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缩在炕梢的厚被窝里,脚丫子抵着晒了一天还留着余温的土墙,手指攥着奶奶青布棉袄的袖口晃了晃,下巴搁在被沿上催她。奶奶盘腿坐在炕中间,腿上铺着一层打了浆子的袼褙,手里捏着根磨得发亮的钢针,针尾穿着手搓的粗麻绳。她把针在头顶花白的头发里蹭了两下,抬眼往门帘那边瞅了瞅——外屋地的十五瓦灯泡昏黄,光顺着布帘缝漏进来,在炕沿上投下一道窄窄的影子,爷爷正蹲在地上擦锄头,布子蹭着铁面发出细碎的沙沙声,烟袋锅子偶尔吧嗒一响,暗红火星在暗处闪一下。

    “再讲一个呗奶,就一个。”我又晃了晃她的袖子,声音压得低,怕被外屋的爷爷听见说我不睡觉。

    奶奶低头瞅了瞅我,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嘴角动了动。她把手里的鞋底往腿上轻轻一放,声音压得比我还低:“行,今儿个给你讲个咱村早年的真事儿。听完可不准半夜哭着找你妈,也不准往外头瞎嚷嚷,听见没?”

    我赶紧点头,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半张脸,只露出俩眼睛死死盯着她。外屋的锄头声停了一下,爷爷咳嗽了一声,又接着擦。奶奶的声音慢悠悠的,像村头老井里渗出来的凉水,顺着耳朵眼往骨头缝里钻。

    那还是生产队那会儿,日子紧巴,家家户户都指着工分过日子,多挣一个工分,年底就能多领二两粗粮。村里有个老陈家,老三叫建军,是队里的壮劳力,扛麻袋、掰苞米、赶大车,干啥都是一把好手,二十出头娶了邻村的媳妇。那媳妇模样周正,手也巧,缝缝补补、做饭喂猪,屋里屋外收拾得利利索索,嫁过来第二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七斤二两,哭声洪亮,整个老陈家都跟过年似的,陈建军当天就去供销社打了半斤酒,跟他爹喝了半宿。

    孩子的小衣服小鞋子都是媳妇亲手做的,连襁褓都是用自己陪嫁的蓝花布缝的,针脚密得连水都渗不进去。孩子百天的时候,媳妇给他做了双虎头鞋,红布面,鞋尖用黄线绣出老虎的“王”字,黑绒布做耳朵,鞋帮子两边各绣一个小小的福字,做得别提多精致了,全村的媳妇看了都夸,说她手巧。陈建军没事就把孩子的小鞋揣在兜里,干活歇气的时候掏出来瞅两眼,笑得合不拢嘴。

    日子虽说不富裕,但是有了孩子,就有了奔头。陈建军干活更卖力了,天天早出晚归,媳妇在家看孩子,喂鸡喂猪,闲下来就给孩子做新衣服新鞋子,盘算着等孩子大点,就送他去公社上学,以后考个学,不用再脸朝黄土背朝天。

    变故是那年秋末来的。

    队里的苞米熟得晚,眼看就要下霜,要是霜打了苞米,籽粒就会瘪,收成就得减,全队一年的工分都受影响。队长在大喇叭里喊了三天,动员全村男女老少都上场院抢收,白天掰棒子,晚上连夜脱粒,多劳多得,超额完成的话,每人额外分二斤白面。

    那时候白面金贵,过年才能吃上一顿饺子。媳妇动了心,跟陈建军商量,说想上场院干几天,多挣点工分,换了白面给孩子蒸鸡蛋羹,再包顿白菜猪肉饺子。陈建军一开始不同意,说孩子刚满岁,离不了人,万一摔着碰着咋办。媳妇说没事,把孩子放炕中间,周围用枕头围严实,掉不下来,她干俩钟头就回来瞅一眼,来回也就几百步路,耽误不了啥。

    架不住媳妇软磨硬泡,陈建军最后还是答应了,反复叮嘱她千万别干忘了时间,隔一个钟头就回家看看。媳妇满口应着,当天下午就把孩子喂饱了,换了干净的尿布,放在炕正中间,四周用三个装了粮食的布口袋压着枕头,围得严严实实,又给盖了层薄夹被,亲了亲孩子软乎乎的小脸,锁上门就往场院去了。

    那天场院上人山人海,脱粒机轰隆隆响着,尘土混着苞米皮子满天飞,大伙都埋着头干活,谁也不闲着。媳妇分到的活是剥苞米皮,坐在苞米堆跟前,手速快得很,没一会儿就剥了一大堆,金黄的苞米棒在脚边堆成了小山。她刚干了不到一个钟头,就听见队长扯着嗓子喊,说脱粒机的传动皮带断了,要几个年轻力壮的跟着去公社农机站买配件,赶紧换上,不然一宿都干不了活。

    陈建军也在被喊的人里,他临走前特意跑到媳妇跟前,裤腿上还沾着苞米叶子,让她别干了,赶紧回家看孩子。媳妇嘴上答应着好,但是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忙活,自己就这么走了,显得太矫情,而且眼前这堆苞米马上就剥完了,剥完再走也不迟。她寻思着,反正去公社来回要俩钟头,陈建军不在,她多干点,也能替他多挣点工分,年底多分点粮,日子也能宽松点。

    就这么一耽搁,她把回家看孩子的事忘在了脑后。

    太阳一点点往下沉,天擦黑的时候,风开始凉了,刮在脸上带着霜气。场院上的马灯都点了起来,昏黄的光晃来晃去,飞虫围着灯罩乱撞。媳妇搓了搓冻得发麻的手,直起腰歇口气,捶了捶发酸的后背,这才猛地一拍大腿,暗叫一声不好,孩子还在家呢!

