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五年七月。
威廉·雷利不是唯一的麻烦。
整个欧洲，游击队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从苏格兰高地到威尔士山区，从法兰西南部的比利牛斯山脉到日耳曼的黑森林，从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到意大利的亚平宁山脉——到处都有人在反抗。
暗卫的情报像雪片一样飞来。我让阿七把所有关于游击队的情报汇总成一份报告，结果报告厚得像一本书。
我花了三天时间看完这份报告，然后把它扔在了桌上。
一团糟。我说。
陈九站在书桌对面，脸色也不好看。
陛下，目前已知的游击队组织有三十七个，分布在十二个地区。总人数估计在两万到三万之间。他们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统一的旗号，甚至没有统一的目标——有的想恢复本国的独立，有的只是为了抢劫，有的纯粹是因为仇恨大明。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我说。
什么？
他们都在山里。
陈九点了点头。是。所有的游击队都选择了山区作为根据地——苏格兰高地、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黑森林、亚平宁山脉。这些地方地形复杂，我们的正规军很难深入。
所以我们的驻军只能守在城市和平原上，被动挨打。
陈九的声音有些沉重。臣不得不把兵力分散到各个据点，以应对游击队的袭击。但兵力一分散，每个据点的防御力量就薄弱了。游击队专挑薄弱的据点下手，打了就跑，我们追都追不上。
我站起来，走到地图前。
地图上，欧洲的山脉被标注成了深绿色。这些深绿色的区域像一条条蜿蜒的蛇，盘踞在欧洲大陆上。而大明的驻军——那些红色的小旗——集中在城市和平原上，像一个个孤立的点。
点和蛇。
蛇可以随时咬点，但点打不着蛇。
朕开始明白一件事了。我说。
什么？
征服容易，统治难。
陈九没有说话。
朕用五年时间征服了西欧，但朕用五十年也未必能统治好它。我指着地图上那些深绿色的区域。这些山里的人，他们不认大明的旗帜，不服大明的法律，不交大明的税。他们只认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信仰。
朕可以派十万大军去剿灭他们，但剿完了呢？过几年，新的游击队又会冒出来。因为问题的根子不在游击队，在人心。
陈九看了我一眼。陛下的意思是——
朕的意思是，光靠打是不行的。我转过身。朕需要一套完整的治理方案——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管齐下。
军事上，不追求剿灭，追求压制。在山区的关键通道设立据点，切断游击队的活动范围。不需要进山去找他们，只需要让他们出不了山。
政治上，在占领区推行地方自治。让当地人管理当地的事务，大明只管大方向。给他们一定的自主权，减少他们的抵触情绪。
经济上，加大对占领区的投资。修路、建桥、开矿、办工厂——让当地百姓有活干、有钱赚。肚子饱了，造反的心思就少了。
文化上，开办学堂，教当地人学汉语、学大明的文化。不是强迫，是引导。让他们的下一代从小接触大明的文化，慢慢地认同大明。
陈九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陛下，这些措施都很好。但需要时间——很长的时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朕知道。我说。但朕没有别的办法。游击战是持久战，朕只能用持久的手段来应对。
还有一个问题。陈九说。钱。这些措施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修路、建桥、开矿、办工厂、开学堂——每一项都是巨额开支。国库本来就吃紧，再加上这些——
钱的事朕来想办法。我打断他。朕已经让户部制定了一个方案——用欧洲占领区的资源来养欧洲占领区。开矿的收入、贸易的税收、港口的关税——这些钱不回流大明，就地使用，用于占领区的建设。
以战养战？
不。以商养治。我说。打仗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做生意的时代。朕要把欧洲变成大明的摇钱树，而不是大明的无底洞。
陈九想了想，点了点头。臣明白了。但军事上的压制还是不能放松。游击队虽然不能剿灭，但也不能让他们太嚣张。
当然。我说。该打的还是要打。但打的目的不是消灭他们，是让他们知道——反抗是有代价的。同时，让他们看到——合作是有好处的。胡萝卜加大棒，两手都要硬。
陈九微微一笑。陛下这话说得像个商人。
朕本来就是个商人。我也笑了。只不过朕做的是天下最大的生意。
笑完之后，我的脸又沉了下来。
游击队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这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比正面战争更考验耐心和智慧。
我走回书桌前，坐下来，开始起草那份四管齐下的治理方案。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窗外，伦敦的七月阳光灿烂，泰晤士河上的船只来来往往，一片繁忙景象。
