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盘腿坐在烧得暖烘烘的炕头，屁股底下压着叠得方方正正的花褥子，炕梢的炕琴上摞着洗得发白的被褥，奶奶坐在我对面，手里捻着没搓完的麻绳，粗麻线在她满是老茧的手里转着圈，拧成紧实的绳股。煤油灯放在中间的炕桌上，玻璃罩子擦得锃亮，豆大的火苗子一跳一跳的，把奶奶的影子投在身后糊着人民日报的土墙上，忽长忽短，晃得人眼晕。
我已经催了第三遍，指尖把褥子上的绣花都抠得起了毛，奶奶才终于把手里的麻绳往炕沿上一放，清了清嗓子，往炕桌那边凑了凑，声音压得低低的，像怕被什么东西听了去。
“今个给你讲个真事，不是瞎编的瞎话，是我年轻时候，实打实发生在邻村的事，当年闹得十里八乡没有不知道的，提起来，大人孩子都头皮发麻。”
我立马把身子往前探了探，耳朵竖得溜直，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漏了一个字。炕那头，爷爷正就着煤油灯的光卷旱烟，烟纸在他手里哗啦一响，他抬眼皮扫了我们一眼，没说话，只是把卷好的烟卷在烟袋锅上磕了磕，凑到灯上点着了，一口烟吐出来，混着煤油灯的油烟味，在暖烘烘的屋子里散开。
奶奶的声音再低了些，带着点当年听这事的时候的后怕，一字一句地开了口。
那时候还是公社的时候，邻村办了个村小，就在屯子东边二里地的地方，坐北朝南四间土坯房，东边三间打通了做教室，一到五年级的孩子都在里头上课，复式班，西边一间隔成里外屋，做值班室，给老师住。学校外头圈着土院墙，两扇木头大门，刷着黑漆，掉得一块一块的，门头上用红漆写着“育红小学”四个字，风吹日晒的，红漆都褪成了粉色。操场是平出来的一块黄土地，一刮风就起漫天的土，边上栽了六棵大杨树，都有一搂多粗，枝桠张得老大，夏天的时候能把半个操场都罩在阴凉里，就是风一吹，叶子哗啦哗啦响，像有人在里头说话似的。
那时候村里缺老师，公社就给派了个刚高中毕业的小伙子，叫李建军，家在几十里外的另一个公社，路远，平时回不去家，就住在学校的值班室里。屯里还有两个民办老师，都是本村的，家就在屯里，每天放学锁了教室门就回家，所以一到晚上，整个学校，就剩李建军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四间土房，还有二里地外才有人烟的荒甸子。
李建军那时候才二十出头，个子高高的，脸白白净净的，说话斯斯文文的，刚从学校出来，身上还带着学生气，胆子不算大，但是也不小，刚去的那半年，啥怪事都没有，日子过得平平稳稳的。
他每天的日子都定得死死的，天不亮就起来，先把值班室的炉子捅开，添上煤，再把三间教室的炉子都挨个生着，等孩子们来上学的时候，教室里已经暖烘烘的了。孩子们上课的时候，他就站在黑板前面讲课，复式班，一会教一年级的拼音，一会教三年级的算术，忙得脚不沾地。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放学，他站在大门口，把孩子们一个个送走，看着他们蹦蹦跳跳地往屯里的方向走，直到看不见人影了，才转身关上大门，用铁链子缠上，挂上那个半斤多重的大铁锁，咔哒一声锁死。
锁了大门，他就回值班室，先去后面的小偏厦厨房，做点晚饭，一般就是贴个饼子，熬点白菜土豆汤，就着咸菜吃。吃完了饭，刷了锅碗，就回到外屋的办公桌前，点上煤油灯，备课，改孩子们的作业，一直忙到半夜，才吹了灯，回里屋的火炕上睡觉。
屯里的人都挺喜欢这个小伙子，实诚，对孩子也上心，谁家做了点好吃的，比如蒸了豆包，杀了鸡，都会给送点过来，两个民办老师，也经常叫他去家里吃饭，喝点酒。那时候的人都淳朴，觉得一个小伙子，离家这么远，在这里教书不容易，都想着多照顾照顾他。
李建军自己也觉得挺好的，虽然晚上一个人在学校里，有点冷清，但是屯里人对他好，工作也体面，比在家种地强多了，所以他干得也起劲，每天都把学校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教室的窗户擦得透亮，黑板擦得乌黑，连操场的石子都捡得干干净净的。
