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候刚上小学，放了寒假就天天黏在奶奶的炕头上，火炕烧得烫屁股，奶奶盘腿坐在炕梢，手里攥着针锥纳鞋底，麻线穿过厚布的嗤啦声，混着爷爷烟袋锅里冒出来的旱烟味，裹得人浑身发暖。奶奶的嘴闲不住，手里的活不停，嘴里的故事就顺着烟圈往外飘，那天她讲的，是隔壁屯子一个远房亲戚家的事，那事在当年，把半个公社的人都吓得不敢走夜路。
这事发生在七十年代末，生产队刚要散伙，分田到户的风声刚传过来，家家户户都憋着一股劲，忙着开荒、侍弄自留地，想多攒点粮食，过几天饱日子。故事里的女人叫桂兰，男人是林场的伐木工，常年在深山里干活，少则半个月，多则一两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桂兰带着个刚满周岁的儿子，住在屯子最西头的土坯房里。
那房子是桂兰男人自己脱坯盖的，屯子里的人都劝他，别往那边盖，再往西就是一片荒甸子，荒甸子尽头是老坟圈子，再往西就是那条宽河，阴气重，不吉利。可桂兰男人胆子大，是林场里出了名的愣头青，一米八多的大个子，膀大腰圆，抡起斧头能把碗口粗的松树一斧砍断，常年在深山里跟熊瞎子、野猪打交道，什么野物没见过，根本不信这些。他说那边地基宽，不占好耕地，离河近，挑水方便，硬是花了三个月，一砖一坯盖起了三间土坯房，带着桂兰和孩子住了进去。
男人进山之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桂兰娘俩，特意找铁匠铺打了一把剪刀，钢口极好，磨得锃亮，锋利得能剪断飘在空中的头发。他把剪刀递给桂兰，说：“我不在家，你晚上就把这剪子压在枕头底下，一来防贼，二来壮胆，真有什么事，这铁家伙比啥都管用。”
那时候东北的女人，男人不在家的，几乎都有这个习惯，要么枕头底下压把剪刀，要么炕沿上放把菜刀，不是信什么邪乎事，就是手里攥个铁器，心里踏实。桂兰把男人的话记在了心里，从男人走的那天起，每天晚上睡觉，都把那把剪刀牢牢压在枕头底下，从来没挪过地方。
男人走的那天是阴历十五，山里要赶一批木材的任务，说是要走半个月才能回来。头两天，日子过得安安稳稳的，桂兰每天白天喂喂鸡、收拾收拾屋子、纳纳鞋底，哄着孩子玩，晚上早早关上门窗，用胳膊粗的顶门杠把屋门顶得死死的，抱着孩子坐在炕头，就着煤油灯的光做点针线活，天一黑绝不出门。
第三天晚上，出事了。
东北的冬天，天黑得早，四点多太阳就落了山，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西北风卷着雪沫子，刮得院外的苞米杆子哗哗响。桂兰早早把孩子哄睡了，孩子刚满周岁，胖乎乎的，平时特别乖，很少哭闹，吃饱了就睡，不怎么折腾人。桂兰把孩子放在炕头的被窝里，盖得严严实实的，自己坐在炕梢，就着煤油灯的光纳鞋底，麻线穿过厚白布，发出嗤啦嗤啦的声响，在安静的屋子里格外清楚。
大概到了后半夜，正是屯子里老人常说的鸡不叫狗不咬、阴气最重的时辰，桂兰手里的针刚穿过鞋底，突然听见院门外的木栅栏门，吱呀一声响，像是被人轻轻推开了。
桂兰的手猛地一顿，针差点扎到手指上。她心里一紧，第一反应是来了偷鸡的贼，那时候屯子里不太平，总有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半夜溜进人家院子里偷鸡摸狗。她放下手里的鞋底和针线，轻手轻脚地凑到窗户跟前，用手指沾了点唾沫，把窗户纸润开一个小缝，眯着眼睛往外看。
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亮，惨白的光洒在院子里，照得清清楚楚的。院子里空空的，连个黄鼠狼的影子都没有，院门口的木栅栏门好好的，木销子牢牢插在扣里，根本没有被推开过的痕迹。
桂兰松了口气，心想肯定是风刮的，栅栏门的合页年久失修，风一大就会吱呀响，自己吓自己。她回到炕梢，重新拿起鞋底，可心里总觉得毛毛的，刚才那声响太清楚了，不像是风刮的，倒像是有人用手慢慢推开的。
她刚纳了两针，又听见了动静。
这次不是院门外，是窗根底下，有东西蹭着土墙的声音，嗤啦，嗤啦，一下一下的，节奏很慢，像是有人用指甲在墙上慢慢划。
