炕头烧得暖烘烘的，我往奶奶身边挤了挤，爷爷坐在炕梢抽旱烟，烟袋锅子一明一暗，烟气顺着房梁往上飘，绕着灯泡打旋。奶奶纳着鞋底，粗麻绳穿过千层底发出闷闷的声响，她见我一个劲往她怀里钻，就用针锥顶了顶我的脑门，说又想听啥了。我说奶你再讲一个呗，就讲那种真事儿，吓人的，越长越好。奶奶撇撇嘴，说哪那么多真事儿，都是老一辈人嘴里传下来的，传来传去就变味儿了。我不依，拽着她的袖子晃来晃去，说你讲嘛讲嘛，我不害怕。爷爷在旁边咳嗽一声，磕了磕烟袋锅子，说你就给她讲一个吧，省得她磨人，讲完赶紧睡觉，明天还得早起。奶奶叹了口气，把手里的鞋底往炕席上一放，说行，今儿给你讲一个长的，讲完你就乖乖闭眼睡觉，不许再缠着我问东问西。
我说好。
奶奶往炕沿边挪了挪，把油灯往她那边拨了拨，灯光昏黄，照着她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她声音压得低了些，语速也慢了下来。她说这事儿不是咱村的，是三十里地外杨家屯的事儿，她年轻时候走亲戚亲耳听那老太太说的，那老太太姓王，男人走得早，三十多岁就守了寡，一个人拉扯儿子长大，儿子叫建国，底下还有个妹妹，长到五岁得病死了，就剩这么一根独苗。王老太把这个儿子看得比命都重，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啥好吃的都紧着儿子，自己啃窝头就咸菜，也得让儿子吃口白面。
建国也争气，从小就懂事，知道娘不容易，放学回来就帮着干活，挑水劈柴喂猪，啥都干。长到二十出头，高高壮壮的小伙子，眉眼周正，村里好多人家都托媒人来说亲。可建国说不急，先挣钱，等盖了砖瓦房再说，不能让媳妇跟着住土坯房。那时候南边正搞建设，到处都缺人，工地上一个月能挣好几百，顶家里大半年的收成。村里包工头子回来招人，建国第一个报了名，跟着就走了，一走就是三年。
头一年还勤写信，差不多一个月一封，信封上盖着南边的邮戳，字写得歪歪扭扭的，跟爬虫子似的。信里说工地上管吃管住，四菜一汤，顿顿有肉，工钱也按时发，工头人不错，不克扣，让他妈在家别惦记，等攒够了钱就回来盖新房，找媒人说个俊媳妇，再给娘买件新棉袄。王老太每次收到信都攥着看半天，翻来覆去地读，不认识的字就找小卖部的先生问，问完了就记在心里，逢人就说儿子出息了，在南边挣大钱呢。她把信都压在炕席底下，没事就拿出来摸摸，信纸都摸得起毛边了，好像摸着信就能摸着儿子的手似的。
第二年信就稀了，有时候两三个月才来一封，字也写得更潦草了，说工地上赶工期，天天加班到后半夜，手累得握不住笔，地址也换了几回，说工地挪地方了，跟着工程走，南边到处跑。王老太每次回信都写厚厚一沓，说家里都挺好的，老母鸡下了二十个蛋，猪长到一百八十斤了，院角的倭瓜结了仨，让儿子注意身体，别累着，钱够花就行，不用往家寄太多，自己留着买点好吃的。信寄出去，往往要等一两个月才能收到回信，王老太就天天去村口小卖部转悠，扒着柜台问有没有她的信。小卖部老板说没有，让她别着急，工地上忙，兴许过两天就来了。
第三年更不像话，开春来了一封信，说工地赶大工程，今年过年不回去了，等工程完了再回，之后就彻底断了音信。从春到夏，从夏到秋，整整小半年，一封信都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王老太急坏了，天天去村口等，搬个小板凳坐在老槐树底下，从太阳升起来等到落山，眼睛都望穿了，也没等着。村里人有人劝她，说南边那么大，兴许是换了新工地，地址没来得及说，等安顿好了自然就来信了。也有人说闲话，说指不定儿子在南边挣了钱，找了南方媳妇，入赘了，忘了老家的娘了，这种事多了去了，出去了就不想回来。王老太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嘴上跟人争辩，说她儿子不是那种人，从小就孝顺，不可能不跟家里打招呼，可夜里回到家，关上门就掉眼泪。