谁也没想到，好好的日子，会突然冒出那些吓人的事，而且一件比一件邪乎，一件比一件瘆人，到最后，闹得整个屯子都鸡犬不宁，连公社都惊动了。
最先出事，是那年刚入秋的时候，苞米都长到一人多高了，地里的庄稼密不透风，晚上风一吹，苞米叶子哗啦哗啦响，像有无数人在地里跑似的。
那天晚上，李建军改完孩子们的作业，已经快半夜了，他揉了揉发酸的眼睛，伸了个懒腰，刚要吹灯睡觉，就隐隐约约听到，东边的教室那边，传来一阵小孩子的笑声，咯咯咯的，很轻，像小猫挠人似的，一闪就过去了。
他当时愣了一下，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竖起耳朵再听，就只剩外面风吹杨树叶子的哗啦声，还有炉子里面煤块烧裂的噼啪声，什么别的声音都没有了。
他笑了笑，摇了摇头，觉得是自己听错了，忙了一天，耳朵出了幻听。毕竟学校里的孩子，下午都放学回家了，屯子离这里二里地，哪个孩子会半夜跑到学校来？再说大门都锁得死死的，院墙也高，根本进不来。他当时就没当回事，吹了煤油灯，回里屋睡觉去了。
结果从那天开始，这笑声就像缠上他了似的，隔三差五就能听到。有时候是晚上备课的时候，有时候是刚躺下要睡觉的时候，有时候甚至是半夜起夜的时候，那咯咯咯的小孩子笑声，就从教室那边飘过来，很轻，很近，像就在窗户根底下似的，但是每次他竖起耳朵仔细听，那声音就没了，只剩下风声。
次数多了，他就有点犯嘀咕了，觉得不是幻听，但是他还是给自己找理由，说可能是外面的野猫，屯里的野猫多，晚上经常跑到学校来，翻垃圾桶找吃的，野猫叫起来，有时候就像小孩子哭，也像小孩子笑，很正常。他这么一想，就又放下心来了，没再往心里去。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不是野猫能解释的了。
那天是周五，下午放学，他把孩子们都送走了，锁了教室的门，然后去锁大门，像往常一样，用铁链子把两扇大门缠了两圈，把大铁锁挂上去，咔哒一声锁死了，还拽了两下，确认锁牢了，才转身回了值班室。
结果第二天早上，他起来开门，刚走到大门口，就愣住了。那个大铁锁，好好的挂在铁链子上，但是是开着的，锁舌弹在外面，铁链子也松松垮垮的，两扇大门，虚掩着一条缝，风一吹，吱呀响了一声。
他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赶紧跑过去，拉开大门看，院子里安安静静的，什么都没有，教室的门也都锁得好好的，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值班室的门也好好的，什么东西都没丢。
他围着院墙转了一圈，院墙是土打的，有一人多高，墙头上没有脚印，也没有被人爬过的痕迹，根本不可能有人翻进来。
他站在大门口，琢磨了半天，最后只能归结为自己昨天晚上粗心了，锁门的时候没锁牢，锁头只是挂上去了，没扣上，晚上风一吹，就给吹开了。虽然他明明记得自己锁好了，还拽了两下，但是他实在想不出别的理由，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为了保险起见，他当天就去公社的供销社，买了个新的大铁锁，比原来的那个还沉，锁舌更粗，当天晚上锁门的时候，他特意把铁链子缠得紧紧的，锁头扣得死死的，还反复拽了好几下，确认绝对不可能开，才回了值班室。
结果第三天早上起来，他再去看大门，新锁头，又是开着的，和上次一模一样，锁舌弹在外面，铁链子松着，大门虚掩着一条缝，院子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丢。
这次他是真的心里发毛了，后脖颈子一阵阵的冒凉气。他敢百分百确定，昨天晚上锁门的时候，绝对锁牢了，新锁头，不可能自己弹开，就算是刮十级大风，也不可能把锁舌吹开，更别说昨天晚上根本没什么大风。