但在欧洲的山里，游击队的篝火还在燃烧。
他们在等待。
等待大明犯错。
等待大明疲惫。
等待大明撤退。
他们有的是耐心。
但我也有。
我放下笔，看着窗外的阳光。
朕和你们比耐心。我低声说。看谁先撑不住。
下午，我召集了驻欧洲各占领区的总督开了一次紧急会议——通过电报会议的方式。每个总督汇报各自辖区内游击队的情况，然后我逐一做出指示。
法兰西总督赵德昌报告说，比利牛斯山区的游击队最近和西班牙的残余势力合流了，人数增加到了三千多人。他们不但袭击驻军，还开始向法兰西百姓征收抵抗税——名义上是为了抵抗大明，实际上就是抢劫。
这是好事。我说。
赵德昌愣了一下。陛下，这怎么是好事？
游击队向百姓征税，百姓就会恨他们。百姓恨他们，就会向我们举报他们的藏身之处。朕说过——人心向背，比十万大军管用。让游击队自己把人心搞丢，比我们去剿灭他们省事多了。
赵德昌想了想，恍然大悟。臣明白了。臣这就派人去山区的村庄，告诉百姓——凡是举报游击队藏身之处的，赏银十两。
不只是赏银。我说。还要保护举报人的安全。如果百姓举报了游击队，然后被游击队报复——以后就没人敢举报了。
臣明白。
日耳曼总督刘承恩报告说，黑森林里的游击队比较特殊——他们不是为了恢复日耳曼的独立，而是一群新教徒，反对大明的宗教政策。
什么宗教政策？我皱了皱眉。朕什么时候有过宗教政策？
陛下没有。刘承恩苦笑道。但驻军里有些将领，对当地的教堂不太尊重。有人把教堂改成了仓库，有人在教堂里养马。当地的新教徒觉得这是对上帝的亵渎，所以——
混账！我拍了一下桌子。传令下去，所有被占用的教堂立刻归还。谁敢再动教堂，军法处置！
还有。我说。在日耳曼推行宗教自由政策。不管是新教还是天主教，都可以自由信仰。大明不干涉任何人的宗教信仰。把这个政策写成告示，贴遍日耳曼的每一个城镇和村庄。
刘承恩领命。
会议开了两个时辰，我对每个占领区的情况都做了详细的指示。等会议结束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陈九在会议结束后留了下来。
陛下，臣有一个建议。
游击队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治理的问题。但我们的总督们大多是武将出身，打仗在行，治理不行。臣建议从国内调一批文官过来，专门负责占领区的民政事务。
我看了陈九一眼。这个建议很好——也很大胆。武将们不会喜欢文官来分他们的权。
你不怕得罪人？
臣怕。陈九说。但臣更怕占领区治理不好，游击队越来越多，最后把我们拖垮。
我点了点头。准了。朕会给方从哲发电报，让他选一批能干的文官过来。
陈九躬身领命。
窗外的阳光很好。
但我知道，在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山谷里，阴影正在聚集。
威廉·雷利不是唯一的麻烦。
整个欧洲，游击队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从苏格兰高地到威尔士山区，从法兰西南部的比利牛斯山脉到日耳曼的黑森林，从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到意大利的亚平宁山脉——到处都有人在反抗。
暗卫的情报像雪片一样飞来。我让阿七把所有关于游击队的情报汇总成一份报告，结果报告厚得像一本书。
我花了三天时间看完这份报告，然后把它扔在了桌上。
一团糟。我说。
陈九站在书桌对面，脸色也不好看。
陛下，目前已知的游击队组织有三十七个，分布在十二个地区。总人数估计在两万到三万之间。他们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统一的旗号，甚至没有统一的目标——有的想恢复本国的独立，有的只是为了抢劫，有的纯粹是因为仇恨大明。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我说。
什么？
他们都在山里。
陈九点了点头。是。所有的游击队都选择了山区作为根据地——苏格兰高地、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黑森林、亚平宁山脉。这些地方地形复杂，我们的正规军很难深入。
所以我们的驻军只能守在城市和平原上，被动挨打。
陈九的声音有些沉重。臣不得不把兵力分散到各个据点，以应对游击队的袭击。但兵力一分散，每个据点的防御力量就薄弱了。游击队专挑薄弱的据点下手，打了就跑，我们追都追不上。
我站起来，走到地图前。
地图上，欧洲的山脉被标注成了深绿色。这些深绿色的区域像一条条蜿蜒的蛇，盘踞在欧洲大陆上。而大明的驻军——那些红色的小旗——集中在城市和平原上，像一个个孤立的点。
点和蛇。
蛇可以随时咬点，但点打不着蛇。
朕开始明白一件事了。我说。
什么？
征服容易，统治难。
陈九没有说话。
朕用五年时间征服了西欧，但朕用五十年也未必能统治好它。我指着地图上那些深绿色的区域。这些山里的人，他们不认大明的旗帜，不服大明的法律，不交大明的税。他们只认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信仰。
朕可以派十万大军去剿灭他们，但剿完了呢？过几年，新的游击队又会冒出来。因为问题的根子不在游击队，在人心。
陈九看了我一眼。陛下的意思是——
朕的意思是，光靠打是不行的。我转过身。朕需要一套完整的治理方案——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管齐下。
