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办公桌上切出一道明晃晃的光带。表嫂坐在那道光的边上，手里握着笔，在账本上记着今天的支出——瓷砖、水泥、沙子、水管、电线，一笔一笔，数字不大，加在一起不小。项目的钱还没回款，她已经垫了不少进去，公司的账上越来越薄，她的眉头越来越紧。
电话响了。她没看号码就接了起来。这段时间电话太多——材料商催款的，客户问进度的，工人请假要调班的。她接电话已经接到条件反射，拿起话筒就说“你好，婉清装饰”。
“婉清……是我。”
她的手指停住了。那个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虚弱的，沙哑的，像被人从很远的地方扔过来，摔在地上碎成了好几瓣，她拼了半天才拼出那两个字的形状——“是我”。
“建国？你怎么了？”她把笔放下。笔在桌面上滚了一下，碰到账本，停了。
“我被人打了……住院了……”表哥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信号不好，又像说话的人每说几个字就要停下来喘一口气。“肋骨断了两根，左边两根，右边一根。手臂也骨折了，左手，粉碎性的，医生说可能要打钢钉。”他又喘了几口气，每一声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老板拖欠工资，三个月没发了。我去要，他们叫人打我……好几个人，拿铁管的……”
表嫂握着话筒的手在抖。不是心疼的抖，是紧张的抖——她不确定自己该不该信。信了是傻，不信是冷血。她卡在中间，上不去下不来。上一次他说“被人打了住院了”，她汇了五千块，他拿着钱跑了，连电话都不接。再上次他说“生意周转不开”，她借了三万块，他说“下个月还”，下个月到了，他说“再过一个月”，再过一个月，他消失了。
“你现在在哪家医院？”她的声音很平，平得连她自己都觉得陌生。
“广州……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医院……工友送我来的，郊区的一家小医院，门口有个报亭卖茶叶蛋……”表哥的声音带着哭腔，那哭腔是真的还是假的，她分不清。以前她能分清的，他每次撒谎都会不自觉地摸鼻子，电话里摸不摸鼻子她看不到。她只能听声音，声音会骗人。
“婉清，你能不能给我汇点钱？医药费欠了两千多，再不交钱医院要赶我走了……工友们凑了一千，还差两千。我这里没有熟人了，能借的都借了，能求的都求了。婉清，我没办法了。”
沉默。
那沉默很长，长到话筒里传来了电流的“滋滋”声，还有走廊里护士推车经过的轱辘声，有人在喊“让一让”。表嫂听着那些声音，想象着那个画面——表哥躺在医院的走廊上，病床不够，只能加床，被子是灰白色的，薄得像纸。他的手背上扎着针，药水滴得很慢，一滴一滴的，像时间。他的脸上有伤，嘴角缝了针，眼睛肿得睁不开。他想喝水，床头柜上放着水杯，他够不到，没有人帮他，他不喊护士，也许喊了也没人应。
“婉清，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表哥哭了。那哭声从广州的电话亭传过来，穿过几千公里的电话线，到她的耳朵里时已经被削薄了很多，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她听到了，但那声音进不到心里。
有人在电话那头喊了一声——“张建国，电话别打太久，后面还有人排队！”声音很大，不耐烦。表哥赶紧捂住话筒，捂住的声音闷闷的，但还是漏了几句——“马上，马上就好，我再说几句。”表嫂闭上眼睛。她想起以前表哥每次开口借钱——说“最后一次”。她每次都觉得真的是最后一次，人不会在同一个坑里跌倒这么多次。她低估了表哥，也高估了自己。
她睁开眼睛，看到办公桌上和表哥的婚纱照。相框已经扣倒了很久，但她知道它在那里。照片里表哥穿着黑色西装，她穿着白色婚纱，他搂着她的腰，她靠在他肩上，两个人都笑着。那是她一生中笑得最甜的一天。之后她再也没有那样笑过。一天之后，她哭了。她不知道那是不是一个预言——先给你尝点甜头，后面的都是苦的。她拿起电话，拨了铁柱的号码。那边响了两声就接了，背景音是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很吵。