她也托人打听，找过一起去打工的人家问，人家说工地散了，各奔东西，谁也不知道谁去哪儿了，南边工地多了去了，上哪儿找去。王老太没办法，就只能等，白天强撑着下地干活，喂猪喂鸡，收拾院子，跟没事人似的。晚上就坐在外屋地门槛上哭，哭儿子是不是出事了，哭自己命苦，男人走得早，闺女没了，儿子再没了，她活着还有啥意思。哭累了就靠在门框上打个盹，醒了接着哭，眼睛天天肿得像桃儿似的，人也瘦了一大圈，颧骨都凸出来了。
就这么熬了小半年，入秋了，地里的庄稼都收完了，苞米棒子挂在房檐底下，一串串的，辣椒也串起来挂在墙上，红通通的。天一天比一天凉，晚上都得上冻了。那天夜里刮西北风，呜呜的，吹得窗户纸哗哗响，院角的柴禾垛吹得哗啦啦响。王老太早早就躺下了，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头空落落的，像缺了块啥。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就听见窗户咚咚响，三下，不轻不重，节奏很慢。
王老太一下子就醒了，坐起来，竖着耳朵听。外头风大，树枝刮着窗户也哗哗响，她以为是风吹的，刚要躺下，又响了，咚咚咚，还是三下，清清楚楚的，就是有人用指节敲玻璃，不是风吹的。王老太心里咯噔一下，这大半夜的，谁敲窗户啊？村里有规矩，半夜敲门不能开，敲窗户更邪性。她壮着胆子问了一声，谁？声音都有点发颤。
窗外头一个声音，压得很低，闷闷的，像是隔着一层水传过来，说娘，是我，我回来了。
王老太一听那声音，浑身一麻，从头顶麻到脚后跟，眼泪刷就下来了，是她儿子，是建国的声音，错不了，自己儿子的声音，她闭着眼都能认出来，哪怕再变，她也听得出来。她连鞋都没穿好，趿拉着就下地，摸黑走到堂屋，手哆嗦着去拔门闩。门闩插得紧，她拔了两下才拔开，门一拉开，外头冷风灌进来，吹得她一哆嗦，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院当间站着个人，背着个蓝布包，穿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黑布裤子，脚上一双解放鞋，就站在月亮地里，背对着光，脸模模糊糊的看不太清，但那身形，那站着的姿势，肩膀一高一低的毛病，都是她儿子，错不了。王老太扑过去，一把抓住儿子的胳膊，眼泪哗哗往下掉，话都说不利索了，说你可回来了，你这死孩子，这么长时间不来信，娘以为你出事了，你要急死娘啊，你咋才回来啊。
她儿子没说话，就站在那儿，由着她抓着，也不回抱她，也不拍她的背，就那么直挺挺站着，像根木桩子。王老太那时候光顾着哭了，光顾着高兴了，满脑子都是儿子回来了，啥都顾不上想，拽着儿子的手就往屋里拉，说快进屋，外头凉，风大，别冻着，娘给你热饭去，家里还有鸡蛋，给你煮俩，再热点粥。她儿子的手冰凉冰凉的，像攥着块刚从井里捞出来的冰，凉得刺骨。王老太说你手咋这么凉，冻坏了吧，快进屋暖暖，炕上热乎。
进了屋，王老太点上煤油灯，灯芯挑亮了，昏黄的灯光漫开来，照着她儿子的脸。王老太抬头一看，心里头莫名咯噔了一下，像被啥东西揪了一下。儿子瘦了，颧骨都凸出来了，腮帮子都陷下去了，脸白得不像话，不是正常人的白，是那种惨白，像泡了好几天水的白纸，一点血色都没有，连嘴唇都是发灰的，干得起皮，裂了好几个小口子。眼睛也不对劲，眼神发直，眼珠子黑黢黢的，没什么光泽，像两颗玻璃球，看人的时候不转眼珠，直勾勾的，盯得人心里发毛。
王老太心疼坏了，伸手去摸儿子的脸，手刚伸过去，她儿子往后躲了一下，没让她摸。他说娘，别碰，我身上凉。声音很低，很慢，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气音重，声带振动的感觉很轻，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她儿子说话嗓门大，亮堂堂的，全村都能听见。
