眼角。
还有一件事。我走回书案后面坐下，太医院那边，这次也出了力。虽然一开始不情不愿，但后来在隔离棚里照顾病人，也算尽了职。
赵世卿点了点头：确实如此。许院使后来亲自去了隔离棚，待了十几天没出来。有两个年轻太医还染了病，好在后来治好了。
我心里微微一动。
许文昌亲自去了隔离棚？这个我不知道。
那个白胡子白眉毛的老头，嘴上说着不合医理，身体倒是很诚实。
传许文昌来见朕。我说。
半个时辰后，许文昌到了。
他比上次见面的时候瘦了一圈，白胡子也没有上次那么整齐了，乱蓬蓬的，像是好几天没打理。脸上有明显的疲态，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比赵世卿还重。
但他的眼神不一样了。
上次见面的时候，他的眼神里是委屈和不服。这次，我看到了一种别的东西——不是服气，更像是……困惑。一种我不明白为什么但它确实管用了的困惑。
许院使，辛苦了。我的语气比上次温和了很多。
许文昌跪下行礼，声音沙哑：臣不辛苦。臣……臣有话想对陛下说。
他抬起头，目光直直地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个他看不懂的东西。
陛下的办法，管用了。他说，每个字都像是从嗓子眼里硬挤出来的，臣在隔离棚里待了十六天，亲眼看到——用石灰水洗手、蒙口鼻布巾的人，染病的少。不用的，染病的多。臣……臣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臣亲眼看到了。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臣行医四十年，许文昌的声音更哑了，像是嗓子里卡着什么东西，自以为通晓医理，无所不知。但这一次……臣才知道，臣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他又磕了一个头，额头贴着地砖，闷闷地说：臣向陛下请罪。臣之前不该抗命，不该质疑陛下的旨意。臣……臣有罪。
起来。我说，朕不怪你。你是太医，对自己不懂的东西有疑虑，这是正常的。朕要怪的是那些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做、只会说不合规矩的人。你不是那种人。
许文昌站起来，眼眶红红的。
许院使，朕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我说。
陛下请讲。
这次瘟疫，暴露了一个问题——太医院没有专门应对疫病的人和办法。平时治个头疼脑热还行，碰上大疫就抓瞎。朕想在太医院设一个新的科——防疫科。
许文昌愣了一下：防疫科？
对。专门研究疫病的预防和控制。我说，不是治病，是防病。怎么让人不得病，怎么在疫病出现的时候把它控制住，怎么切断疫病的传播——这些事情，需要有人专门去研究。
许文昌沉默了一会儿，眉头皱着，像是在消化这个全新的概念。
陛下，他慢慢地说，臣斗胆问一句——这个防疫科，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陛下这次做的那些？石灰消毒、隔离病人、焚烧衣物？
不只是这些。我说，这些只是最基本的。朕希望防疫科能做更多的事——比如研究疫病是怎么传播的，是通过水、通过空气、还是通过接触？不同的疫病，传播的方式不一样，应对的办法也不一样。这些都需要有人去观察、去记录、去总结。
许文昌的眼睛亮了一下。
那是一种我很熟悉的光——前世在实验室里，每当有人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时，同事们眼睛里就会闪过这种光。是好奇，是兴奋，是这个东西值得研究的冲动。
臣……臣愿意。许文昌说，声音比刚才有力了一些，臣愿意主持防疫科。
我点了点头，朕会拨银子给你，人手你自己挑。有什么需要，直接报给朕。
许文昌又跪下磕了一个头，这次磕得很重，咚的一声，听着都疼。
臣谢陛下。
去吧。我挥了挥手，好好干。
许文昌退出去了。脚步声比来的时候轻快了一些，虽然还是慢吞吞的，但不再像之前那样沉重了。
王福从角落里走出来，弯着腰，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万岁爷，申阁老说的那个，您这是给许院使搭了一个啊。
我看了他一眼：你倒是听得仔细。
王福嘿嘿一笑：奴婢耳朵好使。
我摇了摇头，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是温的，微微发苦，但比前段时间喝的那些好多了——至少不是凉的。
窗外的风小了，阳光从窗纸后面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暖融融的光。
瘟疫过去了。
至少这一次过去了。
但我知道，这不是最后一次。只要这个时代的卫生条件不改善，只要人们不知道疾病是怎么传播的，瘟疫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卷土重来。
防疫科只是一个开始。
一个很小很小的开始。
但总得有人迈出第一步。
我又想起了这五十一天里看到的那些场景——穷人得了病，连个大夫都找不到，只能躺在家里等死。有钱人家请得起郎中，穷人家连一副药都抓不起。太医院的大夫们医术不差，但他们只给宫里人和达官贵人看病，普通百姓连太医院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