“柱子，你哥打电话了，说在广州被人打了，住院了，要钱。”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铁柱的声音低下来了，低到几乎被机器的声音盖过。“表嫂，你别信他。他上次也是这么说，结果钱拿去赌了。那五千块你汇过去，他转头就上了牌桌，一把输光，眼睛都没眨一下。你在这儿省吃俭用吃馒头，他在那头大鱼大肉抽中华。他骗过你好多次了，每次都是‘最后一次’。”
“可他这次说肋骨断了……”表嫂的声音低了下去。
“上次也说被人砍了，回来好好的。”铁柱的声音急了。“胳膊上缠着纱布，说是在医院躺了半个月。后来呢？纱布拆了，连个疤都没有。”
表嫂沉默。
“表嫂，你要是信他，你就汇。但别汇太多。汇少一点，几百块，够他看病就行，别汇几千。”
“他是我老公。”表嫂说。声音很轻，轻到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不是给铁柱听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铁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他不是了”，想说“他跑了就不要了”，想说“他对不起你那么多次，你还管他做什么”。那些话在嘴里转了好几圈，咽了回去。
表嫂去邮局汇了五千块。邮局在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门面不大，绿色的招牌已经褪色了，边角卷起来。她推开玻璃门，里面有两三个人在排队。她站在队尾，看前面的人填单子、递钱、拿回执，每个人都很快，几秒钟就办完了。轮到她了。她拿起汇款单，圆珠笔拴在台子上，塑料绳磨得发毛。她握着笔，在收款人那一栏写下表哥的名字——张建国。字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她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写过这个名字了。嫁给他之后写过很多次，结婚登记写了一次，买房子写了好多次，离婚的时候写了一次。离婚时候写的那次，名字和结婚登记时写的一模一样，但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
地址那一栏，表哥在电话里说得含含糊糊——“广州某区某医院”。没有路名，没有门牌号，没有科室，没有床位号。她把那几个字写上去，自己都觉得不像一个能收到钱的地址。
“这个地址不太详细，能收到吗？”营业员看了一眼，推了推眼镜。
“应该能。”表嫂说。她不确定，但她说“应该能”，因为不确定比“不能”好过一些。
五千块。她汇了五千块。公司账上只有三千，另外两千是她找以前的同事借的。小王，以前在设计部坐她对面，关系不算近也不算远。她打电话过去，小王说“林姐，你等等，我看看手头有没有”，过了一会儿说“有两千，你先拿去用”。表嫂说“谢谢你”，小王说“没事，谁还没个难处”。小王不知道她的难处是前夫。小王以为是她生意上周转不开。她没有解释，解释太多就是把自己的伤口扒给别人看，她不想扒。
汇完款，表嫂站在邮局门口，看着马路上的车流。阳光从头顶照下来，把她的影子缩成小小的一团，踩在脚底下。她低头看着那团影子，觉得它很小，和她现在的样子差不多——缩小了，变暗了，边缘模糊了，快看不清轮廓了。
“林婉清，你傻不傻？”她问自己。
傻。
但她没办法。不是脑子没办法，是心没办法。脑子告诉她：他在骗你，他在利用你的心软，他永远不会改，你汇多少钱都是打水漂。心在说：万一呢？万一他真的在病床上躺着呢？万一他真的没钱交医药费呢？万一他真的快死了呢？那个“万一”很小，但沉，沉得她把“一万”的理由都压下去了。
她想起铁柱说的话——“他毕竟是我老公。”不是了。离婚证领了，红本本换了一个，上面写的不是“妻子”了。可那个词在她心里还没过期。