    她扔下手里的苞米,撒腿就往家跑。风刮着她的耳朵,呼呼响,跑得胸口发疼,气都喘不上来,心里头突突跳,像是揣了个兔子,有种说不出的慌。路边的杨树叶子哗哗响,像是有人在后面追她似的。

    跑到家门口,她掏钥匙的手都哆嗦,插了好几次才插进锁孔里。“咔哒”一声锁开了,她推开门就往炕边冲,嘴里喊着孩子的小名,声音都变了调。

    炕上空空的。

    围在四周的枕头倒了两个,薄夹被揉成一团扔在炕梢,孩子常玩的布老虎歪在一边,孩子不见了。

    媳妇愣了两秒,嗷一嗓子就哭了出来,声音都劈了,尖锐得吓人。她扑在炕上,手胡乱摸着,炕席缝里,枕头底下,被子里面,哪儿都没有。她又跌跌撞撞跑到外屋,锅台后面,水缸旁边,柴禾垛里,酸菜缸都掀开看了,都找遍了,连个孩子的影子都没有。

    邻居听见她的哭声,赶紧跑过来,一问是孩子丢了,也慌了,赶紧帮着找。几个人拿着手电,院里院外搜了一遍,酱缸后面,猪圈旁边,柴火垛底下,都翻遍了,啥都没有。院墙好好的,大门也锁着,不像是有人进来抱走的样子。

    消息很快传开了,队长在村里敲着铜锣喊人,说老陈家的孩子丢了,大伙都出来帮忙找。没一会儿,全村的人都动起来了,男的拿着马灯、手电,女的也披着衣服出来,沿着村路往两边找。村前的菜园子,村后的苞米地,东边的场院,西边的河沟子,都有人喊着孩子的小名,声音此起彼伏,在夜里传得很远。

    媳妇跟在人群后面,一边哭一边找,嗓子很快就哑了,眼泪糊了满脸,风一吹,脸都皴了,一道道的疼。她逢人就抓着人家的胳膊问,看见我孩子了吗?看见我家娃了吗?大伙都摇摇头,劝她别着急,再找找,说这么小的孩子,走不远。

    找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去村西河沟子找的人突然喊了一声。大伙都赶紧跑过去,就看见河沟沿的枯草上,放着一只小小的虎头鞋。

    红布面,黄线绣的王字,鞋帮子上的福字还清清楚楚的。鞋面上沾了点草屑,还带着点潮气,正是媳妇亲手给孩子做的那双。

    河沟子里结着薄冰,冰碴子上面飘着几片落叶,水凉得刺骨。沟底的淤泥上有几道浅浅的小印子,分不清是动物的还是别的。大伙沿着河沟找了好几里地,上下游都搜遍了,也没找着孩子的影子。有人说,这么小的孩子,掉河沟里肯定被水冲没影了,找不着了;也有人说,说不定是被路过的外乡人抱走了,总比掉河里强,好歹能活条命;还有人压低声音说,怕是被夜里出来的野狗叼走了,不然怎么连点动静都没有,家里也没听见哭。

    说啥的都有,就是没个准信。

    媳妇抱着那只虎头鞋,坐在河沟沿上,眼泪都流干了,嗓子也发不出声音,就那么呆呆地坐着,眼睛直勾勾盯着河沟子,像是要把冰面看穿似的。陈建军从公社赶回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新皮带,看见媳妇抱着鞋坐在地上的样子,手里的东西“啪嗒”掉在地上。他蹲在旁边,抱着脑袋,半天没说出一句话,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头扔了一地,都被露水打湿了。

    从那天起,媳妇就疯了。

    她不再哭,也不再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抱着那个蓝花布的空襁褓,出门找孩子。襁褓是她从柜子最底下翻出来的,本来是给孩子冬天用的,厚墩墩的,絮了新棉花,她天天抱在怀里,像是抱着刚出生的孩子似的,走路都小心翼翼,脚步放得很轻,怕颠着里面的娃。

    她在村里转,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从场院走到河沟子,见人就拉住人家的袖子,仰着脸,细细的声音问:“大兄弟,你看见我的孩子了吗?”

    “大妹子,你看见我的孩子了吗?”

    “大爷,你看见我的孩子了吗?”

    她的声音细细的,柔柔的,带着点讨好的意思,眼神直勾勾的,盯着人家的脸,等着答案,像是只要人家说一句看见了,她就能立刻笑出来。

    村里人都可怜她,知道她命苦。遇上心软的,就给她个窝头,给块红薯,跟她说没看见,让她早点回家,别冻着。遇上脾气急的,甩开她的手说没看着,忙着干活呢,她也不生气,也不纠缠,松开手,转身就走,接着去问下一个人,从来不会缠着别人不放。

    老陈家也带她去公社卫生院看过,医生翻了翻她的眼皮,问了几句话,就说是受了强烈刺激,精神失常了,没啥特效药,只能带回家养着,别让她乱跑,慢慢缓着。可她根本待不住,只要家里人稍不注意,就偷偷溜出去,抱着襁褓到处找孩子,饭都不知道回来吃。

    日子一天天过去,她越来越瘦,脸颊凹下去,脸色蜡黄蜡黄的,只有眼睛还亮着,看见人就放光,凑上去问那句话。她身上的蓝布棉袄洗得发白,袖口都磨破了,打着补丁,怀里的襁褓却干干净净的,一点灰都没有,像是天天都在洗。

    转眼就入了冬,下了头一场雪,雪下得厚,漫山遍野白花花的,踩上去咯吱响,没到脚脖子。大伙都寻思,这么冷的天,零下二十多度,她总该不出去了吧。结果每天天不亮,还是能看见她抱着襁褓在雪地里走,深一脚浅一脚的,脚印歪歪扭扭,从村东头的土路一直延伸到村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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