这不对。
我在纸上写下了三个字：惠民药局。
洪武年间太祖爷设过这个东西，后来废了。现在该恢复了，而且要比太祖爷做得更彻底。我的想法是——每府设惠民药局一所，穷人凭里长开具的贫户牌可以免费看病取药。药材由皇家药园统一供应，常见的伤寒、痢疾、疮疡、骨伤，一律免费诊治。药局的医官从太医院选拔，或者从地方征召名医。非贫户看病也收费，但价格要比私人医馆低。钱从哪来？沈家抄出来的三百万两还趴在内帑里呢，拿出一部分设个惠民基金，专款专用。地方上医官的俸禄由地方财政出，户部补贴一半。
这件事不能等。这次瘟疫死了一百一十七个人，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因为看不起病、找不到大夫才拖成了重症。如果每个府都有一所惠民药局，这个数字还能再砍一半。
我把这个想法记在奏折的空白处，打算明天和申时行商量。他大概又会说钱不够，但这次我不打算让步。
我放下茶杯，拿起笔，开始处理积压了好几天的奏折。
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和窗外的鸟叫声混在一起。
春天快到了。
我拿到手的时候，他就站在御书房里，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像是想笑又不敢笑，嘴角抽了好几下，最后还是绷住了。
我说。
赵世卿清了清嗓子，声音有些发颤：回陛下，自十二月初三首例疫病至今，历时五十一天。累计染病者七百八十三人，死亡者一百一十七人。自正月初十起，连续十三天无新增病例。臣……臣以为，疫情已得控制。
他念完了，弯腰等着。
我没有立刻说话。
御书房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窗外的风声和远处隐约的鸟叫声。正月底了，天气还是冷，但风里已经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湿润——像是冬天终于松了口气。
七百八十三人染病，一百一十七人死亡。我重复了一遍这两个数字。
赵世卿的身子微微缩了一下，大概以为我要发火。
赵世卿，你知道嘉靖三十四年京城那场大疫，死了多少人吗？
赵世卿犹豫了一下：臣……臣记得，约有万余人。
一万两千四百人。我说，那场疫情持续了四个月，染病者不计其数。隆庆三年山东大疫，死者十二万。万历二年河南大疫，死者八万。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灰蒙蒙的天，但比前几个月亮了一些。远处的屋顶上有几只麻雀在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叫着，声音清脆得像是在敲小铃铛。
这一次，死了一百一十七人。我转过身看着赵世卿，你觉得，这个数字是多还是少？
赵世卿的眼眶忽然红了。
他跪了下去，额头贴着地砖，声音闷闷的：陛下圣明……臣、臣替那些活下来的百姓，谢陛下。
我看着他跪在地上的样子，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不是骄傲，不是欣慰，更像是一种沉甸甸的疲惫。五十一天，我几乎每天都在和瘟疫较劲——和疫情较劲，和太医院较劲，和朝臣较劲，和这个时代的所有较劲。
一百一十七条人命。
这个数字比历史上同类疫情少了七成以上。如果放在前世，这大概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但在这里，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名字，有家人，有想活下去的念头。
一百一十七个人，我没能救回来。
起来吧。我说，传旨，解除封门，三座城门恢复通行。隔离棚再维持半个月，确认没有新病例之后再撤。石灰消毒继续执行，直到开春。
臣遵旨。赵世卿站起来，擦了擦眼角。
还有一件事。我走回书案后面坐下，太医院那边，这次也出了力。虽然一开始不情不愿，但后来在隔离棚里照顾病人，也算尽了职。
赵世卿点了点头：确实如此。许院使后来亲自去了隔离棚，待了十几天没出来。有两个年轻太医还染了病，好在后来治好了。
我心里微微一动。
许文昌亲自去了隔离棚？这个我不知道。
那个白胡子白眉毛的老头，嘴上说着不合医理，身体倒是很诚实。
传许文昌来见朕。我说。
半个时辰后，许文昌到了。
他比上次见面的时候瘦了一圈，白胡子也没有上次那么整齐了，乱蓬蓬的，像是好几天没打理。脸上有明显的疲态，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比赵世卿还重。
但他的眼神不一样了。
上次见面的时候，他的眼神里是委屈和不服。这次，我看到了一种别的东西——不是服气，更像是……困惑。一种我不明白为什么但它确实管用了的困惑。
许院使，辛苦了。我的语气比上次温和了很多。
许文昌跪下行礼，声音沙哑：臣不辛苦。臣……臣有话想对陛下说。
他抬起头，目光直直地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个他看不懂的东西。