他里里外外把整个学校都检查了一遍，教室、值班室、厨房、操场，连院墙根的草窠都翻遍了，什么都没有，没有脚印，没有撬锁的痕迹，什么异常都没有，就好像，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晚上从外面进来，把锁打开，然后又走了，什么都没干，就只是开了个锁。
他当时就有点害怕了，但是这事，他没法跟别人说。跟屯里的人说？人家肯定觉得他一个大小伙子，胆子这么小，疑神疑鬼的，传出去不好听。跟公社说？公社的领导肯定觉得他小题大做，连个锁都看不好，还怎么看学校？再说，他也没证据，就是锁开了，什么都没丢，谁会信他说的？
所以他只能把这事压在心里，没跟任何人说，只是每天晚上锁门的时候，更加小心了，锁完了，还要用铁丝把铁链子再拧上几道，就算是这样，隔个三五天，那锁还是会莫名其妙地开着，铁丝也被拧开了，整整齐齐的放在一边，就像有人用钳子拧开的一样，但是他的钳子，好好的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根本没动过。
这事还没弄明白，更吓人的事，就又来了。
那天晚上，他备课到半夜，改完了最后一本作业，把钢笔插回钢笔帽里，合上教案本，刚要起身去吹灯，就听到外屋的办公桌上，传来沙沙沙的声音，很轻，但是很清楚，就是铅笔在纸上写字的声音，一笔一划的，不快不慢，沙沙，沙沙，就在离他不到两步远的办公桌上。
他当时浑身的汗毛一下子就竖起来了，整个人僵在椅子上，一动都不敢动，大气都不敢喘，耳朵竖得溜直，死死地盯着那张办公桌。
他的办公桌，就在外屋的窗户底下，上面放着教案本，作业本，还有一个铁皮的铅笔盒，里面放着几支铅笔，一块橡皮，一把尺子。刚才他改作业的时候，铅笔盒是关着的，铅笔都在里面，教案本也是合着的，桌子上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
但是现在，那沙沙的写字声，就清清楚楚地从桌子上传过来，一下一下的，像有个看不见的人，正坐在他的椅子上，拿着他的铅笔，在他的教案本上写字。
那声音持续了有十几秒，然后停了。
李建军坐在那里，浑身的冷汗都下来了，后背的衬衫都湿透了，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他死死地
我已经催了第三遍，指尖把褥子上的绣花都抠得起了毛，奶奶才终于把手里的麻绳往炕沿上一放，清了清嗓子，往炕桌那边凑了凑，声音压得低低的，像怕被什么东西听了去。
“今个给你讲个真事，不是瞎编的瞎话，是我年轻时候，实打实发生在邻村的事，当年闹得十里八乡没有不知道的，提起来，大人孩子都头皮发麻。”
我立马把身子往前探了探，耳朵竖得溜直，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漏了一个字。炕那头，爷爷正就着煤油灯的光卷旱烟，烟纸在他手里哗啦一响，他抬眼皮扫了我们一眼，没说话，只是把卷好的烟卷在烟袋锅上磕了磕，凑到灯上点着了，一口烟吐出来，混着煤油灯的油烟味，在暖烘烘的屋子里散开。
奶奶的声音再低了些，带着点当年听这事的时候的后怕，一字一句地开了口。
那时候还是公社的时候，邻村办了个村小，就在屯子东边二里地的地方，坐北朝南四间土坯房，东边三间打通了做教室，一到五年级的孩子都在里头上课，复式班，西边一间隔成里外屋，做值班室，给老师住。学校外头圈着土院墙，两扇木头大门，刷着黑漆，掉得一块一块的，门头上用红漆写着“育红小学”四个字，风吹日晒的，红漆都褪成了粉色。操场是平出来的一块黄土地，一刮风就起漫天的土，边上栽了六棵大杨树，都有一搂多粗，枝桠张得老大，夏天的时候能把半个操场都罩在阴凉里，就是风一吹，叶子哗啦哗啦响，像有人在里头说话似的。
那时候村里缺老师，公社就给派了个刚高中毕业的小伙子，叫李建军，家在几十里外的另一个公社，路远，平时回不去家，就住在学校的值班室里。屯里还有两个民办老师，都是本村的，家就在屯里，每天放学锁了教室门就回家，所以一到晚上，整个学校，就剩李建军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四间土房，还有二里地外才有人烟的荒甸子。