王老太说你咋瘦成这样，工地上不给饭吃啊，咋造得这么可怜，你看看你都脱相了。她儿子说工地上累，吃不好，没事，缓两天就好了。他说话的时候嘴唇动的幅度很小，话就从牙缝里飘出来似的，而且嘴里没有哈气。那时候已经入秋了，晚上天凉，人说话嘴里该有白气才对，他说话就没有，干巴巴的。
王老太说你等着，娘给你煮鸡蛋去，再热点粥，锅里还有剩的窝窝头，给你馏两个。她转身要去灶房，她儿子伸手拉住了她，手劲挺大，攥得她手腕子有点疼，冰凉的手贴在皮肤上，激得她一哆嗦。他说娘别忙了，我路上吃过了，不饿。王老太说那哪行，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哪能不饿，路上那饭哪有家里的香，你等着，很快就好。她儿子又拉了一下，说真不饿，娘，我累了，想睡会儿。
王老太一听儿子累了，就赶紧说好好好，睡觉，西屋娘都给你收拾好了，褥子前几天刚晒过，太阳底下晒了一天，暄腾着呢，还有太阳味儿。她儿子点点头，背着蓝布包就往西屋走，走路轻飘飘的，脚抬得很低，蹭着地面走，没什么脚步声，像踩在棉花上似的。王老太举着煤油灯在后面照着，看着儿子的背影，心里头隐隐约约觉得哪里不对，但又说不上来。高兴劲压过了那点不对劲，她只当是儿子坐长途车累的，几天几夜没合眼，缓两天就好了。
进了西屋，她儿子把布包往炕头一放，就站在屋当间，也不上炕。王老太说你倒是上炕啊，脱了鞋歇歇。她儿子说等会儿，不着急。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四处看，看墙上的年画，看柜子，看窗户，慢慢看，像是看不够似的。王老太说看啥啊，家里还是那样，啥都没变。她儿子说嗯，没变，挺好。
王老太说行，你歇着，娘回去了，有事喊娘。她退出来，轻轻带上了门。站在堂屋，她还在笑，眼泪还挂在脸上，儿子回来了，比啥都强，悬了半年的心，终于落地了。她也没睡意了，就坐在灶房的小板凳上，往灶膛里添了两根柴火，锅里温着水，等儿子醒了好喝。
灶膛里的火一明一暗，映着她的脸，红通通的。她坐着坐着，就慢慢琢磨出不对劲来了，越想越觉得哪里不对。
首先是院门。她每天睡觉前都要检查院门，闩得死死的，还顶了根木头棍子，顶得结结实实的，别说是人，就是条狗都推不开。儿子是怎么进来的？翻墙？院子墙不低，一人多高，而且墙头上插着碎玻璃，防贼的，翻进来肯定有动静，哗啦哗啦的，她咋一点都没听见？而且他不敲院门
我说好。
奶奶往炕沿边挪了挪，把油灯往她那边拨了拨，灯光昏黄，照着她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她声音压得低了些，语速也慢了下来。她说这事儿不是咱村的，是三十里地外杨家屯的事儿，她年轻时候走亲戚亲耳听那老太太说的，那老太太姓王，男人走得早，三十多岁就守了寡，一个人拉扯儿子长大，儿子叫建国，底下还有个妹妹，长到五岁得病死了，就剩这么一根独苗。王老太把这个儿子看得比命都重，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啥好吃的都紧着儿子，自己啃窝头就咸菜，也得让儿子吃口白面。
建国也争气，从小就懂事，知道娘不容易，放学回来就帮着干活，挑水劈柴喂猪，啥都干。长到二十出头，高高壮壮的小伙子，眉眼周正，村里好多人家都托媒人来说亲。可建国说不急，先挣钱，等盖了砖瓦房再说，不能让媳妇跟着住土坯房。那时候南边正搞建设，到处都缺人，工地上一个月能挣好几百，顶家里大半年的收成。村里包工头子回来招人，建国第一个报了名，跟着就走了，一走就是三年。
头一年还勤写信，差不多一个月一封，信封上盖着南边的邮戳，字写得歪歪扭扭的，跟爬虫子似的。信里说工地上管吃管住，四菜一汤，顿顿有肉，工钱也按时发，工头人不错，不克扣，让他妈在家别惦记，等攒够了钱就回来盖新房，找媒人说个俊媳妇，再给娘买件新棉袄。王老太每次收到信都攥着看半天，翻来覆去地读，不认识的字就找小卖部的先生问，问完了就记在心里，逢人就说儿子出息了，在南边挣大钱呢。她把信都压在炕席底下，没事就拿出来摸摸，信纸都摸得起毛边了，好像摸着信就能摸着儿子的手似的。