桂兰的汗毛一下子就竖起来了，浑身的血都往头顶冲。她再次凑到窗户缝跟前，往外看，窗根底下就是她家堆的柴火垛，码得整整齐齐的，旁边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连个野猫的影子都看不见。西北风还在刮，可柴火垛一动不动，根本不可能是柴火蹭的墙。
她的心跳得咚咚响，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赶紧走到屋门口，把顶门杠又使劲往里面顶了顶，顶得死死的，又把煤油灯的灯芯挑高了一点，火苗一下子亮了不少，把屋子照得通亮。她上了炕，掀开枕头，把那把磨得锃亮的剪刀拿了出来，紧紧攥在手里，剪刀的铁柄冰凉，贴着手心，却让她慌乱的心稍微稳了一点。
就在这时候，炕头被窝里的孩子，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哭得撕心裂肺，脸都憋紫了，小身子一挺一挺的，怎么哄都哄不好。
桂兰赶紧放下剪刀，把孩子抱起来，搂在怀里，来回晃着，拍着他的后背，嘴里哼着平时哄他睡觉的摇篮曲。可孩子根本不听，还是拼命地哭，哭得嗓子都哑了，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死死盯着房梁的西北角，小身子抖得像秋风里的树叶，像是看见了什么极其吓人的东西。
桂兰顺着孩子的眼神，抬头往房梁西北角看。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房梁上黑乎乎的，除了挂着的几串干辣椒和蒜头，什么都没有。可孩子就是盯着那个方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连奶头塞到嘴里都不叼，一个劲地往外吐，只顾着哭。
桂兰抱着孩子，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后背一阵阵发凉，像是有人在她脖子后面吹冷气。她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重新拿起那把剪刀，举起来，对着房梁的西北角，狠狠比划了两下，用她能想到的最狠、最泼辣的话，破口大骂。东北的女人，尤其是结了婚生了孩子的，骂起人来又狠又亮，什么难听骂什么，她骂了足足有五分钟，嗓子都快喊哑了，手里的剪刀一直对着房梁比划着。
说来也怪，她骂完之后，孩子的哭声居然慢慢小了下去，抽抽搭搭的，小脑袋埋在她的怀里，不敢抬头，眼睛也闭了起来，只是浑身还在微微发抖。桂兰抱着孩子，在地上来回走了半个多钟头，孩子才彻底睡熟了，只是眉头还紧紧皱着，小嘴里时不时发出一声委屈的哼唧。
桂兰不敢再睡了，抱着孩子，坐在炕头，手里紧紧攥着那把剪刀，眼睛死死盯着门口和窗户，一直坐到天亮，太阳出来了，惨白的阳光透过窗户纸照进屋子里，她才敢松一口气，浑身的骨头都像散了架一样，累得快要瘫倒。
天亮之后，屯子里热闹了起来，邻居们起来喂牲口、挑水、做饭，说话声、马车轱辘声、狗叫声混在一起，充满了烟火气。桂兰抱着孩子，打开屋门，走到院子里，里里外外看了一遍，栅栏门好好的，墙根底下也没有任何划痕，柴火垛码得整整齐齐的，什么痕迹都没有，就像昨天晚上的一切，都是她做的一场噩梦。
可她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剪刀，剪刀柄上，还留着她攥了一晚上的汗渍，怀里的孩子，小脸还是白白的，没有一点血色，昨天晚上哭哑的嗓子，到现在还没好利索。她知道，那不是梦，是真的。
她抱着孩子，去了屯子中间，找了男人的大哥，也就是孩子的大伯。大伯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种了一辈子地，性子沉稳，听桂兰哭着把昨天晚上的事说了，眉头皱得紧紧的，带着两个半大的儿子，拿上镐头和镰刀，跟着桂兰回了西头的房子，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搜了一遍，连柴火垛都拆开看了，荒甸子和老坟圈子也走了一圈，什么都没发现，连个可疑的脚印都没有。