铁柱下班后到表嫂公司，手里提着从食堂打的两份饭。红烧肉、炒青菜，饭盒摞在一起，用塑料袋拎着。他推门进去，看到桌上放着一张汇款单存根。粉红色的，薄薄一张纸，压在账本下面，露出一角。
“汇了五千？”他放下饭盒，拿起那张存根。数字写得工工整整，五千，大写伍仟圆整，旁边盖着邮局的章，红印泥，还没干透，手指碰上去会蹭红。
“嗯。”表嫂低着头，在整理桌面上的图纸，把散落的铅笔一支一支插回笔筒。
“表嫂，你哪来的钱？公司账上不是只有三千吗？”
“我借的。”表嫂的声音闷闷的。“找以前的同事借的。以前在设计部，坐我对面，姓王。人挺好的，二话没说就借了。”
铁柱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的话在嗓子眼里转了几圈，咽下去的时候砸在胃里，沉甸甸的。
“柱子，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铁柱摇头。“不是。但我觉得表哥在骗你。不是‘觉得’，是肯定。他不值得你这样。他跑了，欠了一屁股债，把烂摊子扔给你。你一个人撑着公司，白天跑工地，晚上画图纸，连顿热饭都吃不上。他呢？在广州搬砖？搬砖有功夫打电话要钱？搬砖能打长途？搬砖的人，电话亭在工地门口，走路过去五分钟。他打了多久？你算了没有？他说了那么多话，没有一句是关心你的。只问你借钱，不管你过得好不好。他问过你一句吗？没有。”
表嫂的眼泪掉下来了。她没有擦。眼泪从眼眶里滑出来，顺着鼻梁往下淌。她没出声，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眼泪在流。
“也许吧。”表嫂苦笑。“但他毕竟是我老公。他躺在医院里，我不救他，良心上过不去。”她把“老公”两个字说得很重，像是在提醒自己，也提醒铁柱。
铁柱无言以对。他想起表哥以前的样子——花衬衫、金链子、桑塔纳。桑塔纳是黑色的，停在表哥家楼下，每次他出门的时候，倒车慢得像蜗牛，怕蹭了别人的车。现在他蹭了，不是车，是命。
“表嫂，你别太难过。”铁柱把饭盒推到她面前。“也许表哥这次说的是真的。人被逼到那个份上，也许会说
电话响了。她没看号码就接了起来。这段时间电话太多——材料商催款的，客户问进度的，工人请假要调班的。她接电话已经接到条件反射，拿起话筒就说“你好，婉清装饰”。
“婉清……是我。”
她的手指停住了。那个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虚弱的，沙哑的，像被人从很远的地方扔过来，摔在地上碎成了好几瓣，她拼了半天才拼出那两个字的形状——“是我”。
“建国？你怎么了？”她把笔放下。笔在桌面上滚了一下，碰到账本，停了。
“我被人打了……住院了……”表哥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信号不好，又像说话的人每说几个字就要停下来喘一口气。“肋骨断了两根，左边两根，右边一根。手臂也骨折了，左手，粉碎性的，医生说可能要打钢钉。”他又喘了几口气，每一声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老板拖欠工资，三个月没发了。我去要，他们叫人打我……好几个人，拿铁管的……”
表嫂握着话筒的手在抖。不是心疼的抖，是紧张的抖——她不确定自己该不该信。信了是傻，不信是冷血。她卡在中间，上不去下不来。上一次他说“被人打了住院了”，她汇了五千块，他拿着钱跑了，连电话都不接。再上次他说“生意周转不开”，她借了三万块，他说“下个月还”，下个月到了，他说“再过一个月”，再过一个月，他消失了。
“你现在在哪家医院？”她的声音很平，平得连她自己都觉得陌生。
“广州……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医院……工友送我来的，郊区的一家小医院，门口有个报亭卖茶叶蛋……”表哥的声音带着哭腔，那哭腔是真的还是假的，她分不清。以前她能分清的，他每次撒谎都会不自觉地摸鼻子，电话里摸不摸鼻子她看不到。她只能听声音，声音会骗人。