李建军那时候才二十出头，个子高高的，脸白白净净的，说话斯斯文文的，刚从学校出来，身上还带着学生气，胆子不算大，但是也不小，刚去的那半年，啥怪事都没有，日子过得平平稳稳的。
他每天的日子都定得死死的，天不亮就起来，先把值班室的炉子捅开，添上煤，再把三间教室的炉子都挨个生着，等孩子们来上学的时候，教室里已经暖烘烘的了。孩子们上课的时候，他就站在黑板前面讲课，复式班，一会教一年级的拼音，一会教三年级的算术，忙得脚不沾地。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放学，他站在大门口，把孩子们一个个送走，看着他们蹦蹦跳跳地往屯里的方向走，直到看不见人影了，才转身关上大门，用铁链子缠上，挂上那个半斤多重的大铁锁，咔哒一声锁死。
锁了大门，他就回值班室，先去后面的小偏厦厨房，做点晚饭，一般就是贴个饼子，熬点白菜土豆汤，就着咸菜吃。吃完了饭，刷了锅碗，就回到外屋的办公桌前，点上煤油灯，备课，改孩子们的作业，一直忙到半夜，才吹了灯，回里屋的火炕上睡觉。
屯里的人都挺喜欢这个小伙子，实诚，对孩子也上心，谁家做了点好吃的，比如蒸了豆包，杀了鸡，都会给送点过来，两个民办老师，也经常叫他去家里吃饭，喝点酒。那时候的人都淳朴，觉得一个小伙子，离家这么远，在这里教书不容易，都想着多照顾照顾他。
李建军自己也觉得挺好的，虽然晚上一个人在学校里，有点冷清，但是屯里人对他好，工作也体面，比在家种地强多了，所以他干得也起劲，每天都把学校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教室的窗户擦得透亮，黑板擦得乌黑，连操场的石子都捡得干干净净的。
谁也没想到，好好的日子，会突然冒出那些吓人的事，而且一件比一件邪乎，一件比一件瘆人，到最后，闹得整个屯子都鸡犬不宁，连公社都惊动了。
最先出事，是那年刚入秋的时候，苞米都长到一人多高了，地里的庄稼密不透风，晚上风一吹，苞米叶子哗啦哗啦响，像有无数人在地里跑似的。
那天晚上，李建军改完孩子们的作业，已经快半夜了，他揉了揉发酸的眼睛，伸了个懒腰，刚要吹灯睡觉，就隐隐约约听到，东边的教室那边，传来一阵小孩子的笑声，咯咯咯的，很轻，像小猫挠人似的，一闪就过去了。
他当时愣了一下，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竖起耳朵再听，就只剩外面风吹杨树叶子的哗啦声，还有炉子里面煤块烧裂的噼啪声，什么别的声音都没有了。
他笑了笑，摇了摇头，觉得是自己听错了，忙了一天，耳朵出了幻听。毕竟学校里的孩子，下午都放学回家了，屯子离这里二里地，哪个孩子会半夜跑到学校来？再说大门都锁得死死的，院墙也高，根本进不来。他当时就没当回事，吹了煤油灯，回里屋睡觉去了。
结果从那天开始，这笑声就像缠上他了似的，隔三差五就能听到。有时候是晚上备课的时候，有时候是刚躺下要睡觉的时候，有时候甚至是半夜起夜的时候，那咯咯咯的小孩子笑声，就从教室那边飘过来，很轻，很近，像就在窗户根底下似的，但是每次他竖起耳朵仔细听，那声音就没了，只剩下风声。
次数多了，他就有点犯嘀咕了，觉得不是幻听，但是他还是给自己找理由，说可能是外面的野猫，屯里的野猫多，晚上经常跑到学校来，翻垃圾桶找吃的，野猫叫起来，有时候就像小孩子哭，也像小孩子笑，很正常。他这么一想，就又放下心来了，没再往心里去。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不是野猫能解释的了。
那天是周五，下午放学，他把孩子们都送走了，锁了教室的门，然后去锁大门，像往常一样，用铁链子把两扇大门缠了两圈，把大铁锁挂上去，咔哒一声锁死了，还拽了两下，确认锁牢了，才转身回了值班室。
结果第二天早上，他起来开门，刚走到大门口，就愣住了。那个大铁锁，好好的挂在铁链子上，但是是开着的，锁舌弹在外面，铁链子也松松垮垮的，两扇大门，虚掩着一条缝，风一吹，吱呀响了一声。