大伯也没别的办法，那时候破四旧刚过去没几年，屯子里以前会跳大神、会看事的老太太，早就被批斗得不敢露头了，谁敢提这些邪乎事，轻则被游街，重则被抓起来，没人敢沾这个边。大伯只能跟桂兰说，你一个女人家带孩子，晚上别出门，门窗都锁好，我晚上让两个小子过来，在你家外屋地待着，陪你壮壮胆。
桂兰千恩万谢，从那天起，大伯家的两个半大儿子，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就拿着棍子到桂兰家，坐在外屋地，一边编筐一边抽烟，待到后半夜才走。两个半大小子，正是阳气最旺的时候，天天过来陪着，果然安安稳稳的，一连三天，晚上一点动静都没有，孩子也慢慢好了起来，能吃能睡，也爱笑了。
可安稳日子没过几天，林场那边托人捎了信过来，说山里的任务加重了，原定半个月的工期，要改成一个月，男人要晚半个月才能回来。桂兰拿着信，当时就掉了眼泪，她一个女人家，带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在这孤零零的房子里，不知道还要熬多久。
更糟的是，没过两天，大伯家的大儿子，跟着屯子里的人上山砍柴，从山坡上滚了下来，腿摔断了，躺在炕上动弹不得，大伯和大娘天天守着儿子，端屎端尿，根本没时间顾得上桂兰这边，两个小儿子也得在家帮忙干活、照顾哥哥，没法再天天晚上过来陪着了。
家里又只剩下了桂兰和孩子两个人。
从大伯家的儿子摔断腿的那天晚上起，那东西又来了，而且比上次更凶，更过分。
那天晚上，桂兰早早关了门窗，顶好了顶门杠，把男人的旧棉袄铺在炕梢，男人的大头鞋鞋尖冲外，摆在屋门口，这是屯子里的老人教她的，男人的衣服和鞋，带着男人的阳气，脏东西不敢靠近。她还砍了一根桃树枝，在屋子里的各个角落，炕底下、门后面、灶坑里，都狠狠抽了一遍，边抽边骂，也是老人教的，桃树枝能驱邪，骂得越狠，脏东西越怕。
做完这一切，她才抱着孩子上了炕，把剪刀压在枕头底下，炕沿上放了一把男人留下的柴刀，煤油灯留了个小小的火苗，不敢全灭，就这么抱着孩子，缩在炕头，不敢睡觉。
大概到了半夜，外面的西北风停了，整个屯子静得吓人，连一声狗叫都没有。桂兰刚有点困意，迷迷糊糊的，突然听见外屋地的水缸，传来哗啦一声响，是水瓢舀水的声音，清清楚楚的。
桂兰的困
这事发生在七十年代末，生产队刚要散伙，分田到户的风声刚传过来，家家户户都憋着一股劲，忙着开荒、侍弄自留地，想多攒点粮食，过几天饱日子。故事里的女人叫桂兰，男人是林场的伐木工，常年在深山里干活，少则半个月，多则一两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桂兰带着个刚满周岁的儿子，住在屯子最西头的土坯房里。
那房子是桂兰男人自己脱坯盖的，屯子里的人都劝他，别往那边盖，再往西就是一片荒甸子，荒甸子尽头是老坟圈子，再往西就是那条宽河，阴气重，不吉利。可桂兰男人胆子大，是林场里出了名的愣头青，一米八多的大个子，膀大腰圆，抡起斧头能把碗口粗的松树一斧砍断，常年在深山里跟熊瞎子、野猪打交道，什么野物没见过，根本不信这些。他说那边地基宽，不占好耕地，离河近，挑水方便，硬是花了三个月，一砖一坯盖起了三间土坯房，带着桂兰和孩子住了进去。
男人进山之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桂兰娘俩，特意找铁匠铺打了一把剪刀，钢口极好，磨得锃亮，锋利得能剪断飘在空中的头发。他把剪刀递给桂兰，说：“我不在家，你晚上就把这剪子压在枕头底下，一来防贼，二来壮胆，真有什么事，这铁家伙比啥都管用。”
那时候东北的女人，男人不在家的，几乎都有这个习惯，要么枕头底下压把剪刀，要么炕沿上放把菜刀，不是信什么邪乎事，就是手里攥个铁器，心里踏实。桂兰把男人的话记在了心里，从男人走的那天起，每天晚上睡觉，都把那把剪刀牢牢压在枕头底下，从来没挪过地方。
男人走的那天是阴历十五，山里要赶一批木材的任务，说是要走半个月才能回来。头两天，日子过得安安稳稳的，桂兰每天白天喂喂鸡、收拾收拾屋子、纳纳鞋底，哄着孩子玩，晚上早早关上门窗，用胳膊粗的顶门杠把屋门顶得死死的，抱着孩子坐在炕头，就着煤油灯的光做点针线活，天一黑绝不出门。