第二年信就稀了，有时候两三个月才来一封，字也写得更潦草了，说工地上赶工期，天天加班到后半夜，手累得握不住笔，地址也换了几回，说工地挪地方了，跟着工程走，南边到处跑。王老太每次回信都写厚厚一沓，说家里都挺好的，老母鸡下了二十个蛋，猪长到一百八十斤了，院角的倭瓜结了仨，让儿子注意身体，别累着，钱够花就行，不用往家寄太多，自己留着买点好吃的。信寄出去，往往要等一两个月才能收到回信，王老太就天天去村口小卖部转悠，扒着柜台问有没有她的信。小卖部老板说没有，让她别着急，工地上忙，兴许过两天就来了。
第三年更不像话，开春来了一封信，说工地赶大工程，今年过年不回去了，等工程完了再回，之后就彻底断了音信。从春到夏，从夏到秋，整整小半年，一封信都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王老太急坏了，天天去村口等，搬个小板凳坐在老槐树底下，从太阳升起来等到落山，眼睛都望穿了，也没等着。村里人有人劝她，说南边那么大，兴许是换了新工地，地址没来得及说，等安顿好了自然就来信了。也有人说闲话，说指不定儿子在南边挣了钱，找了南方媳妇，入赘了，忘了老家的娘了，这种事多了去了，出去了就不想回来。王老太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嘴上跟人争辩，说她儿子不是那种人，从小就孝顺，不可能不跟家里打招呼，可夜里回到家，关上门就掉眼泪。
她也托人打听，找过一起去打工的人家问，人家说工地散了，各奔东西，谁也不知道谁去哪儿了，南边工地多了去了，上哪儿找去。王老太没办法，就只能等，白天强撑着下地干活，喂猪喂鸡，收拾院子，跟没事人似的。晚上就坐在外屋地门槛上哭，哭儿子是不是出事了，哭自己命苦，男人走得早，闺女没了，儿子再没了，她活着还有啥意思。哭累了就靠在门框上打个盹，醒了接着哭，眼睛天天肿得像桃儿似的，人也瘦了一大圈，颧骨都凸出来了。
就这么熬了小半年，入秋了，地里的庄稼都收完了，苞米棒子挂在房檐底下，一串串的，辣椒也串起来挂在墙上，红通通的。天一天比一天凉，晚上都得上冻了。那天夜里刮西北风，呜呜的，吹得窗户纸哗哗响，院角的柴禾垛吹得哗啦啦响。王老太早早就躺下了，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头空落落的，像缺了块啥。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就听见窗户咚咚响，三下，不轻不重，节奏很慢。
王老太一下子就醒了，坐起来，竖着耳朵听。外头风大，树枝刮着窗户也哗哗响，她以为是风吹的，刚要躺下，又响了，咚咚咚，还是三下，清清楚楚的，就是有人用指节敲玻璃，不是风吹的。王老太心里咯噔一下，这大半夜的，谁敲窗户啊？村里有规矩，半夜敲门不能开，敲窗户更邪性。她壮着胆子问了一声，谁？声音都有点发颤。
窗外头一个声音，压得很低，闷闷的，像是隔着一层水传过来，说娘，是我，我回来了。
王老太一听那声音，浑身一麻，从头顶麻到脚后跟，眼泪刷就下来了，是她儿子，是建国的声音，错不了，自己儿子的声音，她闭着眼都能认出来，哪怕再变，她也听得出来。她连鞋都没穿好，趿拉着就下地，摸黑走到堂屋，手哆嗦着去拔门闩。门闩插得紧，她拔了两下才拔开，门一拉开，外头冷风灌进来，吹得她一哆嗦，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院当间站着个人，背着个蓝布包，穿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黑布裤子，脚上一双解放鞋，就站在月亮地里，背对着光，脸模模糊糊的看不太清，但那身形，那站着的姿势，肩膀一高一低的毛病，都是她儿子，错不了。王老太扑过去，一把抓住儿子的胳膊，眼泪哗哗往下掉，话都说不利索了，说你可回来了，你这死孩子，这么长时间不来信，娘以为你出事了，你要急死娘啊，你咋才回来啊。