他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赶紧跑过去，拉开大门看，院子里安安静静的，什么都没有，教室的门也都锁得好好的，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值班室的门也好好的，什么东西都没丢。
他围着院墙转了一圈，院墙是土打的，有一人多高，墙头上没有脚印，也没有被人爬过的痕迹，根本不可能有人翻进来。
他站在大门口，琢磨了半天，最后只能归结为自己昨天晚上粗心了，锁门的时候没锁牢，锁头只是挂上去了，没扣上，晚上风一吹，就给吹开了。虽然他明明记得自己锁好了，还拽了两下，但是他实在想不出别的理由，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为了保险起见，他当天就去公社的供销社，买了个新的大铁锁，比原来的那个还沉，锁舌更粗，当天晚上锁门的时候，他特意把铁链子缠得紧紧的，锁头扣得死死的，还反复拽了好几下，确认绝对不可能开，才回了值班室。
结果第三天早上起来，他再去看大门，新锁头，又是开着的，和上次一模一样，锁舌弹在外面，铁链子松着，大门虚掩着一条缝，院子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丢。
这次他是真的心里发毛了，后脖颈子一阵阵的冒凉气。他敢百分百确定，昨天晚上锁门的时候，绝对锁牢了，新锁头，不可能自己弹开，就算是刮十级大风，也不可能把锁舌吹开，更别说昨天晚上根本没什么大风。
他里里外外把整个学校都检查了一遍，教室、值班室、厨房、操场，连院墙根的草窠都翻遍了，什么都没有，没有脚印，没有撬锁的痕迹，什么异常都没有，就好像，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晚上从外面进来，把锁打开，然后又走了，什么都没干，就只是开了个锁。
他当时就有点害怕了，但是这事，他没法跟别人说。跟屯里的人说？人家肯定觉得他一个大小伙子，胆子这么小，疑神疑鬼的，传出去不好听。跟公社说？公社的领导肯定觉得他小题大做，连个锁都看不好，还怎么看学校？再说，他也没证据，就是锁开了，什么都没丢，谁会信他说的？
所以他只能把这事压在心里，没跟任何人说，只是每天晚上锁门的时候，更加小心了，锁完了，还要用铁丝把铁链子再拧上几道，就算是这样，隔个三五天，那锁还是会莫名其妙地开着，铁丝也被拧开了，整整齐齐的放在一边，就像有人用钳子拧开的一样，但是他的钳子，好好的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根本没动过。
这事还没弄明白，更吓人的事，就又来了。
那天晚上，他备课到半夜，改完了最后一本作业，把钢笔插回钢笔帽里，合上教案本，刚要起身去吹灯，就听到外屋的办公桌上，传来沙沙沙的声音，很轻，但是很清楚，就是铅笔在纸上写字的声音，一笔一划的，不快不慢，沙沙，沙沙，就在离他不到两步远的办公桌上。
他当时浑身的汗毛一下子就竖起来了，整个人僵在椅子上，一动都不敢动，大气都不敢喘，耳朵竖得溜直，死死地盯着那张办公桌。
他的办公桌，就在外屋的窗户底下，上面放着教案本，作业本，还有一个铁皮的铅笔盒，里面放着几支铅笔，一块橡皮，一把尺子。刚才他改作业的时候，铅笔盒是关着的，铅笔都在里面，教案本也是合着的，桌子上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
但是现在，那沙沙的写字声，就清清楚楚地从桌子上传过来，一下一下的，像有个看不见的人，正坐在他的椅子上，拿着他的铅笔，在他的教案本上写字。
那声音持续了有十几秒，然后停了。
李建军坐在那里，浑身的冷汗都下来了，后背的衬衫都湿透了，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他死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