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三,天刚亮,我就到了正阳门外。

    这次没有穿便装——我穿了常服,带了仪仗。不是为了摆排场,是为了让灾民知道,皇帝来了,朝廷没有忘记他们。

    城门外的景象比昨天更触目惊心。

    一夜之间,又来了几千人。原本就拥挤的空地上,现在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人挤着人,席地而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酸臭味——汗水、泥土、排泄物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浓烈得让人想吐。

    五城兵马司连夜搭了一些棚屋——说是棚屋,其实就是几根木桩子上面搭了些草席,勉强能遮个太阳。但棚屋太少,大部分人还是露天坐着。

    京营的兵丁已经到位了,两千人分成几队,在人群周围巡逻。他们手里拿着长矛,但没有人做出威胁的姿态——我昨天的旨意说得很清楚,不许驱赶,不许打骂。

    粮食也运到了。五万石粮米,装在几百辆大车上,停在城门内侧的空地上。

    我站在城楼上,看着下面的一切。

    身后是申时行和王遴——我让他们也来了。不是为了让他们帮忙,是为了让他们亲眼看看。坐在衙门里看奏折上的数字,和站在城楼上看活生生的人,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申时行的脸色很难看。他站在城垛旁边,双手背在身后,一言不发,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王遴更直接——他看了一眼城门外的景象,转过身去,干呕了一声。

    看清楚了?我问。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这就是你们奏折上写的灾民若干万口我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不是数字,是人。活生生的人。

    申时行低下了头。

    臣……惭愧。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

    惭愧没用。我说,做事。

    王福站在我身后,手里拿着我昨晚写的那份赈粮分发方案。

    我说。

    王福清了清嗓子,开始念。他的声音又尖又细,但在城楼上被风一吹,传不了太远。我让旁边的一个嗓门大的侍卫跟着念,一句一句地传下去。

    方案是这样的:

    第一步,登记。在放粮点周围设十个登记处,每个登记处配两个书吏。灾民按家庭为单位登记——户主姓名、籍贯、家中人口、老幼几人。登记完发一块竹牌,竹牌上刻着编号和人口数。

    第二步,分组。按竹牌编号,把灾民分成十组,每组约一千人。每组指定一个放粮点,错开时间领粮——第一组辰时,第二组巳时,以此类推。这样可以避免所有人同时涌向一个地方,造成踩踏。

    第三步,领粮。每个放粮点配五个兵丁维持秩序,两个书吏核对竹牌。灾民凭竹牌领粮,每人每日一升米。领完在竹牌上做记号,当天不能重复领取。

    第四步,特殊照顾。老人、孕妇、幼童优先领取,不用排队。病人和伤者送到临时设立的医棚,由太医院派来的大夫诊治。

    第五步,监督。每个放粮点派一个锦衣卫的人盯着,防止书吏和兵丁克扣粮食。任何人胆敢从赈粮中贪墨,不论多少,一律杖一百,发配充军。

    方案念完了。

    城楼下面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响起了一阵嗡嗡的议论声——灾民们在互相传话,把方案的内容一个传一个地传下去。

    开始吧。我说。

    十个登记处同时开始工作。

    我站在城楼上,拿着望远镜,看着下面的一切。

    一开始有些混乱——灾民们不知道该去哪个登记处,有的人挤来挤去,有的人不知道该怎么报名字和人口数。书吏们也有些手忙脚乱,毕竟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

    但很快就顺畅了。

    兵丁们在人群中维持秩序,用长矛杆子隔出一条条通道,引导灾民排队。书吏们的速度也越来越快——问几个问题,写几笔,发一块竹牌,下一个。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些灾民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不是忘了,是从来就没有名字。他们一辈子就是张家老大李家二丫,从来没有正式的名字。书吏们遇到这种情况,就随便给他们起一个,写在竹牌上。

    还有一些灾民不知道自己家有几口人——因为路上走散了,不知道家人是死是活。书吏们就按他们眼前能看到的人数登记,如果后面家人找到了,再补登。

    有一个老头在登记的时候突然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无声的、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的哭。书吏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家里原来有七口人,走到半路上死了三个——老伴走不动了,坐在路边说你们走吧,别管我了,然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大儿子把自己的口粮省给孩子吃,饿了三天之后倒在了路上。小孙女发了高烧,没有药,烧了两天就没了。