第三天晚上，出事了。
东北的冬天，天黑得早，四点多太阳就落了山，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西北风卷着雪沫子，刮得院外的苞米杆子哗哗响。桂兰早早把孩子哄睡了，孩子刚满周岁，胖乎乎的，平时特别乖，很少哭闹，吃饱了就睡，不怎么折腾人。桂兰把孩子放在炕头的被窝里，盖得严严实实的，自己坐在炕梢，就着煤油灯的光纳鞋底，麻线穿过厚白布，发出嗤啦嗤啦的声响，在安静的屋子里格外清楚。
大概到了后半夜，正是屯子里老人常说的鸡不叫狗不咬、阴气最重的时辰，桂兰手里的针刚穿过鞋底，突然听见院门外的木栅栏门，吱呀一声响，像是被人轻轻推开了。
桂兰的手猛地一顿，针差点扎到手指上。她心里一紧，第一反应是来了偷鸡的贼，那时候屯子里不太平，总有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半夜溜进人家院子里偷鸡摸狗。她放下手里的鞋底和针线，轻手轻脚地凑到窗户跟前，用手指沾了点唾沫，把窗户纸润开一个小缝，眯着眼睛往外看。
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亮，惨白的光洒在院子里，照得清清楚楚的。院子里空空的，连个黄鼠狼的影子都没有，院门口的木栅栏门好好的，木销子牢牢插在扣里，根本没有被推开过的痕迹。
桂兰松了口气，心想肯定是风刮的，栅栏门的合页年久失修，风一大就会吱呀响，自己吓自己。她回到炕梢，重新拿起鞋底，可心里总觉得毛毛的，刚才那声响太清楚了，不像是风刮的，倒像是有人用手慢慢推开的。
她刚纳了两针，又听见了动静。
这次不是院门外，是窗根底下，有东西蹭着土墙的声音，嗤啦，嗤啦，一下一下的，节奏很慢，像是有人用指甲在墙上慢慢划。
桂兰的汗毛一下子就竖起来了，浑身的血都往头顶冲。她再次凑到窗户缝跟前，往外看，窗根底下就是她家堆的柴火垛，码得整整齐齐的，旁边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连个野猫的影子都看不见。西北风还在刮，可柴火垛一动不动，根本不可能是柴火蹭的墙。
她的心跳得咚咚响，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赶紧走到屋门口，把顶门杠又使劲往里面顶了顶，顶得死死的，又把煤油灯的灯芯挑高了一点，火苗一下子亮了不少，把屋子照得通亮。她上了炕，掀开枕头，把那把磨得锃亮的剪刀拿了出来，紧紧攥在手里，剪刀的铁柄冰凉，贴着手心，却让她慌乱的心稍微稳了一点。
就在这时候，炕头被窝里的孩子，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哭得撕心裂肺，脸都憋紫了，小身子一挺一挺的，怎么哄都哄不好。
桂兰赶紧放下剪刀，把孩子抱起来，搂在怀里，来回晃着，拍着他的后背，嘴里哼着平时哄他睡觉的摇篮曲。可孩子根本不听，还是拼命地哭，哭得嗓子都哑了，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死死盯着房梁的西北角，小身子抖得像秋风里的树叶，像是看见了什么极其吓人的东西。
桂兰顺着孩子的眼神，抬头往房梁西北角看。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房梁上黑乎乎的，除了挂着的几串干辣椒和蒜头，什么都没有。可孩子就是盯着那个方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连奶头塞到嘴里都不叼，一个劲地往外吐，只顾着哭。
桂兰抱着孩子，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后背一阵阵发凉，像是有人在她脖子后面吹冷气。她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重新拿起那把剪刀，举起来，对着房梁的西北角，狠狠比划了两下，用她能想到的最狠、最泼辣的话，破口大骂。东北的女人，尤其是结了婚生了孩子的，骂起人来又狠又亮，什么难听骂什么，她骂了足足有五分钟，嗓子都快喊哑了，手里的剪刀一直对着房梁比划着。