“婉清，你能不能给我汇点钱？医药费欠了两千多，再不交钱医院要赶我走了……工友们凑了一千，还差两千。我这里没有熟人了，能借的都借了，能求的都求了。婉清，我没办法了。”
沉默。
那沉默很长，长到话筒里传来了电流的“滋滋”声，还有走廊里护士推车经过的轱辘声，有人在喊“让一让”。表嫂听着那些声音，想象着那个画面——表哥躺在医院的走廊上，病床不够，只能加床，被子是灰白色的，薄得像纸。他的手背上扎着针，药水滴得很慢，一滴一滴的，像时间。他的脸上有伤，嘴角缝了针，眼睛肿得睁不开。他想喝水，床头柜上放着水杯，他够不到，没有人帮他，他不喊护士，也许喊了也没人应。
“婉清，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表哥哭了。那哭声从广州的电话亭传过来，穿过几千公里的电话线，到她的耳朵里时已经被削薄了很多，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她听到了，但那声音进不到心里。
有人在电话那头喊了一声——“张建国，电话别打太久，后面还有人排队！”声音很大，不耐烦。表哥赶紧捂住话筒，捂住的声音闷闷的，但还是漏了几句——“马上，马上就好，我再说几句。”表嫂闭上眼睛。她想起以前表哥每次开口借钱——说“最后一次”。她每次都觉得真的是最后一次，人不会在同一个坑里跌倒这么多次。她低估了表哥，也高估了自己。
她睁开眼睛，看到办公桌上和表哥的婚纱照。相框已经扣倒了很久，但她知道它在那里。照片里表哥穿着黑色西装，她穿着白色婚纱，他搂着她的腰，她靠在他肩上，两个人都笑着。那是她一生中笑得最甜的一天。之后她再也没有那样笑过。一天之后，她哭了。她不知道那是不是一个预言——先给你尝点甜头，后面的都是苦的。她拿起电话，拨了铁柱的号码。那边响了两声就接了，背景音是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很吵。
“柱子，你哥打电话了，说在广州被人打了，住院了，要钱。”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铁柱的声音低下来了，低到几乎被机器的声音盖过。“表嫂，你别信他。他上次也是这么说，结果钱拿去赌了。那五千块你汇过去，他转头就上了牌桌，一把输光，眼睛都没眨一下。你在这儿省吃俭用吃馒头，他在那头大鱼大肉抽中华。他骗过你好多次了，每次都是‘最后一次’。”
“可他这次说肋骨断了……”表嫂的声音低了下去。
“上次也说被人砍了，回来好好的。”铁柱的声音急了。“胳膊上缠着纱布，说是在医院躺了半个月。后来呢？纱布拆了，连个疤都没有。”
表嫂沉默。
“表嫂，你要是信他，你就汇。但别汇太多。汇少一点，几百块，够他看病就行，别汇几千。”
“他是我老公。”表嫂说。声音很轻，轻到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不是给铁柱听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铁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他不是了”，想说“他跑了就不要了”，想说“他对不起你那么多次，你还管他做什么”。那些话在嘴里转了好几圈，咽了回去。
表嫂去邮局汇了五千块。邮局在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门面不大，绿色的招牌已经褪色了，边角卷起来。她推开玻璃门，里面有两三个人在排队。她站在队尾，看前面的人填单子、递钱、拿回执，每个人都很快，几秒钟就办完了。轮到她了。她拿起汇款单，圆珠笔拴在台子上，塑料绳磨得发毛。她握着笔，在收款人那一栏写下表哥的名字——张建国。字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她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写过这个名字了。嫁给他之后写过很多次，结婚登记写了一次，买房子写了好多次，离婚的时候写了一次。离婚时候写的那次，名字和结婚登记时写的一模一样，但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