陛下的办法，管用了。他说，每个字都像是从嗓子眼里硬挤出来的，臣在隔离棚里待了十六天，亲眼看到——用石灰水洗手、蒙口鼻布巾的人，染病的少。不用的，染病的多。臣……臣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臣亲眼看到了。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臣行医四十年，许文昌的声音更哑了，像是嗓子里卡着什么东西，自以为通晓医理，无所不知。但这一次……臣才知道，臣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他又磕了一个头，额头贴着地砖，闷闷地说：臣向陛下请罪。臣之前不该抗命，不该质疑陛下的旨意。臣……臣有罪。
起来。我说，朕不怪你。你是太医，对自己不懂的东西有疑虑，这是正常的。朕要怪的是那些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做、只会说不合规矩的人。你不是那种人。
许文昌站起来，眼眶红红的。
许院使，朕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我说。
陛下请讲。
这次瘟疫，暴露了一个问题——太医院没有专门应对疫病的人和办法。平时治个头疼脑热还行，碰上大疫就抓瞎。朕想在太医院设一个新的科——防疫科。
许文昌愣了一下：防疫科？
对。专门研究疫病的预防和控制。我说，不是治病，是防病。怎么让人不得病，怎么在疫病出现的时候把它控制住，怎么切断疫病的传播——这些事情，需要有人专门去研究。
许文昌沉默了一会儿，眉头皱着，像是在消化这个全新的概念。
陛下，他慢慢地说，臣斗胆问一句——这个防疫科，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陛下这次做的那些？石灰消毒、隔离病人、焚烧衣物？
不只是这些。我说，这些只是最基本的。朕希望防疫科能做更多的事——比如研究疫病是怎么传播的，是通过水、通过空气、还是通过接触？不同的疫病，传播的方式不一样，应对的办法也不一样。这些都需要有人去观察、去记录、去总结。
许文昌的眼睛亮了一下。
那是一种我很熟悉的光——前世在实验室里，每当有人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时，同事们眼睛里就会闪过这种光。是好奇，是兴奋，是这个东西值得研究的冲动。
臣……臣愿意。许文昌说，声音比刚才有力了一些，臣愿意主持防疫科。
我点了点头，朕会拨银子给你，人手你自己挑。有什么需要，直接报给朕。
许文昌又跪下磕了一个头，这次磕得很重，咚的一声，听着都疼。
臣谢陛下。
去吧。我挥了挥手，好好干。
许文昌退出去了。脚步声比来的时候轻快了一些，虽然还是慢吞吞的，但不再像之前那样沉重了。
王福从角落里走出来，弯着腰，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万岁爷，申阁老说的那个，您这是给许院使搭了一个啊。
我看了他一眼：你倒是听得仔细。
王福嘿嘿一笑：奴婢耳朵好使。
我摇了摇头，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是温的，微微发苦，但比前段时间喝的那些好多了——至少不是凉的。
窗外的风小了，阳光从窗纸后面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暖融融的光。
瘟疫过去了。
至少这一次过去了。
但我知道，这不是最后一次。只要这个时代的卫生条件不改善，只要人们不知道疾病是怎么传播的，瘟疫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卷土重来。
防疫科只是一个开始。
一个很小很小的开始。
但总得有人迈出第一步。
我又想起了这五十一天里看到的那些场景——穷人得了病，连个大夫都找不到，只能躺在家里等死。有钱人家请得起郎中，穷人家连一副药都抓不起。太医院的大夫们医术不差，但他们只给宫里人和达官贵人看病，普通百姓连太医院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
这不对。
我在纸上写下了三个字：惠民药局。
洪武年间太祖爷设过这个东西，后来废了。现在该恢复了，而且要比太祖爷做得更彻底。我的想法是——每府设惠民药局一所，穷人凭里长开具的贫户牌可以免费看病取药。药材由皇家药园统一供应，常见的伤寒、痢疾、疮疡、骨伤，一律免费诊治。药局的医官从太医院选拔，或者从地方征召名医。非贫户看病也收费，但价格要比私人医馆低。钱从哪来？沈家抄出来的三百万两还趴在内帑里呢，拿出一部分设个惠民基金，专款专用。地方上医官的俸禄由地方财政出，户部补贴一半。
这件事不能等。这次瘟疫死了一百一十七个人，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因为看不起病、找不到大夫才拖成了重症。如果每个府都有一所惠民药局，这个数字还能再砍一半。
我把这个想法记在奏折的空白处，打算明天和申时行商量。他大概又会说钱不够，但这次我不打算让步。
我放下茶杯，拿起笔，开始处理积压了好几天的奏折。
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和窗外的鸟叫声混在一起。
春天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