说来也怪，她骂完之后，孩子的哭声居然慢慢小了下去，抽抽搭搭的，小脑袋埋在她的怀里，不敢抬头，眼睛也闭了起来，只是浑身还在微微发抖。桂兰抱着孩子，在地上来回走了半个多钟头，孩子才彻底睡熟了，只是眉头还紧紧皱着，小嘴里时不时发出一声委屈的哼唧。
桂兰不敢再睡了，抱着孩子，坐在炕头，手里紧紧攥着那把剪刀，眼睛死死盯着门口和窗户，一直坐到天亮，太阳出来了，惨白的阳光透过窗户纸照进屋子里，她才敢松一口气，浑身的骨头都像散了架一样，累得快要瘫倒。
天亮之后，屯子里热闹了起来，邻居们起来喂牲口、挑水、做饭，说话声、马车轱辘声、狗叫声混在一起，充满了烟火气。桂兰抱着孩子，打开屋门，走到院子里，里里外外看了一遍，栅栏门好好的，墙根底下也没有任何划痕，柴火垛码得整整齐齐的，什么痕迹都没有，就像昨天晚上的一切，都是她做的一场噩梦。
可她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剪刀，剪刀柄上，还留着她攥了一晚上的汗渍，怀里的孩子，小脸还是白白的，没有一点血色，昨天晚上哭哑的嗓子，到现在还没好利索。她知道，那不是梦，是真的。
她抱着孩子，去了屯子中间，找了男人的大哥，也就是孩子的大伯。大伯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种了一辈子地，性子沉稳，听桂兰哭着把昨天晚上的事说了，眉头皱得紧紧的，带着两个半大的儿子，拿上镐头和镰刀，跟着桂兰回了西头的房子，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搜了一遍，连柴火垛都拆开看了，荒甸子和老坟圈子也走了一圈，什么都没发现，连个可疑的脚印都没有。
大伯也没别的办法，那时候破四旧刚过去没几年，屯子里以前会跳大神、会看事的老太太，早就被批斗得不敢露头了，谁敢提这些邪乎事，轻则被游街，重则被抓起来，没人敢沾这个边。大伯只能跟桂兰说，你一个女人家带孩子，晚上别出门，门窗都锁好，我晚上让两个小子过来，在你家外屋地待着，陪你壮壮胆。
桂兰千恩万谢，从那天起，大伯家的两个半大儿子，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就拿着棍子到桂兰家，坐在外屋地，一边编筐一边抽烟，待到后半夜才走。两个半大小子，正是阳气最旺的时候，天天过来陪着，果然安安稳稳的，一连三天，晚上一点动静都没有，孩子也慢慢好了起来，能吃能睡，也爱笑了。
可安稳日子没过几天，林场那边托人捎了信过来，说山里的任务加重了，原定半个月的工期，要改成一个月，男人要晚半个月才能回来。桂兰拿着信，当时就掉了眼泪，她一个女人家，带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在这孤零零的房子里，不知道还要熬多久。
更糟的是，没过两天，大伯家的大儿子，跟着屯子里的人上山砍柴，从山坡上滚了下来，腿摔断了，躺在炕上动弹不得，大伯和大娘天天守着儿子，端屎端尿，根本没时间顾得上桂兰这边，两个小儿子也得在家帮忙干活、照顾哥哥，没法再天天晚上过来陪着了。
家里又只剩下了桂兰和孩子两个人。
从大伯家的儿子摔断腿的那天晚上起，那东西又来了，而且比上次更凶，更过分。
那天晚上，桂兰早早关了门窗，顶好了顶门杠，把男人的旧棉袄铺在炕梢，男人的大头鞋鞋尖冲外，摆在屋门口，这是屯子里的老人教她的，男人的衣服和鞋，带着男人的阳气，脏东西不敢靠近。她还砍了一根桃树枝，在屋子里的各个角落，炕底下、门后面、灶坑里，都狠狠抽了一遍，边抽边骂，也是老人教的，桃树枝能驱邪，骂得越狠，脏东西越怕。
做完这一切，她才抱着孩子上了炕，把剪刀压在枕头底下，炕沿上放了一把男人留下的柴刀，煤油灯留了个小小的火苗，不敢全灭，就这么抱着孩子，缩在炕头，不敢睡觉。
大概到了半夜，外面的西北风停了，整个屯子静得吓人，连一声狗叫都没有。桂兰刚有点困意，迷迷糊糊的，突然听见外屋地的水缸，传来哗啦一声响，是水瓢舀水的声音，清清楚楚的。
桂兰的困