地址那一栏，表哥在电话里说得含含糊糊——“广州某区某医院”。没有路名，没有门牌号，没有科室，没有床位号。她把那几个字写上去，自己都觉得不像一个能收到钱的地址。
“这个地址不太详细，能收到吗？”营业员看了一眼，推了推眼镜。
“应该能。”表嫂说。她不确定，但她说“应该能”，因为不确定比“不能”好过一些。
五千块。她汇了五千块。公司账上只有三千，另外两千是她找以前的同事借的。小王，以前在设计部坐她对面，关系不算近也不算远。她打电话过去，小王说“林姐，你等等，我看看手头有没有”，过了一会儿说“有两千，你先拿去用”。表嫂说“谢谢你”，小王说“没事，谁还没个难处”。小王不知道她的难处是前夫。小王以为是她生意上周转不开。她没有解释，解释太多就是把自己的伤口扒给别人看，她不想扒。
汇完款，表嫂站在邮局门口，看着马路上的车流。阳光从头顶照下来，把她的影子缩成小小的一团，踩在脚底下。她低头看着那团影子，觉得它很小，和她现在的样子差不多——缩小了，变暗了，边缘模糊了，快看不清轮廓了。
“林婉清，你傻不傻？”她问自己。
傻。
但她没办法。不是脑子没办法，是心没办法。脑子告诉她：他在骗你，他在利用你的心软，他永远不会改，你汇多少钱都是打水漂。心在说：万一呢？万一他真的在病床上躺着呢？万一他真的没钱交医药费呢？万一他真的快死了呢？那个“万一”很小，但沉，沉得她把“一万”的理由都压下去了。
她想起铁柱说的话——“他毕竟是我老公。”不是了。离婚证领了，红本本换了一个，上面写的不是“妻子”了。可那个词在她心里还没过期。
铁柱下班后到表嫂公司，手里提着从食堂打的两份饭。红烧肉、炒青菜，饭盒摞在一起，用塑料袋拎着。他推门进去，看到桌上放着一张汇款单存根。粉红色的，薄薄一张纸，压在账本下面，露出一角。
“汇了五千？”他放下饭盒，拿起那张存根。数字写得工工整整，五千，大写伍仟圆整，旁边盖着邮局的章，红印泥，还没干透，手指碰上去会蹭红。
“嗯。”表嫂低着头，在整理桌面上的图纸，把散落的铅笔一支一支插回笔筒。
“表嫂，你哪来的钱？公司账上不是只有三千吗？”
“我借的。”表嫂的声音闷闷的。“找以前的同事借的。以前在设计部，坐我对面，姓王。人挺好的，二话没说就借了。”
铁柱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的话在嗓子眼里转了几圈，咽下去的时候砸在胃里，沉甸甸的。
“柱子，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铁柱摇头。“不是。但我觉得表哥在骗你。不是‘觉得’，是肯定。他不值得你这样。他跑了，欠了一屁股债，把烂摊子扔给你。你一个人撑着公司，白天跑工地，晚上画图纸，连顿热饭都吃不上。他呢？在广州搬砖？搬砖有功夫打电话要钱？搬砖能打长途？搬砖的人，电话亭在工地门口，走路过去五分钟。他打了多久？你算了没有？他说了那么多话，没有一句是关心你的。只问你借钱，不管你过得好不好。他问过你一句吗？没有。”
表嫂的眼泪掉下来了。她没有擦。眼泪从眼眶里滑出来，顺着鼻梁往下淌。她没出声，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眼泪在流。
“也许吧。”表嫂苦笑。“但他毕竟是我老公。他躺在医院里，我不救他，良心上过不去。”她把“老公”两个字说得很重，像是在提醒自己，也提醒铁柱。
铁柱无言以对。他想起表哥以前的样子——花衬衫、金链子、桑塔纳。桑塔纳是黑色的，停在表哥家楼下，每次他出门的时候，倒车慢得像蜗牛，怕蹭了别人的车。现在他蹭了，不是车，是命。
“表嫂，你别太难过。”铁柱把饭盒推到她面前。“也许表哥这次说的是真的。人被逼到那个份上，也许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