她儿子没说话，就站在那儿，由着她抓着，也不回抱她，也不拍她的背，就那么直挺挺站着，像根木桩子。王老太那时候光顾着哭了，光顾着高兴了，满脑子都是儿子回来了，啥都顾不上想，拽着儿子的手就往屋里拉，说快进屋，外头凉，风大，别冻着，娘给你热饭去，家里还有鸡蛋，给你煮俩，再热点粥。她儿子的手冰凉冰凉的，像攥着块刚从井里捞出来的冰，凉得刺骨。王老太说你手咋这么凉，冻坏了吧，快进屋暖暖，炕上热乎。
进了屋，王老太点上煤油灯，灯芯挑亮了，昏黄的灯光漫开来，照着她儿子的脸。王老太抬头一看，心里头莫名咯噔了一下，像被啥东西揪了一下。儿子瘦了，颧骨都凸出来了，腮帮子都陷下去了，脸白得不像话，不是正常人的白，是那种惨白，像泡了好几天水的白纸，一点血色都没有，连嘴唇都是发灰的，干得起皮，裂了好几个小口子。眼睛也不对劲，眼神发直，眼珠子黑黢黢的，没什么光泽，像两颗玻璃球，看人的时候不转眼珠，直勾勾的，盯得人心里发毛。
王老太心疼坏了，伸手去摸儿子的脸，手刚伸过去，她儿子往后躲了一下，没让她摸。他说娘，别碰，我身上凉。声音很低，很慢，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气音重，声带振动的感觉很轻，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她儿子说话嗓门大，亮堂堂的，全村都能听见。
王老太说你咋瘦成这样，工地上不给饭吃啊，咋造得这么可怜，你看看你都脱相了。她儿子说工地上累，吃不好，没事，缓两天就好了。他说话的时候嘴唇动的幅度很小，话就从牙缝里飘出来似的，而且嘴里没有哈气。那时候已经入秋了，晚上天凉，人说话嘴里该有白气才对，他说话就没有，干巴巴的。
王老太说你等着，娘给你煮鸡蛋去，再热点粥，锅里还有剩的窝窝头，给你馏两个。她转身要去灶房，她儿子伸手拉住了她，手劲挺大，攥得她手腕子有点疼，冰凉的手贴在皮肤上，激得她一哆嗦。他说娘别忙了，我路上吃过了，不饿。王老太说那哪行，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哪能不饿，路上那饭哪有家里的香，你等着，很快就好。她儿子又拉了一下，说真不饿，娘，我累了，想睡会儿。
王老太一听儿子累了，就赶紧说好好好，睡觉，西屋娘都给你收拾好了，褥子前几天刚晒过，太阳底下晒了一天，暄腾着呢，还有太阳味儿。她儿子点点头，背着蓝布包就往西屋走，走路轻飘飘的，脚抬得很低，蹭着地面走，没什么脚步声，像踩在棉花上似的。王老太举着煤油灯在后面照着，看着儿子的背影，心里头隐隐约约觉得哪里不对，但又说不上来。高兴劲压过了那点不对劲，她只当是儿子坐长途车累的，几天几夜没合眼，缓两天就好了。
进了西屋，她儿子把布包往炕头一放，就站在屋当间，也不上炕。王老太说你倒是上炕啊，脱了鞋歇歇。她儿子说等会儿，不着急。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四处看，看墙上的年画，看柜子，看窗户，慢慢看，像是看不够似的。王老太说看啥啊，家里还是那样，啥都没变。她儿子说嗯，没变，挺好。
王老太说行，你歇着，娘回去了，有事喊娘。她退出来，轻轻带上了门。站在堂屋，她还在笑，眼泪还挂在脸上，儿子回来了，比啥都强，悬了半年的心，终于落地了。她也没睡意了，就坐在灶房的小板凳上，往灶膛里添了两根柴火，锅里温着水，等儿子醒了好喝。
灶膛里的火一明一暗，映着她的脸，红通通的。她坐着坐着，就慢慢琢磨出不对劲来了，越想越觉得哪里不对。
首先是院门。她每天睡觉前都要检查院门，闩得死死的，还顶了根木头棍子，顶得结结实实的，别说是人，就是条狗都推不开。儿子是怎么进来的？翻墙？院子墙不低，一人多高，而且墙头上插着碎玻璃，防贼的，翻进来肯定有动静，哗啦哗啦的，她咋一点都没听见？而且他不敲院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