    书吏听完也红了眼眶,但还是低头把信息写完了,发了竹牌。

    老头接过竹牌,攥在手里,攥得指节发白。

    登记花了大半天。到午时的时候,第一组已经开始领粮了。

    我通过望远镜看着第一个领到粮食的人——一个中年男人,黑瘦,衣衫破烂,赤着脚。他双手捧着那一升米,像捧着什么稀世珍宝,低着头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突然跪了下来,对着城楼的方向磕了三个头。

    他磕头的时候,额头撞在地上,咚咚咚的,声音沉闷而有力。

    旁边的人也跟着跪了下来。

    一片一片的,像是被风吹倒的麦子。

    万岁爷……王福在旁边小声说了一句什么,但我没有听清。

    我放下望远镜,转过身。

    王福,让人在城门外再搭一批棚屋。我说,还有,粮食不够。五万石撑不了几天。让户部再调十万石,从通州仓走。

    另外,灾民里面肯定有病人。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不注意卫生的话,很容易闹瘟疫。让太医院多派几个大夫来,带上药材。再让人在营地周围挖几条排水沟,搭几个茅厕——不能让灾民随地便溺,那是闹瘟疫的根源。

    王福一条一条地记着,嘴里念念有词。

    还有一件事。我说,灾民里面有很多青壮年,闲着也是闲着。让五城兵马司组织他们干活——搭棚屋、挖沟、搬粮食、维持秩序。干活的人每天多发半升米,算是工钱。

    以工代赈?王福眨了眨眼。

    我说,一来可以减轻兵丁的压力,二来可以让灾民有事做——人闲着的时候最容易出事,忙起来就没心思闹了。三来,也让他们觉得这粮食不是白拿的,是自己挣的,心里更踏实。

    王福点了点头,快步走了。

    我又在城楼上站了一会儿,看着下面的赈粮分发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效率比我预想的高。

    前世搞项目管理的经验告诉我,任何流程的关键都在于两个字——标准化。把每一个步骤都定死,每个人只需要做自己那一步,不用动脑子,不用做判断,照着规矩来就行。这样效率最高,出错最少。

    传统的赈灾方式之所以效率低,就是因为没有标准化——粮食往那一堆,灾民自己来抢,谁抢到算谁的。这不叫赈灾,这叫制造混乱。

    我的方案把整个流程切成了五个步骤,每个步骤都有明确的负责人、明确的操作规范、明确的监督机制。灾民不用抢,排队就行;书吏不用想,照着表格填就行;兵丁不用打人,维持队形就行。

    简单、清晰、可执行。

    这就是工程师思维的力量。

    当然,方案再好,执行的时候也会出问题。

    下午的时候,就出了一个小插曲——第四组领粮的时候,有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想插队,被兵丁拦住了。其中一个情绪激动,推了兵丁一把,差点引发冲突。

    我在城楼上看到了这一幕,立刻让人传话下去——把那几个人单独带出来,不要打,不要骂,给他们一碗热粥喝,然后告诉他们规矩。如果再犯,取消当天的领粮资格。

    事情很快平息了。

    那几个年轻人喝了粥之后,老老实实地回去排队了。

    到傍晚的时候,第一天的赈粮分发基本结束了。一万多人都领到了粮食,没有发生踩踏,没有发生哄抢,没有人受伤。

    我站在城楼上,看着夕阳把城门外的一切染成了橘红色。

    棚屋的影子拉得很长,灾民们三三两两地蹲在棚屋下面,有的在生火做饭——米粥的香味从下面飘上来,混着烟火的气味,闻着让人鼻子发酸。

    有人在哭。

    不是悲伤的哭,是那种劫后余生的、终于吃上一口热饭的、压抑了太久终于释放出来的哭。断断续续的,呜呜咽咽的,混在风声里,像是一首悲伤的歌。

    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身下了城楼。

    回宫的路上,马车经过正阳门的时候,我掀开车帘看了一眼。

    城门外的灶火星星点点的,像是地上的星星。

    烟雾袅袅升起,在暮色中慢慢散开,和天边最后一抹晚霞融在了一起。

    我放下车帘,靠在车壁上。

    今天只是开始。

    粮食还在路上,灾民还在涌来,旱灾还没有结束。

    但至少,今天没有人饿死。

    至少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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