军事上，不追求剿灭，追求压制。在山区的关键通道设立据点，切断游击队的活动范围。不需要进山去找他们，只需要让他们出不了山。
政治上，在占领区推行地方自治。让当地人管理当地的事务，大明只管大方向。给他们一定的自主权，减少他们的抵触情绪。
经济上，加大对占领区的投资。修路、建桥、开矿、办工厂——让当地百姓有活干、有钱赚。肚子饱了，造反的心思就少了。
文化上，开办学堂，教当地人学汉语、学大明的文化。不是强迫，是引导。让他们的下一代从小接触大明的文化，慢慢地认同大明。
陈九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陛下，这些措施都很好。但需要时间——很长的时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朕知道。我说。但朕没有别的办法。游击战是持久战，朕只能用持久的手段来应对。
还有一个问题。陈九说。钱。这些措施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修路、建桥、开矿、办工厂、开学堂——每一项都是巨额开支。国库本来就吃紧，再加上这些——
钱的事朕来想办法。我打断他。朕已经让户部制定了一个方案——用欧洲占领区的资源来养欧洲占领区。开矿的收入、贸易的税收、港口的关税——这些钱不回流大明，就地使用，用于占领区的建设。
以战养战？
不。以商养治。我说。打仗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做生意的时代。朕要把欧洲变成大明的摇钱树，而不是大明的无底洞。
陈九想了想，点了点头。臣明白了。但军事上的压制还是不能放松。游击队虽然不能剿灭，但也不能让他们太嚣张。
当然。我说。该打的还是要打。但打的目的不是消灭他们，是让他们知道——反抗是有代价的。同时，让他们看到——合作是有好处的。胡萝卜加大棒，两手都要硬。
陈九微微一笑。陛下这话说得像个商人。
朕本来就是个商人。我也笑了。只不过朕做的是天下最大的生意。
笑完之后，我的脸又沉了下来。
游击队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这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比正面战争更考验耐心和智慧。
我走回书桌前，坐下来，开始起草那份四管齐下的治理方案。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窗外，伦敦的七月阳光灿烂，泰晤士河上的船只来来往往，一片繁忙景象。
但在欧洲的山里，游击队的篝火还在燃烧。
他们在等待。
等待大明犯错。
等待大明疲惫。
等待大明撤退。
他们有的是耐心。
但我也有。
我放下笔，看着窗外的阳光。
朕和你们比耐心。我低声说。看谁先撑不住。
下午，我召集了驻欧洲各占领区的总督开了一次紧急会议——通过电报会议的方式。每个总督汇报各自辖区内游击队的情况，然后我逐一做出指示。
法兰西总督赵德昌报告说，比利牛斯山区的游击队最近和西班牙的残余势力合流了，人数增加到了三千多人。他们不但袭击驻军，还开始向法兰西百姓征收抵抗税——名义上是为了抵抗大明，实际上就是抢劫。
这是好事。我说。
赵德昌愣了一下。陛下，这怎么是好事？
游击队向百姓征税，百姓就会恨他们。百姓恨他们，就会向我们举报他们的藏身之处。朕说过——人心向背，比十万大军管用。让游击队自己把人心搞丢，比我们去剿灭他们省事多了。
赵德昌想了想，恍然大悟。臣明白了。臣这就派人去山区的村庄，告诉百姓——凡是举报游击队藏身之处的，赏银十两。
不只是赏银。我说。还要保护举报人的安全。如果百姓举报了游击队，然后被游击队报复——以后就没人敢举报了。
臣明白。
日耳曼总督刘承恩报告说，黑森林里的游击队比较特殊——他们不是为了恢复日耳曼的独立，而是一群新教徒，反对大明的宗教政策。
什么宗教政策？我皱了皱眉。朕什么时候有过宗教政策？
陛下没有。刘承恩苦笑道。但驻军里有些将领，对当地的教堂不太尊重。有人把教堂改成了仓库，有人在教堂里养马。当地的新教徒觉得这是对上帝的亵渎，所以——
混账！我拍了一下桌子。传令下去，所有被占用的教堂立刻归还。谁敢再动教堂，军法处置！
还有。我说。在日耳曼推行宗教自由政策。不管是新教还是天主教，都可以自由信仰。大明不干涉任何人的宗教信仰。把这个政策写成告示，贴遍日耳曼的每一个城镇和村庄。
刘承恩领命。
会议开了两个时辰，我对每个占领区的情况都做了详细的指示。等会议结束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陈九在会议结束后留了下来。
陛下，臣有一个建议。
游击队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治理的问题。但我们的总督们大多是武将出身，打仗在行，治理不行。臣建议从国内调一批文官过来，专门负责占领区的民政事务。
我看了陈九一眼。这个建议很好——也很大胆。武将们不会喜欢文官来分他们的权。
你不怕得罪人？
臣怕。陈九说。但臣更怕占领区治理不好，游击队越来越多，最后把我们拖垮。
我点了点头。准了。朕会给方从哲发电报，让他选一批能干的文官过来。
陈九躬身领命。
窗外的阳光很好。
但我知道，在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山谷里，阴影正在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